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墨西哥峰会

网易财经：各位网友好！欢迎收看《北京观察》，G20峰会18、19号在墨西哥举行，在这次峰会上，欧债危机无疑成为这次会议的主导话题，除此之外，关于经济增长、金融稳定、食品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也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女士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郭田勇老师来到网易进行解读，欢迎两位嘉宾。

道琼斯披露的G20公报草案显示，G20将采取措施来捍卫欧元区的金融完整，但具体方案是没有的，两位怎样看待G20公布的草案，他们要采取措施维护欧元区的稳定，对他们的表态是怎样的看法？

谭雅玲：表态是积极的，但操作起来、执行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它要捍卫它的稳定，稳定来源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向心力，甚至要有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统一和协调，但这些基本要素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舆论和心理状态很期待欧元稳定，想捍卫欧元的稳定，但它的要素并不充分，基础条件并不配置宗旨的稳定和目标。

所以现在比较需要切实可行的计划，而不是通过喊口号和贴标语来解决欧元区的问题，实际上欧元区的问题对全球市场的心理状态和信心状态带来的冲击力已经很大了，所以我觉得欧洲还是应该从务实的角度，从自己能做的事情做起，这样才能对欧元区的稳定起到有效的推进。

网易财经：郭老师认为呢？

郭田勇：我也同意这种观点，欧债危机，特别是希腊危机，现在应该说有些积重难返的情况，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表面上拿钱就能解决的，深层次机制上的问题，欧元区的金融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的确是深层次的，比如前两次为解决希腊问题，已经给它做了两次援助，给予外部贷款，但现在来看，希腊的情况还是处于崩溃边缘上，现在又在讨论解决。

G20领导人作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他们关注这个问题，共同商讨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这对于欧债危机的解决、欧元危机的问题肯定是有帮助的，但这种问题并不是短时间里筹出一些资金就能解决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恐怕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从欧元区的机制上、从整个欧元区的治理角度上（出台）一些深入性的方案才可以。

网易财经：刚才郭老师提到要从治理上去解决，具体来说，现在很多人提到欧洲的主要问题是货币政策一体化、财政政策没有一体化，这也是它问题的根源，欧元区现在也在努力往财政（统一的方向）走，现在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才是比较可行的？

郭田勇：财政方面，作为欧元区的国家，只要是国家，就有相对的独立性，国家要自己可以搞出一套政策，否则会有人想其国家主权体现在什么地方。

但作为欧元区的国家，要形成有紧密联系的经济体，就要有必要的约束和财经纪律，欧元区刚建立时大家说得挺好，财政赤字不能高于GDP的3%，政府债务不能超过60%，当时都定了这样的限制，如果各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肯定不会出现希腊这样的问题。

至于希腊现在是否留在欧元区，大家也挺难办，如果把它推出去，那欧元区的版块未来就存在瓦解的可能性，但留下希腊在里面，它又会拖后腿，所以我想在未来，欧元区要作为一个紧密的货币经济联盟存在，从治理方面还是要强调必要的规则。

欧洲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估计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对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都是非常羡慕的，我们也好，美国，包括日本，经济一出问题，说要刺激经济，Q1、Q2，中国拿出4万亿，单一经济体就很容易作出决策，欧洲中央银行在联盟体制下没有办法定向增发货币，希腊出问题，不能由欧洲中央银行单独给希腊增发多少货币，这样肯定会让其他国家觉得不公平，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金融体制本身就存在硬伤、短板，又没有办法完全克服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想，欧元区既然要存在下去，那么还是要强调（纪律），从政府预算行为的规范、财政支出（等方面）强调严肃性，治理是非常重要的。

网易财经：现在的欧元区，希腊和西班牙实行了紧缩的财政政策，但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减少了支出，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失业，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两位怎么看欧元区为解决债务危机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

谭雅玲：我不太认可现在欧洲的对策和做法，因为我觉得它的财政政策没有统一，你用财政政策做文章，可行性和结果应该是很小的。现在欧洲不是要紧缩财政的问题，而是要增加财政收入的问题，财政收入从何而来？要靠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来创造财富、创造价值，这样才会很好地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欧洲的很多问题是不对症的，大家空谈财政政策，但对欧洲而言，对欧元区而言，要做到财政的协调和财政的约束，难上加难。所以我觉得对策的本身应该在经济上做文章，而不是在财政紧缩上做文章，这对欧元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因为现在的欧洲马上要进入二次衰退，它对欧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通过汇率可以看到，所有国家面对汇率时都会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汇率高了还是低了，但你发现欧元区从来没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现在欧元走到了1.27，1.26，最高时走到了1.62，这个价格在金融危机中他们认可不认可，他们从来没有声音，所以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出，经济基础的差异特别大，每一个国家的成员国很难权衡这个汇率水平对他到底怎么样，所以相对于它的货币统一或是货币政策统一，没有给他带来实惠和利益，这是最关键的点，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去观察这几年的市场变化，欧元危机刚刚起来时，欧元暴跌，欧元危机恶化时，欧元在走稳和向上，这说明从整个汇率层面他们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经济基础要素的支持，所以你讨论财政紧缩、财政约束等很多话题就显得很空，不对症欧元区或欧洲的状态，尽管已经有两三年欧债危机的问题，但它的前途和未来是越来越悲观，前景越来越不景气，这就需要思考，我们应对欧债问题时思路是不对的，对症欧元的实际状况是出现了一些偏差的。

网易财经：您提到解决欧债危机要从经济上做文章，我们知道在经济上做文章就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是不是和它一方面需要债务收缩，一方面要刺激经济发展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谭雅玲：我不认可这种观点，为什么发展经济一定要大量投入呢？这是一种误区，你可以通过结构性调整和产业性调整，通过政策的侧重点来改变经济基础要素的很多环节和很多关键点。

当然，投资可以拉动经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理论，但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它的财政是超标的，它的债务也是超标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更多是需要自救，通过产业和行业的发展潜力来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或是促进它债务的消化，而欧元区的国家，包括欧洲的国家，都是很有品质的国家，是很有品牌性的国家，意大利有问题和中国有问题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意大利的世界品牌占到了三分之一的位置，而中国有名的世界品牌，我们是没有位置的。怎么去看欧洲的特殊性和个性，这对于我们解决欧债的问题和解决欧元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点。

但市场的舆论是很简单、很表皮化的，它把很多问题混谈了，没有准确定性或是定位这个地区、这个国家、这个组合模式的基本特色和大背景是什么，更重要的它是在全球非常复杂的状态和进程中，你要剥离它的问题就显得更加复杂。所以我觉得舆论的很多问题表面化更多一些，但我们怎么能够深入下去探讨问题，特别是对症性地探讨问题，我觉得现在对欧债，对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而言都非常重要。

网易财经：以希腊的情况来看，如果要从经济上做文章，它从哪块着手比较好？

谭雅玲：最简单的，希腊人是什么？大家谴责他，德国人不救他，甚至欧元区很多国家不赞成救希腊，是跟它的生产过程和文化惰性，甚至是和市场的不良循环有关，可能相对比较懒惰，靠着福利体制，靠着加入欧元区和很多发达国家的关联，促成了希腊比较惰性化的生态环境或是生活环境，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它怎样激发大家创造财富和发展生产的动力、激情，这对于希腊很重要，所以希腊的调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总统上台，一个新政府上台，能够解决希腊堆积了这么长时间的矛盾吗？解决不了，他一个人、一个党派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他的惯性思维不改变，如果他的社会习俗和文化观念不改变，有一个新的政党、新的总统也不能够解决希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希腊的层面，尽管选出了一个大家理想化的政府，或者觉得这个政府是可信赖的，但相比较而言，它的压力也是非常沉重的，任何党派、任何个人可能不能短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他只是昙花一现，未来还会进入更加紧张、更加恐慌的状态，因为他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在里面，他能改变什么？这是最关键的，他现在无可改变，只是接受某一项提案或接受某一项建议，实施从哪儿开始？我觉得整个思路并没有搞清楚，所以他是没有出路的。

网易财经：所以您对希腊的未来很悲观？

谭雅玲：对，我对它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舆论是在调侃、舆论是在炒作，而没有发现希腊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整个欧元区的本质是什么，欧盟的本质又是什么，这三个点都是有区别的，有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侧重点。

网易财经：您觉得希腊最终会推出欧元区吗？会不会形成自己的汇率，因为希腊还有旅游业，可以发展旅游经济。

谭雅玲：我觉得它推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短期的缓解不代表希腊可以完成和欧元区标准对接，它的所有指标没有对欧元区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希腊本身进入欧元区时合格就是非常勉强的，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上半年它还不合格，到第四个季度才达标，非常勉强才进去，而且舆论也能看出来，它能够达标跟高盛帮它做了很多报表有关系，而它一进入欧元区就想，我要通过欧元区捞取更多好处，它的宗旨、言论和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所以相对而言它在整个欧元区是比较差的经济体，而它跟整个欧元区，大多数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品质和经济基础要素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觉得欧元区的希腊问题，最终悲观面会比较大，而且它的推出，对欧元区的实质影响不会太大，但如果它退出，对欧元区的心气儿和信心冲击力是巨大的。

网易财经：郭老师怎么看？你觉得希腊会推出欧元区吗？

郭田勇：希腊，我觉得刚刚谭老师分析得很有道理，从各方面来看，用中国的话来讲，“以大局为重”，从大局为重的角度考虑，无论是欧元区主要国家还是G20峰会首脑们，恐怕没有谁希望希腊退出欧元区，它退出以后会不会使全球经济重新来一轮新的振荡，这个结果很难讲。

但我们又承认，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包括欧元区一些其它国家，刚才讲的“欧猪几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缺乏竞争力，本身没有发展后劲，所以我们在讲，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老牌国家的确到了新老交替的时候了，欧洲这些拖后腿的国家普遍存在和希腊一样的问题，产业没有竞争力，同时，经过多年发展以后，社会上，包括从执政党来讲，上台以后也是强调社会福利，各个方面的待遇给予得非常高，又不能往下减。

刚才说了，希腊一开始进入欧元区的目的也不非常端正，统一使用欧元，它在获取外部资金上、在融资上肯定会更加便利，问题就向后推。特别是以前希腊旅游业还有一些支撑，看雅典神庙的人挺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旅游一下来，他这点看家的东西收入就下来了，危机就爆发了。

当然我们中国也面临这些问题，未来你的经济体怎样更有竞争力，其实中国是一样的，未来要调整经济结构，产业升级，转型，这些词用在希腊等国身上也比较合适，你必须要形成有竞争力的东西，才能获得收入，否则现在你这个产业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陷入了两难境地，前期债务非常重，所以陷入危机，别人救助你肯定要求你经济紧缩，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经济一紧缩，那么好了，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减少了一大部分，那你未来的经济靠什么来推动？推动力大大减少，这是一难；第二，如果经济不紧缩，那更不行，经济不紧缩，在中国可以，我们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刺激经济、促进经济增长，至少我们还没出现这样大的问题，或者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中国是可以做的，但希腊没有这种空间，你想花钱或（出台）什么政策都没有钱往下投，所以我说，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

我不希望希腊退出欧元区，因为我们难以预料希腊的退出会给全球经济甚至会不会给中国带来新一轮冲击，我们并不希望，但我们的确要做好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准备，虽然从希腊国民来讲（不希望退出），现在欧锦赛，希腊赢了球，大家群情激昂，全民投票还是希望留在欧元区，但是留在欧元区，未来必要的约束、必要的治理还是要遵守的，而且这些约束和治理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个人说了，我们不希望希腊退出欧元区，但我们要做好它退出的准备，同时，如果希腊继续待在欧元区，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更好的约束、更好的治理让欧元区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稳定的状态。

网易财经：前段时间传，中国已经做好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准备，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它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谭雅玲：心理上的影响比较大，欧元区，整个希腊占比才2%，它对欧元区会有什么影响？更何谈对中国的影响了，我们对欧洲的投资和贸易正在加大，相对于美国来讲，把欧洲分散为个体国家，它的个体是很大的，但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人们心理的连接越来越紧密，而人们对于恐慌的状态越来越严重，心理上的不稳定来源于舆论的很多炒作，而舆论的炒作恰恰是有战略设计和战略规划在里面的，因为相对来说，欧元是在挑战美元的霸权，美国人并不希望欧元存在，欧元的存在对于美元的霸权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从这里来看，还是货币之间的博弈和最终的较量，但从经济体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战略同盟，所以欧元会消失，但欧洲的发达程度、欧洲和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不会去除掉，所以我们应该准确定位中国国家的特性和特征，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并不见得是在外部，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在内部，我们的内部问题要远比外部问题大得多，所以我们不必过于紧张外部的东西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冲击，如果我们由内部有效地改革，而且是明智的改革，那我们的改革会防止或阻击外部对我们的杀伤力和冲击力，但我们内部的改革效率并不见得很高，所以我们对外部过于敏感，恰恰会使我们延误内部改革的机会，付出很大的内部改革成本。

如果从前一段的例子来看，广交会一开完，我们的定语就是，“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贸易有压力”，这个定语是不准确的，我一直在抵制这种评论，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是把整个世界经济向上修正，美国经济向上，欧洲衰退减缓，日本衰退即将结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上增，只有中国的经济往下缩，只有中国经济是下降的，你这样定义，外部经济不稳定，中国经济有压力，那你所有的功课都应该在外部？但是错了，外部经济基本稳定，中国贸易有压力，你主要的攻克点是在内部，如果我们的评价定义不准确，那你推出的政策和行为不见得会有利于你改变，相反在一定时期内会失去机会，对你的发展不会形成特别好的前景。

网易财经：G20公报草案中还有一句话，敦促欧元区找到打破主权国家和银行之间反馈环的途径，用借来的钱购买资产，从欧洲银行方面来说，它要打破这种反馈环，要怎样做，才能不用借来的钱购买资产？

郭田勇：各个国家所谓的“反馈环”，我看中国也有反馈环，政府嘛，政府需要钱，政府要获得资金，从经济增长来看，恐怕要依赖于各种对外部的融资，包括银行，所以我们分析银行业，为什么对于希腊退出有担心呢？我们觉得是这样的，希腊出问题后我们感觉到欧洲的银行业，甚至全球的银行业不知道会出多大的问题，刚才讲了反馈环，大量银行资金被通过各种方式包装、组合，投向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欧元区国家，一旦最后都不履约了或是出问题，银行的资产质量会大幅降低，甚至有些银行可能会倒闭，会不会从欧洲的银行业开始反向冲击。

所以她刚才讲了，对中国的心理冲击更大一些，我们也承认有心理冲击，但我们老是担心银行业，因为中国的银行业……当然，我们没给希腊政府借什么钱，只是相比来说，地方各政府能获得这么大财力，银行在其中推波助澜的情况是存在的，现在大家说中国经济下滑，有人提出要搞4万亿的2.0版，再搞一个4万亿，但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这么搞了，大家讨论我们未来要走增长方式转变的道路，不能靠简单扩大投资的方式来进行。

但我想说一句，真正让你再搞一个4万亿，你还有没有能力搞，其实有这么一个问题，银行前期给政府投资融资的量是非常巨大的，形成了十多万亿的政府债务，如果银行再按照上一轮那样投一批钱进去，我想政府不一定不敢借，但至少银行是不太敢往外放的，政府反正会觉得虱子多了不痒，能借就尽量借呗，不一定会考虑还款压力，但对银行来说，他前期的债务风险已经非常高了，他还敢再往里投吗？

从希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问题，这里面不仅仅是政府的财政风险，银行的金融风险也是，两者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们才担心它出问题以后会不会相互交织，形成更大的危机。包括你刚才说的未来反馈环的问题，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如何能够切割开来，防止风险呈几何级数爆炸型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网易财经：此次峰会上还讨论了关于IMF增资的问题，现在印度和俄罗斯已经同意增资100亿美元，中国对于增资还没有确定，两位专家怎么看待金砖国家对IMF的增资，也就是IMF份额改革的问题。

谭雅玲：份额改革增资是对的，因为全球的金融风险在上升，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泛滥的局面存在，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会更加频繁，对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可能会更大，所以作为IMF这样一个权威的多边机构，囤积更多资金或更大份额可能会对全球救助，包括应对风险会有好处。

而我看胡主席、周行长在讲话的时候也都在强调，我们一定参与增资份额和援助计划，但还是要看条件、看状态进行，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它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是在向上区间，但一定要搞清楚，金砖四国和发展中国家，毕竟它的基本资质是处在初级市场经济和中级市场经济，而美国、欧洲和日本处在高级市场经济阶段，我们的品质不一样、基本界定不一样，我们承担的责任也应该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讨论增资的问题、讨论份额的问题，数量的概念可以推进，话语权和主导性的层面也应该给予一定份量，这样在讨论很多世界关键问题和焦点问题时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包括我们现在关注G20峰会，G20峰会的主导权在哪里？其实还是在七国，七国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因为IMF总裁拉加德的上台是七个国家加俄罗斯八个国家决定的，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所以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会时是以七国提案和七国议题为主，而不是以金砖四国、20国集团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成员（议题为主），份额增加和话语权不对等是明显存在的，怎样增加协调能力还是要把各自的要素和所能尽到的职责搞清楚，去划分我们之间差异的水平来承担不同的世界责任，我觉得这样，世界未来的前景应该是非常美好的。

但我们通过这场金融危机看到，发达国家有点推卸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似乎要承担更多责任，但我们的经济力量和金融实力完全不对等，这是一种想象力的模式，而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网易财经：同样都是金砖国家，俄罗斯和印度已经增资了100亿，中国的数量会不会比100亿大得多，因为现在还没有确定。另外刚才谭老师提到了增资以后话语权的问题，中国在这次增资中，相对来说它的话语权能不能提高一些？

谭雅玲：数量问题不是我们能考量的，是中央银行、中央政府考量的，但世界对中国期待很大，因为中国有很多外汇储备，中国财富似乎很膨胀，和我们的舆论导向、对自己文化战略观念的把握有很大关系，但如果把中国的人口和中国的财富囤积到一块儿权衡，中国并不是很富裕的国家，所以怎么看一个国家的大和一个国家的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定义，我们不要跟别人去攀比我们增资的数量和份额，我们应该在世界的协商和论坛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层面。

郭田勇：危机中总有受益者，像国际货币基金、世行等机构，在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大家都感觉这些机构用处不大，但金融危机之后由于要讨论全球的协调、救助，特别是欧债危机又爆发了，好象大家不去依靠这个机构还不太好办了，反而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性被推高了，大家开始讨论怎样对它改革、注资，上升到了一个……甚至要由G20政府首脑讨论的问题，我们要看到它的这种变迁。

但刚才谭老师也讲了，在增资过程中怎样协调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刚才我讲了，我不能说现在全球经济一定就是在新老交替，但至少经济对比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但发达国家还是把这些国际机构作为它自己的自留地来看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人选的酝酿，上一届总裁卡恩在上任时就曾经讲过，下一届，我相信我的接任者不会来自欧洲，将会来自亚非等新兴市场国家。他曾经讲过这话，但下一届时也不是这样，虽然你的经济实力在增强，但有时候你让既得利益者主动把利益让出来给你，这也是非常难的，按照以前共产党搞革命的理论，只有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但国际经济上不能这么做，只能慢慢谈，他们也一步步地让。

我想为什么中国迟迟没出资，也是在平衡考虑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拿出钱，这钱到底能够给我们未来扮演的角色和获得的东西带来多大变化，这是需要衡量的，不能盲目掏钱，另外我也看到，全球治理，治理也不一定要紧紧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平台才能治理，中国现在在搞上合组织、金砖四国，你看，现在上合组织开始讨论了，能不能搞一家区域性的开发银行，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嘛。金砖四国也曾经讨论了实质性问题，能不能搞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类似的机构。

所以我曾经讲，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要两条腿走路，代表中国自身的利益，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机构中博弈，获取更高的份额、更高的话语权，这是要做的，另一方面，从我们现有的范围内，我们在区域金融合作上，在新兴市场国家的交流和沟通上，这块本身也有很大空间可以做。

网易财经：刚才郭老师提到，在危机中也是有收益的，借这次中国对IMF增资，是否对于中国是机会，能够增加话语权？

谭雅玲：很难，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它的舆论主导和制度主导很难改变，美国人40%多的份额变成了10%几，但它有一个特权，一票否决，这个体制的模式，历史的惯性存在，而体制模式的轻重也必然存在，不可能在短期随着我们增资幅度的增加而给我们带来话语权，而且也不会单独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毕竟它跟金砖四国、金砖五国、整个新兴市场是捆绑到一块儿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凭着想象说中国会有更多话语权，如果有了更多话语权，可能会有更大的负面舆论的不利层面，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权衡话语权的重要意义和话语权的分配，这样可能才会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

网易财经：一些评论对于往届G20峰会峰会都是评价没有实质性意义，两位对于这届G20峰会有什么期待？认为它会取得成果吗？还是会像以往一样流于形式？

谭雅玲：反正我不是很乐观，不能说悲观吧，我比较中性，因为我觉得G20会议也好，七国峰会也好，它毕竟是一个高峰论坛，中国有没有高峰论坛？有，论坛是干什么的？讨论问题、研究问题，不具备执行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最好的多边机构的执行机构，我们为什么要把论坛的东西调得很高，而对于有实质进展的多边机构的改革和作用……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所以我们用论坛的模式来期待世界经济的好转，可能想象得会比较强，实际结果，舆论调侃会比较多、焦点问题评述会比较多，但它在有根本性的出路和根本性转变方面，这么多年来，G20会议是第七次了吧，期待很高，最终结果很小，应该承认一个事实，这次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出了问题，发达国家有金融危机的概念，所以舆论媒体用了“百年不遇”，“前所未有”，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现象，它是极其特殊、极其复杂的，而舆论把这种极其特殊、极其复杂的现象给评价、调侃得非常简单，这样就不利于我们对风险、要素和关键点的有效识别。

更重要的是，所有国家的水平和资质是不一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190多个国家，190多个国家的层次参差不齐，但毕竟现在的世界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发达国家所具备的是实力和存量，发展中国家所具备的是增速和数量，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差距，你用哪一个权衡？你用经济增长指标，发展中国家很行，你用经济增长实力，发达国家很行，那得出的结论就是不一样的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用“错综复杂”来面对我们现在的状态，而不是简单用一个单边的舆论导向和单边的评价论点界定很多前景和未来，确实很复杂，每一个国家都期待着发展，但每一个国家的层次和水平又完全不一样，更何况还要去关注世界的权衡和世界的均衡，我觉得是非常复杂的，所以20国集团应该做有效的市场推进，而不是简单的舆论调动和舆论调侃，这样会使我们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对本质的问题和实质的问题关注很少，对表皮化的问题、短期的问题关注越来越重，最终结果，很多问题是难易解决的。

网易财经：郭老师对于这次峰会有期待吗？

郭田勇：中国有句话，大会谈小事儿，小会谈大事儿，中国一般也是这样，大型论坛非常多，这种论坛，包括G20，我觉得更多是各个国家领导人聚到一起的交流和沟通，刚才说的，“讨论问题”，不一定能提出实质性方案来，因为实质性方案一定得经过前期很认真的、很复杂的论证才能形成。

当然，沟通、磋商、交流的机制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了，G20峰会即便有时候能形成一些东西，也是前期充分准备的结果，而且在G20上通过，也不代表它就能在全球起到规范性作用，形成对各个国家都有帮助的成果。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这次在首尔G20峰会上通过的全球银行业新的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Ⅲ，到中国以后，中国也要搞，中国作为巴塞尔协议Ⅲ参与国，我们也要按照巴塞尔协议Ⅲ标准约束中国银行业，一约束以后发现，中国银行业和全球银行业是有差别的，国际大银行在危机中业务面的触角比我们广得多，里面不但有信用风险，还有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的成分比我们大得多，好，它在金融危机中出了问题，制定出一套新的资本管理办法，我们一开始也要这么搞，但拿回来简单一套发现还不太行，去年又围绕这个争论，因为新的一来，短时间内银行的资本金压力又会变得非常大，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又在调。

以前我们根据首尔G20峰会上通过的巴塞尔协议Ⅲ，中国也拿出了相应的管理方法，后来发现不行，我们既要考虑到国际监管的基本标准，又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不能完全拿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监管水平来要求中国银行业，所以折中，又刚刚出台了新的资本管理办法，在国际上G20通过的东西和中国的国情一块儿反反复复地揉，才能形成一个我们认为对我们比较合适、比较有效的监管办法。

我讲这个的意思是，现在又开G20了，即便真正讨论通过了一些国际上统一的决议，或者是统一的公司治理新规定，具体到每一个国家落地的过程中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网易财经：正如谭老师所说，现实世界错综复杂，我们不可能期望所有问题都通过一次会议解决，但G20峰会作为很好的磋商和协调机制，也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我们对G20峰会不能太过乐观，但也不能太悲观地看待，谢谢各位网友，这次访谈到此结束，谢谢两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