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博鳌论坛

王波明：经常讨论问题，五个人时间很紧张，希望各位嘉宾在谈完主题以后有足够的时间和台下互动，能够接受一些提问，这样使得讨论更加有效。今天我们的讨论主题是放松管制：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刚主持完和索罗斯先生，中国现在谈放松管制，索罗斯先生说西方呼吁加强管制，特别是在金融业，所以我想问台上几位嘉宾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咱们一两句话，咱们今天先把主题搞清楚，所以放松管制，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对于你来讲，这意味着什么？

安东尼·波顿：我觉得放松管制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是减少限制，比如对利率的控制，你有更多的竞争，有更加自由的竞争的开放。

秦智涛：没有放松管制这回事，金融可以做很多好的东西，也可以做很多差的东西，没有控制的话没有办法完全信任他们，所以一定要管制。这个问题是管制应该采取什么形式？

王波明：咱们先不发表演讲，王总，这个主题对你来说是什么？

王银成：放松管制意味着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和产品创新的机会。

王波明：不要谈影子银行。

贺利华：放松管制对我来说我非常同意几位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能够来具体的讲一下几个领域，在中国的情况下，真正是有一些相应的机会，中小企业的融资还包括微型贷款方面，这些领域要进一步要强，可能要对这些领域放松管制。

张东宁：无论是加强管制还是放松管制都要结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结合地方和本土的特色，作为银行来说，我是来自北京银行，放松管制就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活力，就像来到海南岛一样，可以有更清新的空气，可以使我们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王波明：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回到主题，因为我也看到讨论的题目上，放松管制有宏观意义，咱们的利率市场化，咱们放松管制，因为咱们金融企业从保险公司到银行到证券公司，民营的成份不多，所以还有一个放松管制让其他的同仁待遇，使大家共同进入金融市场。我们这儿国企很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下面我想在台上的各位主讲人，每个人5-6分钟来讲一下你认为放松管制，无论是从利率市场化、民营企业更多的放松管制等等和金融业的创新等等方面，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安东尼·波顿：首先我想有关于利率方面的放松管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利率已经是有点放松了，尤其是在借出的部分，而不是在存款的部分，尤其是重要，因为两点，一，比如银行给谁贷款，没有平行的起点，我觉得对于国有企业还有包括对于一些私营企业来讲，他们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中国长期的未来来讲，私营企业有更加容易的，可以享受到银行的这些贷款，还有另外一些部分，尤其是一些国际的投资者比较担心的就是财富管理的产品的增长，还有信托资金这些公司的产品，而且我们在过去1-2周里有些措施来解决这些相应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有这么多类型的产品，我觉得银行能够来规避一些监管。如果我们有一些放松管制的话，银行就不必要再规避一些监管，有的时候通过规避会带来很多风险。第二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放松管制可能是在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相反的，金融危机是其他地方是管制加强的，但是中国是放松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一定要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尤其是我们知道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什么出错了一定要避免这些错误。()

王波明：秦智涛，你这里有些合资企业，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秦智涛：我们往回看一步，而且我们应该监管什么，哪些是不需要监管的，有可能是你觉得比较奇怪的？英国人在谈这些事，如果是大家记得，金融危机的时候，英国的金融服务就是把英国拖垮了，尤其是英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它的资产负债表比整个国家都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超过了整个英国的负债表，但是英国还是支持了这个银行，这是政府的政策，一直到2007年都是这样，也就是让金融服务不断的扩张。让金融服务带来的财富能够支持整个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出现，英国基本上由金融行业所拖垮，那时候英国我们只有一个监管方。我们当时认为是很大的优势，我们过去和其他国家说，你们只是应该有一个金融监管方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优势是什么样呢？在我们的保险业，通过北京银行或者是通过工商银行等等来建立保险服务，银行是由银监会所监管的，我们是保监会所监管的，有的时候是有差别的，就是这两个行业之间有差。从某个程度上来讲，如果有一个监管方来监管，比如说保险业或者是银行或者是其他的机构可能更好，但是英国的问题，如果只有一个监管方，它的精力不足，包括有两个层面，哪些是监管？现在在英国，是两个高峰期，第一点应该监管哪些地方呢？监管一些能够对经济产生很大负面影响的地方。所以说银行所有的保险公司现在都是由英国银行所监管的，看来监管他们的审慎的行为，他们这种审慎的行为就是确保他们不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稳定性，就是要有一系列的管制。另外一种管制的高峰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行为的管制，这种管制就是保护消费者，所有所销售的产品是不是合适的，这个消费者是否知道、了解他们所做的行为，而且现在有一个监管方是做两方面的工作。比如说他们会担心只关注一方面，而忽视了客户或者是相反。但是我们觉得有这两端才会带来很好的监管体系。最后想说一点，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还有第三方面，也就是公司的董事方面的担心，有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应该做的更加努力的时候，就是公司的董事会更好的自我监管他们自己的公司。不是说董事会看看能够有些什么样的方法，用影子银行或者规避监管的方式赚钱，他们更好的和监管方的原则和精神保持一致，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审慎的监管，还有行为的监管，还包括公司董事会他们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相应的信息，需要好的一些董事会和董事会的成员和主席。如果这三方面做好了，放松管制自然就好了。

王波明：中国的这些金融机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公司治理，为什么觉得这些方面需要得到进一步提高呢？

秦智涛：所有的外国人是唯一一个在中国管理境外银行的，就是来到中国做这方面的管理，而且在董事会任职，可能30年代的时候我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党员，所以我一路到这里来了。我们在天津的合资公司里面，其实也是一个财富五百强的公司，就像我原来的标准人寿一样，曾经的经历让我发现，很多人向我报告的过程中会向窗外看，然后就觉得只要报告做完了他们就可以跑掉了。他们没有把心思放在关于什么行为管制、管理的上面。我有很好的中国的朋友，但是他们会觉得这样董事会的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非常的喜欢，他们感觉自己是公司的核心，也在很好的管理公司，不只是说在遵循这样一个报告系统里的一层、一层，没有那么枯燥。有些中国的朋友们，在董事会上任职的朋友，他们对于这些规则就像我一样，并不是说多么关注于这些枯燥的规则，我关注的更多是有效的管理机制的实际的落实。

王银成：我的看法是金融业的监管总体来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特别是包括保险业，尽管过去几年监管有很大的进步，市场主体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总体判断还属于发展中的市场，属于新兴市场，甚至于可以讲还是起步阶段的市场。这就决定着，一方面要适度的放松一些管制，另一方面还是要关注行业的风险，关注经营主体的风险。任何事情其实还要看它的发展历史阶段，如果是成熟市场放开管制，时间证明，成熟市场放松管制也出现过金融海啸，也出现过巨多的问题。今天在中国谈放松管制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企业的基础。今天我想在这儿讲，作为金融市场的经营主体来讲，我觉得应该搞清楚我们各自的事业究竟是什么，我们从来认为企业的价值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银行也好，保险也好，证券也好，我们各自的功能是在这个社会大的机器中间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放松管制可能意味着金融综合经营的问题，金融综合经营意味着可能有的机构会产生监管套利的问题，这是难免的，但是要想监管套利对相应风险的传递有没有防范措施和很好的办法。我个人的看法，其实作为一个成熟的公司，不管市场监管是放松还是不放松，都应该致力于企业自身的企业管制、企业内部的经营运作的规范性、严谨性的建设也好，特别是防范风险方面、规范经营方面得有更加完备的政策和规定。当然，放松管制可以带来很多的机会，放松管制可以生产市场上更需要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为股东、消费者生产更多好的产品。在放松管制的前提下，企业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应该要务本，在这个大前提下才能讲管制放松还是不放松的问题。谢谢！

王波明：王总，我得问您，您刚才讲是在发展阶段，可能企业对于，特别是金融企业它对自己这些公司也是相对比较新，这时候得需要企业自己要把管制做好，可能您的意思是说作为政府、管理者，他也得替企业去看看风险问题，您讲，随着咱们金融企业往下走，就向成熟方向发展，管制可以慢慢的松下来，让企业自己发展，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王银成：作为企业来讲，追求价值、追求创造应该是它的基本要求，我觉得这两方面在现阶段得有比较好的平衡。所谓放松之后，很多的时候我担心会出现价格战，甚至出现佣金的博弈，这在放松管制的前提下难免，如果这个平衡点掌握不好，一方面在价格的利率战中会出现灾难性的问题。或者把价格管住，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问题，我认为在现阶段该放松的部分适度的放松，该严管的部分还是要严管，如果不是这样，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系统性的风险。()

王波明：谢谢！贺利华您是不是想介绍一下影子银行还有其他的观点？

贺利华：无所谓，因为我们最终要回到放松管制还是加强管制的问题上。最近吸引了非常媒体关注的话题就是影子银行的话题，之前有人讲到，我自己本身非常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对这点采取或有或无的态度，就像是美国影子银行在金融的08年的金融危机中是最重要的，很多监管者没有做好准备，不知道风险已经降临，银行自己也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大家知道非常清楚的一些，一个非常悲惨的遭遇就不再提及了。在中国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银行还没有说差到，及时有些影子银行的状况，也没有差到说像雷曼兄弟那样的程度。像之前我看到中国的一些监管者在他们的报告中讲到，像银行里面的财富管理这部分所带来的一些风险，银监会也提出对此的监管，如果我们关注影子银行行业的问题，首先是说借贷的量大概是13-14万亿人民币，听起来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大概有16万亿，其中的2.5万亿是投资在高质量流动性安全的产品中，这就意味着这2.5万亿可能是和中央财政直接挂钩的项目或者其他流动性非常安全的项目。

我们再看整个的银行业的资产的规格，只占到了整个银行资产规格的2%，他们在WNP这部分的资金给予这些接待项目的话，对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或者媒体炒作的影响那么大，之所以会有这些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过度的监管，甚至有这样的争论观点。由于利率的上限的问题，很多借贷者没有办法获得他们的流动性，所以这些东西放到一起并不是说一种先天性或者不可治愈的问题，中国对银行的监管和健康有很大的参与，他们会做最大的努力去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哪怕媒体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但是我们关注它的组成还有性子的话，就不必那么担心。我们把贷款放在MC的整个规模里看，觉得并不值得那么担心，还有其他一些所谓道德风险方面的话题，也就是人们应该在投资的过程中做的更加谨慎和有选择性。有一些这样的案例往往会看到那些更富有的机构投资者，他们会遭受一定的损失。就我思维问题的方法来讲，这并不是说就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不能说浅尝则止或者满足现状，但是也不至于恐慌。地方政府在一起讲他们是15-16万亿的人民币，但是我之前也讲到了，如果放到整个银行资产池子里面这个比例不是很高。我再次讲到了政府本身参与这个过程中很多的事，像之前美国联邦政府对影子银行的操作，他并没有很多的参与，在投资的过程中投资于那些很好的项目。这个总的来说是一种趋势，是投资一个很好的项目，他的流动性是比较安全的。如果说，当地政府在参与的过程中没有很好的保证这些投资的安全的流动性的话，这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值得我们担忧的，作为监管者要跟的上金融革新的步伐，有些监管者让我们觉得有趣的是，他并没有遏制或者扼杀影子银行，而是希望把影子银行引导到正确的路径上，有些政府的确是以影子的方式去获得了创新、利润，并且创造了就业的机会，也的确需要创造出来的流动性。所以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子银行这个东西需要一种更平衡的心态看待。

贺利华：从监管的角度讲也可以做很好的平衡，我想说干脆不要监管或者很严格的监管，如果监管者觉得不舒服就应该改变，如果完全不需要，在资产市场上是否可以找到一定的机制强调影子银行向正确的方向走，像中小企业通过影子银行获得更大的流动性。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创新型的人，如果没有办法在非常围观的层面上，非常灵活的方式获得他们信贷，只能在合作社以高利率贷款的话，那就是遗憾。我觉得监管是要起到一定作用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平衡，但是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给人们更多的流动性，创造更多的机会。

王波明：我理解影子银行可以是好事，有时超出了制度之外，但是体现了金融市场的灵活性。有很多的私人企业家根本没有办法获得正式银行的贷款，所以找来找去，唯一能求救的就是影子银行。()

秦智涛：我觉得这要等到真要有一个彻底崩溃之后你才会收回这个话。

王波明：北京银行是国有银行吗？

张东宁：多元化。

王波明：你谈谈多元化，一个地方银行怎么来看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的问题。

张东宁：我结合北京银行的实际简单给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在阳光监管、开明监管中获得的收益。96年北京银行在北京成立，成立的时候资产只有200亿元，但是信用社遗留的不良资产有100亿，我们去各处取经，是不是这100亿不良能够通过政府给予注资剥离来化解，因为当时最早构成是国资公司占15%左右，后来一来一去，说国家不能掏钱，如果掏钱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那怎么办？只有依靠社会，依靠市场，依靠监管，走自己的路，最后通过17年的发展，我们在07年上市的时候化解了不良，把所有不良都化解，现在不良控制在0.5%以内。目前我们的资产达到1.1万亿，去年的创利是117亿，在16家上市银行当中人均创利是最高的，怎么叫阳光开明的监管呢？随着各项监管指标的达标，在2006年允许我们走出北京，目前已经在北京以外有9家分行，在香港和荷兰还有代表处，同时引进了荷兰ING集团，它占我们的股份是16.9%。我们这种合作不光是资金的合作，还有人才方面的合作，还有风险方面的合作，我们不仅学他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知识、先进的理念，同时也把中国本土很多先进的东西讲给他，他也深受启发和感染。这是我们北京银行走出的一条路。

我觉得监管究竟有一个什么度比较好？我觉得一定要管住该管的，放松不该管的，别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都管了，这就把企业的手脚给束缚了。如果按出生论，中小企业、中小银行就永远长不大。这种企业长不大，国家经济就难以活跃，国家也难以在世界舞台上强大，具体该管什么？我觉得该管环境的制造和创造，要给企业、银行提供一种公平的环境。第二，要把规则定好，按什么定规则？不是按主观意志、长官意志定规则，而是要按市场、客户需求定规则，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定规则。

第三，要奖励做的好的，守规则的人，要严惩不守规则的人，同时要给他淘汰出市场，只有这个守规则的人在市场、社会当中获利，更好的为社会服务，我想这就是昨天习主席讲的那种局面才可能产生。具体说放开管制，实际上像给我们这种中小银行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比如同业竞争的加剧，比如说经营成本的上升，风险的加大，生存空间的挤压等等。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实行利率开放的时候，利率市场化的时候，就倒了一批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并不是它自身长不大，是因为政策的限制影响它长大。比如现在的城商行跨区域，实际上差异化的管理，科学的分类，我觉得还应该加强。现在还存在着中小银行走出区域为出生论的现象。在利率放开的时候，是不是对中小银行也要考虑它的承受力和负面的影响，给予中小银行一定的政策保护，给它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拓展它的来源。也就是说利率市场化，比如具体来说，在存款准备金的问题上，究竟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究竟是一刀切还是区别对待，究竟是市场定价，是强制加入还是自愿加入，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探讨。

王波明：张行长，我得问你，我听你讲，作为中小银行来讲，一方面希望在某些地方还得管制，因为完全的市场化对于小的金融机构来讲它抗风险能力或者竞争能力肯定比不上大银行。但是你又说要有区别对待，这个话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矛盾？你又想拿到管制的好处，同时你又不愿意承受完全自由化所带来完全市场化的竞争，我想再听听你的道理。

张东宁：第一次我发言的时候就提到，无论是加强管制还是放松管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现在遇到的困惑是什么？在我们企业最难的时候，最想有人帮助的时候，最想有人剥离的时候，恰恰这个时候可能帮助的不多，靠自身的努力。我们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异地开分行，开的我们自己也有一定经验积累、也有一定能力的时候，一刀切，140多家城商行，我们是1.1万亿的规模，小的也就是30-50亿的规模，但是政策是一刀切，这种政策应该放开，应该区别对待，放开。这是我想说的。

第二，如果放开以后，我们可能就是能够享受到大银行的政府的优惠、支持，可能也能够享受到。()

王波明：我想促进一下咱们台上台下的互动，台下如果有评论、有问题可以都提出来。第一轮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关于管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因为金融行业和其他的传统行业不一样，因为他担负着太多的储户、保险公司管着人们的保险、养老基金，在银行拿着储户的钱，作为金融行业是不是要非常鼓励创新？这里面前一段，09年世界金融危机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美国的自由派思想就少管制，多创新，然后各种的金融工具不断推出来，包括房地产的包装起来的证券化的产品，结果使得行业，最后到了管理者都搞不清楚这些产品是什么东西。这个行业是不是要更多的考虑，它不是要创新要盈利，而是要考虑第一件事是怎么防范风险，防范风险这块有的地方，政府进来要设定标准，要设定规则，然后进行管理。但是也有另一派人说，作为企业就是企业，还是要鼓励创新，创新肯定和放松管制是成比例关系的，你越管的紧就创新不了，松一点更多的能创新。所以我想请台上的各位嘉宾来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安东尼·波顿：我觉得是很难进行平衡的，刚才有人说过了，一定有一定的管制，如果完全没有管制是不行的，你需要有平衡。有创新的时候要鼓励创新，不要压制，但是要有保护。比如利率的市场化，比如说借贷的利率可能是相对比较固定的情况下，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帮助小银行，而且还有利率的放松管制也可以对大银行会有更好的帮助，但是这两者之间要有平衡。

秦智涛：我觉得确保了他有一个安全性，假如它有安全性，有透明性，假如客户了解他们买的产品，那么我们应该尽量的创新，如果有这些前提的话，那我们应该有一定的安全性的限制，和客户保证的限制。目前来讲，中国的市场来讲，我们创新不足。如果看一下保险公司，比如说在中国运营的这些公司，现在有50-60个，大概有20-26个合资公司，我觉得公司之间的问题比较类似，更多的是佣金而不是产品的特性，而不是说是不是适合这个客户，这个产品是不是按他们设计的，更多的是按佣金有多少，监管应该鼓励更多产品的创新。我觉得应该要首先考虑的是安全和客户的保护。

王波明：前两位讲的问题，因为这个平衡，管多少、创新多少才可能形成一个比例，这里面得找到平衡点，但是他们有个假设，管理者非常的聪明，他能正好把那个点找到。好像全世界这么多年的经验，管理者好像没有比市场更加聪明的智力。王总，你评论一下。

王银成：作为监管和企业创新之间总体看是不矛盾的，因为作为企业来讲，它的创新我认为包括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包括它的机制创新，甚至于包括它怎么样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它内部的科技创新。人保去年开了一个公司成立以来的科技创新大会，我们自己梳理了一下，我们自己很欣慰，有若干个创新业务。你的创新手段，包括现在可以用智能终端进行自助查看、理赔，包括网上的投保要为客户创造这样的便捷。总体看，创新和管制这两方面其实没有根本性的矛盾。

王波明：我说的更多的是产品创新，就是界面要和消费者打交道的产品创新。比如美国这次出问题，他是拿地产然后给证券化以后无限创新，使得管理者到最后可以无限把产品延伸出去，使创新管理者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然后资金量多少才使得金融危机爆发。当然内部企业的创新，包括数据化那都没问题的，但是金融企业最主要是要跟客户打交道，所以产品经常出来，美国原来是不管产品的，你爱放什么产品就放什么产品，今天索罗斯说对产品也要管。中国最近出的最大问题就是信托产品，咱们银监会要出重锤管信托产品，我是指这方面的管理和产品创新方面。

王银成：这要回到企业的本质来讲，企业的本质一定要搞清楚它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经过准确定位，像中国人保是保障人民高品质的生活。本质意思是什么？我就是提供保障的，提供保障服务的，或者进一步讲，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CDS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出现这种，我相信那些机构一定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然后包装再包装，包装到最后，任何一家都不知道产品是什么，只是告诉你可能赚多少钱，这是危险的。如果企业回到本质上，回到它的功能和作用上追求产品创新，满足客户需要，这种创新才是健康的，才是社会和消费者需要的。应该围绕这点思考。

贺利华：我听他们介绍非常有责任的管理和透明的时候，我觉得这真是天堂里面的美丽的事情，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讲到了有责任的透明度，也没有办法确保一切都如同天堂中的完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然后有的时候还有阴霾的天气。这个世界很残酷，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我们是需要能够在监管和放松监管中找到非常聪明的平衡，基于信息的平衡，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也没有完美的平衡，从这边到这边，再调回到这边。回顾过去的10年，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一点就是中国在自己的银行和金融业上所取得的进展，比如说在资本化还有其他的一些对银行的灵活性操作，使得这样的流程更加有责任，从流程上定义对于股东和消费者的责任，这是很大的成就。

创造力可以使得一个银行的监管政策从无到有，中国有这样的能力进一步去适应，而且是非常快速的适应，所以我真的要把赌注下在中国的身上。不管是影子银行还是其他问题，中国会找到方法，并且达到平衡。有些结构上的原因会使它有问题或者拖延，但是我觉得我们但凡能找到解决方法的就是中国。

秦智涛：西方最主要的金融机构都不会像英国的保险公司一样到政府要钱，比如瑞银还有我的这两个同事所在的机构，他们会手牵手去找政府，说我们公司是按我们的想法做的，你帮我们监管，没钱我就跟着你要。

张东宁：刚才王总说的有些观点我是同意的，像北京银行有四句话的核心价值，为客户创新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未来、为社会创造财富。我们在产品创新的时候也关注这几点，一是关注社会的需求，比如说北京提出了要两轮驱动，一是科技一是文化，国家也提文化强国，大繁荣大发展。做文化产业，给文化企业贷款应该说风险很大，因为他轻资产，不像有抵押。我们既要给他提供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也要防控风险，怎么办？我们就搞创新，搞产品的创新，结合文化企业的特点，结合他文化知识产权，通过这个来做抵押。如果没有文化知识产权结合他个人资产的连带，把个人财产押给银行来贷款。通过这个创新，我们给不少的文化企业贷款，使他们从小企业变成大企业。二是我们非常关注客户拿到银行钱以后的用途，我们最近有一些不良，我们分析了，往往客户拿到钱以后，他适当的钱用于生产经营，但是钱多了以后，他脑子也热，什么来钱炒什么。

王波明：炒股票？

张东宁：对，房子来钱炒房子，矿来钱炒矿，这样就游离于风险监管之外，这就造成他个人的损失，进而影响到银行的损失。还有刚才提到的表外业务的问题，我们也在分析，监管机构对银行贷款用于房产，用于政府融资平台是有严格规定要求的，那表内业务有规定有要求，很多人就绕道，躲开红绿灯去套钱以后用于这些，那就不是银行和监管机构所要看到的情况。我觉得这种创新还是要围绕着客户的用途，围绕着为社会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来进行。()

王波明：我们马上开放台上台下互动平台，最后我想问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王总，你说创新，你从去年的角度讲，资金需求确实大，实际上你要说真实的利率应该在10%以上，这对于银行来讲，它规定的只能按5%、6%来贷，我干脆把这个钱都放到信托产品上去，我直接就可以拿到，这是让国家监管了。你要说从银行经营角度讲或者保险公司，我估计保险公司很多钱也是做这个事，那是一种创新，因为回报高，而且有的给了大的信托公司帮你管这个钱，你的回报和贷款的回报差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管制和创新之间发生矛盾，你说这种东西你是鼓励它，因为短期可能对银行都是增加了很多的收益，万一信托这些产品在经济的下滑区域出现了问题，它整个会把表外业务的东西给崩到银行表内去。王总，你对这个事怎么看？

王银成：两句话，一是利高本无还，这是很久以前从事金融业的人都明白的一个道理。二是有毒的别吃，犯法的别干。高利率有可能是有毒资产，我本人管的公司，我们的总资产3000多亿，现金资产2000多亿，我们在信托领域的钱极少，非常稳妥的项目我可能才参与，否则不参与，我宁可不赚钱。我还是讲我们的事业是搞保障的，我一定是保费拿来让它最安全的运行，让保单持有人在出现灾害的时候能最快速的赔给他，而不是那时候我的钱都放到各个方面赚钱，出现流动性的问题，出现有毒资产，使资产转不动。我认为这个问题和放松管制有关系，但是还是要看本公司的修炼有没有到位，修行到位、修炼到位，做他该做的事，从事他正当的事业，可能就不会出问题。所以金融危机过程中，我相信美国也有一些机构没有卷进去，因为他们坚守了他们的道德底线。作为一个企业要有良知，有良知的企业一定会做好，不监管也做好。

王波明：希望今后咱们中国有更多的像王总一样的金融家管理。现在场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或者评论，咱们开放平台。

提问：非常感谢您跟我们的分享，您跟我们介绍的非常好。我是华盛顿州一个市的市长，就像是之前讲的找到解决方案是一个过程，其实需要做很好的平衡，但是在这个讨论中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如果这样的利益相关方也参与今天的讨论会非常好，我们没有看到政府监管的人员在这里，希望以后他们也能参与这样的对话，然后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做这样的平衡流程，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解决方案才是大家都能理解并且能收益的。但是还是非常的感谢，感谢各位的观点，同时还有大家向我们展现的事实和态度。谢谢！

王波明：我觉得我们讨论的嘉宾的选择，当然不是我做的工作，很抱歉没有监管方的代表，但是我很短暂的时候在监管机构工作过，是证监方面的。

提问：我听到关于不要一刀切，主题是放松管制，如果放松的话，国内的银行、保险、券商对外商的竞争对手的开放的参与，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有充分的准备吗？或者要做这个充分的准备是在人员、手段还是机制那边，你觉得是我们国内金融企业比较匮乏，要关注的地方？谢谢！

王波明：王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先跟你说一下。现在您的说法里，好像想多开放外资进来会对国内金融机构产生很多冲击，暗含的意思就是外国的金融机构水平很高。这个问题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WTO以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合资证券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公司很多都是合资公司，但是最后你发现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跟本地竞争，特别是银行，这已经10年了，最后发现还是占那么一点点，就是市场份额根本就没有。后来发现，工商银行的网点1万多个，外资银行怎么竞争？最后发现只能竞争中间业务，但是中间业务发现这帮人做，它的客户基础还是比外资强得多。你的结论是外资来了，中资就不行了，这个结论看，包括证券公司也一样，昨天和台湾的一个总裁聊，因为证券业务在台湾非常薄的利润，他说根本没法和台湾本地的公司竞争，它的本地业务是被排斥在外。从国际外资进入本地市场，不要想他肯定会打败本地的公司。这个时候请王总来谈。

王银成：我结合刚才王波明的解读谈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外资进到中国市场，从保险业来看，过去10年，时间证明发展的速度、发展的规模都是极其有限的。什么原因？我认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问题，外资的文化来到本土是不是适应本土。二是机构网络的问题，机构网络往往外资在机构网络方面和中资差的很远。我举一个例子，像PICC，中国人保产险这块，我们不仅在城市有诸多网点，差不多我们城市的销售机构合在一起有1.3万多个，而且过去2年在乡镇一级也有诸多的网点建设，乡镇一级我们做了多少？做了差不多2.5万个乡镇，都有我们的网点进去，占到整个82%的水平，也就是82%的乡镇有了我们的机构。有25万个行政村有我们的协保员，做金融机构不通过网点铺设，你不可能面对面的提供服务，你没有面对面的服务谁相信你，谁来买你的保单？所以我认为网络的建设也非常重要，这是中资的先天优势。过去30年，我们在县域这一级一直有，我觉得还是基于服务的能力建设才有可能做好这个市场。如果就想在这个市场赚多少钱而没有想更好的服务社区，服务消费者，服务更大的人群，甚至于包括困难的人群，那恐怕做起来会更难。

王波明：我一听你的说法，覆盖率，我要是外资我就不来了。

秦智涛：我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数字，包括中国和印度他们的保险市场都是向外资开放的，都是10年前开放的。一共有26个，这26个公司在中国和印度都有经营，印度来讲，他们已经占市场的55%了，但中国来讲，都不到5%。就这些外国公司不到5%，一部分是因为它的网点，另外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公平竞争的起点。当然本土公司做的非常好，我觉得监管方应该做出更大胆的举措，来使外资公司和本土公司更好的竞争。

王波明：你是说监管方可能对外资公司有更多的限制和偏见，是吗？

秦智涛：他们有这种偏见，像本土公司是有偏见的，为什么只有5%的市场份额？每18个月我们只能开一个分公司，你们18个月里面不会只开一个，这样的话，肯定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有20亿人民币的投资在中国，但是还没有盈利。

王波明：贺利华，你是来自美银美林投资银行的，你对外资和国资竞争有什么观点？

贺利华：我觉得中国是有选择的发了一些执照，非常精心的挑选，就是不会使太多外资一下涌入。总体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因为他们想确保国内的公司也会慢慢的学会一些东西，而且能够增长他们的技能。看一下今天的情况，现在完全变了，今天来讲，那些国内的证券公司的竞争力非常强，我就是说A股市场还有国内市场。外国公司会发现越来越难来进行竞争，因为国内公司和他们的客户已经有多年的关系了，他们也都学会了一些东西，而且他们也是吸引了你们公司的人才，的确是这样的。他们把我们很多人都挖走了，都吸引到他们公司里面了。所以我必须承认的是，对于外国公司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可能是赚钱赚的非常少，但是也就是赚了很少点钱而已。

提问：毫无疑问，事实上有很多优势通过监管放松还有产品创新，但是我觉得从80年代以来，如果是看资本市场，西方很多创新的情况，它使创新的环境更多变得短视，所有的这些上市公司的CEO还包括金融行业的CEO，还包括实体公司的CEO，他们有很多的压力，一旦上市之后，应该有一个短期的盈利，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怎么样有些管制，使我们更加关注长期的投资，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创建非常杰出的公司。

秦智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标准人寿都是作为长期投资者的，在英国市场中大概只有25%的市场参与者是这种长期的投资者，有很多对冲基金，也有很多的短卖的，我们觉得有很多的短期投资者，一般来讲，我们一般要买股票，至少拿5年，但是有些短期投资者对长期投资者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比如保险公司还有养老金，如果是鼓励他们在股票市场进行投资，我觉得投资的标准应该放松，而且使投资保险公司有更好的机会进行投资。总体来讲，保险公司还包括养老金、基金，我们是长期的投资者，我们进行长期的投资，应该鼓励长期投资者是非常重要的。

安东尼·波顿：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这样的发展，西方变得更加短期，我在过去3年在香港工作，而且在A股市场投资，香港也是短期的，和其他国家一样，A股的投资者更加短期，比香港更加短期，这带来了很多机会。如果光看短期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比如和长期对比，能更好的分析一些商业的模式，因为我们是长期的，所以我们能分析他们。

提问：谢谢主持人！我问张行长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刚刚听张行长说，他当初在北京银行也是经历了很多困难才走到今天。我觉得北京银行是一个很不民营化的银行，没想到受到和民营企业一样的待遇，包括现在很多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缺钱的时候借不到，有钱的时候追着借。我想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这个银行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新的时期我们提创新、放松、开放、改革，那现在这个银行能对我们习主席说的中国梦有多的促进，包括企业？()

张东宁：说点心里话。中国也是从一体化走到多元化，由单一走到多元，走到丰富，市场应该说是多元，需求是多元，客户是有不同的需求。大银行、中型银行、小型银行都应该存在。刚才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提到，为什么说愿意放开，同时又愿意给中小一些相应的保护政策，这个保护并不是说让它成为温室中的花朵，是因为在政策上不应该有太多的限制。刚才提到保险公司，这几个外籍高管也提到，提到对保险公司设网点有限制，实际上中小银行，特别是像北京银行在网点设置上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说放开利率以后仍然需要中小银行的发展？因为中小银行和中小客户应该说是门当户对的，我有时候和我们客户经理讲，咱们追大客户，为大客户服务固然必要，固然应该，打个不恰当的比例，它是巴黎的姑娘，巴黎的模特，你追他成本非常高，而且到手，你能不能永远和他生活下去，我想你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你还是要有选择的找一些适应你的客户。我们和大客户接触的时候往往是需仰视和他们接触，中型客户平视，小客户不能仰视，在中国确实存在店大欺客和客大欺店的问题。我们中小银行面临的市场和大客户面临的市场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抓存款的时候，北京银行刚成立抓存款的时候，很多大公司下红头文件，存款只能存在某些国有银行，把我们中小银行排斥在外，当时我们只有人民币业务，国际业务不能搞。被逼无奈，我们做一些医院的上门坐收业务，做一些给上不起大学的学生的个人贷款业务，给市民做社会保障卡的业务。等我们做这些业务，投入了一些，比如北京的社保客户有一千万左右的客户，我们先后投入了6个亿用于它的信息科技系统的建立，等把客户建立以后，有一些大的银行也来向我们争夺这样的客户，有些企业可能就被争夺过去了，有些企业，我想多数企业还是争夺不过去的。他讲我们是患难的兄弟，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确实能够走到一起。

王波明：你们确实做了很多咱们习主席说的中国梦方面的问题。

张东宁：我们特别想通过您的主持、开放监管做一个大航母。

提问：我们中国现在是分业监管，现在在银行有很多超出本行业的跨行产品，也就是混业化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应该怎么把握放松管制的度，既不管死，使金融行业又有创新的活力，同时又能防范风险？

王波明：在座的叫不可实现的可能性，一个东西能兼顾到这么多功能，没关系，秦智涛。

秦智涛：我觉得随着混业化企业的发展，把创新放到不同的行业来说并不见得奏效，原来证券银行不做保险，它突然开始什么都做，然后还想在什么方面都创新，这就是一团糟，我觉得创新是需要专注的，倒是可以在客户的产品上还有所谓的监管上分开的监管，但是要做的细一些，精细化一些、模块化一些，同时客户不管买什么产品都应该被一视同仁，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客户就会对这个行业的信心进一步提升。如果没客户，那就没行业。

此外，像王总讲的，一定要加强道德上的东西，因为金融机构不只是赚钱的，金融机构最重要的基石是信任，为什么把钱放在我这儿？因为你信任我。

王波明：咱们原来是很集中的，好像90年代，人民银行、证监会成立了，现在多了两个东西，一个银监会一个保监会。对混业的问题怎么看？刚才欧洲说，好，我一个地方的，我最后管到业务去，他就是整个混业的东西，美国还跟着有个把业都分开管，欧洲是大一统的管。你有什么看法？

王银成：现阶段的银行、证券、保险是有三套不同的监管体系、监管手段、监管标准，我觉得混业之后的问题其实像摆积木一样，还是要回归到相对的行业监管的基础上，在防范各自领域风险之上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保证这些主体自身的风险不会传递，另外一方面提供的产品能够使消费者的利益不受损害。混业的时候，容易把有些产品搞不清楚，这样会影响消费者的利益，这不行。这两个问题要把握好，核心是防止监管套利。现在我们的有的叫混业的金融机构，难免会出现，主观上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客观上会存在，这种情况会有些问题。我认为作为混业经营的情况下，对它的母公司、总部要实行更加严谨的监管，对下面的监管机构要按照行业要求实施监管。

王波明：我们的时间到了，今天大家讨论了很多问题，对放松监管、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与创新，请大家给点掌声给台上的嘉宾。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