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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作运动的导师薛仙舟

2005-12-14 16:33:21 来源: 当代金融家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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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仙舟(1878-1927),原名颂瀛,字仙舟,广东香山人。先生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法科,曾留学美、德,专攻经济学;1914年起在复旦任教,宣传合作主义;1919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合作金融机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1920年起指导早期中国合作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平民》周刊;1927年6月起草中国合作运动纲领性文件《中国合作化方案》;同年9月意外去世,时年49岁。

中国合作运动的导师薛仙舟

champion of china's cooperative movement

文/钱益民

曾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在纪念薛仙舟百年诞辰时撰文《大哉薛仙舟师,吾无能名焉》,称薛仙舟为其“平生受业中外良师中所最心敬崇拜之人”。文章深情地写道:“先生果何许人耶?称道者不一。论其生平行事,或曰,热烈反清排满,两次被捕入狱,先生是激进革命党人也;或曰,主张改造中国旧社会,提倡现代新生活,尤重清洁朴实习惯,以身示范,虽不以强聒人,而邻里生徒景从者众,先生是温和社会改革家也;或曰,洞悉资本制度流弊,提倡折衷经济学说,先生是理论经济学家也;或曰,首创中国合作运动,刊《平民》周刊,组织中国合作学社,拟具最完善之《中国合作化方案》,先生是致力推行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也;或曰,先后创办工商银行及国民储蓄银行,先生是伟大金融家也;或曰,既与陈果夫、戴季陶、叶楚伧诸先生过从甚密,亦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往还,先生是宽宏大度政治家也;或曰,任教复旦大学十余年,又兼中央政治学校合作学院课务,先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育家也。”

革命党人、社会改革家、理论经济学家、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金融家、政治家、教育家……诸多身份合在一起,勾勒出薛仙舟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

从激进的革命者到虔诚的合作信徒

薛仙舟四岁丧母,九岁丧父,幼时生活极为艰辛。由于父母早亡,薛仙舟都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后以结婚纪念日为生日。九岁时,薛在亲戚资助下入天津中西书院就读,十六岁考取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其时美籍教育家丁家立任北洋大学校长,持校规甚严,薛仙舟诋其专制,常借故反对。丁家立怜其聪颖过人,未予深究。

薛仙舟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晚清末年,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康梁一派掀起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年轻的薛仙舟深受改良思潮影响,在校内带头讲求时务,主张改革,成为学生领袖。北洋大学肄业后,薛仙舟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与友人江为善密谋在惠州各县发动起义,因消息泄露而被捕。庭审时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自称是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门生。主审县令不敢将其定罪,劝勉一番后予以释放。他的聪敏机智颇受其同乡唐绍仪称道,1901年,唐绍仪任天津海关道,选派薛仙舟官费出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其后,唐绍仪因公赴美,薛仙舟向其提出转学深造,随即获允转赴德国柏林帝国大学专攻银行经济。留德时薛仙舟曾担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某的秘书,以微薄薪水支付生活费用。不久蒯某获罪回国,薛仙舟失去经济来源,寄于友人宾步程处,靠宾步程一人学费为生,时有捉襟见肘的窘状,“花五分银币买一条腌鱼已经是美味了”。

薛仙舟珍惜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和资源,深入观察研究欧美社会经济状况,试图找出一条救国的道路。留美期间,薛仙舟常课余走访粤籍移民后裔,从中接触到大量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民族歧视的社会现象,逐渐对资本主义制度深恶痛绝,并曾积极组织留美学生响应1905年上海的抵制美货运动。他尤其痛恨日常商业交易行为,认为“有了交易之后,社会上个人间的现象,就是一味使我的交易战胜他人交易……无谓帮援他人,增进幸福,且人人都只愿以小牺牲,获得最大利益,便拼命谋求……最后的利器就是开仗。”到德国后,他发现一股新的思潮,即被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合作主义正在兴起。十九世纪中后期,德国人雷发巽率先倡导的信用合作社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德国作为合作主义的发源地,其理论更加系统完善,实践基础更为坚固。薛仙舟在德国留学期间,经常去听德国经济学者关于合作主义的讲学,并对德国的合作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在他看来,合作主义主张民众的联合与合作,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剥削关系,通过和平的改良实现一个人人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因而具有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双重功能。他曾用比喻说:有一棵劣树不方便一下砍断,我们就从别处移植来一棵好树种在旁边并精心培育,将劣树的雨露和阳光都占用了,劣树自然会死掉。从此,薛仙舟放弃了早年坚持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开始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经济制度对社会进行和平改造,成为一名温和的合作主义者。确立从事合作事业的信仰后,无论当何时、居何处、做何事,他总不忘为合作主义宣传呐喊,其执著与最虔诚的传教士无异。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合作宣传

回国后,薛仙舟一边实地考察,一边开始宣传合作思想。他找到一个绝佳的实践舞台——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是我国第一所由民间力量创办的私立高等学校,时任校长的是印尼归国华侨、耶鲁大学毕业的李登辉。李登辉以母校耶鲁为楷模,汲取大学服务社会的精神来办学,极力创造宽松的环境,吸引、保护各种新思潮,为改造社会服务。1914年,薛仙舟应李登辉邀请到复旦任教,讲授德文、公民、经济等课程。李登辉对薛仙舟的人品和学问十分敬重,让他代替自己担任复旦教务长一职。1917年,复旦鉴于文史科已为清华、北大与东吴大学等所专擅,遂以经济学为立校特色;又根据上海工商业发达的实际情况,创设商科,并迅速发展成复旦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学科,也成为薛仙舟宣传合作思想、培养合作人才的基地。

新文化运动期间,合作思想随着其他新思潮一起涌入中国,首先在知识分子及商界内得到广泛传播。为了进一步推广合作制度,1918年,薛先舟专程赴美搜集了大量合作制资料,以此作为教学和实践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学以致用,于实践中更深层地认识、推广合作制度。1919年10月,薛仙舟联合部分复旦师生,自筹资金,创办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简称合作银行),并任首任行长。合作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合作金融组织,也是我国早期合作运动重要成果之一。在“以合作精神发展国民经济、补助小资本营业”理念的引导下,合作银行开设了公积金,实行储蓄存户与股东均分红利。薛仙舟提倡义务平民教育,并将各种业务实践与商科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合作银行是商科学生重要的实习场所,因此在校内、校外均设立了营业部,鼓励学生们深入社会,亲身了解平民百姓的切实需要,部分学生还被任命为主管,承担起一些重要职务。在校方的支持下,时任副行长的复旦学生卞燕侯曾专程赴天津考察银行钱庄,为经营银行积累经验。由于较好地与社会情况相结合,银行经营时间长达十余年,而同期其他院校组办的合作社大多仅能生存两年。随着银行业务的展开,合作思想对复旦学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应学生要求,学校创办了“合作食堂”,由同学管理全校膳食。

1920年,复旦学生李荣祥、黄华表、毛飞等组织“《平民》周刊社”,发行《平民》周刊,1922年将“《平民》周刊社”更名为“平民学社”。学生们成立平民学社的初衷是教育救国。这些年轻人深受新文化狂澜的洗礼,沉醉于各种救亡思想的激烈交锋,同时又深感新文化运动脱离民众基础,仅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发行周刊,是希望以此教育平民,唤醒民众觉悟。不久学生们就发现,为生计奔波的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大声疾呼无动于衷,《平民》周刊发行寥寥。

薛仙舟的到来改变了平民学社。他告诫学生,社会改造不能依靠空泛的语言,只有脚踏实地为平民做实事,才能得到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他建议学社以研究合作社思想为中心,在中国宣传能使工农大众受益的合作运动,并把留学欧美期间收集的合作书籍和资料交给学社成员翻译发表,使学生们深受鼓舞。从第五期开始,《平民》周刊成为以研究宣传合作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刊物,开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思想宣传工作。此后,平民学社还与国际合作联盟建立联系,将中国的合作事业介绍给世界各国,成为中国合作事业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转型后的《平民》吸引了包括国共两党早期领袖在内的众多思想活跃的青年,因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留学美国的徐志摩给《平民》写来长信,谈及老家浙江夏溪农民深受高利贷剥削一事,希望平民学社能将眼光转向农村。当时旅日学习合作思想的共产党早期领袖于树德,在《平民》上发表了《日本新创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等文章。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也为《平民》写过稿。《平民》引起大众的关注,发行量猛增。办刊四年间,学社共发表了800余篇有关合作主义的文章,其中约600篇为译文,200多篇为学生和投稿人自己撰写。1924年7月,学社因社友四散而中辍,《平民》也随即停刊。

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和《平民》周刊的并行运作,是薛仙舟合作运动实践双管齐下、理论与实务并重的集中体现。先生任教十余年间,一直高举合作主义的鲜明旗帜,通过创办合作银行和指导《平民》周刊,使合作主义思想扎根于众多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心中,也为后来合作主义的全国性传播与实践铺就道路。他的学生中,余井塘、寿勉成、许绍棣、王世颖、张廷灏等人成为合作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寿勉成、王世颖日后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合作事业管理局的第一、二任局长。

起草中国合作化的纲领——《中国合作化方案》

国民党元老陈果夫,早年曾师从薛仙舟学习德文。据陈果夫回忆,“先生与人只谈合作主义”,因此在德文课上,陈果夫更多接触到的是薛仙舟的合作主义思想。受其影响,陈对合作主义笃信不疑,此后更锲而不舍地推动中国合作运动。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仙舟应陈果夫请求,起草了《中国合作化方案》。方案以实现全国合作共和为宗旨,系统阐述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合作运动的理念,并提出合作执行部门(全国合作社)、合作教育部门(合作训练院)、合作金融部门(全国合作银行)三足鼎立的合作化构想,集中体现了薛仙舟“以合作救中国,以合作治中国”政治主张。

全国合作社是全国合作运动的总机关,以发起、组织、指导、监督和资助全国合作事业为职能,对全国经济和民众本身实施改造,以奠定合作共和之经济、政治基础。在机构设置和规划上,薛仙舟格外重视人才选拔,他曾说,“倘人之自身,不先彻底改造,则虽有绝好的制度,也是徒然”。他对人才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和期望,他说“倘要民众本身的改造,则必须先有人才,他们自身曾经受过严密的训练,具有许身于民众的决心……投入民众之间,与民众共同生活,共同尝甘苦。去服务民众,教导民众,辅助民众,使民众与之同化……必如此然后民生主义始能真正实现,革命才算是成功。”为此,薛仙舟把全国合作社社员分为四等:普通社员、基本社员、特别社员和赞助社员,并特别说明“有决死精神者归属特别社员,为实现合作共和之核心,是所有社员中最重要的一种。”

合作训练院是合作事业的教育部门,旨在通过宣传、教育和培训,使一般民众接受合作思想,了解合作社的知识和组织原则,在全国营造民主与合作的氛围。薛仙舟重视妇女在合作运动中的地位,因此合作训练院专设女子部,训练女合作员。他的理由是,“在民众中做工作,女子至为重要。四百兆的民众中,有二百兆是女民众,没有女子工作,是不易成功的。合作以家庭为本位,女子乃家庭的中心。女子如不了解合作,赞助合作,合作前途,障碍滋多。男子的生活,最易受女子的影响,故女子尤须受特别的训练,助成男子刻苦耐劳的简单生活。”

全国合作银行是信用合作的中央调剂机构,也是合作运动的核心。因此在整个方案中,薛仙舟对全国合作银行的规划最为详细,从招股派息,到组织人事、营业范围、地点分布等都作了说明。他还主张,全国合作银行有发行长期债券之特权,专做住房合作、农业合作、劳农事业等等之长期放款。方案指出,上海是天然的消费合作、住房合作、信用合作的中心,所以全国合作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并随时在国内各地酌设分行。为联络华侨,吸收侨资,在海外也设立分行。

薛仙舟著述极少,《中国合作化方案》是他一生从事合作研究与实践的结晶。方案理念清晰、特点鲜明:其一,薛仙舟人治观念浓厚,因而在方案中他兼重合作组织的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双重功能,希望把制度的革新与人的改造统一起来。其二,薛仙舟希望借助国家权力构建全国化的合作事业体系,由上而下地推进合作事业。当时除了比利时农民互助社外,各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薛仙舟并未如他人一样沿袭照搬国外的做法,而是根据实践和国情提出了超越传统的理论。其三,薛仙舟把合作社看作实现民生主义的最佳途径,主张都市与农村应同时推进合作事业。他说:“及至每个小村落,每个工厂,每个团体,每条马路,每条里弄,皆有合作机关星罗棋布,全国合作化了,然后全国问题才能根本解决,革命才算真的成功。”

中国合作运动的永久遗憾

薛仙舟起草方案的时候,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提上日程。选择何种建设方略,实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方案完成后,胡汉民、陈果夫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对他大加赞许,陈果夫还向蒋介石力陈合作社乃“抵制共产主义,实行阶级协调”的一大法宝。蒋介石当即接见薛仙舟,表示全国统一后即组织实施该方案。不久,“国民政府”决定设立经济设计委员会,由薛仙舟主持,借此推行中国合作化工作。另一方面,薛仙舟却面临“进退两难之势”。1927年8月7日,薛仙舟致函陈果夫,称叶楚伧再三敦促他前去主持筹备农民银行。在薛仙舟的构想中,这个农民银行就是方案中的全国合作银行。他十分高兴,认为如筹划成功,实为“我国大规模的合作运动之一绝好机会”。他在犹豫,是等整个方案决定后按计划推进,抑或立即先行筹备合作金融机构。世事难测,还未等薛仙舟做出决定,8月13日,蒋介石、胡汉民就在国民党内部争斗中失利而被迫辞职,推行合作方案的计划遭遇波折。多年的理想在将要实施之际又化为泡影,薛仙舟备受打击。

9月初的某天,薛仙舟意外受伤,因治疗延误,情况十分严重。医生主张截肢以保全性命,但他认为身体残废则影响思想的完整性,坚决反对截肢,致使病情日益恶化。9月14日,薛在病床上问妻子:“(上海国民)银行是否仍由章(益)君继续维持?” 妻子点头称是,他即溘然长逝,临终并无一语及私事。身后留下一双女儿,大女德音三岁,小女徽音仅六个月,实施《全国合作化方案》成为他未竟的心愿。

薛仙舟的早逝,是中国合作运动的重大损失。他毕生心血凝聚的《中国合作化方案》,成为中国合作运动史的经典文献,至今日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他对国民政府推进合作事业影响深远,其弟子陈果夫是国民党合作运动的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陈果夫创办的中央党务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合作组、合作学院、合作指导研究班,培养出大批合作人才。在中央党务学校任职的人中,好几位是曾追随薛仙舟宣传合作、创办《平民》周刊的复旦学生。

薛仙舟逝世后,复旦大学将新扩建的图书馆命名为“仙舟图书馆”,以示永久纪念。2005年9月,复旦大学百年华诞,仙舟图书馆被改建为“复旦大学校史馆”,薛仙舟从事合作运动的珍贵史料就珍藏于此。

陈志祥 本文来源:当代金融家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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