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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11达沃斯论坛高增长=高风险

任善可: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一小时的讨论,这是论坛的第一天。我们今天将要与论坛的导师之一来讨论关于中国经济的小结,他是朱塞佩·瑞奇先生,他是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他以前在通用电气欧洲分布一直担任着主管而且工作了好几年,现在是IG集团的董事长他来自意大利,欢迎你,他是2013年新领军年会的导师。我们这个小节论坛将有很多的观众提问,如果大家有提问或者有评述请举手,可以让您参与进来,在会议后半部分我们还会专门有一个问答的环节。我还在想讲一讲我们今天这一小节会议是会进行网络直播的,大家可以来评论这个会谈。我们今天这个小节的主题是高增长是不是等于高风险?我想这个问题指出了高增长是不是一定与高风险必然联系着这个假设条件?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朱塞佩·瑞奇:我对这个观点是从一个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比如说天然气石油产业的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行业中公司的营业模式可以简化谁把资源代入到这个国家就可以开发和利用,比如说像EBC这样的模式。比如说天然气石油的储藏并不属于我们,属于这些储藏所在地的国家,你对这些资源的投资谁挖掘了、谁采掘了天然气石油就拿到市场上来出售,无论是能源资源还是把这些产品二次加工来进行货币的交易等等。对我们来说发展业务的本质就是要找寻到这种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一个营业环境,因为很多石油天然气的储藏地、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的地区,好多都是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大的分公司就是在非洲。这也就是我们在非洲的一个分公司,对我们来说风险意味着两重意思。第一,本地的风险,我们不出售产品只是在80个国家生产,而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不光有监管的风险还有政治风险还有技术上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面临的风险就是如何在全球运营、全球层面上管控化解风险,我们运营上、在风险控制上甚至是包括了公司的公平公正上,比如说我们跨国公司不光是在跨国的运营上还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才在一起工作。

第二重风险是技术上的风险,因为高风险就意味着很多人是从第二个层面来看的,经济体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碳资源在不同的地域,比如说多年前我们马上要达到峰值了,全球的石油储备很快就要被耗尽,每十年这方面的理解就在不断地变化,因为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在进行深海钻油还有油转气气转油等其他技术的发明,这使得我们储量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技术上的风险意味着这方面的挑战,采掘挖掘风险越来越大,我们能不能应对而油价又在不断地变化,这方面有相关性,另一方面还有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油价现在油桶都是全球的统一价格,在亚马逊地域还有技术领先型的公司,比如说我们在利比亚就有这方面技术领先的公司,我们要努力让当地人不把我们的业务运营看作是一个威胁。第一我们想的可能是人员的安全等等,一旦发生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候不得不把我们的人员转移,还有其他的技术转移等等。而且有的时候一旦发生动乱当地的油田就被接管了,有的时候发生战争的时候在现场比如说这些战乱地方如何管理这些风险?比如说在他们当地的革命结束的时候,油田是否还能够有效地运营,能不能回到生产基地继续恢复生产?所以我们总是努力地希望这些战乱和事件的发生,努力减少使得我们的资产的影响。这是我们第一个全球面临的挑战。

第二是监管上的不可确定性。现在很多地方发生了一些战乱革命,我们觉得在石油天然气行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其规模就像在手机和电信行业发生的巨大的变革一样,四五年前只能够开采的一些产量,而这四五年以内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盟现在对天然气的需求量每年都在增长2%到3%,但现在突然预测将增加25%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力也要跟得上增长的幅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业务增长模型也要发生变化。我们看到莫桑比克在过去十年他们的天然气行业发生了70TCF的储量和消费量,所以这是令人鼓舞的一个新现象。这将会改变莫桑比克在石油行业的全貌,而且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15年内投资500亿美元,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哪些地区可以出售天然气产品,全球的天然气价格比如说美国100万BTU卖4美元,而其他国家的价格又区别很大欧洲的价格降到4到5倍,亚洲的价格倍数更大,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能够把中国和俄罗斯连起来进行天然气的传输和价格联动,我们希望未来15年内这些变化能真正地实现,当然更重要的是考虑眼前紧迫的需求。

任善可:当然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方面的挑战,尤其是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预测上的困难。我们再来讲讲刚才你提到作为全球公司在全球运营有一些通用的模式、通用的标准,你们怎么把握这种平衡比如说你刚刚讲到了莫桑比克、利比亚还有在中国。这些地方、这些运营一方面要有全球性的最佳实践,另要有本土化跟本土的人们根据文化的沟通,所以你们怎么来平衡?

朱塞佩·瑞奇:首先我们要有强劲的风险分析和管控的团队,我们最大的一个部门是风险控制管理部门。我们对进行量化的风险分析还有风险的概率和可能性以及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公司财务公司运营的影响。我们有数据和预测,我们还有概率的区间范围来帮助我们评判。但是最终最重要的是两个,首先是关于流程,你的流程有多么详细而且是怎么实施的。这样还有审计部门,审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机构来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审计部门要确保我们能够对自己的标准的实施在全球的监测是非常完善的,不是说你的标准有多好,而是说他们在实施过程中有多好,包括在非常偏远的地方的实施。所以对任何一个机构来说,尤其是对跨国企业来说,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位置都有自己的运营,所以怎么能进行全方面的实施另外对它进行比较好的衡量,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衡量和比较等等。所以风险管理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销售人员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据库,你把数据搜集起来进行分析。对我们来说比较关注的是你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衡量机制,有的时候可能对目标而言从上到下推得太强了,设了非常高远的目标对整个机构来说不断努力地实现这些目标,但是重点是什么呢?你需要确保你是在保护公司的最主要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些目标实际上是可以来进行讨论的。我得换一个词叫做用价值,公司的价值包括价值的品牌,包括了良好的声誉以及公司的价值观等等。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目标不要设得太遥远,当然我们有一些行为不能违反我们公司的原则,即便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但在高层的角度也衡量出现了声誉上的问题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有的时候对一些小目标做了大量的承诺,但却看不到整个的目标,所以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让大家对目标的了解有一致的统一。

任善可:这个问题是我想问的,你谈到了全球的角度,包括了相对而言的发达国家里面的风险比较低,而且发展中国家增长比较低,这是普通的理解,比如说欧洲区域目前的经济危机还有亚洲区域等等,考虑到所有的因素从您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全球的地域有怎样的差异。我觉得风险是和监管框架相关的,包括跨国企业他们想做的是什么?他们希望再一个比较稳定的、确信的环境里来运行,所以对发达国家而言,实际上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大家都是希望有比较稳定的监管框架和政策。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在竞争的一个目标,因为对于大量的国际投资而言,这些资金在全球在寻找机会来进行投资,所以他们根据什么来进行判断呢?增长的潜力这是其一,还有市场增长这是很简单的。但现在从全球整个的供应链来说,你也知道我们正在全球化,我们经历了三次全球化,第一是出口、第二是在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第三是利用全球供应链的全球化。所以这时候不再考虑低成本的生产了,比如说在哪个地方设厂生产,你关心的是你的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是不是及时地反馈和有效,这时候可以在全球各地来销售,就像苹果生产iPad是在加州设计然后在中国生产之后在加州组装,之后再销售全球。所以说,你不用再考虑人工成本,因为现在从质量的角度上以及从稳定的供应链的角度上来说以及客户满意度的角度这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所以这个角度来说企业的确是在寻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框架。所以各个国家在不断地竞争,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首相和总理大家目前都在为自己的国家来做宣传,比如说我们的国家非常好、非常稳定非常适合企业,不管在哪个地方旅游或者是出差都会看到在电视上的一些关于某些地区的自我介绍,比如说我们这有非常好的监管法律框架,有适合企业的资源,政客的角度都会说自己的地区是非常好的、适合企业发展的。这和过去相比是不太一样的。现在我们是希望能建立这样的经济环境这样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这是很多的跨国企业很关注,尤其是做风险评估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豪华。

任善可:前面有一个问题,您介绍一下您是谁?

提问:工业自动化对全球都造成的转型,因为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他不需要最低的温度不需要最低光线的强度,但是对于每一度的降低都可以节省8%的生产成本,所以机器人非常是非常重要的,你觉得在能源领域会不会有这个转型呢?

朱塞佩·瑞奇:这个问题很难,听起来好像是可以,但这也是一个同样的情况,实际上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90年代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每一个时代技术都是不同的,都会减少人工劳动力的使用,同时也建立了很多新的产业。所以说不同的时代就业机会的数量的确也和失去的是可以制衡的。

提问:我们是尼日利亚的一个国际港口的运营商,你刚才所提到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就是关于本地人才的匮乏,非洲的确相对而言我们的教育水平很低,基本上这些人才都是从全球各地带来的,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怎么来考虑在减少风险的过程中开发本地人才他所扮演的角色,就业机会以及地域的风险这两点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朱塞佩·瑞奇:就业对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所以这也是政府很大的一个目标,我们和政府合作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也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对政府来说雇佣了很多的本地人才,除了临时工以外,因为我们是资源行业,所以我们也是需要这种高级人才的,所以我们雇佣人才他们有的时候会和我们一起工作50年。比如说以非洲为例我们也看到了非洲的员工在不断地发展,因为刚开始雇佣人才之后会逐渐地往上走,走到管理层,所以说从就业的角度上来说不可能把本地的人才完全排除在外。

任善可:你觉得非洲的人才匮乏吗?

朱塞佩·瑞奇:不,因为我们也感觉到大家有培训的需求,而这个需求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所以我们也建立了这样的企业大学,也就是我们公司的企业大学来培训本地的人才,我们有很多的领域是需要培训这些人才的,这样人们会更好地了解企业经过培训之后更好的了解。但对任何一个跨国企业来说它的培训部门都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教育的投资也是非常大的,这对跨国企业来说也是强势所在。

提问:对一个新兴经济体来说他们有很多的资源,那利用资源可以带来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所以说如果和这些比较大型的能源企业一起合作的话,怎么能够更好地合作?比如说BP的石油泄漏之后,我的感觉是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的话,BP肯定会被比较大的罚款,但如果在莫桑比克可能本身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惩罚错失了。

朱塞佩·瑞奇:莫桑比克是天然气比较丰富,我理解你的问题,我不太清楚石油公司为什么会被看作是造成污染的公司,我得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做了任何可能的事情来可持续发展和合理发展我们的事业。我们知道碳氢化合物是全球需要的资源,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把它弄出来,但问题是标准,在开发的过程中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合适?而且环保。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供应链来生产,利用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供应链和技术的标准来实践安全生产。同时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他们也应该努力地进行监管,因为即便是最高的标准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就要看决策,政策制定者。比如说页岩气的标准。相对而言现在如果说经济性不行那么就不要这么做,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进入点,就比如说北极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他们的标准相对而言,其实我两个月之前去过一次,你可以看到在汽车下面有一个塑料装置,有任何一个汽油的泄漏都会造成污染。所以,有一些措施大家觉得非常夸张,有些大家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不管怎么样政策指定者应该制定标准来监管。对监管者和石油公司大家应该做努力而不是说双方之间有一定的矛盾。

任善可:谢谢,我们时间不够了,但是我觉得讨论非常有趣,非常感谢诸位在这里提出的问题。谢谢诸位也非常感谢您给大家花时间介绍并且讨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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