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德：中国应放缓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时间：2011年11月9

主题：国际金融论坛2011全球年会

戴相龙：先生们、女生们，我们开始第一次大会讨论，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主旨嘉宾，他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女士，国际金融协会总裁，查尔斯达拉拉先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

下面我们隆重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发表演讲，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拉加德总裁，她是我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女总裁，我们非常支持她当总裁。而且我在五年前见她的时候是贸易部长，后来财政部长，现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她是第一次以国际货币基金总裁的身份访问中国，也是第一次以国际货币基金总裁的身份发表演讲，下面我们欢迎拉加德女士发表演讲。

拉加德：你好，非常高兴来到北京。

刚才就像主席提到的，此次是我第一次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访问中国，但是并非我第一次对中国的访问，我已经来到美丽的国度许多次了。现在胡锦涛主席称我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此我深感荣幸。我想感谢国际金融论坛的主席成思危先生，以及前韩国总理韩升洙先生邀请我致辞。

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女性执政后第一次华盛顿之外访问中国，因此中国是我国外访问第一站，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非常深厚和渊源的友谊和关系，我希望能够进一步加深这种深刻和友好的关系。在全球经济背景之下，中国的作用，尤其是亚洲的作用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国正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家也知道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中国给全球提供了近3000个就业机会，将大量贫困人口摆脱出来，而且经济得到了近30年快速的发展，这一些正是显示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政治决心和老百姓的智慧，我想告诉大家我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感觉到我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乐观。就是基于我刚才提到的诸多事实，但是全球并不是跟我一样分享同样的成就，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因为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总是困难遍布，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国家，甚至包括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他们的失业率非常高，而此时的失业率在历史上几乎达到了最高水平。

应该说在欧洲各国领导在刚刚结束的法国戛纳的20国峰会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解决全球金融发展不稳定，那么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我希望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怎样看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政策路径。而这些政策路径正是印证了目前世界各个国家被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深受其害之下的共同的诉求。

另外一方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球经济背景之下的金融治理的必要性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此扮演的角色。

首先介绍一下全球以及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前景，我已经提到了一点。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飘忽不定、不稳定的大背景之下。刚才我也提到了美国由于目前的经济状况不甚景气，因此失业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我们在这种背景之下不携手共进，世界经济将会呈现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而全球经济复苏的潜力将会深受质疑。而且我们也将会面临很多风险，当然我们并不是对全球经济非常之悲观，因为纵观全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已经出现复苏的势头，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迹象。

但是如果仅靠中国一家努力，它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复苏不可能抑制住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深刻认识到金融行业将会成为全球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如果应用好经济会发展好，如果应用不好，会加剧全球经济的创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切从金融危机当中脱生而出，因此在此过程之中必须有非常健全的政策和协同一致的措施，使得我们能够共度难关。非常明显的一点，全球发达国家处于金融危机的斡旋之前，他们有责任采取相应的政策重建信心，重新开始发展。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在布鲁塞尔所举行的国际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欧洲领导人之间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实现上述目标。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将希腊这个经济总量仅占到欧元区2%的小国从债务危机当中解脱出来，避免希腊从整个欧元区中剔除出去，这块也是会议上所有的欧元区领导达成的一致意见。首先第一点，将希腊经济达到好的地步。

第二个是进行资本重组。我会向大家解释一下资本重组的定义和相应的详细信息。对资本充足的定义，对于欧洲银行将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三点，要进一步加强欧洲远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防火墙的建立，欧洲稳定金融危机基金，将会和整个欧洲、欧元区领导人共同达成一致意见所推出的救援计划共同合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制定出援助计划整个蓝图，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具体措施来落实到实处。使得从理论层面提出的措施有操作层面的可实施性。

第四个步骤，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要做出决策来加强欧元区的银行层面的治理，不光是加强银行方面的决策，更主要是加强违规层面的制裁。目前在刚开始推出政策的时候，很多欧洲银行不是特别的同意，那么对他们来说确非非常容易的事情，我希望通过更好的整合和更好的欧元区的团结，使得最终接受救援计划。那次峰会上，我刚刚参加完法国戛纳的20国峰会的集团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掀开欧洲救援会议新的一章，欧洲成员已经认识到有相应的自律，将措施落实到实处。我们在原则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需要协同政策使得最终能够落实下去。

不仅是对欧元区，对其他国家也是一个信号，加速金融体系的重建改革，以求获得更好的竞争性和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主要是创造更多的附加值。而这一切对于那些宏观经济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实际上要求我们对他进行更好的平衡，我们要对财政政策积极整合，而这个整合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之必要。

另外一方面，政策的设定会使得经济发展能够在短期时间之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光是所有发达国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在同样的时间能够完成，而是所有的发达国家有不同的时间结点，有的时候有的国家有非常好的财政空间，有的国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空间。应该在整个IMF的框架体系之下，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整合来实现目标，这一点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预先考量的重点。

我想强调一点，不光是对于发达国家，而且对于所有的发展国家，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计划，我们也要促进公共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些是通过可持续性的平衡发展得以实现，我相信这些可持续发展不光是做资本方面的重组，更主要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是一种包容性的增长，IMF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诸多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一点，实际上包容性的增长将更有可能从长期向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而这一点是非包容性增长所不能达到的。在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必须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通盘考量，这一切对于亚洲有什么意义呢？亚洲面对举步维艰的复苏，我们做好准备应对风暴，我们有一些贸易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准备。有一些亚洲国家还是面临着一些整个经济过热方面的压力。

因此他们必须要为未来的一些金融和经济方面的困难做好相应的准备，在此过程之中我提到了很多金融方面的术语，但是我要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必须加强亚洲层面的合作，因为他们要对重整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强，这一点跟中国息息相关。如果说经济还是不能够发展下去，中国必须要进一步放缓这种过渡从紧的货币政策。而且另外一方面对于许多国家来讲，公共财政赤字也要进一步削减，在此过程之中，亚洲国家有许多功绩可以利用，比如决策人员可以通过一些财政方面的要素，来进行财政方面的调整，从IMF角度讲，我们欢迎这些政策的调整。

还有另外一点，刚才我已经提到社会层面也纳入到整个经济恢复的体系框架当中去，包括养老金，能够用来鼓励国内消费的进一步扩大。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从出口型转向更加平衡的发展，这一切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的驱动力。这样就使得我更加精确的理解在整个变革的环境之中，看一下中国的决策。

从根本意义上来讲，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的通道之中，IMF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稳定的金融体制和财政体制在中国的出现，我们也非常欣赏中国的五年计划，而且中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对于信贷投放量的稳定的把握，来对自己的金融体制进行适度的调整和改革。财政政策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重新平衡和调整，这一切成为我们进行预防金融危机发生的第一道艰难的屏障。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毋庸置疑拉动内需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刚才也提到了在整个国际大会上，无论是亚洲国家领导还是欧元区领导达成一致意见，做出第一步调整，如果关注一些统计数据以及当前的财政方面的赤字，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从10%降到7%左右。

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用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包括增长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包括重振房地产业的发展。刚才我已经提到中国也需要建立更加坚定的货币，但是我知道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漫长的改革之路。

我介绍一下全球金融方面的治理工作，我已经提到了在一开始的开幕里面讲到，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发展治理，包括就业率的增加，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体系下扮演的角色，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所有的发展国家当中是最重要的。通过贸易、投资以及融资给其他的国家提供就业机会，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接触到国际贸易。对于参与到国际来讲，深信不疑。中国在大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IMF也非常多的机会和贸易代表团进行沟通和交流，中国在20国集团峰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在那些会议上，不光是参会，许多参会人员期待与中国进行交流，倾听一下中国在大会上发表的声音。因此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中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权重，更重要是中国在全球大中商品的定价中扮演着越来越多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和中国过去几十年非常稳健的货币政策息息相关，很多国家羡慕这些成果。中国在20国峰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在IMF体系之下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国，在2008年到2010年之间，中国领衔着IMF体系改革，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声音权重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的三大领导国之下，奠定了中国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角色可以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几代人努力形成的，一代接一代共同努力的结果。

大家知道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很明显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IMF角度来讲，我们非常愿意能够广泛与中国进行合作，进行战略对话，这种对话非常必要和必须。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所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经济框架之下，每个国家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要解决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国家合作，但是我们最需要传递的就是经常合作。有的时候国内的政策可能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们最近所从事的一些研究和工作的结果。全球的经济已然互联互通了，我们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来应对我们所共同面对的挑战。谢谢。

戴相龙：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金融协会总裁、国际金融论坛顾问委员会副主席查尔斯达拉拉先生发表演讲，他是这一次代表金融机构参与处理希腊危机的，所以他的讲话一定是非常丰富，现在有请查尔斯达拉拉总裁演讲。

查尔斯达拉拉：非常感谢戴相龙先生，非常感谢陈主席，还有韩先生，非常感谢此次北京市人民政府做了这么多工作来支持国际金融论坛的成功召开，非常高兴能够到此来和大家分享，我也非常感谢前面的发言人，他是跟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务之后就到了北京。北京是我妻子的老家，我对北京非常有感情，很遗憾我夫人没有到场，我很自豪去年我们也来北京进行了成立仪式，设计了旗帜。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已经有了四五个中国的成员，加入了我们的协会。除此之外，我们能够更多的由亚洲的成员代表我们，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在亚洲、在全球的增长之中，已经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我们的协会，总部也不断的朝着亚洲来进行迁移。今天亚洲董事成员是新加坡银行的行长，也是代表了亚洲的成员。我们不断的来扩大我们的协会，代表全球的金融。

因此对于任何的多国的运作的跨国公司来说，像IFF来说，更多的侧重于亚洲，虽然他们是基于大西洋、太平洋的，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亚洲，感觉到大家的活力，感觉到这里发展的蓬勃的势头。在美国基本上也感觉不到这一点，欧洲也是如此，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今天上午此次大会的主题，来进行探讨，这就是对于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正如之前的视频提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大家关注程度不够。我想退后一步，请大家回顾一下二战之后我们的祖先也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体系，他们建立起了像IFF、世行这样的组织机构，因此对于这样的机构，对于全球社区来说，他们也运作了很多年，而且对于全球经济的框架来说，也是不断的发展。这样的体系监管太严格了，尤其是70年代的时候，这个之后在38年当中，我最近可以把它做一个总结。这样的体系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整合，但是这样的体系有的时候灵活程度有一些问题，没有一些足够的参数来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政策的决定。

最近我做了一次演讲，现在的体系监管过度了，对于我们来讲没有体系，我们觉得现在有这样的体系，但是了解他的想法，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体系没有明确的表述，我们希望对体系进行更新，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体系化的框架，能够适用于21世纪的情况。最近在戛纳举办的20国峰会，当时所达到的共识非常的小，虽然对于法国来说，当时他们进行了非常好的款待，可是对于20国来说，他们还是不能够保持发展的势头。这个之前在伦敦，在09年的时候，他们取得了很好的共识，但是戛纳没有延续。

在过去的60年当中，我们觉得我们要不断的进行合作，要来进行协调，有的时候协调做的好一些，比如说在70年代的时候，或者是80年代的时候，在过去的20年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谴责20国集团，谴责他们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因为现在所处的环境非常的艰难，对于国际的政策的协调来说，他要触及的范围比20国深，要有政治的领导人一块做出。有的人说因为缺乏政治的意愿，也质疑政治方面的质量，尤其质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我认为在某一些方面是误解了，我们要探讨是否有信赖的系统，能够引导我们，使得各个国家在长期保持大家的利益。

我们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我们之间的互联互通不是特别明显，除了互联互通之外，对于政策的制定其实是一个两难的情况，因为我们看到他可能主要是要来应对如何来得到国家的欢迎、民众的欢迎，对于国家来说不仅仅是特别。我们要看到全球当中，09年达到了协作的峰值，我们要应对这样的大众主义或者是国别主义，如何来更加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呢？对于各个国家来说，他们可能只是偏向于对自己有利益的做法。由于这样的效应，他们可能会支持长期的利益。比如说很多的方面，看一下美国的政策，我们认为他们某一些方面做的很好，不断的支持自己衰退的美国的经济，但是对于长期来说是否宽松是适当的呢？对外宽松政策能够来对于国际方面的溢出的效益能够减轻呢？我不确定，对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如何呢？我不想专门针对没有提出这一点。

总之，我们必须要来针对全球经济的视角看一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更加有效应的系统。在这我必须说一下，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他们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扮演。当然了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可以加以使用，也许我并不同意在之前发言人当中提到的每一点，通过他的发言我得到很好的鼓舞。因为在几个月之前，我注意到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要加强欧洲银行的资本机构，进行强化。对于我们的欧洲的各位朋友来说，这些说法非常有鼓舞性。对于领导力的鼓励，能够展现出对于像IFF或者OECD这样的组织，是非常有影响力，包括欧洲、美国，甚至有的时候对于中国也有影响。

对于全球的领导力而言，通常我们仅仅从很狭窄的视角来考虑，为什么我们对于全球经济的衰退有深远的意义。我在这里提一下，就以最近欧元的债务危机，在布鲁塞尔之前，我觉得它其实是不断的步骤的深化，主要是因为一些私营的金融的社区，他们希望能够来采取一些主动的方法，他们希望能够来负责50%的债务，由私营部门进行承担。他也提出其他的决定，现在没有得到更新，但是也代表了一些进展，代表了欧洲领导人在危机的时候展现的领导力的作用。

在这我想强调一下，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是要采取举措，达成全球共识。现在全球的共识是支离破碎的，尤其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来说，如果看一下我所来自美国的情况，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我认为人民越来越担忧了，虽然我们在峰会当中了解到了我们必须要来解决一些现在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欧洲债务的问题，但是我突然意识到，20国峰会当中没有注意到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我希望大家要提高他们的关注度，要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尤其是在美国的视角来说，就美国国内来讲，我们大家都分担着我们的关忧，我们关注着近期的挑战，我们一直进行长期的财政政策的规划。就美国而言，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制定长期的财政政策，我可以相信对于这样的计划就能够帮助我们在短期避免一些有可能不断的恶化的问题，尤其是如果没有财政的刺激计划之后，因为今年我们有1%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半年的情况好一些。

现在我们看会出现新一轮的经济的衰退，但是幸运的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还有新兴的市场，他们的增长非常的迅猛。但是这些地区本身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比如说正如之前的发言提到的，某一个时候可能出现货币的紧缩，我相信或者我怀疑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看一下全球重新出现的经济的衰退，甚至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得到这样好的成绩，而且过去十年当中发展如此迅猛，可能也有自己的挑战。你们的发展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对于你们的金融体系也要产生变革。

大概几年之前我听到了周小川行长所发表的一份演讲，当时他接任戴先生，当时他就提到了我们对于中国的领先银行的活动进行国际化，比如说进行IPO，而且要来采纳国际会计标准，要来采纳国际的风控标准，提出对于中国金融体系采取变革。这些政令现在实施非常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挑战，也是围绕中国经济周围的。我们看到放贷的大量的集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于中国银行的业务的急剧增长，但是也影响了大家的关注。我们现在注意到了，中国政府不断的采取各种步骤以便能够提升中国银行的透明度，我们希望放在监管的范畴当中，以便对银行的活动进行监管。大概是在几年之前，我认为对于监管涵盖了90%的融资和金融活动，这是中国经济当时的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有着社会方面的融资，它希望能够涵盖所有的中国的经济活动，最近我们了解到现在监管的活动只占据了58%，这九年当中从90下降到58%，帮助中国向市场经济进行迁移。但是我相信这就带来了一些不稳定，换句话说，他也造成了一些挑战，中国所面临的是要进入到发展新的阶段，它不断的对于自己所拥有的金融工具进行调整、优化。像主要的经济大国一样，对于中国而言，你们现在来承担在全球经济和体系运作当中越来越多的责任。因此，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你们的代表的席位也增加了，可是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对于任何的领先的组织机构来说，你们现在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你们要来对于更宽泛的全球经济付出更高的责任。

因此，我可以回顾一下90年代的时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最多的权重是美国所占有的，那么我的一位前任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们怎么花我们的时间呢？请你告诉我，他说对于51%的席位是美国代表，其他所代表的其实是微不足道，也就是在5、6年的时间当中，我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换句话说，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当中占有主席的席位，我就可以鼓励大家，你就可以来使得中国的领导人注意到这一点，你们拥有更多的权重，你们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除此之外，你们同时也要付起更高的职责，这样整个体系才能运作。

最后我想就这个问题分享几个想法。我确实认为随着我们参加这几天的非常重要的盛会，在此次国际金融论坛当中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如何有助于体系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有效的全球政策协调的机制。因为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争论了很多。比如说互相评估的体系，但是我们希望要来得到政治方面的支持，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还是要由全世界的政治家进行支持，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系统，应该是非常强有力的。而且对于IMF，他已经提到了政策方面，他们相信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框架，就6到8个经济国家来说，他们觉得自己有可能在中期来说，能够得到低通胀的良好的发展。但是仅仅有6到8个国家这样认为，之后其他的国家就必须得接受，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获得国际的团结，我们必须互相尊重，我们必须了解各个主权的最基本的因素是什么。这就是我最后的想法，我觉得对于经济和金融的团结，现在仅仅是一种幻觉，而对于整个领导人必须了解这一点，是一种幻觉。正如主席先生提到的一样，现在我们正在致力于一个互通互联的经济发展当中。我们了解自主性来源于经济政策。1972年之前叫做团体的会议，那么当时的前身来说，也举办了会议，包括了很多的新兴的国家，当时中国并没有参加20国峰会的前身，当时只是有一些80年代的全球的机构，他们有一些代表参加了。

最后读一下当时的宣言是什么，对于采取适当的国家，可以避免失衡的发展，在发展方面他们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也考虑本国的需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这种想法应该是切入到我们的架构当中，应该是切入到我们现在的政策协调的机制当中。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做这一点，对于私营部门我们希望能够尽我们最大努力帮助建立这样一个协调结构，这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际金融的协调机制，

戴相龙：感谢查尔斯达拉拉总裁的演讲，下一位演讲人是重庆市的市长，到了重庆当常务副市长、市长有10年多了，加上重庆的崛起，加上他的勤奋，在重庆干了很多业绩，有很多独到的看法，我们听听黄奇帆市长的意见。

黄奇帆：刚才主持人在开幕式总结的时候提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我的发言回答这几个问题。

现在金融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个金融业是服务业，服务于工商企业，为制造业和各类其他的第三产业服务，如果金融能够很好的服务于各种二三产业，金融就是中心。如果金融业不能很好的为制造业第三产业服务，那么脱离了这个服务的轨道，当不了中心就变成了泡沫，变成空心。总的一句话，工商性、金融性，工商企业不够，金融倒。

第二个原则，金融是讲信用的，信用的基础是资本的充足和现金流的稳定。

第三个，金融要走杠杆的，没有杠杆没有金融，杠杆伴随着风险，所以过高的杠杆一定引入泡沫。

回顾十几年美国的金融，特别是华尔街的一些状态，实际上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华尔街美国的金融核心，几乎没有太多的为美国工商经济服务，自我循环，在虚拟经济体系当中循环，或者在全球金融中追逐热权效应。在这个意义上犯了第一个问题，违反了第一个原则，不在是真正的核心，丧失了服务功能。

第二个，的确有许多创新，但是就金融创新而创新，在虚拟经济中的创新而不是为工商产业发展，更好的服务于工商产业的创新。整个的美国的这种市场总量，150万亿美元，是泡沫创新的产物。

第三个，华尔街也好，整个金融体系的工资越来越离谱，90年的时候查了一下，美国金融界高管的工资相差不多，2、3倍而已，但是到这个十年，或者是现在金融危机以后的高管，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三五年，比哈弗大学教授的年薪还高，到了中层干部就是几百万美元，到了总裁是几千万美元，是奥巴马总统的数十倍。高工资有高利润，高利润就是高风险。职业经理人使自己的收入保持在微观活动中追逐利润，就让美国导致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全世界的经济拉下水。实际上仔细分析一下，教训惨重。

现在已经出了这样的金融危机，全球的政治家、企业家、经营专家，各种论坛组织也都在研究怎么摆脱危机，除了在金融体系框架制度安排中动脑筋以外，我们更多从实体经济出发，从科技发明、产业发展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回到金融为工商经济、各行各业服务的轨道上来。

在金融体系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办法，会有三种显然的结果。

一种，想出一些招数把现在要发生的危机推迟半年、一年，危机退后。

第二个，一个危机的办法好像解决了，伴随危机的解决，另外一个危机又集中爆发了。

第三种，转嫁危机，我们国家的危机转给别的国家，因为金融本身不产生GDP的巨大增量，如果脱上了工商经济发展内循环，只是把蛋糕切来切去，已经丢失、坏掉的没有办法重新产生。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定是基础性的革命创新。比如说当年电子产业发展，带动全世界每年几万亿美元，石油、化油、汽车工业的发展，也都是几万亿美元的冲击量、带动量，当然电力的发展、电灯的发明，这种科研成果，工商产业一接触，会产生增量，这种增量会洗涤过去已经坏帐的泡沫，形成一个新的摆脱危机的形式。

那么要实现这样的一种状态，政府的调控当然有理论工具，有一定的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指导我们经济活动的，为更多企业家提供理论工具，也为要素市场提供理论，也有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理论。这种理论我的感觉、我的印象或者我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认为主要就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几十年来就是凯恩斯理论，是救金融在紧急状态下，政府透支财力搞一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但是他只是救济，因为他过分的使用、过长时间的使用，使政府的金融债务的危机加大。

第二个，私有制和市场化的发展，一定会造成两极分化、财富不均。社会稳定，零碎主义的管理方法出现了。这几十年来这一块也是行之有效的，通过社会保障、公务服务的公平性，起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现在的希腊，一个普通的公民5万欧元，失业在家一年一万欧元，不干活也能很好。我们已经休闲惯了，不干活也有这么高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我们的标准，就是他们游行的口号。

第三个，供应学派的理论，在70年代产生，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用了八年，对美国80年代经济乃至于90年代的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80年的时候英国的首相也是用了这个方法，搞的比较好。其实仔细想中国改革开放，我们的特区、开发区政策也和这个原理差之不多。供应学派的理论是增加企业的供应，政府通过减税，通过财务补贴、融资，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创业，更多的人就业。为了鼓励这个创业，就要改善创业的环境，增加中小企业小老板的发展状态。有的时候会说，现在市场不景气，没有岗位，没有业务，创业者在市场当中找什么定位呢？我认为不用担心，宏观来讲，人群总会有自己的岗位，现在找不到岗位的人是皮鞋穿惯了，只看到皮鞋的岗位，赤脚的岗位看不到。用供应学派的理论，政府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税收减免以及资金融通，各方面安排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就这三种而言，国内主义的理论能够常用，但是不能过分。当下最合适的就是供应学派理论，这方面的工作搞得更好。我最近看奥巴马的就业法案，最近还在提出一个欢迎全世界到美国投资的一个法案，都有这样的精神，我认为这些事如果搞好，用这样的理论支持，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二三产业、制造业发展，增加就业。另外一方面增加战略性的、革命性意义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比如新能源，比如环保产业，比如新兴的通讯、电子产业，包括云计算时代的整个产业等等。只要以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为中心，进行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革，世界是会有灿烂辉煌的前景的。谢谢。

戴相龙：黄市长讲的很好，我们第一次演讲就结束了，下面由Wendy Dobson女士主持讨论。

（二）讨论与对话

戴相龙：黄市长讲的很好，我们第一阶段的演讲就结束了。下面由Wendy Dobson女士主持讨论与对话。

Wendy Dobson：各位上午好。接下来我们稍微转换一下话题。下面我们邀请讨论嘉宾，他们会到前台来。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Wendy Dobson，我来自于加拿大，我来自于多伦多大学。我之前担任加拿大前财政部副部长。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接下来讨论的嘉宾。其中有几位当中，他们刚刚参加了20国峰会。主题演讲的发言人给我们提了一些议题，主要是针对国际金融体系。接下来的讨论环节要聚焦于人民币的结算，尤其是将来人民币扮演的角色，包括中国和其他之外的一些国家的讨论。在需求方面，我们有一个问题是对于美元现在的不稳定性有什么样的看法？而且我们有没有什么替代性的资产？这是由市场的参与者和政府，如果他们要来进行自保的话，有什么替代性的货币？在供给方面，也讲到国际货币，对于货币和货币单位来说，我们在将来会把它当作外汇的储备，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风险？有什么益处？我指的是如果对人民币进行全球化的使用会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和不利之处，如何到将来的政策？我们有请各位嘉宾进行探讨，每位进行5分钟的评论，之后进行对话。第一位讨论的嘉宾是沈联涛先生。

沈联涛：谢谢Wendy Dobson女士。尊敬的成思危主席，尊敬的戴相龙理事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我非常荣幸收到邀请来参加这个讨论。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问题也比较复杂。我解释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我认为对国际货币体系来说，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相比较而言。因为第二个问题非常小，涉及到中国如何融合到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我们大家都联在一块，但是我们要明白其中所使用的技巧是什么。如果我不明白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能够简单地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这点。

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只有一个单一的美元体系，这就造成了一个难题。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至少会遇到有关的赤字问题，这是从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所出现的。我们要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讨论有关的盈余和赤字，只有全球储备货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对于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没有什么变化，我就不做评论了。

对于现在的问题来说，现在有三种理论：第一，大家都抱怨，这主要是由于顺差的国家，他们从这些赤字国家拿到了太多的钱，但是这个故事并不完整。很遗憾的是还有一种观点，这就是全球信贷理论，如果谁能够提供全球信贷，这就处于优势了。欧洲银行借贷10万亿，在灾难发生之前。这是美国银行，他们在次级债之前造成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要看一下全球信贷的问题。第三，有人曾经提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你会意识到对于这个系统来说，并不是这个系统某个部件出了问题，而是这个系统出了问题，是指在系统的各个零部件之内，不管是贸易，还是金融，还是杠杆，出现了系统化的整体问题，如果大家看系统化的流动性问题，在危机之前有过度的流动性，流动性太高了，大部分涉及到杠杆，杠杆比例太高，因此大部分组合产品都得到了杠杆的放大。实际问题是，当音乐停止的时候，现在音乐停止了，我们出现了对方的风险，突然就出现了流动性的缺乏，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货币的问题。

因此，这是三条可能出现的通道。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来说怎么解决？我们认为它应该做三件事：第一，提供全球流动性。第二，支持实体经济，要带来长期的繁荣。第三，要在经济当中加强监管，加强全球经济的监管体系。

环境准则，虽然我们得到了流动性，但是这个流动性不足够。但是第三个功能实在太难以完成了，我们要实施这么多监管的话，现在全球的通胀很厉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过度的流动性就没有监管了。我们对于杠杆方面也就没有监管了，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早些时候已经有人提到了，我完全同意韩升洙先生的发言。因为现在的系统是不平衡的，比如说在亚洲风险当中，如何让他们进行支付？如何又能够支持这个领域？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体系的监管程度是不平衡的，除非对于整个体系的监管程度是一致的。我们要求贫穷的国家，希望他们能够来帮助解决富裕国家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要求，这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它是全球贸易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对于国际货币来说，是不可避免要承担的。但是这样一个抉择，并不是说你有无限的优势，你除了优势之外还要负担很大的责任，现在的职责对于任何单一的国家来说，都不太容易承担，除非三到四个国家能够共同承担。大家看一些数字，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对于泰国的支持，仅仅达到170亿，对于希腊，希腊比泰国要小，但是却达到了1500亿之多的支持，有的数字甚至达到一到两万亿。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来说，它不能够承担由于金融部门造成的过度杠杆化。

我记得黄先生之前提到了，而且其他发言人也提到了这个信息，金融应该支持实体部门，而且对于金融体系来说，如果它不支持其他行业的话会发生什么？雷曼兄弟破产了，他们作为一个主要的就业提供者崩溃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把那些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进行脱钩，这也是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把金融导向世界行业，来给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如果不对它进行改革，就像黄市长提到的，我们将会从一个危机转向另外一个危机。非常感谢。

Wendy Dobson：有请李昌镛博士来做主旨演讲。

李昌镛：我深感荣幸能够到这儿来。刚才沈联涛先生给我们做了介绍，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框架体系。我从实践层面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在构建新的金融框架体系方面的真正困难，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实际上是市场决定一切，这也是新的金融框架体系下的决定性因素。比如说交易成本，特别是对于非美元体系的一些成本的话，可能相对比较高一些。美元系统的三角形体系之下，买方的交易成本过高，包括一些支付系统，包括安全系统以及缺乏相应的交易员系统。要想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框架体系，实践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对金融基础架构进行投资，特别是投资那些非美元系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亚洲国家，通过道路以及港口、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可以在金融基础架构方面进行投资，长期来讲，能够帮助我们重建全新的金融框架体系。我提到了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贸易体系，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新的货币体系之下来建立一个贸易结算体系。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两个地区的政府已经建立起了人民币交易结算系统。大家知道如果说通过贸易结算出了一些无论是美金还是人民币，放到各自的央行里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资金进行投资。

另外一方面，中国和香港大陆之间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业务也在建立。几年之前，在香港的人民币海外结算业务，只是620亿人民币左右，到现在为止已经达到6000多亿人民币左右。因此，大家可以看到以人民币为货币的贸易结算，在区域范围之内，增加速度非常之快。即使将来会实现金融体系完全的自由化，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还有一些金融监管，我们还是能够创造出一些合适的一些基础架构，来催生新的货币需求。这是鸡和蛋的问题。

大家知道，要是通过短期时间内减少一些非美元交易系统的一些购买成本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但是花的时间非常之长。只要建立起区域的人民币为基础的结算体系，一方面可以减少对美元储备货币体系的支持，另外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催生对人民币的需求。第二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在建立起人民币资产体系过程中，应该把人民币支付体系和安全体系同步构建。一方面我们想推行人民币业务，但是另外一方面支付体系和安全体系没有同步建立起来的话，这样会阻碍人民币在离岸业务中的地位。我们获得的教训，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现在可能都已经成为一些高储蓄的国家了，他们可以构建一个在央行体系之下的一个新的金融体系和架构。

如果说在各个亚洲国家各个央行体系之间有政府债券的交易体系，这样有助于帮助我们建立一个阻止金融危机发生的全新的金融框架体系。在亚洲，我们已经在基础设施，比如说像道路、港口等等这方面投入了许多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架构的投资并不是特别多。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来改善我们错误的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和时间节点，来重建地区的金融体系。

Wendy Dobson：非常感谢李昌镛博士。接下来有请李稻葵教授发言。

李稻葵：我觉得今年从举办的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很大的改革，在此，我想特别祝贺我们成思危主席，保罗.沃尔克在这个方面做的很多工作，这样的形式，我感觉到已经非常非常国际化，非常与国际接轨了，有点像达沃斯的感觉了。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国际获悉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题目在开幕式之后进行讨论再适合不过了，这是当前国际金融的一个核心话题。这可能也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说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进入了WTO全面的应对了金融WTO的挑战，也抓住了机遇，让我们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了一个档次。那么未来10年，可能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

在此，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人民币的国际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非常充满了挑战的一个过程，刚才沈联涛主席讲的非常好，任何一个国家它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意味着他承担着巨大的国际责任。实际上，上个星期三，我跟沈联涛在一块参加一个讨论会，他讲的更加明确。他讲了一句话，至少让我感到非常地震惊。他说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家，在它的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都碰到了巨大的麻烦，当年的英国，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之后，碰到了二战之后的挑战，德国马克后来演变成欧元，欧元推行出来之后，今天碰到了困难。日元试图国际化，国际化之后，碰到了20年重大的危机。今天美国经济，部分的危机可以归结为美元的特殊地位，基于历史提出了这么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绝对不是一个风光的，绝对不是一个风风光光、风景无限的建成，中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危险。

在此，我想提出三个基本的原则跟大家讨论。我想人民币国际化第一个原则，一定要和整个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乃至于整个国际金融改革要紧密结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断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也是中国的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不断地要跟全世界进行沟通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多边化的过程。当前在欧洲碰到欧债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援助？怎么援助？在援助的过程中是不是要以人民币计价来进行援助？这些问题跟人民币国际化密不可分。

再比如说拉加德女士，她提到了IMF要扩资，目前的资金量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的挑战。在扩资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不是可以以人民币计价来进行出资？来进行一部分的投入？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的话语权提升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实际上应该跟整个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整个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要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单边的过程。

第二个原则，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也必须紧密结合中国金融自身的改革。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就是一个我们自己金融体制不断改革，不断开放的过程。比如说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们的商业银行是不是应该更加稳健？如果商业银行的经营不稳健的话，短期内如果投资者、存款者认为我们的商业银行地位不稳，是不是有可能资金出走？再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不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加稳健的过程？如果资本市场出现了大规模的波动，如果资本市场短期内被认为是投资者没有投资的价值可言，就会产生资金的外流。

第三个原则，这也是回应我们黄奇帆市长的话，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一定是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这点不能忘记，不能说我们在国际上仅仅让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工具，而忘记我们自身的服务。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目前是以贸易逐步地人民币计价贸易结算推出的。下一步我个人的观点，应该让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我们像温州、鄂尔多斯资金相对充足的地区，资金走出去，资金不要再本地炒作紧密相关。设想一下，如果在温州，如果在鄂尔多斯在一定条件下做一个试点，产生一个试点，让他们的资金在一定范围内兑换成美元、欧元，出国投资的话，这个地方的金融业会相对稳定，从而实体经济也会相对稳定。

总的说来，我个人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充满挑战的进程，千万不能过分低估它的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跟国际货币体制改革，跟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相结合，必须跟金融改革相结合，必须跟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谢谢。

Wendy Dobson：谢谢李教授的点评。

张礼卿：首先我想感谢组委会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论坛了。同时我也衷心这次论坛召开。我想回答Wendy Dobson女士提的问题，一个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到底现状怎么样？它将会怎么发展？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美元作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实际上从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延续到现在，尽管当中有瓦解，但是这个体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个体系到底有什么问题？在我看来它既不稳定，也不公正。之所以不稳定，因为它内在有难题，与此同时，还存在美元特权的问题。由于美元存在着这样一种特权，所以它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它很少约束。它存在着不负责任的倾向。

在过去金融危机中，特别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我们充分看到了这样一种国际货币体系是存在着问题的，存在着很强的不稳定性。另外一方面，它的问题是公正性。因为现在国际资本流动非常易变，而且缺乏监管，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它必须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由于美元是主要的货币，所以他们不得不借债美元资产，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大量的购买美国国债。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在中国发生了，而且我们可能还会继续。

说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为什么购买这么多美国国债？这既有我们自己发展战略问题，也有现行的所谓体系的问题。为什么现行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是不公正的，它导致了穷国的钱不断流向富国。现行的体制既不稳定，也不公正，所以需要改革。

未来怎么改？我们知道有很多方案，包括创建世界货币，包括不断增发SDR作为储备资产，分配给各个成员国，当然还有所谓改良的美国本国货币。所有这些方案在我看来都很难实行，虽然对其中有一些方案，比如说不断增发，特别是提款权，作为各国的储备资产，以至于使它在储备体系当中不断提升。但是总体来讲，实现这个方案也很难，因为它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需要政治意愿，特别需要一些大国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我们需要积极推行，但是我们也要做好思想准备，未来这个体系很可能是一个多元储备体系，它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多元储备体系未来会是一个基本格局。这样的储备体系会造成储备货币的竞争。储备货币竞争是未来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样一种制度，虽然有可能使得主要储备货币基金的汇率有较大的波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认为它也有很好的好处，它会倾向于抑制单一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时候的那种不稳定性，因为多种储备体系货币的存在，它会使得其中任何一种货币都不能更多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从而避免其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体制可以促进更好的货币政策，特别使储备货币的发行政策，使得它们更加负责。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这样一种多元储备体系是值得欢迎的。

当然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遵循单一的储备货币，甚至是世界货币这样的一个方案。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想说两点：第一点，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在哪里？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我想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中国，我想它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有很好的积极作用的。至少它可以降低我们在国际贸易投资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另外一方面，我想它对世界也是有利的。因为它会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可能会有助于一个竞争性的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并且在这个储备体系中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的。

最后，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这点上我非常同意李稻葵教授的意见。为了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事实上，目前来讲，人民币的国际化还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要使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我想有四个基本前提：一个是我们需要继续持续繁荣的国际贸易。第二，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第三，我们要有稳定趋于的升值货币，当然我想这个升值不能过快。第四，较为开放的资本帐户。在四个条件中，现在有很多国内外的学者，都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开放，在这点上我不完全同意，我认为一个开放的资本帐户，固然有助于国际化，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汇率彻底要求资本帐户开放，因为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实现资本帐户开放的。对于这样一个前提我想做一个强调。

Wendy Dobson：谢谢张教授。有请汪涛女士发言。

汪涛：首先国际金融论坛组委会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也感谢Wendy Dobson教授邀请我参加本节讨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各方面都做了尝试。我想讲的更具体一点，大家都知道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美元主导的体系，这个体系里面有很多弊病，这是众所周知的。人民在将来10年、20年会不会成为一个国际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中国政府已经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了。刚才张教授和李稻葵教授都已经讲到这个过程是艰巨的，有一些前提。

首先在我们讲到责任和成本之前，想看看人民币国际化对我们实体经济发展，对中国可能有一些什么好处？好处刚才张教授提到了，可以降低外贸中的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还有一点，可以让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在汇率上，在货币上更加匹配。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持有的大量的对外资产是以美元或者是欧元计价的，而我们政府可能在国内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会陷入亏损的阶段。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个阶段不断地人民币持有对外的资产的话，就不用担心汇率风险了。这也是一个考虑之一。

在成本上，首先在我们成为储备货币之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在漫长的进程中，还需要国际上更多使用人民币。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可能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贸易的量，中国现在这个与日俱增。第二，需要别人愿意投资，愿意持有人民币，这样需要有流动性，而且是比较大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而债券市场，规模在中国非常小，流动性也非常弱。第三，在国际上持有人民币过程中，需要看到有增值保值的作用。除了升值以外，更重要的是国际上要对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透明度、可信度要抱有信心，他可以预测到政策怎么改变，如果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透明的过程，愿意长期持有的话，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因此，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似乎国际上对人民币需求非常大，但是我往往想问，这种需求是因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需求？还是真实的对中国宏观政策长期稳定的信心的需求？这个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的检验。一旦人民币更加国际化的话，我想可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也是后果，那么中国的政策决策者必须要放松对汇率的管制。因为人家持有人民币，他肯定是希望有这个自由，想持有的时候持有，想离开的时候就离开，有一个自由度。就是资本债务要有一定的放松。我们会不会逐渐放开人民币汇率？另外就是放开资本市场。在世界市场上的动荡，因为资本的大出大进造成影响，这个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先别说中国对世界负什么责任，中国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应该负什么责任，对中国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应该负什么责任，首先要考虑到这点。

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我们金融体系的健全，包括利率的完善，包括汇率更加灵活，这个过程，在任何国家，在它逐步形成过程中都经历了非常大的挑战和风险，经常伴随着资产泡沫和国家经济大幅的动荡，我想这个挑战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而不要个别简单的把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对国内经济政策和基础，包括整个一套价格体系形成都有非常大的要求。因为到最终，所谓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或者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它肯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服务就是促进资本最有效的配置在实体经济上，这才是最根本的。如果我们国内很多要素价格，包括利率、汇率，包括能源、土地等等的价格，如果有很大的扭曲或者是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在加入资本大幅流出、流进的话，这样可能造成了对实体经济的危害更大。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特别迫切要继续推行，要加大力度推行的是国内一系列的改革。谢谢。

Wendy Dobson：非常感谢汪教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首先从沈联涛开始，刚才沈联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宽泛的视角，主要是聚焦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些功能。我想请教一下，在需求方面，现在看起来对于安全资产方面有过度的需求，主要是因为美元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而且对于政府而言，他们也要来进行担保，以便来避免出现一些支付方面的不确定性，对于投资者，他们也要寻求安全的资产。是否我们有一些替代性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应对这些体系所出现的问题？

沈联涛：我觉得世行总裁已经解释了很清楚了，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这个危机，它的核心在于，对于金融来说，它所蓬勃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它的杠杆泛滥的比率，造成了一个对于实体世界的很大冲击，而且出现了脱节。如果我们要对所有的，比如说对于这些所印刷出来的由各国政府、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印出来的钱，你就会意识到这种崩溃已经发生了。大概在五年前，人们宁愿持有金砖，而不是现金、纸币。因此，对于现在持有纸币的人，他们都希望得到各种各样的金融体系来找到解决方法，因为货币不断出现贬值，就整个我们所构建的金融体系，在过去50年来说，一直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这就是信心、信任或者是稳定性。

现在我们必须要来重新建立起信心，可是信心如果没有这个体系的监管、自律的话，是不可能重建的。对于做坏事的人来说，对于这些人，他们现在不用进监狱，因为现在我们没有退出的机制，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解决问题。这涉及到了退出机制，主要是由于一些重要的政治原因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解决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自律的系统，我们没有这样的系统的话，对于杠杆泛滥的比率越来越大，而且大家不断说正是因为储蓄太多，所以导致我消费太多，借的太多，这个循环什么时候能够终结？因此，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如果现在我们说好的，对于放贷者，他们要来援助借贷者，当然我们应该来进行合作。你损失的话，就是我的损失，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在我的家庭中，如果我的兄弟有问题，也造成了我的损失。如果我的兄弟得到援助的话，作为姐姐，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作为阿姨，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因此，我们再也不存在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激励机制，除非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个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提到了也许我们必须要回到一种自动的稳定，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强硬的自律，以便使得这个系统能够正常运作。

接下来我想回到人民币这个问题上，李教授我希望您能够评论一下。

李稻葵：我同意沈联涛主席刚刚讲的，确实这个世界需要改革，需要增加监管，需要增加纪律性。但是我有两个不同的观点，当前这个世界，此时此刻的重大问题，欧债危机出来了。在这个房子着火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暂时谈这个房子在哪个位置上装上灭火器。当今世界出现了对安全资产的需求，本质上因为世界经济的重大一部分在救火。投资者的信心非常不稳定，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这个说法可能是中长期的任务，短期之内需要依靠欧洲国家、发达国家尽快行动起来，尽快落实各位领导已经通过的决议，各个国家要在基础层面落实，给予这个世界更多的信心，救火是第一位的。

Wendy Dobson：非常感谢您的评论，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系统的运作，就这个问题，刚才两位教授已经提到了，李教授提到了一些非常明智的建议，主要涉及到一些实际的步骤，是我们有必要来采取的，以便更多使用人民币，至少在地区来说，之后在全球充分使用。汪教授刚才也给我们列出了一系列非常有益的步骤。为什么我们在这么高的层面上依赖于美元，当我们讨论到美国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而且得到很好开发的二级市场。甚至在危机当中，它的运作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对两位教授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来更多的探讨一下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除了来重建香港的结构、东亚的结构，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以便能够更多使用人民币。

李昌镛：这个问题会涉及到人民币的一些国际化进程，任何一个货币实际上都有合适的基础架构。我觉得如果说他们在国内建立非常好的基础，为货币国际化可以打好基础。另外一方面，怎样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整个主权债务市场中，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需要注意两点。首先第一点，中国必须要建立一个三方的交易系统，中国韩国、中国马来西亚，包括韩国和马来西亚，都可以建立交易结算系统，特别是亚行要加强这个方面的合作。我觉得短期之内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还有一点，许多亚洲的央行，都是政府债务的一些储蓄银行，由于我们缺乏这个方面的基础架构，如果亚洲的央行决定此时此刻拿出一些相应的政治意愿来建立金融基础架构，可能能够使得亚洲使用频率比较低的一些货币，为国际化进程铺平道路。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怎样来开发我们相应的市场。这个也是从长远考虑。

汪涛：关于具体的步骤，中国的债券应该有很重要的步骤，包括第一步是中国的国债市场，大家都知道中央政府负债不到20%，但是地方政府负债可能接近30%。其中很多债务，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是保障性住房等等这样一些，应该由中央政府做的，包括以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就是变隐性的债务为显性的债务。另外一个步骤，现在我们政府在提供人民币离岸市场，让国外的投资者，可以在海外，在香港，在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但是这个跟人民币国际化初衷的有点相悖，如果向增加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的话，为什么不放开国内的市场，人民币发行债券，来上市的话，与其中央银行拿了老百姓的外汇去投资美国国债，或者在人家市场上投资，还不如让老百姓咱们的市场上持有人民币或者是股票。一方面推进国际化，一方面也有助于资产负债表汇率的平衡、货币的平衡。

Wendy Dobson：这样的话就引出我最后一个问题，给张教授和李教授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跟汪涛教授提到的问题息息相关，到目前为止，这些境外交易，可能还是不允许，那么到底中国政府在推进这个政策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初衷呢？首先它确实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点非常明确，希望人民币在整个伦敦地区，包括亚洲，包括香港地区成为离岸中心。但是，我们怎样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呢？希望人民币成为诸多的一揽子储备货币之中的一个货币，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立场？

李稻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我谈谈个人的看法，谈谈个人作为学者的看法。我的看法，人民币国际化，不应该是一个终极目标，这跟中国进入WTO还不太一样。人民币国际化，无非是一个伴随的副产品，是中国经济不断地参与国际事务，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副产品，是我们的金融改革、金融开放的一个副产品，是我们金融不断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个人的观点，不能够一切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如果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终极目标的话，它必然会带来沈联涛主席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堪承重，这个成本非常高。我们的落脚点是要促进国际货币体制改革，我相信这是沈联涛主席的个人观点，落脚点是促进国际货币体制改革，落脚点是让金融更加稳健，更加开放，落脚点是让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融资更有渠道，渠道更加畅通，本着这个原则，我个人的观点，完全是个人观点，在SDR特定提款权的改革上，也不能把人民币变成SDR一个加权的货币。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张礼卿：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你的货币不能在国外被接收，或者是作为储备资产，我也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所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说的都是实体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市场上最终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伴随着中国贸易的开放，包括中国资本债务的开放，最终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愿意选择人民币。我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政府推动的一个战略选择，它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必然产物，如果说继续开放的话，它必然会越来越多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关于SDR的问题，人民币进入SDR，即使进入的话，或者是四年之后，它占的氛围有限，只是具有象征意义，我不认为它能够有实质性的作用，但是它对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作用。

Wendy Dobson：我做一个总结，张教授刚才您实际上我要做总结的一个基础，那就是投票，从瑞银证券汪教授看，10年或者20年之后，考虑到别的国家将会做出相应的选择，是否将人民币纳入到他们的储备货币中去。你们觉得10年之内，人民币是否希望成为储备货币？我觉得没戏。张教授，您觉得呢？

张礼卿：作为一个选择，也许氛围不是很大。

Wendy Dobson：这样意味着可以国际化，在许多国家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张礼卿：但是比重不会很大，10年之内。

李稻葵：经过10年的时间，也是中国经济进入WTO的第二个10年，我想作为观察者，我们应该有信心说，10年以后中国的机构更加稳定，中国的金融市场、包括中国的股市更加稳定，更加接近它的基础面，中国的金融将开放，资本帐户经过10年努力，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可兑换。但是中间可能会有紧急出口、紧急阀门，防止意外情况。这个前提下可以预期人民币成为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一个国际货币。包括它成为若干中央银行或者是主要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

李昌镛：我觉得在10年之内，如果说还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储备货币的话，不能实现国际化进程，非常失望。因为这个融资不光是进行融资，金融也是对实体经济非常重要的，它必须要和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同步发展。如果说中国政府在此人民币进程过程中不做任何工作，我非常失望。

沈联涛：某些国家会选择它作为储备货币，但是我个人认为，10年之内，美元还是全球最首位的储蓄货币。

Wendy Dobson：相当于4：1。我想祝贺我们完成了这个阶段的小组讨论，它给我们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非常多的真知灼见，感谢他们给我们提供的真知灼见和讨论。

主持人：各位嘉宾，第一场全体大会到此结束。

全体大会2：（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主持人：各位来宾，欢迎回到“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的会场。第二场大会马上开始，请看大屏幕。

掌声有请会议主持人，国际论坛副理事长、原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登台。

王梦奎：大家下午好。我们希望举行第二次全体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这节会议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会主旨演讲，第二部分是讨论和对话。

论坛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考虑到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重要影响，也考虑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从今年开始，“十二五”规划有什么新的精神？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什么样的政策和战略选择？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下来请四位嘉宾来发表主旨演讲，分享他们的精彩见解。第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先生。第二位是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副秘书长包润石先生，他今天上午为大会做了致辞，大家知道他的中文讲的非常好。第三位演讲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先生，也是经济学家。第四位是新加坡星展银行CEOPiyush Gupta先生。现在有请第一位演讲嘉宾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先生演讲。

李若谷：感谢主持人，非常高兴能够出席这次讨论会。我想讲三个问题：一个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第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后，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世界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它是不可能逆转的，因为全世界的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领域都已经和不断地增加相互的依赖性。这种趋势是不会因为当前这种金融危机的局面有所改变的。因此，全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只有相互支持，相互联合，才能够有出路，而不是相互对立。危机爆发以后，目前的局面是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越来越多。一些国家为了保护贸易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不可能把我们带领走出危机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甚至有人非常夸张地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的储蓄率比较高的问题，说成是本次危机的根源。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我早就说过，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当前经济和贸易失衡的原因，失衡的原因是发达国家自己本身的问题。在过去60年里，发达国家过分强调了虚拟经济的发展，过分强调了所谓自由市场的发展、人权、社会福利的发展，造成了当今的困难。如果这些制度性的问题不解决，世界也不可能走出危机。

解决的根本措施是什么？发达国家一定要将他们的高新领域产业化，形成新的制造业。走回头路，回头到老的制造业，企图复苏经济是不可能的。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合作而不是对立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创了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新的模式。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发展的，因此，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受益的国家，同时也在支撑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为全球化发展打开了窗口，使国际上的技术、资本、人才、管理、能源等各个领域都获得了进入中国的机会，也让中国的一些成本优势、过去的成本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推动中国国内的经济市场体系的完善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使得我国的市场化经济越来越完善，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现在中国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也越来越多，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同时学习国外先进的各种经验，从中获得了很多有益的发展的动力。

最后，我讲讲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首先，中国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援助非常巨大，而且这种援助和支持是授人以鱼，不光给人物质方面的东西，而是教会人家怎样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贸易、文化、医疗、人才、文艺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支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设了大量的公路、桥梁、医院、学校、港口、铁路、水电站、输电电站等等一大批项目。就光进出口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所支持的项目就超过1000个。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了发展的理念、发展的经验，通过深化合作，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道路，也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了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人类发展可供借鉴的另外一条新的发展模式。

其次，中国制造业发展也是非常快的，也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环境下得到了非常长足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世界制造业本身的发展。当然，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夸张。因为中国的制造业还不是特别顶尖的制造业，还有很多缺陷，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确实有相当强的制造业的能力，而且除了在低端制造业，在中高端制造也，现在也显露出了新的优势，这些都是事实。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占到了世界制造业的20%左右。相信中国的制造业的升级、改造也会对世界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第三，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成为支撑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次危机由于中国经济的复苏比较快，使得世界经济没有陷入更深度的危机。中国的宏观政策，最近这一两年的宏观政策调控，对稳定物价还是很成功的，最后两个月中国通货膨胀率会有明显的下降。中国给世界的贡献也是很明显的。2010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价格同比只上涨了9.9%，而中国的进口价格同比上涨了14.8%。这说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做出了有力的贡献。

在危机过程中，中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走出危机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几百年过程中，当惯了先生，他们非常善于教别人怎么做，当自己出了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去谴责别人，说是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造成了经济衰退或者是困难。我觉得如果采取这种鸵鸟政策，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不可能走出这次危机的。发达国家这次经济危机，是一场制度性的危机，如果不把制度进行改革、改造，这场危机也不可能走出去。世界经济的发展，过去几十年，战后60年的经济已经告诉我们，和则两赢，斗则两伤，只有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应对这场危机，我们才能真正走出这场危机。谢谢大家。

王梦奎：非常感谢李若谷先生的演讲。下面有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副秘书长包润石先生演讲。

包润石：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下午好。

我感谢大会给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我刚才对李先生和其他的人提出的观点比较感兴趣，我希望能够站在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从另外一个角度，治理、贸易、金融投资、货币政策几个方面做观察。

首先，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因素特别多，特别在OECD国家里面，经济出现放缓趋势。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金融市场出现飘忽不定的情况，包括消费业务都出现了不稳定性。在欧洲地区，大家知道整个发展速度出现了下降的情况。美国也是如此，许多政府现在可能情况更糟糕一些，这一点跟几年前相比更糟糕，就业率不是特别好，他们希望能够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0年之前，欧洲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希望应对这方面的危机，重建对市场的信心。我们在20国通过的行动计划，20国集团峰会的领导希望能够应对这个挑战，通过一些计划来治理危机，但是这些计划的实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这些信心。而且大家也认识到，要想缓解这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必须要落实，另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日趋互联互通，在全球范围内，特别重视在金融生态链方面的定位。20国集团峰会领导人，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组织，来帮助他们能够应对危机。这样的话，OECD在20国集团峰会当中也积极参与，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建议，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上周胡锦涛主席呼吁通过双赢合作的方式来重建信心，来应对全球经济的衰退。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来推出一些相互支持的政策，这正是OECD能够做的工作。除了我们在峰会层面上举行的会议以外，我们大家也要互相见面，互相学习，作为OECD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大家能够在这里互相提供信息。

2010年我们推出四个新的成员，俄罗斯和联邦也希望能够加入OECD，还有一些新兴市场的项目，中国、印度、印尼等等，还有一些项目是针对南美的，以及针对北非等等的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来吸收大家的经验，以便能够更好的应对危机，能帮助全球经济的发展。因为对于大家来说，财富的增长、就业，我们都认为是增长的新的驱动力，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新的增长模式。而且我们也认为除了以往的贸易和投资，我们应该找到像服务贸易、移民、水务，还有其他一些互联互通的话题，我们希望这些方面能够进行非常富有成效的思考，能够互相学习。对于OECD，我们也不断就管理和标准进行研究，就企业的治理以及反腐败、反受贿、税收、环境、创新等各个议题进行研究。我们也希望能够来分享资源，对于面对挑战的国家，我们也希望提供帮助。我们希望在每个阶段来进行学习，应对挑战，我们从一些糟糕的经验吸取教训，同时能够找到最佳的惯例，看看哪些是非常适用的。

就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转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的改变，近10年来都是如此，因为中国的贸易，在过去30年当中增加了10倍，现在中国占据了全球对商品需求的十分之一。而且就有关的技术、产品也占据了十分之一以上。中国成为了一个商品的巨大的出口国。因此，所有的这些增长能够展示出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是朝着市场分享发展的。而且政府有的时候也积极地进行干预。这些政策促进了很大的增长，而且使得大部分人能够脱贫，能够促进国内的消费。

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来中国在有关的出口方面依赖程度过高，现在我们看到又推出了新的“十二五”计划，能够进一步提升经济，能够向消费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刺激内需，尤其是向消费者和中国的居民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险和社保体系，以便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中国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需求的资源，同时也拉动了世界各地的发展。现在在全球有多个可持续发展的资助，而中国就是其中的资助之一。因此，对于在过去两年当中，中国的内需不断增加，我们需要来不断地进行更多的国内的投资。

在全球，从拉美、亚洲等等各个地区来说，都不断出现了需求的增长，这对于美国的经济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中国在进口原材料方面必须要进行支付，对于一些国家他们并不生产原材料，这样的发展会对一些国家造成压力，但是如果大家回顾OECD的话，对于政府来说，就双边贸易来说，应该是基于双边贸易的平衡，而且我们应该避免国别保护主义，我们一块和联合国来进行贸易的监测。我们对全世界主要的商品进行监测，因为对于投资的进出，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对中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它在投资方面进行了国内的投资。比如说早在1979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对于一些跨国公司，他们通常都是进行一些这样的工作，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对于制造生产，他们都积极参与。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在全球，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而且主权方面也是不断地出现债务，中国在这方面也受到了影响。

对于中国最大的投资量计算的企业，他们其中有一半都是在有关的原材料方面进行运作的，所以我们在进行国际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进行国际投资的机制是可持续的，我们希望共同努力，维护好这个体系，才能更多受益。对于OECD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对跨国公司遵循的指南，去年进行了更新，有很多国家参与了。这些规则涉及到大家要遵循的行为准则，我们提供了一些国际化的标准，以便阻止大家接受国际交易当中的贿赂，俄罗斯刚刚加入，哥伦比亚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39个国家参与了，大家组成了强有力的关系，包括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比如说在反贿赂方面，还有在全球良好的商业环境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OECD也有很好的原则，能够针对各个国家提供这样的原则，以便使得各个企业所有人有更高的职责感。另外使得各个企业更加高效、透明。

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提供的指导原则，而且在我们的报告当中也涉及到了一些主权基金，也涉及到了一般的话题，比如说正像一些外国的国家社区。因为在整个商品流动过程中，中国融入到整个全球的金融体系中，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来说，它在变革方面已经落后了，但是政府的政策希望能够来进行互联，但是对于各个行业来说，他们也积极参与到这个融合过程中，要采取很多步骤，比如说涉及到商品的交易，还涉及到了证券交易所，以便能够提供给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融资。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它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经济融资方面。但是一个核心的改变必须要加以实施，因为对于利率来说，在中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所制定。我们希望能够对银行的借贷进行非常合理的监管。我们希望能够对银行发放的信贷进行监管，以便确保资本在整个经济当中有很高的价值，而且质量非常好。通过这么做能够促进各个工业企业的发展。

中国政府也旨在促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但是很令人吃惊的是，国际市场其实已经使得人民币变得国际化了。因此，我们已经意识到对于外国人来说，拥有人民币的好处很多。这使得中国的进出口能够减少外汇兑换的风险，也能够使得外国人在结算的时候能够使用人民币。我们使得香港也进行人民币的结算，现在它占据了中国十分之一的结算量。因此，外国人持有的人民币越来越多了。到2011年中期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70亿的人民币。但是跟中国所拥有的3万亿的外汇相比较，这个数字还是太小了。要使得国际货币存在，同时也要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对于银行来说，他们很少有机会把人民币作为储蓄。

接下来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对国际货币政策进行改革，如何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体系当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我觉得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在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美元的问题。这样的发展，在于我们对国际的组织进行改革。首先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来使得国际上这样一个机构非常有依赖性。同时对于美元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种有足够吸引力的货币，它也是非常有益的，能够使得我们得到存储的价值。而中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在这个领域应该花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更多的发展，使得外国人能够把人民币作为定价的货币。在伦敦已经有这样的做法了，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很多的变化。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增加人民币在兑换方面的灵活性，有像美元一样。

对于资本方面，我们应该加以自由化，这样的话，就需要中国的法律监管环境是有利于吸引外资的投资，也能够确保中国的投资市场能够运作良好。那么我们必须要提升全世界，也包括中国企业的治理程度，而且也要使得证监会在中国能够来针对一些比如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来加强监管，尤其对于一些中小型的企业，他们应该加以改革，在全球关于会计制度，存在着很多争议，尤其是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如何使用国际会计准则方面有一些没有实施的地方。中国也公布了一些国家统计数据，我们非常欢迎这种做法，这也是非常好的指数，能够表明在这方面做的程度。

虽然中国面临很多内部挑战，但是它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中国在20国集团当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影响，它有了自己的金融架构，我们非常欢迎中国这么做，而且中国也不断遵循国际化目标，能够和OECD这样的组织合作，中国加入进来能够提升标准，能够增加惯例，能够和其他新兴国家一块这么做。因此，中国的加入，对于我们来说带来了很大的价值，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加入我们的讨论和争论当中。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随着中国完成自己国家改革以后，随着对经济进行重新平衡，完成了人民币国际化以后，你们扮演的角色将在国际市场和金融系统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经验，能够来分享最佳的做法。我们也欢迎你们和我们OECD进行新的项目的合作，进行创新，来加强发展，能够进行包容的而且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携手可以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能够获得共赢的局面。非常感谢各位的倾听。谢谢主办方。

王梦奎：感谢包秘书长刚才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第三位演讲嘉宾，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卢中原先生。

卢中原：这节的主题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刚才王梦奎主任介绍了中国“十二五”在经济转型和政策上意味着什么。我简单向大家做一个报告。

中国在“十二五”期间，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一个主题、一条主线就是中国“十二五”规划最核心的东西。

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经济转型。尽管它并不严谨，但是我们通常可以用经济转型来表达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条主线在我们的学术界，还有中国的实践所表明，正面的经验、反面的教训，我们把它集中概括为五个要点，中国“十二五”规划这条主线，我们有五个脉络。第一个脉络，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经济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总需求结构。由过去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第二个是产业结构调整。由过去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一二三四产业协调拉动。第三，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过去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和消耗来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多依靠技术创新、劳动素质提高和体制改革，也就是效率改进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

第二个脉络，我们要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我们已经敏锐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以及相关的产业革命，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发展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升级。

第三个要点，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的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成效大小，根本要看民生的保障和改善程度的大小。以保障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有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说要实施就业优先的战略，要实行两个同步，一个同步是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二五”规划成功的标志，经济增长未来五年，年均增长7%，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要大于7%，而十一五规划是怎么制定的呢？经济增长预期，五年平均7.5%，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只有5%。因此这个目标的调整就明确表示中国在未来经济转型中，我们是以民生的保障改善为根本的落脚点。

第二，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要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步。收入是要提高的，但是我们的效率如果不提高，我们的收入超前提高，那么会带来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我们要通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调整我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比如说要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是居民消费率，都可以通过以保障改善民生这个出发点来推动它。

第四个要点，我们未来的转型，要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的着力点。

第五个要点，中国的经济转型要以改革开放为强大的动力。我再概括一下，中国的“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转型，提出了一系列目标，一共有26项具体目标，我们叫指标。其中有12项约束性指标，比十一五多了四项，主要涉及资源环境和民生，也就是说“十二五”的主要目标和指标，体现了环境约束、民生改善，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这就是我向大家报告中国“十二五”转型的一些基本脉络。

下面向大家报告一下，根据我们发展中心的预测，我们课题组对一些产业结构的变化、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的变化等等做了预测。在经济转型较快的情况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将会发生这样一些积极的趋势，高能耗产业的比重下降，低能耗比重上升。尽管幅度还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变化趋势是非常积极的。此外，我们三次产业的比重也会有积极地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在2015年将达到46.8%，超过我们第二产业的比重，一次结构和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第三产业的增长值占GDP比重要达到47%，几乎是一样的。这是我们预测的结果，和国家规定的预期目标几乎一致。

到2020年，中国的三次产业构成，第三产业的比重将达到51%，比第二产业比重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这是我们需要努力达到的一种比较理想的结果。用我们的预测说明一下中国在未来五年转型的结果。我们如果努力了，我们会达到这种状态，如果我们不努力，这种状态是达不到的。

下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中国的经济转型给世界带来的第一个机遇，中国的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第一点，中国需要稳定和拓展外需，更加致力于扩大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大需求。但是现在我们遇到的难题，就是投资增长太快。总体来看，中国由于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这几年大概是10%到20%。2009年已经上升到50%。根据OECD他们的研究，中国在2005年到2010年这五年间，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7%，这张图表看的非常清楚。

我们在看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在改革开放以来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请各位注意，这点我们很多年来讲的不够，引起了很多误解，认为中国老百姓不消费，中国的消费贡献不足，中国过于依赖投资，出口过剩产能，中国的内外需不平衡，导致世界经济不平衡，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这里引用的是世界银行的数字，90年到2008年长达18年间，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就是老百姓真正的花钱开支，是支出的东西，是花的钱，实际增长年均8.3%，而世界平均只有2.9%，发达国家只有2.3%，你怎么能够说中国老百姓不消费呢？这是世行的数字。

根据我们发展中心的预测，2010年到201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开支增幅将高达8.5%，未来五年，从今年开始算，中国城镇居民实际消费开支要增加8.5%，比过去18年间还大。农民将达到10%。因此，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会进一步增强。

第三，中国现在明确提出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大家知道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主张扩大出口，在一段发展过程当中进行替代，变成以出口为导向，中国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的前提下，我们还提出来扩大进口。我们没有单独说要鼓励出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过程中，我们鲜明地提出来扩大进口来促进贸易平衡。这当然和我们扩大内需密切相连，2010年中国进口额占全世界第二位，1.4万亿美元，进口的增长速度是23.2%，超过了我们出口的增长速度10个百分点以上。09年、10年连续两年中国外贸顺差已经大幅度减少。这就是我们中国在实行转型，在调整我们一些政策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未来五年会是什么情况？根据我们的模型预测，中国进口额平均每年增长将高达27%，快于同期出口额增长5个百分点左右。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释放，将使世界经济进一步的依赖中国市场。

我们给世界带来的第二个机遇，中国完善创业环境。我们的市场规模、产业配套和人力资源具有综合的吸引力。这张表是我们对外经济研究部在2009年10月份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做的一个问卷调查，在华500家外商企业，下一步的投资战略将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发现一半以上的外资企业将扩大在中国的投资，而且大家看最重要的是要扩大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提升在华的技术水平，大力开拓本地市场，加大对配套产业的投资，在华开展研发活动，与本地企业开展合作。当时有人议论，一些低端制造业会在转移，越南、老挝已经承接了中国低端制造业转移，但是我听东南沿海一些发达省份的领导人说，转移出去后悔了，想转回来，但是发达地区不要，因为他们在进行产业升级。为什么他们转移走又后悔了？中国有好的产业配套环境，有好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我们市场规模很大，可以迅速使成本降低，规模经济水平没有发挥出来。因此，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在中国是得天独厚的。这是中国转型给世界带来的第二个机遇。

我们给世界带来的第三个机遇，我们要与世界各国携手解决全球性的资源、能源难题，过去五年，中国坚持节约优先的战略，单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这是十一五期间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了。今后五年，我们将继续努力，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要大幅度下降，大概下降16%到17%。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90%以上是靠国内生产的，未来中国的发展会向全面小康迈进，仍然立足于国内能源的资源开发。我们将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新能源、低碳技术，加大国内的勘探开发力度，形成一批新的能源和资源战略的接续基地。这些领域中国需要与国际合作，从这儿可以看到中国跟国际合作的广阔前景。

中国转型带来三个世界性的机遇，带来的机遇还有很多，我就不展开了。中国的努力，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相对指标，一直在下降，这条红线下降的幅度非常大。现在整个趋势和世界美国、日本发达国家的趋势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工业化和城镇化没有完成，我们单位GDP能耗、碳排放还是高于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努力，这条曲线下降的非常陡，未来我们的转型会进一步推动这个趋势。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我们的预测，在经济转型比较快的情况下，中国的能耗与碳排放将出现这样一个情景，到2015年预计我们的能源消费总量是大概35亿多吨标准煤，如果经济转型没有取得这么快的效果，我们的技术前景将比这多耗将近6亿多吨煤。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大概是41吨，比基准减少了14亿吨，就是我们转型不到位，我们将会多消耗14亿吨标准煤。到201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会下降，根据中国的主动承诺，到2020年，我们的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到45，在经济转型较强情况下，我们的碳排放强度将下降55.7%，比我们在国际上主动承诺要高出10到15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向各位报告中国转型的前景，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当然需要我们的努力。如果放松一点，我们可能很难兑现这个主动的承诺。因此，我们还要付出艰苦长期的奋斗。谢谢大家。

王梦奎：非常感谢卢中原先生的精彩演讲。他对中国经济5到10年的经济发展态势和基本的政策走向做了非常概括地说明，使得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感谢卢中原先生。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新加坡星展银行CEO Piyush Gupta先生。

Piyush Gupta：对我来说，在三个非常能言善辩的演讲人之后来做这个报告，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的任务，我希望能够使得我的讲话非常简洁一些，而且更加具体一些。

就世界经济背景之下的中国角色，回到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我想把我的讲话重点放在四个具体领域。首先第一个领域，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什么样的？主要勾勒一下中国经济秩序下的消费模式。第二，中国经济的投资模式。尤其是中国之外的国际贸易和资本的流向。最后一点，金融体制创新的问题。

就第一个课题而言，看一下整个消费模式，刚才这位演讲人已经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实际上在“十二五”规划里面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非常明确的一点，大家广泛达成了一致意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会进行转型，而且正在进行转型。实际情况是在过去10年，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实际上坚持了生产主宰性的模式。回顾未来30年，中国和亚洲将会成为一个消费主宰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中国和亚洲国家会成为全球的消费市场。

另外一方面，资本和收入增加会成为整个经济发展背后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对中国来讲非常之关键。中国要改变这方面的体制来应对这个趋势，在这个方面，这也是中国给全国经济带来的最大挑战。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消费占到GDP的容量是30%左右，但是在发达国家会占到60%到70%，中国要从34%占到60%、70%，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转型将会给中资公司去获得更多的消费带来更多的机会。以便消费方的需求。在过去几年里面，这个趋势非常非常明显。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之后的驱动力已经从美国和欧洲转向了亚洲。

亚洲大部分的国家，他们能够避免遭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最严重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们依赖于国内的需求。而且也包括他们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大程度上因为中国的内需非常强大。因此，包括东南亚、东亚国家，他们转移了自己增长的模式，能够向中国这样的模式。因此，从亚洲进行的出口，在过去三年当中不断增加，对于欧洲的进口在过去三年下降了，这里的缺口就是中国的内需。因此，对于中国消费来说，最终能够改变其他经济以及其他的供应商的情况，不仅是在深远的意义上，而且也是在竞争层面上来说。

因此，这成为了一个单一的驱动因素。中国的经济对全球做出了贡献，它自己创造了很大的内需。

第二点，我想讲一下有关的投资活动。对于大部分的投资活动进入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进入到中国，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主要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而且资本也便宜。但是今后在全球，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获得便宜的资源，可是在这儿变得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我们要来从价值链往上走，来提升我们的生产力，能够驱动创新，这一切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当我们提到投资的时候，中国的GDP的增长达到了10.5%，那么其中有很大的一个层面是因为投资所引起的。所以，我们知道之前中国的GDP要比这个低，大概5%。很明显的一点，中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接下来新的五年规划当中，要朝着价值链往上走，提升生产力，以便提升技术。尤其是要针对水务方面进行更多的提升。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朝着价值链的梯子往上走，它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我们对于每个公司来说，对其他国家企业来说，有很多机会出现了，尤其包括一些西方的跨国公司，他们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起他们的研发中心，以便能够在中国进行最基础的研发。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力量非常强大。

对于中国来说，成为了一个全球的发展引擎。因此，像拉美、非洲和亚洲其他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已经展示出非常强大的能力，能够进行创新。而且中国推出了很多创新的理念，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所需要的资源和需求。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中国有能力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创新。有了这样的创新，有能够就政策和中国在全球的崛起非常重要。因此，对于中国的经济，它今后会更多融入到全球的经济体当中。

对于中国国际化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对中国来说，出口不太重要了。对于中国，你们也做了良好的治理，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对于世界来说，他们需要来整合中国的优势，但是从中国来讲，有一点是中国可以注意到的。第一，我们认为在欧洲和在美国的需求，他们会来经历长达10年之久的低速增长。很有可能的一件事，在欧洲和在美国，它的增长速度只有2%到3%。再看一下对于日本的情况，它在20年当中的增长非常低迷。因此，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从哪儿可以得到增长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拉美、南亚、东亚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作为出口引擎，它会满足人们对于各种资源的需求。中国有能力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因此，我们也要能够满足其他新兴市场的需求。

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看一下，我们如何能够赢得中国的经济在今后更好的发展。有一点很明确，我们要进行财富的分配，以更合理的方式进行，在全世界，几十年前已经出现过了，我们要看一下，有一点很明确，接下来的10年当中，如何进行财富更好的分配？在美国、欧洲、希腊、新加坡，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进行了，因为对于收入平等，它是发展的一个更好的驱动力。对于中国而言，能不能转方向，应该迎合大众市场的需求，应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应该来探索这方面的新的需求的来源。而这也是中国的一个发展方向，中国有能力在自己市场内满足同等的需求，而且也能够很好的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能够进行更好的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

还有一点，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够不断地促进一个全世界自由的发展。在接下来几年当中，会有更多的动机和驱动的因素，来使得我们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一点很自然。因为对于大多国家来说，他们可能会保护自己本国的企业、自己的银行、自己的劳工。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全世界来说，我们应该在保护主义方面尽量减少保护壁垒。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你们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向前、向后都进行融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外的资源，我们希望能够就贸易方面进行更好的探讨。对于企业，像联合利华，他们被看作是国家的本土企业，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能够达到本土化的运作，有几家中国的大型企业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于中国在接下来的道路当中更为重要。

对于中国和中国经济来说，你们也要不断地来提供支持，因为在价值链分配方面，我们还要来不断打造品牌。对于中国的这个引擎来说，你们要进行非常好的品牌分配，以便能够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的经济体。

下面一点涉及到金融体系。有一点也很明确，考虑中国新的“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以及中国的行业来说，你们所能够得到的资源是越来越紧缺了。在“十二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而言，你们会进行越来越多的储蓄，那么你们储蓄当中所拥有的资本量会越来越大。而对于中国的体系来说，你们到时候应该充分吸收各种各样的资本来源。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到时候对于资本的需求来说，在全世界都存在，对于西方的经济体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资本的注入。比如说在欧洲的解除管制，他们的资本很少，就业机会也很少，他们必须要找到资本。我们在哪儿能够找到呢？对于资本来说，在中国有资本的新的因素，对于我们来讲，亚洲尤其是中国，能够得到资本的。这有利于我们建立企业，以及进一步提升现有的资本基础设施和基础架构。

但是，如果对于一个资本市场或者是股本市场，他们也希望进行更多的投资的吸收，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进行更多的企业的治理，使得企业更加有透明度，以便能够充分地吸收来自于新的来源的各种各样的资本。对于资本的需求是存在的，这已经得到了核实。看一下人民币市场，回到18个月当中，已经有香港体系的10%出现了，而且对于人民币离岸的借贷，它也经历了一些起伏。我们在这儿看到，我们在香港市场上已经投放了大概1800亿人民币。因此，我们接下来还要发放更多的人民币，在这个市场上经历了各种起伏，我们希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多的资本流入到中国市场上。但是中国需要加强自己的资本结构，以便能够确保资本能够刺激中国的经济尽可能迅猛的发展。

第四点，中国经济的要点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对于中国，在国际化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有这个方面的能力。中国已经成为了亚洲各个国家的火车头，谢谢各位。

王梦奎：感谢Piyush Gupta先生发表的四个方面的精彩见解。现在大会演讲主题到此结束。谢谢四位演讲人。下面进行的是对话和讨论，由《全球商业经典》编辑何力先生主持。

何力：我们接下来对话环节的主题是“新一轮金融危机对企业的机遇与挑战”。可能会围绕几个方面，一个是金融危机近期对中国企业有哪些影响？深度和广度。第二，涉及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哪些新的机会，不仅仅买资产，而且实现国际运营，实现价值链的整合和提升。第三，涉及到金融危机中国企业的机遇和挑战。接下来介绍一下参加这个环节讨论的嘉宾并有请大家上台。他们是：国际金融论坛委员、首都创业集团总经理刘晓光先生。泰康人寿董事长CEO陈东升先生。华远地产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哗哗同房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荣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思科领导力研究院院长武常岐。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谊。

我们这个环节时间很紧，一共有八位嘉宾参与这个环节的讨论，请每位用三到五分钟时间围绕新一拨的金融环境的变化对中国企业的机遇和挑战发表变化。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无论是从宏观和微观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症候，比如说全球经济的一个低增长，是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还仅仅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这里面包括两层意思，一个是外部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比我们预想时间的要长。第二，中国经济自身的调整，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会慢下来，这个环境变化影响可能是非常深刻的。比如说明年有很多地区和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会发生变化，伊朗的问题最近又浮出水面，东亚问题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事件产生？等等。第三，从信息技术的影响，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全球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的地位受到挑战，从华尔街运动就可以看到，原来所谓的橄榄型社会是不是能够维系？如果不是，未来的消费大军究竟能不能产生？过去企业所面临的不断增长的若干环境，是不是也在发生改变等等。其实包括最近中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微妙的调整，这些大家做企业非常关心的。先请从刘总开始。

刘晓光：这个题目是个很重要的题目，美国的债务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将来可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企业。而且在现在会产生的影响和未来产生的影响？

作为我们的企业肯定会关心汇率，关心大宗商品价格，也关心货币的流动性。刚才我听几位嘉宾讲，实际上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对我们出口的影响，贸易保护的影响，另外可能会提高对于中国企业成本的影响，这些都会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可能我们要研究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特别是对未来的影响。另外，可能跟我们自身的金融系统现在所采取的政策，可能也要思考。我一直强调我的观点，现在美国发生了危机，欧洲也发生了债务危机，我们也在紧缩。紧缩肯定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会有好处，但是同时来讲，它也是一个双面性的东西，过度的紧缩造成资金的紧张，IPO居高不下，特别是资产价格上升，可能对我们很不利。要深入研究一下现在世界新的格局，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债务危机之后，中国的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来讲，也应该研究清楚这个危机对中国下一步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是什么。

何力：谢谢刘总，您谈到了关于紧缩政策是不是应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适当的放松？其实有一个问题，放松以后所产生的钱，究竟它有什么样的传导机制。

刘晓光：刚才听了卢主任讲的，中国下一步转型，乔布斯产生的条件是允许他犯错误，允许他百分之百干事业。如果没有创新机制，我们的转型就很艰难。

陈东升：它不仅仅是一个金融危机，它也是一个世界危机，欧债看起来是一个债务危机，实际上是欧盟的财政体系不统一，欧洲要么走向真正统一，要么就不统一。所以欧洲经济结构性问题和欧洲本身固有的人口问题、社会福利和就业保护问题。

再看美国，美国的问题，美国新一轮的动力在哪儿，或者是新的技术革命或者是新的发明创造推动新一轮增长。美国最大的问题是长期的这样一个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的布局，他们产业空心化，所以企业三五年会长期抗力。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在整体的框架中，看来今年的经济增长里面，消费对投资拉动很高，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已经很小了，好象结构调整很顺利，很快。中国进口10年的高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巅峰期已经到了。所以，中国未来的好时代已经过去了。整个世界版图的变化，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贸易摩擦的问题、货币的问题，带来了一些矛盾，从黄海到现在的蓝海，世界上会不会有安定。

今天中国的企业是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背景下，中国的今天，第一，我们的好日子是不是过去了？未来三年、五年增长势头依然很强。中国的企业，应该说好日子过去了。中国的企业也要转型，转型要快速增长，高速增长，或者是高利润的获得，是不是要进行结构调整，中国的企业要提高生产效率，加强管理，加强创新。

如果要再看世界，由于国际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在世界格局中，今天大家认为好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德国，只有这两个国家有财力、实力来承担，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大国家都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中国是不是在下一轮经济增长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认为中国前10年实际上是一个财政积累的阶段，这10年的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个崛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上充满了巨大的挑战、巨大的压力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凭什么出钱？中国怎么出钱？实际上G20国峰会，在世界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格局中，我们在宏观的格局中我们应该有什么地位？我们应该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这是中国在IMF这些组织里面，我们要承担我们的责任，还有大量便宜的资产存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由于我们认识不足，很多企业去买国外的资产，因为全球的资产很便宜，中国的企业也很强的竞争力，真正从宏观上讲，在国际上，中国怎么有所作为，另外中国企业怎么抓住这次机遇走出去。这是整个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真正中国崛起的开始。

何力：在新的国际规则下，政府在政策上跟企业，包括在改革上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保险业是一个长期投资，如果没有市场化，它怎么样去变革。

陈东升：中国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时期，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社会问题上。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保持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

何力：接下来有请任志强任总发言。

任志强：本来是人家自己家的事，跟我们没有太多关系。但是当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之后，任何一个国家都和外部有了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可能影响我们的外贸、影响进出口、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之前，美国、欧洲都走了很长时间，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跟他们后面学习如何建立我们的市场经济。他们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必然会对我们管理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欧洲、美国都靠大量的借债去维持自己开支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借债，反而有大量的余额。可能导致中国政府在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出现的时候，会增加的外汇储备，必然会导致我们经济受到影响。

欧洲和美国的巨大财政赤字，其中一部分来自于高福利，而正好相反，中国恰恰是一个需要有大量财政投入的国家。当我们跟在别人后面走的时候，别人的经验出现了问题，反过来可能会抑制到我们把更少的财政投入到福利上，而把更多的财政投入到生产上。这样可能造成了反面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大于欧债危机之后或者是美国出现危机之后，从经济实体上对中国整体的影响。比如说中国不知道什么是凯恩斯主义，但是当其他的欧洲和美国国家，在大量用凯恩斯主义来刺激自己经济的时候，中国也学会了。但是中国学会了凯恩斯主义的4万亿，造成的结果可能比任何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都要大的多，这个影响作用远超过了凯恩斯主义对当时危机抢救的一些成果。

何力：为什么中国负面影响大的多？

任志强：我个人觉得，当我们不了解或者是不知道完全市场经济化的一些运营策略的时候，我们会过多用行政手段去操控经营。虽然名义上加强中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宏观调控变成了一种微观管理，这种微观管理涉及直接到某一个电视台的节目，某一个商品的直接价格等等。这些直接管理的结果都是国外如何如何，我们就如何如何。当国外金融机构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的是安全性，当过度加大中国银行安全性，中国的银行资金使用效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你不敢让银行降低储备率，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最保守的一种资金状态。当然如果银监会上银行存款不放出去，是不是就更赚钱了？我们可能用银行的钱买国债。所以它造成的结果可能是负面影响也大于正面产生的影响。我担心当美国和欧洲出现危机，这些危机最后造成了实体经济的影响，我们不仅仅在实体经济中受到了一些损失，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决策中带来更大的损失。

何力：我想请教任总一个问题，因为未来还有很多投资机会的，如果有机会，您不再从事房地产，从事一个新的行业，您更看好哪些行业？

任志强：这个可能和企业没有关系。各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更加强，它会政策上引发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这些保护性措施，其他国家遇到危机都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对世界危机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它的保护性作用。

全体大会3：中国金融全球化道路

赵海英：我想今天应该说会议时间很长了，早上九点一直到现在，大家很累了，第三项议嘉宾演讲者非常强大。在我们开始之前给大家一个通知，最新消息明天第七场议程，郭主席会来做主审演讲，请大家踊跃参加。

现在开始第三项议程，各位嘉宾、各位女士们、朋友们、先生们，很荣幸接受IFF的邀请参加这次盛会，同时主持第三项议程，我们的主题是中国金融全球化道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主旨演讲，一部分是讨论对话。现在讨论这个主题时间把握特别好，经过很多年的改革，我们的金融行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我们的金融机构竞争力大幅度强，第二个，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和深度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也更加开放了。第三个，由于金融危机给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提供了特别的机会。由于这三个原因，现在讨论中国金融全球化道路问题，非常恰在此时。如果想要看清楚未来，中国的国际化到底怎么走，我们要回想一下过去。很简短我个人得经历讲一下。

我记得我是1986年出国留学带着20美元出去，身上没有其他的钱了，很多出国留学的朋友和我有一样的经历，外汇贫乏，当时很多留学生出去的时候，他们箱子里带的，不像现在除了带钱不用其他的了，我们有带牙膏、被子的，我当时在北边读书，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一条高速公路，当然到了美国看到星罗棋布的高速公路，阵容非常强大。但是中国的变化非常之大，是前无古人的。我后来回国之后，有幸在中国工商银行任董事，以它为例，整个中国的金融机构发生了巨便，中国工商银行经过改变和完善内部管理，06年上市，工商银行上市有层意义，第一层，工商银行是A+H上市，就是IPO，其实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可能很多忽略了，全球最大的IPO，可以不在纽约、伦敦完成，在中国我们自己的市场上A+H可以完成，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已经相当可观了。有的人没有注意到，当时这个情况对纽交所冲击非常大。

第二个，工商银行上市以后，我还是董事，曾经有一个倡导，工商银行的市值开始超过花旗银行，后来过了几天，几分钟时间之内市值比花旗银行高，金融危机之后也是，不仅是工行还有其他的银行。经过这么多的改革，我们的市场、监管都有相当大的进步，有相当高的成就，还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

讲到这里，中国金融的全球化现在必须做了，在中国金融全球化道路的过程中，我想有几件事情需要考虑，第一，我们需要了解西方世界在金融监管和运作方面的经验以及教训。第二点，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的金融改革如何借鉴他们的经验，避免他们的教训。第三点，在基础上展望中国金融业的未来的发展机遇和全球化的挑战。

接下来从我们嘉宾身上分享到他们的精彩的发言和真知灼见，下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今天的主旨演讲嘉宾，首先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理事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先生。第二位嘉宾，蔡乐生主席 ，第三位演讲者，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杨行长。

下面有请戴理事长发言。

戴相龙：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到下个月我们参加WTO十周年了，中国经济势力迅速的增长，确实可以加快金融国际化，但是又碰到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至今还没有恢复，又出现了欧洲债务危机。在这种机遇和风险具在的时候，我们认为中国还是需要积极稳妥的参与金融全球化。

第一，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客观需要，经济全球化促进了金融全球化，以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以及经营管理这些货币的大型金融集团，以及纽约伦敦等大型金融市场组成的国际金融体系，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对全球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经济体应该参与到金融体系中去，而且进一步改制、改革、改善这个体系。中国需要参与金融一体化，中国的出口在世界是第一，而且增长很快。我们不能永远大量的用贬值的货币里计价，我们在国际上有2万亿的净资产，我们不能永远购买国债。我们国家的资产配制也存在问题，社会资本形成能力很弱，大量的企业是通过银行贷款，处置一个风险又产生一个风险。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是有条件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占世界三分之一，境外金融资产是2万亿，第一大债权国。中国四大超大商业银行已经上市，市值是世界上前五名。我们参加WTO十年，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基础。

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要树立科学的风险观，因为我们总认为我们开放慢一点、风险小一点。上世纪美国大萧条，我们是人本卫。2008年美国出现危机，我们很少风险，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更少开放避免风险。我们应该竖立科学的风险观。

第一全面的认识风险，有投资风险、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等等，要全面观察，不能光看一方面。

第二，金融风险通过改革开放解决。

第三，我们要提高对风险的认识和反馈以及处置能力。

参与金融全球的风险是什么？金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货币、金融市场、金融企业组成的体系，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核心内容至少有四点，第一，中国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中央政府的文件和国家领导的讲话当中，没有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只是说要实现人民币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在境外贸易的开展。在2008年10月份20国集团峰会上我们胡主席提出，要促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提出一个命题，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可兑换，不等于国际化，现在全球有20多个国家的货币宣布可以兑换，但是不等于20个国家的货币都是国际化的。所以我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比人民币可兑换要求高。上面已经讨论了，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分三步，第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境外贸易中的结算的作用，使人民币成为商品进出口的计价工具，我认为现在已经开始用人民币来计价计算，达到1.6万亿元，今后发展会很快。第二个，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使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当时已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我认为把印度、俄罗斯、巴西在本币可兑换方面比我们走在前面，因此我认为今后五年到十年出现人民币可兑换是具备条件的。

第三，通过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所谓储备货币必须非常方便、保值，进行自由兑换，可以有利于各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尽管如此，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人民币作为国际外汇储备的比例，和我们国家经济总量和全球的经济比例大致相当。我认为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逐步做到。

作为国际的结算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间比较长，要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可能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第二个，跨国金融集团，我们国家的计价规模已经很大，而且已经上市了，资本回扣率在25%以上，离跨国集团很远。

第一，综合服务很差，第二，盈利是靠中央银行给予盈利很大空间，存在立场三个百分点，在台湾只有一个百分点，在香港只有1.5个百分点，这是靠很大的存贷获得利润，要走向国际缺乏竞争能力。所以中国参加金融全球化就是要提高综合服务功能。过去我在交通银行，开始就是全民银行，在银行内部设立保险投资，还有一个方法，银行控股公司的做法，银行为主可以控制保险证券。第三个，金融集团能够分别投资银行、保险、证券，中国适合第二种、第三种的做法。

另外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的扩大境外市场。

中国金融全球化第三个内容，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应该继续发挥北京作为全国金融管理决策中心，同时加快上海的建设，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邓小平先生、中共中央的决定。2009年国务院下发一个文件，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出来一个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步伐还是漫长的，上海的金融银行保险注册在上海的很低，而且上海的GDP在中国城市是名列第三，我们觉得应该加快中心的建设，特别在推进资本方面，充分发挥作用。比如说促进中国的人民币兑换外币走出去。

还有一个，一定要组建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总资产上万亿美元的大型金融集团，除此以外，我感觉到我们大型金融机构设在北京是历史决定的，这个不能改变。我们不能光纯贷款，要看各种交易，现在有一些大的银行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是将来的趋势。

第四个，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培养更多的参与金融全球化的人才和服务机构。第三，中国参与全球化坚持改革，实施循序渐进的原则，2002年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解决了大型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上市的问题。那么过十年，将来我们要改为重点在哪里？很重要的一条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以国际化为重点开展各项改革。

所以我是建议通过国际国内的执行机构，通过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国家的科学决策，制定今后十年参与全球化的目标、步骤这样一个十年规划。同时我认为今后的金融改革的重点将集中在货币的定价、汇率的定价方面，没有人民币异地的市场定价，没有汇率的管理市场化，要想市场化很难，国际化也是很难的，别人这么做我们不做怎么行，我们三个百分点，人家1.5个百分点，这怎么行。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行政机制的改革。

第三个，中国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问题，就是要更好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优势，而且通过中央银行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为主导的大型金融机构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来贯彻落实。

谢谢大家。

赵海英：全球化是中国的需要，他以前是银行家、监管者，带来投资的色彩，讲了整个中国的风险配制问题和风险管理。

下面请蔡鄂生蔡主席发言。

蔡鄂生：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年会，刚才主持人对这个题目的内容做了一个介绍。现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初期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对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而且经历了这么大的动荡、变化，我相信认识各方面都是不同的，因为视角不一样。从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特别是金融WTO以后，不管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相对上个世纪来讲都是很大的变化。我在这里介绍一下银行机构在海外的情况。

到去年年底，五大大型商业银行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共设有89家一级境外的营业机构，收购和参股10家境外机构，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五家分行、五家贷款处，连城市商行也走出了境外，有两家贷款重组。我们这些机构在外面除了传统业务以外，贷款投资、证券投资其他各类新型业务，财务顾问、现金管理服务等。

我们在参与国际化过程中，在机构发展和境外投资上还采取了一些市场行为，比如国家开发银行投资巴克莱银行，这些行为都是遵循着国际市场的规则来操作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全球化进程当中的竞争力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的加强。

另外一个，在人才培养和培训方面，这个是我们在全球化，特别是今后当中是一个短板，这方面我们也是短板。

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引进来的步伐也是很快，到10月末，01年10月末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了40家分行，营业性分支机构700多家，现在这些机构在华资产总额2万多亿，存储人民币资产也是70%多。所以从机构的数量来讲，我觉得引进的步伐和速度、市场开放度都是相当快的。在一些非银行领域，包括消费金融公司、汽车公司我们都引进了境外的投资者，所以说我们的市场在全球化过程又是一个开放市场。尽管在一些人眼里认为开放的程度不够，开放的程度够不够要根据历史的进程和客观的条件以及环境，来决定我们的步伐。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不快不看周围环境的变化，像刚才老领导讲的对于风险的问题会提早到来。

第二个，作为监管者在全球化过程中，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机构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始终是有三个注重。一个是注重加强监管，我们提出了审慎支持、有的放矢，防范风险可持续发展十六字方针。另外银监会注重全面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监管的气氛。到目前为止，银监会与47个国家和地区签定了监管合作备忘录，直接参与的国际金融组织有7个，包括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等。第二个注重，注重把握时机，与国际先进地方相比，我们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有待提高，无论是业务产品还是管理的技术存在着一些差距，海外发展肯定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银监会一直要求在大力推进自身改革过程，全面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同时银行兼顾自身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现实需要，恰当的把握时机，准确的选择市场。学习和借鉴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在创新能力、风险控制和经营方面实行互补。

第三个，想简单的说一下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来提升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问题。

全球化是一个发展的鄙人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在现在危机还在继续的状态下，带来了很多新问题。不管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刚走出去的步伐不长，还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这些问题都是要我们认真的认识和判断。刚才的讨论听了一下，不是说现在就能够拿出一个药方来，病找到原因没有？也可能找到了原因，但是是表层原因还是深层原因，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实际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只存在表象，或者是一些现象上，我们很难从根本的体制和制度上来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另外，既然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历史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我觉得很正常。遇到了问题你马上就解决还是大家共同努力，现在各国都在致力于为全球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像现在面临的欧债危机，各国金融业、银行业出现的问题，都在准备工作。但是跟历史上发生的危机来看，可能药方和我们的药不能马上见效，是不是因为生态污染，药物的治疗退化了，还是因为出现一些其他的不当行为，都需要我们去认识。

所以说作为我们在这样一个形势下，要想很好的抓住机遇，我觉得第一个不能急，作为我们机构走出去也是一个过程。中国银行在伦敦的分行有80年代的历史，在海外市场的发展历程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现在对于我们监管者来讲，面对这样的形势，要做到未雨绸缪，科学谋划，坚定信心，稳妥推进，把握好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还是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现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次危机给大家带来的思考，我觉得应该是深刻的。所以说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的态势和良好的未来发展前景，市场广阔前景美好毫无意义，潜力也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能够住机遇。能够使我们的金融机构立足于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大做大自己的核心主业。

第二个，强化风险管理，现在的风险形态和全球化和金融创新没有达到现在程度的时候，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或者加上我们现在的科技的发展，风险的传导，由于舆论的传导非常快，对于事实的现状的了解不清楚舆论就已经出去了，实际上这个事情不一定很大，但是信息和大家的思想意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样带来的风险和反过来处理问题带来什么影响，我觉得都是值得思考的。所以我们说现在巴塞尔协议核心原则怎么把握，作为我们国家的银行，风控基点和风险底线怎么把握，我们要做好。

第三个，科学发展战略，一定要看到国际化是长远发展的必然趋势，要督促我们银行，结合自身的情况，统筹考虑，谨慎发展。

第四个，加强文化和人才的融合，市场开放需要一个市场融合，由于文化地域差异和管理的差异，要想抓住机遇对于我们素质的提高、队伍的锻炼，这是我们最基础、最现实的考量。而且这个现实可能比设立机构、开展业务还要艰巨，直接关系到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高与低问题。

第五个，大家处理危机当中提倡的加强国际的监管合作，共同应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现在世界的变化，包括我们国家的变化非常快。比如我们这个体系，我们社会各国本身在体制机制，甚至说制度，对于这种变化的支撑程度，坚实程度，现在有多高，能够支撑多长，都是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于我们现在中央国务院采取的政策、认识，我觉得是符合我们的现实发展阶段的要求。所以还是要抓住机遇，应对这些问题，把我们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真正的打造成一个坚实的牢固的基础的市场地位上。

谢谢大家。

赵海英：刚才蔡主席从金融监管角度发言，有一点和戴理事长一样，下面有请杨凯生行长。

杨凯生：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的年会，与大家共同分享关于中国的银行业应该不应该国际化，中国的银行业如何实现国际化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刚才戴理事长、蔡主席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好的看法，现在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我觉得自从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实际上是有人对经济金融应该不应该全球化提出了质疑的。

在中国我想也有朋友对于中国的银行业应该不应该国际化，也是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先介绍一下工商银行在这一方面的基本情况。

工商银行在1992年，也就是说在将近20年前我们开始进行跨国的经营，那个时候我们在新加坡设立了工商银行第一家的海外机构，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工商银行的国际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到今年的三季度末，工商银行已经在30多个国家设立了234家境外的机构，在全球主要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都有了工商银行的机构。一个跨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的全球服务网络已经基本形成，加上我们现在正在等待有关国家的监管机构最终审批的几个项目。那么到明年上半年，工商银行的海外机构将可以覆盖4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如果算上工商银行现在控股的南非标准银行在内，那么目前工商银行海外的分支机构已经覆盖了全球的50多个国家。

得益于这几年来我们的努力，工商银行的境外机构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的良好的态势，目前作为工商银行来说除了我们集团已经连续几年保持了在全球金融机构中盈利能力第一的领先的优势之外，到今年9月底，工商银行海外总资产1230亿美元，集团全部资产将近24000亿美元，刚才戴相龙先生提到，希望中国涌现更多总资产超万亿美元的金融集团，我们接近24000亿，我们的海外资产是1230亿美元。但更值得我们高兴得，到目前为止工商银行在30多个国家200多家盈利机构，包括刚刚设立的机构都是盈利的，但是尽管我们看到我们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我们为此感到高兴，同时也清醒的认识到，到目前为止工商银行海外机构的资产、海沟机构的利润在全行的总资产、总利润占比仅仅只有5%。这里虽然有工商银行自身资产总量、利润总量十分巨大的因素之外，也应该坦率的承认，工商银行国际化发展的程度仍然是有限的。在现在还谈不上一个真正国际化的银行。

我认为国际化的银行在全球的资产配制有一个比例，究竟这个比例多大合适，也很难有一个定量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5%我认为是偏低的。所以我们认为工商银行的国际化的步伐仍然需要加快。

在这里我有几点看法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尽管发生了新的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没有改变，现在我们全球的经济金融确实遇到问题，而且整个经济复苏的过程也出现了曲折性和差异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因此改变，甚至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个进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在加快。因为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相关性在不断的增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深刻互动。

2010年中国的对外总值规模将近600亿美元，今年对外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虽然全球贸易合投资往来的不断加强，中国的银行业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快提升全球的金融服务能力，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和支持。

第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潮流下，银行的国际化顺应客户的国际化的必然趋势，不仅中国的企业已经在全世界170多个国际和地区设立了1.3万企业，中国世界500强大企业大多数在中国都有他们的投资，其中多数已经成为工商银行的客户，工商银行境内客户当中也逐渐演变成在海外经营的项目。

从个人需求来看，中国居民跨地种、跨国际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在迅速增长，海外的华人回国投资、回国理财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很显然这些客户迫切的需要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满足他们国际化发展需要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如果工商银行自身没有实现国际化，没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金融服务和管理手段，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效的服务我们的海外客户，必然会丧失越来越多国际化的本土客户。最终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发展。国际化的发展水平和全球化的服务能力，已经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一个跨国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第三点，国际化仍然应该是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共同方向，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在金融监管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一部分受到危机冲击比较严重的跨国银行实施了业务收缩的战略，他们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剥离一些业务，出售了一部分资产，开始回归他们的核心业务和核心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受危机影响比较小、实力相对比较强的跨国银行采取了更为进取的战略。他们意识到通过加快国际化的发展，自身的品牌共用、后台共享和风险分散的效益会进一步凸显，有助于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我们相信打造资产业务和经营地域多元化国际化银行仍然是未来全球金融机构发展的趋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认真的总结以往的银行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把握住风险，稳健迈出自己的步伐，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国际化发展模式来看，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在实施国际化的过程中都有他们不同的道路，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最佳的银行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只有最适合他们自身的发展模式。这些年来工商银行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总结自身的经验和教训，摸索出一条比较适合工商银行实际的国际化发展路子，首先我们坚持全方位、多维度的推进国际化发展。我们认为我们所谓的国际化发展应该既包括建设我们全球化的经营网络，实施跨国经营，也包括我们经营好发展好我们境内机构的国际业务、外汇业务，还包括推动本外币业务的一体化，以及境内境外机构的整体的联动。既包括资本、业务、产品、客户、IT系统建设等经营要素的国际化，同时也包括在公司制度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国际化。

其次，我们坚持在全球的经营网络的建设上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我们坚持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并存，同时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因为我们认为新兴市场的成长性比较好，和中国的经济互补性比较强，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采取直接增设我们自身的分支机构的同时，也注重运用并购的方式来拓展我们的境外网络。我们非常谨慎的对待每一次的购并，坚持选择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对象、合适的价格，到目前为止工商银行进行十余起海外的并购，都是成功的。

第三，我们要持续的强化境内外机构的统一管理，在海外机构200多家机构投产了多语言、跨时区的全球一体化的IT平台。目前我们在所有的海外机构新机构设立的时候就直接投产这个系统，同时对每个收购过来的现有的机构，也都将他们原有的整合入我们的新系统，由此实现境内外IT系统的互联互通，以便做到全球机构当中共享客户、共享产品信息和数据资源，依托这个平台，我们和境外机构的多元化的优势，我们积极推进了符合各地市场需要的境外的产品创新活动，将境内的产品线延伸到境外，形成服务链。同时我们还综合考虑各级境外机构的地缘优势、牌照范围和资源，把具备条件的机构打造成全行的某一项业务的中心，在支持境外机构扩大规模增加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他们对集团的全球服务链的贡献。我想下一步工商银行继续坚持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争取为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合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谢谢各位。

赵海英：下面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先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演讲者的精彩讲演，也请我们的嘉宾发言。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IFF顾问沈联涛，春华资本创始人、董事长胡祖六，IFF顾问、阿根廷前财政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罗，新加坡星展因CEO  Piyush  Gupta，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特曼西门斯，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德地立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沈联涛：简单说四个点，利率走出去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金融体系协助走出去，以货币走出去需要整个金融体系稳步走出去。

第二点，我们要走出去就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有一个系统性的视野，什么意思呢？现在出现一个很大的毛病，每个国家每个金融机构都是看它监管机构，一般都是看自己的角色，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但是实际上现在发觉整个全球系统是一个大系统，是一个大网络，网络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集中的，它的里面的互动、反馈机制，到出来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我们开始认识，不但自身有风险，系统性里面也要有风险，怎么认识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点，你是一个系统逐步逐步全球化、逐步逐步国际化的，是一个系统的，要有全面的配合、配套，怎么来逐步走出去，走出去是一个全国性、全系统性的战略，不是这一部分走出去，那个没有办法走出去，也是一个互动，走出去也得到国际上的认同、合作。所以全球的合作性是非常关键的。

第四点，你要走出去，你肯定要符合全球标准，意识到金融系统要标准化，为什么说标准化是最关键的？我发觉你要看系统的问题，你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你很难评估自己的效率、稳定性，你的风险在哪里。很多我们的误解就是不同的标准去评价不同的风险、不同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标准化非常关键。我个人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标准化这个题目，看得非常准，我对走出去是赞成的。

赵海英：下面请胡祖六胡先生发言。

胡祖六：今天讨论的题目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及时。我刚才听了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讲，各位领导的精彩演讲，收获很大。

我讲一个观点，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学术界、政策界还有公众对金融全球化的问题有很多担心，因为这几年全球金融危机，最近欧洲的问题，让很多人觉得金融全球化有很大的风险，甚至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这种看法非常的普遍、非常的流行，我参加很多论坛，在大学、研究所，还有一般的论坛，这种观点非常普遍。

我做了一项实证研究，看了58个国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新生市场，有一半是发达国家，从二战以后，1945年以来，60年时期，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因为他们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开放度，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一个基本的结论，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与金融的开放度，几乎没有相关性。那么这一个实证的结果跟很多人的直觉是反过来的，不相符合的。而且我们看很多案例，大部分金融危机，不管是汇率的危机、银行危机、财政危机，或者是债务危机，绝大部分危机都是本国制造的。跟这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政策，跟它的经济失衡、机构失衡、财政福利政策、银行监管、风险监管能力紧密相关，跟金融是否开放，几乎没有相关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

但是我觉得做这么一个实证研究对我们国家今天在探讨我们的金融全球化，整个改革的思路、进程、速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起十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中国有可能在劫难逃，当然最后证明，由于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稳定了市场，所以中国成功的抵御了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有一些学者，以克乐普德曼为代表，中国之所以逃过，就是因为中国的资本管制，挽救了中国，这个是错误的，当时写一篇文章，我们的祖先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我们建立了长城，历史上中国一再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袭击，长城只是给我们提供心里安慰。所以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看资本管制，以为中国金融经济可以高枕无忧，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反过来，如果我们有程序的开放，实现人民币可兑换，还有资本的跨境流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会带来新的风险，跟我们的宏观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稳定会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比较审慎的宏观政策，有效监管，特别是金融机构、企业风险管理有效，那么这些下行风险完全是可以控制和避免的。

所以我结论就是说，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洪水猛兽，并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谢谢。

赵海英：谢谢，他坚定了国际化，今天从宏观角度谈了很多证据，提醒我想起来，中国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有一个大臣说，我们把长城重新修起来抵御外地，有长城我不也是打进来吗？你认为能抵御我们打进来吗？

下面从宏观的视角，我们请多明戈卡瓦罗给我们讲一下他对全球化的观点。

多明戈卡瓦罗：我很快讲一下，因为明天我还会作为主旨演讲人给大家讲述相关的话题。我觉得就中国而言，而且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你们是非常的谨慎，这个进程可能比较慢，但是成效非常明显。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来看一下，比如说金融债券国际化，我们应该针对宽泛的话题进行探讨，我相信对于中国银行的国际化，还有对于金融的国际化来说，他应该是伴随着人民币的全球化，而且也伴随着中国商业的国际化一同进行发展。

因为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他们应该寻找机会来不断的进行金融的投资，不断的开拓贸易，同时也应该积极的来参与到一些货币、融资，以及对于债券、股票的投资活动当中。因为对于这些活动而言，确切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来帮助我们产生杠杆放大的效应，能够来充分的发挥金融或者是财政的效应。

对中国来说有利的一点，现在对于中国的银行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他们将能够在新的监管的环节当中进行，这就能够帮助我们来解决自上一次的金融危机以来所产生的问题。尤其是在欧洲，他们所遭受的债务的危机，就能够得到解决了。我们希望能够侧重于来提升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要进行足够项目的评估。对于企业来说得到融资一定要进行评估，同时我们在评估风险的时候，如果银行参与到一项全球的活动当中，你们一定要进行风险评估，因为这涉及到这一个国家国际化进程的成功与否。

中国不应该来重复像欧洲、北美、银行所经历的道路，因为在提供融资的时候，尤其是向一些主权国家提供融资的时候，他们谴责政府，因为他们建立了欧元的体系，实际上银行来负责对于，像一个国家或者不同的国家借贷的风险，应该评估主权借贷的风险，以便能够来避免出现过度的债务，也应该评估风险在哪些地方。所以就国际化的进程而言，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有各家银行的机构，应该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赵海英：谢谢多明戈卡瓦罗，他看事情非常全面，在我们实际执行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

下面我想请霍学文博士来给我们讲一下他的想法，他的角色不同，是地方官员，刚才戴相龙理事长提到金融中心建设的问题，我们想听听他的看法。

霍学文：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小平同志讲过一句话，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就金融发展来讲，除了取决于规模大、质量好，同时有竞争力之外，我觉得中国的金融业发展核心的问题在于人才，对于金融人才的培养谈几点看法。

第一个，我们所遇到的金融危机，我们会看到在金融危机过程，最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即使经过危机，我们会看到核心竞争力还在，在于哪呢？在于人才，虽然美国遭遇了金融危机，我相信他经过一段时间还会显示他的竞争力，也在于他的人才。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人才上，对人才的发展来讲，是一个立体化的结构。如果用坐标来表示，应该是三个轴，纵轴是不同的监管人才，虽然对人才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义，如果没有高层次的战略人才、经营人才、业务人才，或者说监管人才，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金融业打造的更强大。因为金融业核心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系统的问题，是以国家的监管、国家的培育为后盾。

第二个，不同行业的专家，如果一个金融机构有了专家，有了以专家为核心的团队，一个企业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到造不同行业的专家。第三个轴就是金融机构的培训体系，金融机构的培训体系如果没有或者不重视，确实很难。去年有幸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学了三个月，透过三个月的时间，从上到下，从管理层到基层支行行长，每天谈六到八次，400多人，后来我发现他们的管理体系非常的先进，也确实是稳定的，而且就培训来讲，他是全员培训，所有到蒙特利尔银行的人，无论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新入职的人员，一定要学，大家一起学蒙特利尔的文化，其次一线员工有一整套完整的对待客户的问答，透过问答了解客户的每一个需求。同时在在人才培训特别注重企业文化，如果你再能够赚钱，文化、个人行为与整个银行相矛盾，会被剔除，宁可不要利润，也要完整的文化体系。他是完全建立在人才培养和文化基础上，是全员的风控体系，非常严密。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已经由业务驱动转向了战略驱动，也就是说，他们对风险的认识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把资本透过董事会、资本分配委员会配置到每一个行业，比如说银行业、证券业或者是商业银行和个人理财，透过三个方面的资本配置，如果资本市场做交易必须配置到每一个交易员的桌子上。每一个人都有最大的资本损失额，只要覆盖就不存在风险，研究什么呢？没有发现的风险才是风险，他们非常注重这种全员的培训，而且是以风控为驱动。这样整个业务发展有了一个依归。

我们国家的人才培训有三个方面现在没有解决。第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在准备吸引国际金融人才，吸引高端人才，但是高端人才的税收问题没有解决。我觉得中国的金融业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创造了很大的税收，我以北京为例，北京的金融业为全北京市的税收贡献率达到40%，那么这么大一个比例，我们对金融人才来讲，如果吸引一个国际金融人才进来，要交45%的税，所以有一些外资银行在北京雇的人不愿意在北京拿工资，在香港拿工资，对于法人机构很难来管理，我相信胡祖六先生很有提升，曾经在高盛，高盛曾经面临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对国际金融人才的出入境的管理有待提高，183天呆完之后必须得回去，他们都是计算天数的。

第三个，我们对于国际金融人才子女入学问题和一系列人本化的服务还需要加强。

赵海英：谢谢，人才对企业重要，对税收降的更低一点，会吸收更多的人才，下面请德地立人发言，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和大家分享。

德地立人：我现在是在中信证券负责投行业务，中国的资本市场所谓全球化国际化的角度谈一下想法。

大家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规模也是相当大，比如说债券，去年是1.8万亿的发行量，今天可能到2万亿，股票去年大概是6千万现金，包括非现金超过1万亿，往后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盈利在不断上升，投入者资金相当大，因此我认为这个市场一定会往前发展。现在这两个加在一起跟银行的贷款比例比，不到15% ，直接金融这部分还是落后于间接银行的贷款，而美国光是债券在2010年高达38%，我想这种直接金融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但是从国际化的角度说，尽管国家政府已经比较早的做了弥补，在整个的金融产品在市场占有率非常低，可能不到2%。使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带来障碍，我认为主要是两条，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利率这部分，大家也看到，实际上目前利率的市场化已经在开始，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是债券的发行，债券发行比例越来越多，实际上银行在买，保险公司在买，信托在买，很多个人投资者在买，这样出现什么？脱媒，银行的力量还很大，直接金融的力量越来越大，脱媒的结果，债券的市场还会破大，从海外的市场经验来看，大家会知道实际上会出现一批新的金融产品，包括银行贷款证券化，还有房地产基金等等，尤其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银行的信贷资产的证券化的问题，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生命力和解决金融实体经济比较好的推进作用，尤其在中国，银行贷款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因为有巴塞尔协议三的要求，资本金提高要求非常大，发行上市以后已经做了一轮很大的国内海外的银行的融资，第三轮可能也要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不能完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银行贷款的证券化市场又非常主要。我想市场利率化过程当中，给整个市场的发展带来很多的机遇，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我的立场不好说什么，但是刚才我听戴相龙理事长讲的非常令人鼓舞，很有分量，让我感到非常好，现在中国国内没有多少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或者方向问题没有不同的意见，实际上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怎么样去做国际化，我想可能就是这方面可能意见不一致。从我的角度来说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国家的货币相对来讲自由兑换会对国内的资本市场，不仅仅是货币品种，从各种创新的产品以及市场流动等等，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一方面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我觉得利率市场和和人民币兑换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至关重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率市场化在前，人民币自由兑换在后，如果不是这样，人民币开放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国内和海外的套利，扰乱国内的金融秩序。

所以我想最后一点挑战问题。其实几位领导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一方面市场开放或者利率市场化给实体经济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有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很多人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把日本作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日本当时90年代和现在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估计所谓国际游资，或者金融资产对实体经济的规模，大致10倍左右，在现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中国政府采取谨慎的态度我认为完全可以。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讲的，巴西和印度能够做的事情，中国政府也可以做。因为有很多国界的经验可以借鉴，主要是制度方面、监管体系方面，还有深化各种金融产品的市场方面以及对相关的投资者教育方面，我相信这个事情可以做。

最后一点我想讲讲中国投行的国际化的问题，16号在香港发行了H股，目前价格大概是20%左右，在这样的市场低迷情况下，我们获得投资者的亲睐不容易。这是我们走出国际化的第一步，将国内的优势进行国际化，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跳跃可以达到国际化的机会，首先把香港这个地方站住之后，扩大亚洲，尤其是美国、伦敦这样的地方，抓住一个制高点，我们的发展战略，专注中国业务的世界的投行，在5到10年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感觉现在整个经济是往东方移，在金融市场逐渐东方移的情况下，十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会跟美国的经济能够相提并论的情况下，中国最好的证券公司谁说不是世界最好的证券公司之一呢？

赵海英：虽然时间很短，能够稍微多讲一点，中信证券的市场国际化问题，本身的国际化路途也还有一点坎坷，有惊无险，现在要买另外一家外资的金融机构，从本身来讲应该注意什么？

德地立人：不是我说的话，是董事长王东明说的，我们不做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觉得比较重要。

第二个，刚才我讲的是我们要做的是发挥国内优势延伸到国际业务，我们可能不在海外在美国做一些IPO，但是一定要做中国企业在香港甚至未来到美国去上市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对发行体比较了解，对中国经济发展比较了解，所以我们完全有优势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国际化应该跟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是紧紧连在一起。当我们去买10%的股权的时候，我们发现杠杆率非常高，而我们只有1.2%，这是国内监管要求，另外我们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产品用自己去投资的关系，我们的杠杆率今天仍然是1.2倍，所以我们的安全性相当高，而ROE是15%左右，下边需要逐渐逐渐的健康的提高我们的杠杆率，使得能够提高我们的盈利率，但是国际业务也是这样做。

赵海英：跟工商银行很相似，不要做其他不理解的从中国客户走出去做国际化。下面请Piyush  Gupta先生讲话。

Piyush  Gupta：我想说三个要做和三个不要做，对于这个要做的，在今后十年非常重要的机会，进一步扩张国际化，像刚才的演讲家说到的，我们中心开始向东部转移，所以很多的欧美银行，即使是像汇丰银行有一些缩减，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银行可以在全球建立网络的机会。尤其是在新兴的市场上，在亚洲之所以这么做，并不用进行大型的并购，还有另外的模式，像市场上的汇丰他们也采取了自己的战略，之所以这么做，非常的重要，不仅要满足中国的客户，也要不断的打开窗户。

第二点，进行人民币的国际化运作，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么做非常明智，这是一个过程。在今后五年当中我们有必要来助推人民币贸易的系统，在新加坡已经有了，当这样有越来越多的需求，这一点能够刺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于私人的财富来说，他们也能够来拥有中国资产的某一些产品的组合。因此这个是需要的，而且这个过程要非常的谨慎。如果要打开经济会引起很多热钱的涌入，如果采取非常精神的逐渐的过程，应该会避免这方面的问题。

对于国内金融的体制来说，尤其是要建立自由化的体制，在五年的规划当中已经提到了，我们可以允许各种的资本能够自由的流进流出中国，而且我觉得对于这方面我们可以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管体系，但是对于人才的培养可能不是太一，而从新加坡的角度来说，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以便能够来培养人才。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金融的小的领域，能够进行银行或者资产管理方面来组成一个生态的系统，来寻求人才的领域，在新加坡进行工作。以个人来说，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在过去的20年当中对于我们全球危机当中学到的教训，对于各个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会来进行外包，他们把一些业务给外面的公司，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现在对于过程都太负责任了。但是我们对于下面的市场来说，我们最好来看一下有关的价格是怎么进行调整的。我们要看一下对于流动性而言，市场的流动性多高。他们必须直接对于信贷的决定做出负责，而不是外包给别的公司。

第二点，对于金融机构，他们要看一下你们有一些长期的资产，但是我觉得你们的产品要非常的平衡，要看一下期限或者是要看一下名义的价值是多少，如果侧重的是名义的价值，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些方面避免风险。可以帮助我们充分的考虑，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流通性，而且可以看一下具体的这些期限是多少。

最后我们认为要组成一个全球的智囊库，我们在这方面很遗憾，大多数的想法涉及到新的金融机构，由欧洲或者美国驱动的，他们在欧美有很多经验没有错，现在我们所处理的议题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市场，而在这方面在新兴国家没有足够的领导力，我们应该设定什么样的资本规则或者什么样的市场机制是恰当。我们看一下巴塞尔协议以便找到新的规则是什么样的，新的日程是什么样的。

赵海英：下面请下一位嘉宾发言。

岳毅：这几年中国的银行业全球化发展不错，现在整个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海外的竞争资产大概在5千亿左右，现在在海外的机构总共大概有1200多家机构，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和澳门已经成为主要的银行，在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国际中心，但是中国的银行全球化的战略走出去这种步伐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步伐还不够相吻合，没有走出去企业这样的数量多，投资的金额大，步伐不够快。

第二个，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机构的数量，和在海外的盈利的贡献度，和国际化的大型银行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比如我们中国银行，现在是系统性的银行，是全球唯一一家，也新兴国家的唯一一家。利润贡献度在海外的资产占20%左右。刚才讲到整个中国银行海外资产5000多亿美金，中国银行占了4000多亿，工商银行1000多亿，对于未来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去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中国的银行业的全球化的布局一定要和中国的国家的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布局相吻合，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资金的实力，经营管理的水平和文化的融合度，适当的建立自己的海外网络。

第二个建议，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经营要立足于当地，开展跨国经营，资金来源应该多去职与当地，资金应用也要取之于当地，不仅服务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还要关注服务当地的跨国经营的企业。这样才能逐渐的从国际化的银行向跨国经营的银行金融集团迈进。

第三个建议，中国的银行业海外的扩张和发展，应该伴随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该考虑在海外中资机构比较多、业务规模比较大的地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同时为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人民币的发展，提升中资银行在当地的竞争力。

赵海英：第一步跟着客户走，第二步成为国际化银行。下面请奥特曼西门斯先生发言。

奥特曼西门斯：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观察了四年的风险的管理经验，我觉得中国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典范，在过去的四年当中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我们不能够仅仅说我们不去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这些四年当中的参与者，不管是监管者还有其他机构，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发现对于监管机构还有市场参与者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不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我最近去过希腊，在过去两周我在当地看到所发生的糟糕情况，他们和一些稳健的银行做法已经完全脱离了，因此所发生的游戏在市场上完全不一样，在中国新兴市场和美国或者欧洲情况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差异和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我们所学到的第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来了解对于美国和欧洲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错，现在发生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可以从企业，从监管机构开始，重要一点我们要采取步骤看一下在监管机构在银行的视角，来充分从这些错误当中进行教训的吸取，而且这是双方的相互学习的过程。对于监管机构，各个银行应该互相承担起职责。在大多数我所参与的情况当中，我涉及到亚洲的危机，今天上午我是非常谦卑的，我们要看一下华盛顿的机构，他们当时是什么情况，现在又怎么样。我们要了解对于中国在未来扮演的角色和在西方市场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我在这要提出的建议，我们应该尽力来采取全新的视角看一下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什么使得中国在过去30年当中通过了改革开放，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成就。从外界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新的建议，而且通过为中国进行服务，那么我们就能够为全世界进行服务了。现在中国所处的位置，在这样的风暴当中中国已经是停靠港口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了解。对于西方的国家来说，他们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们是如何来参与到中国的发展过程，而中国也应该来从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进行相应的自省。

教训已经放在了桌面，这里的教训大家都能够看到，因为我们的讨论现在很吸引的是足够透明了，有足够多的人明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大家尽力做的更好，而且希望能够走出风暴当中。我也相信中国会继续来成为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能够在全球增长当中来进行协作。如果中国还是遵循以往旧的理论和道路，将会陷入很麻烦的境地当中。如果中国遵循的道路是对于过去十年非常谨慎的业务拓展的道路，那么就会变得很幸运，在将来我们很愿意和你们进行合作。对于其他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他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们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够出现，能够有一些新的标准，这些标准并不是由国际机构自动产生出来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是没有盛传措施的机会，我希望有新的观点，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全新的架构，我们希望在国际机构和各方面组织能够成为全新的政客，因为我们希望就这些标准来说，他们在过去没有被加以批评，而这其实是使得我们造成了错误，而且也导致了现在欧美糟糕的状况。

我认为刚才新加坡的发言人还有戴先生他们一块也谈到了国际化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现在位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全新的态度、理念和全新的参与者。

下面请连平博士讲话。

连平：刚才几位嘉宾都做了非常好的发言，我感到很受启发，我不展开说很多了，就讲一个观点。

我认为未来大型的中资商业银行应该加快成为跨国银行的步伐，30年改革开放，1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在中国已经无可争议成为贸易大国，但是中国在国际上全球的金融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小，用一句不太确切的话概括，就是一个金融小国，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金融大国来说，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就是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第二就是本币成为国际货币，第三，有一大批跨国银行。在资本输出来看，最近这几年中国的资本输出步伐明显在加快，我想未来这样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明朗的。因为中国还需要全球的资源、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及其他各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人民币也在加快步伐走出去，而在这种情况下面，确实需要中国的商业银行更多的走出去，为中资的企业中国在海外经营的企业家提供服务，在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中小商业银行没有办法担当这个重任，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或者中型偏大银行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在全球金融战略当中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一点来看，我觉得目前更多的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发展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市场行为比较浓，如果成为金融大国的战略，为更好的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服务，还需要有适当的政策支持，有政策支持和市场的驱动这两个方面的轮子推动，未来商业银行在国际化发展才能走的比较健康。当然银行走出去肯定是有风险的，我很赞同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讲的，科学的对待风险。在我们有一些银行在我看来，觉得不出去或者出去少一点风险就少一点，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消极的，对于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的发展来说，应该有一个比较积极的的，我觉得金融在全球的发展才能够走的比较坚实、比较健康，有比较好的发展。

赵海英：谢谢。我们再次感谢所有的嘉宾，也谢谢广大的听众坚持这么长的时间，谢谢大家。

时间：11月10日（星期四）

主题：全体大会4：全球金融架构的改革：差距和布局

主持人：各位嘉宾，欢迎再次回到“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的现场。下面即将开始的是全体大会第四场。首先请看大屏幕。各位嘉宾，让我们让掌声有请今天的主持人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先生登场。

王广谦：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按照会议的安排，今天上午是全体大会第四场，主题是全球金融架构的改革：差距和布局。具体内容包括：未来的国际金融架构中确保货币和金融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将对国际金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允许全球失衡和汇率不稳定逐步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后，是否有其他好的备选方案替代目前的非系统的国际货币体系？当前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负利率时代：流动性过剩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主旨演讲邀请到两位主要的嘉宾，一位是李若谷先生，他1984年到198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之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005年任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是学者型的银行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有很多著作，有很大的影响。第二位演讲嘉宾是Kenneth W.Dam先生，他1982年到1985年出任美国的副国务卿，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有成就的法学家，曾任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公共政策方面有卓越的建树。现在有请两位嘉宾演讲登场。首先有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先生发表演讲。

李若谷：有点没有想到两次来演讲。今天我想讲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实际上每个问题都可以作为单独的问题，写不止一本书。四个问题又相互联系，第一个问题，我想讲讲本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西方制度的危机。昨天在演讲中我提到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的危机，这几年全球经济危机和这次债务危机，更使整个发达国家处于了危机的中心。从表面上看，是一次一次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但是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产业危机、发展理念的危机。

当前世界经济跟几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主要就体现在经济的全球化和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上，与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在经济发展中适行的一些理论和分析方法可能要进行改革，现在也不会完全有效。当然危机出现以后，有人质疑是不是全球化的问题或者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它不是全球化的问题，也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理念问题。

因为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人类经过不断探索找到一个比较适当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它还不能走极端。也就是说全球化不能走极端，市场经济也不能走极端。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各不相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不可能按照一个模式去发展。

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是万能的，过去8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流行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理念，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金融危机出现以后，一些西方国家说是金融监管的问题，是监管不严，或者是监管制度不好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因为它始终从80年代以来就强调自由市场经济。所以你越少干预越好。那么市场可以自己调节。这种理念是造成这种危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世界是在变化的，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总之，其中用一个最佳模式去套用所有的国家，指导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理念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理念，还有一个理论，叫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我以为也是制度性问题。人类追求比较美好的生活，不断改善提高社会的福利，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但是，关键是怎样掌握一个合理的度。如果按照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很可能出现一种财政不堪重负，债务缠身。而你创造的却是一个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群体。现在有的国家的失业保障救济比参加工作的还要优惠。因此，你鼓励的不是靠自己的劳动创造自己的生活，而是靠一种补贴、救济。

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这种福利社会、福利国家的思想恐怕不无关系。提高社会的福利并没有错误，但是如果把提高社会福利作为竞选的一种资本，大家竞相去争取选民的支持，来许诺提高社会福利，然后用财政赤字来支付这种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它显然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早晚要爆发危机。

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今天早上德国已经愿意考虑让一些国家推出欧元区，不知道这个消息准不准确？那证明什么呢？证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适合继续留在欧元区里面。但是如何在经济的发展中处理好国家、市场、个人应负的不同责任和应该发挥的不同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问题，现在并没有哪个国家把它研究好了，人类还在探索中，希望继续探索这个问题。

第二，我想讲讲经济与金融的关系。经济和金融，尤其是跟实体经济之间，必须是相互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才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的发展。金融业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实体经济增长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基础上。但是不能无限的把虚拟经济放大。当然，也有的人曾经建议，有的国家只搞虚拟经济，有的国家搞实体经济，然后互相进行交易。作为一种理想模式，也许可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它难以实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次，为什么一个经济最发达、金融最发达、市场经济制度最完善的这样一个经济体，成为了经济危机的中心，大概和它经济过分虚拟化、产业空心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德国这次受到的危机相对小一些，为什么？因为它的实体经济比较强劲。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生活习惯、传统都不太一样，中国人比较愿意储蓄，储蓄就是一种投资，它的对立面就是投资了。因而，投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有的国家批评中国的投资率过高，我个人认为它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投资率，有着相当成分的合理性在里面，就是说它还需要这样的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根据我们的测算，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投资就要增长2到3个百分点，而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创造的就业机会只有80万到130万之间，年份不太相同，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是完全一样。

中国是有着巨大人口的二元经济体国家，到今年也许城市化可以达到50%的规模，未来几年内，每年都会有几千万人从农村转向城市。就算每年解决900万的就业机会，中国至少需要7%的增长速度。如果按照两个点增长投资或者是三个点增长投资，那么中国的投资率应该在20%左右。而且中国还有各种社会的保障缺口，需要个人和家庭来解决。西方主要是靠国家来解决，中国很多问题是靠家庭来解决的，靠子女、父母之间的相互帮助。我觉得这种模式比西方那个完全靠国家的那种模式要好，不能抛弃，还是要靠国家、个人共同来承担一些社会保障的责任。

因此，中国没有储蓄是不可能的，没有投资也是不可能的。有些人也讲中国的消费不足，我觉得消费不足这个话题，结论不成立。昨天有一位演讲嘉宾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不想深入的谈。我只想说中国现在的城市人群收入，去年只有24000，农村只有6000多，在这样一个收入水平下，我想消费是很难发挥重大作用的，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在新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它是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该求全责备。发达国家消费过度，发展中国家储蓄反而受到指责，这个也是不对的。发达国家也想解决当前的危机，最主要的是把他们具有优势的部门，要高新技术产业化，而不是回到初级产业去。

第三，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话题。金融危机以来，美欧各个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刺激政策，基调都是量化宽松。量化宽松并不是一个市场行为的产物，是在逆周期调控理念指导下，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种措施。量化宽松的政策的结果，就是推动了美元和欧元的贬值。美元和欧元一贬值，他们就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不管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也需要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的币值变化，应该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来做出，而不是根据美欧的货币政策来决定。

在这场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总是纠缠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而不是来研究和分析自己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危机是走不出去的。中国古话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现在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么这种模式，是不可能领导我们走出当前的危机的。我已经在多个场合，从我在人民银行工作期间，从2001年人民币汇率问题浮出水面开始，这10年我就不断地说人民币汇率不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现在的所谓浮动汇率制是一个骗人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何为浮动？过去的标准，过去是美元、黄金，你可以讲互动。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标准了。所以浮动的汇率制度是一个骗人的制度，所谓购买力评价学说等等，这些都不是计算一个国家货币真实价值的科学的方法。因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像美元这样的货币，它实际上是一种国际货币，它在二战以后，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实际上起到了国际货币的地位，1971年宣布跟黄金脱钩以后，它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了。现在实际上面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这样义务的一个国家和货币。

因此，国际货币体制已经进入了混乱时代。货币之间的所谓比价，所谓比价我认为是一个没有根本的说法，就是说谁的汇率高了，谁的汇率低了，因为它已经不是双边的贸易关系了。所以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近期目标，我觉得应该是维持主要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等等其他的一些主要货币汇率之间的稳定，长期目标是在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多元化再逐步过渡到一个统一的货币。只能是这样一个过程。因此，目前我觉得很难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替代方案，现在只能要求主要货币之间实现稳定。

最后，我想谈一下欧洲的债务问题。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避免区域性的危机演化为全球性的危机。现在这种危险是现实性的，特别是要避免当前的危机波及等银行业，因为现在已经波及到银行业了，如果大面积的波及到银行业，会对世界经济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

在欧洲，欧元区的问题非常严重，必须做制度性的改革，必须把这种高福利政策改掉，高财政赤字，用财政负担解决这些问题。马斯赫特（音）条约规定了欧盟国家的财政赤字应该小于GDP3%，国债和GDP的比率应该小于60%，这个限额早被突破了。现在必须约束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以来恢复市场的信心。现在欧元国家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我想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同舟共济，相互支持，渡过目前这个难关，不要老是互相指责，特别是不要像我昨天说了，自己的问题总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走出危机。谢谢大家。

王广谦：谢谢李行长。他讲的这四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有鲜明的观点，深刻的分析，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IFF顾问、阿根廷前财政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罗。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特曼.西门斯。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莱罗。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亚太区主任Kevin Lu。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官马克.让。国际金融论坛副秘书长、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龙。

11月10日（星期四）

全体大会4：全球金融架构的改革：差距和布局

全体大会4：全球金融架构的改革：差距和布局

主持人：各位嘉宾，欢迎再次回到“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的现场。下面即将开始的是全体大会第四场。首先请看大屏幕。各位嘉宾，让我们让掌声有请今天的主持人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先生登场。

王广谦：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按照会议的安排，今天上午是全体大会第四场，主题是全球金融架构的改革：差距和布局。具体内容包括：未来的国际金融架构中确保货币和金融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将对国际金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允许全球失衡和汇率不稳定逐步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后，是否有其他好的备选方案替代目前的非系统的国际货币体系？当前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负利率时代：流动性过剩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主旨演讲邀请到两位主要的嘉宾，一位是李若谷先生，他1984年到198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之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005年任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是学者型的银行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有很多著作，有很大的影响。第二位演讲嘉宾是Kenneth W.Dam先生，他1982年到1985年出任美国的副国务卿，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有成就的法学家，曾任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公共政策方面有卓越的建树。现在有请两位嘉宾演讲登场。首先有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先生发表演讲。

李若谷：有点没有想到两次来演讲。今天我想讲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实际上每个问题都可以作为单独的问题，写不止一本书。四个问题又相互联系，第一个问题，我想讲讲本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西方制度的危机。昨天在演讲中我提到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的危机，这几年全球经济危机和这次债务危机，更使整个发达国家处于了危机的中心。从表面上看，是一次一次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但是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产业危机、发展理念的危机。

当前世界经济跟几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主要就体现在经济的全球化和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上，与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在经济发展中适行的一些理论和分析方法可能要进行改革，现在也不会完全有效。当然危机出现以后，有人质疑是不是全球化的问题或者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它不是全球化的问题，也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理念问题。

因为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人类经过不断探索找到一个比较适当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它还不能走极端。也就是说全球化不能走极端，市场经济也不能走极端。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各不相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不可能按照一个模式去发展。

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是万能的，过去8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流行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理念，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金融危机出现以后，一些西方国家说是金融监管的问题，是监管不严，或者是监管制度不好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因为它始终从80年代以来就强调自由市场经济。所以你越少干预越好。那么市场可以自己调节。这种理念是造成这种危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世界是在变化的，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总之，其中用一个最佳模式去套用所有的国家，指导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理念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理念，还有一个理论，叫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我以为也是制度性问题。人类追求比较美好的生活，不断改善提高社会的福利，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但是，关键是怎样掌握一个合理的度。如果按照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很可能出现一种财政不堪重负，债务缠身。而你创造的却是一个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群体。现在有的国家的失业保障救济比参加工作的还要优惠。因此，你鼓励的不是靠自己的劳动创造自己的生活，而是靠一种补贴、救济。

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这种福利社会、福利国家的思想恐怕不无关系。提高社会的福利并没有错误，但是如果把提高社会福利作为竞选的一种资本，大家竞相去争取选民的支持，来许诺提高社会福利，然后用财政赤字来支付这种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它显然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早晚要爆发危机。

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今天早上德国已经愿意考虑让一些国家推出欧元区，不知道这个消息准不准确？那证明什么呢？证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适合继续留在欧元区里面。但是如何在经济的发展中处理好国家、市场、个人应负的不同责任和应该发挥的不同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问题，现在并没有哪个国家把它研究好了，人类还在探索中，希望继续探索这个问题。

第二，我想讲讲经济与金融的关系。经济和金融，尤其是跟实体经济之间，必须是相互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才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的发展。金融业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实体经济增长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基础上。但是不能无限的把虚拟经济放大。当然，也有的人曾经建议，有的国家只搞虚拟经济，有的国家搞实体经济，然后互相进行交易。作为一种理想模式，也许可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它难以实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次，为什么一个经济最发达、金融最发达、市场经济制度最完善的这样一个经济体，成为了经济危机的中心，大概和它经济过分虚拟化、产业空心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德国这次受到的危机相对小一些，为什么？因为它的实体经济比较强劲。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生活习惯、传统都不太一样，中国人比较愿意储蓄，储蓄就是一种投资，它的对立面就是投资了。因而，投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有的国家批评中国的投资率过高，我个人认为它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投资率，有着相当成分的合理性在里面，就是说它还需要这样的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根据我们的测算，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投资就要增长2到3个百分点，而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创造的就业机会只有80万到130万之间，年份不太相同，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是完全一样。

中国是有着巨大人口的二元经济体国家，到今年也许城市化可以达到50%的规模，未来几年内，每年都会有几千万人从农村转向城市。就算每年解决900万的就业机会，中国至少需要7%的增长速度。如果按照两个点增长投资或者是三个点增长投资，那么中国的投资率应该在20%左右。而且中国还有各种社会的保障缺口，需要个人和家庭来解决。西方主要是靠国家来解决，中国很多问题是靠家庭来解决的，靠子女、父母之间的相互帮助。我觉得这种模式比西方那个完全靠国家的那种模式要好，不能抛弃，还是要靠国家、个人共同来承担一些社会保障的责任。

因此，中国没有储蓄是不可能的，没有投资也是不可能的。有些人也讲中国的消费不足，我觉得消费不足这个话题，结论不成立。昨天有一位演讲嘉宾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不想深入的谈。我只想说中国现在的城市人群收入，去年只有24000，农村只有6000多，在这样一个收入水平下，我想消费是很难发挥重大作用的，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在新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它是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该求全责备。发达国家消费过度，发展中国家储蓄反而受到指责，这个也是不对的。发达国家也想解决当前的危机，最主要的是把他们具有优势的部门，要高新技术产业化，而不是回到初级产业去。

第三，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话题。金融危机以来，美欧各个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刺激政策，基调都是量化宽松。量化宽松并不是一个市场行为的产物，是在逆周期调控理念指导下，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种措施。量化宽松的政策的结果，就是推动了美元和欧元的贬值。美元和欧元一贬值，他们就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不管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也需要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的币值变化，应该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来做出，而不是根据美欧的货币政策来决定。

在这场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总是纠缠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而不是来研究和分析自己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危机是走不出去的。中国古话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现在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么这种模式，是不可能领导我们走出当前的危机的。我已经在多个场合，从我在人民银行工作期间，从2001年人民币汇率问题浮出水面开始，这10年我就不断地说人民币汇率不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现在的所谓浮动汇率制是一个骗人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何为浮动？过去的标准，过去是美元、黄金，你可以讲互动。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标准了。所以浮动的汇率制度是一个骗人的制度，所谓购买力评价学说等等，这些都不是计算一个国家货币真实价值的科学的方法。因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像美元这样的货币，它实际上是一种国际货币，它在二战以后，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实际上起到了国际货币的地位，1971年宣布跟黄金脱钩以后，它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了。现在实际上面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这样义务的一个国家和货币。

因此，国际货币体制已经进入了混乱时代。货币之间的所谓比价，所谓比价我认为是一个没有根本的说法，就是说谁的汇率高了，谁的汇率低了，因为它已经不是双边的贸易关系了。所以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近期目标，我觉得应该是维持主要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等等其他的一些主要货币汇率之间的稳定，长期目标是在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多元化再逐步过渡到一个统一的货币。只能是这样一个过程。因此，目前我觉得很难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替代方案，现在只能要求主要货币之间实现稳定。

最后，我想谈一下欧洲的债务问题。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避免区域性的危机演化为全球性的危机。现在这种危险是现实性的，特别是要避免当前的危机波及等银行业，因为现在已经波及到银行业了，如果大面积的波及到银行业，会对世界经济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

在欧洲，欧元区的问题非常严重，必须做制度性的改革，必须把这种高福利政策改掉，高财政赤字，用财政负担解决这些问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欧盟国家的财政赤字应该小于GDP3%，国债和GDP的比率应该小于60%，这个限额早被突破了。现在必须约束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以来恢复市场的信心。现在欧元国家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我想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同舟共济，相互支持，渡过目前这个难关，不要老是互相指责，特别是不要像我昨天说了，自己的问题总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走出危机。谢谢大家。

王广谦：谢谢李行长。他讲的这四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有鲜明的观点，深刻的分析，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下面有请Kenneth W.Dam先生演讲。

Kenneth W.Dam：谢谢你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就这一轮我们谈论的话题是要来讲述全球金融架构的改革：差距和布局。接下来我主要针对监管方面来发言。一方面是对目前全球金融改革，因为时间非常紧张，我只能够给大家强调其中的几点，我也要强调我们所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其实是一个律师，我并不是经济学家。

总的来讲，现在全世界有两种法律体系，一种是明法，这一方面，中国也是属于明法的体系。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一般的规则，而且也强调一些程序法，而且也强调其中的一些规则。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陆法来说，他们所侧重的主要是一些个案，来进行相应的判决，并且也希望能够来进行影响。他们把这种方法作为一些一般性原则的阐述。

在这儿，为了简化的原因，我只是从其中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法案，我希望对现在改革遇到的问题进行解释。因为我们在架构方面要进行全球金融的改革。就有关的金融的监管，它总的来讲是一个国家性的行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监管体系。不管是否是在国际上达成一致的意见，不管是在20国集团或者是其他的国际协议当中，它主要是就有关自己的监管行业来说进行国家的活动。我在这儿要给大家讲述一下美国的情况，尤其是监管改革方面的情况。

对于美国的议会，已经由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个广泛的金融改革法律，我们把它叫做多德弗兰克（音）法律，除了它的程度非常了不起，让我们很震惊的是，在立法当中达成的一致意见非常少，如果我们可以用体育术语来比喻的话，多德弗兰克法案就好象把球踢到球场，但是不能得分。

在美国的体制之下，像这样的法案，它的方法是这样的，它希望能够进行一些制度规则的程序，由单个机构来负责制定。所以我们在制定规则方面，只有在完成之后，你才能够知道这些确切的规则细节是什么。当然有关规则的制定程序，必须要根据我们立法的要求来进行。如果看一下美国的情况，过必须考虑对于单个的监管机构，他们决定了什么具体的规则。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有关金融的行为。有哪些机构呢？有几种机构，比如说有银行的监管机构，其中包括好几家，在美国，我们还有SEC美国证监会负责证券，还有CFTC，它是指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当然在衍生产品方面，对于SEC和CFTC，无论如何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作为总统来说负有职权，他来做出裁决，如果这两个机构在裁决的时候出现错误的时候，奥巴马总统说了算。

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知道确切的美国的改革法律规则是什么？我这里有一个的的说法，我们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议题得到了解决，对于复杂的问题，他们的工作已经落在日程之后了，我们也需要等待两年的时间才能知道所有法律方面的结果。当然了，在联邦的法庭当中，有一些具体的法案，可能他们会搁置在一边。对于具体的，比如说美国的监管的问题，可能有的时候要求要排除和其他国家的法律，或者是规则之间的冲突。如果针对同一家金融机构的时候，对于美国的监管机构，他们会适用于多德弗兰克的法案，比如说对于银行来说，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法律和我们的法律有冲突，那么这太糟糕了，因为对于美国监管机构来说，他们不能直接来进行处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避免这些国际性的冲突。我会给大家几个具体的例子。正如大家所了解的，你们也可以在第一天看到保罗.沃尔克的视频，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沃尔克规则，这主要是原来对于商业银行和投行来说，根据沃尔克的规则，他希望能够重新树立起两种不同银行之间的差别。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下在投行和商业银行之间，以往美国的历史一直强调它的不同之处，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在历史上，上个世纪美国法律要求这些。对于任何单个的企业，不管是投行，或者是商业银行，他们只能单独选择一种去做，不能同时成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这是当时的法律要求。根据90年代的解除法律监管活动之后，由美国国会要求进行了消除。

我必须说它是一般性的方法，对于沃尔克规则，它实际是希望能够像沃尔克所要求的那样得到实施。如果实施之后就能够本身我们恢复在商业银行和投行之间，在历史上所存在的差别。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沃尔克规则能够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整个的立法系统之后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结果。

第二点，不管整个的规则制定的程序最后出来的成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并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沃尔克的规则会由监管机构来适用于银行或者是其他的并不在美国所建立起的这些其他类型的金融企业。所以我们在美国进行运作，也许会引起一些国际性的冲突，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金融机构。对于非美国企业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大多数其他的国家，当然其中有一些例外，像日本，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大多数其他公司，他们在别的国家能够得到金融机构的许可，它可以使用自己的帐户来进行商业银行和投行的业务运作，比如说他们能够来运用自己的帐户来进行自营的业务。

对于保罗.沃尔克，他进行了什么样的说服，能够使得奥巴马和议会来支持他，而且能够采用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说在原则上和对实际上，对于银行来说这么做不对。银行从这些储蓄的储户当中募集到资金，之后他们使用这些资金进行自由帐户专营的一些交易。大家知道沃尔克是非常能言善辩的，在他非常富有生动性的语言中，他说对于一家银行来说，它不应该得到由这些纳税人所提供的帐户所得到的这些储蓄的款项，之后使用这笔钱跑到拉斯维加斯用这些钱进行赌博。这样的论点是非常强有力的，而且是非常能说服人的。

但是在现在金融危机框架中，我不知道沃尔克先生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的观点是，对于所有的美国银行，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错事，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发展。他们的自营业务，其实并没有被披露出来。人们并没有认定，这样的做法是造成危机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人们并没有很多的时候讨论这一点，因为对于银行的自营业务来说，是有可能造成危机的，我们知道在美国，首先爆发危机之后，扩大到了欧洲和其他国家。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首先由房地产泡沫破灭，由于贷款证券化造成了危机的原因，而且政府的补贴也扩大了效应。因为政府提供了担保。我们也提到了有毒的担保，之后他们又进行贷款证券化，又造成了危机。但是这些并没有由沃尔克规则来应对，我不是批评沃尔克规则，我只是想限制它应用或者是适用的范围。因为就我们所提到的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在报纸上，大家提到了金融的机构，他们做错事了。

对于我来说，我想真正提醒大家的注意的是，我们认为对于美国的规则制定，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尤其是影响到了美国的规则制定过程，有很多的游说发生。对于历史，对于议会来说，他们会限制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一些内容，主要是因为外在的影响。我在华盛顿看到了有很多的律师，还有游说家，他们成群的涌入到华盛顿，希望能够来影响整个立法的过程。最后沃尔克的规则它最终被纳入到了法律当中。

对于律师和游说家，他们也有很多数据，但是实际上对于华盛顿特区来说，它是美国的唯一两个城市，在这个城市当中，住房的价格还是不断上升，这是因为大家知道对于律师和游说家来说，他们得到的支付价格，他们的收入非常高，他们需要居住在华盛顿，应该能够更近靠近他们要游说的对象，这个就是为什么当地的物价不断上涨的原因，尤其是在华盛顿特区的某些地方，房价上升的很快。这是我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我对当地的房价很了解。

就这个过程来说，我指的是对于立法的过程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在立法方面，通常我们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如果再加上游说，加上这些过程的话，最后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你并不知道最后出来的立法效果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对于非美国的金融企业来说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对于非美国的金融机构，他们所经营的这些业务是非美国的。当然对于非美国的公司，他们也许能够保护自己，避免受到一些在其他国家进行业务的影响。

有两种方法，首先他们可以来找到适当的企业的架构，能够使得沃尔克的规则不适用这些非美国企业、非美国业务，如果他们吸引的话，能够做到这点。第二，他们可以雇佣律师和游说家，帮助他们劝说政府不要把沃尔克规则适用在非美国业务当中。所以就这个案例当中，大家可以知道美国的立法是怎么进行的了。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银行监管的措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然，我并不是对此进行抱怨。但是只是希望能够对整个行业，包括这种相应的一些法律，对行业产生的影响做相应的介绍。但是毋庸置疑，任何一个法律，最后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有一些影响并不是全部都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它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也期待能够在接下来小组讨论里面跟大家就这些问题进行沟通。

王广谦：谢谢Kenneth W.Dam先生。刚才他从法律角度，从多德弗兰克法律怎么对美国人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展做的规定，他们对现在金融危机的分析，李行长和Kenneth W.Dam先生都谈到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表面之后的深层次原因，都谈到了理念问题，究竟是用什么理念来对待金融发展，怎么样把金融做的更好，都有深思。这些问题目前很难统一起来，都在讨论中。我想说两点想法，第一点，金融在近百年发展当中，应该说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金融发展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带来一些问题也是自然的，我们曾经知道从历史上看，自金融从资本集中集聚，到产生资本融合，到金融资本支配产业资本，未来走向哪里，确实值得深刻的思考，这不光是一个科学问题，它可能还是一个理念和我们的选择问题，除了科学之外还有价值观怎么选择金融未来的发展。现在大家都讨论金融问题，因为它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面，在前面，自然问题就多，受关注也多，关键是要通过前沿问题反映出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要更加关注，解决现实问题，有利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做的更好。

至于说现在全球失衡的货币体系，也谈到了持续和增长，我们今天讲中国的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储蓄率高低也不是人为能够拉上来的问题，储蓄率高也是有条件的，储蓄率高也不是罪过，特别是从现在绿色发展、节约能源方面来讲，储蓄高也不是罪过，反而是贡献。消费的增加跟经济增长关系不能弄反了，我们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提高消费水平，消费应该是有条件消费，首先要有比较高的收益，有比较多的积累，有比较高的预期，这样才能提高消费。

总而言之，这一段议题到此结束。下一段有更多嘉宾在讨论环节会发表更深入的意见。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思想。谢谢各位。

主持人：有请罗兰德先生主持讨论环节。

罗兰德：我是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今天上午听到了非常不错的报告。我们必须开始从国内环节出发，立足国内，这样的话，能够提出一些宏观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愿景。然后才能形成国际层面的一些意见。这点在刚刚结束的20国峰会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国内监管体系方面进行调整，刚才Kenneth W.Dam先生也提到了这点，我们必须要把那些监管的名义落到实处，然后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又提到了美国一些具体的例子，我非常荣幸有非常不错的嘉宾参与到接下来的50分钟左右的探讨中。我们现在有请嘉宾到台上来，有请IFF顾问、阿根廷前财政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罗先生。您亲自见证了阿根廷金融危机之后，提出了一些力挽狂澜的一些解决措施。

第二位嘉宾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先生，李昌镛先生不光是知名的学者，也是20国峰会中非常重要的智囊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同一框架下整合，我觉得非常出名，也是亚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实际上也代表了当前银行对构建全球金融框架的一个看法。

第三位嘉宾是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特曼.西门斯，也在德国任过职，在德国任职期间，他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将东德和西德经济在冷战后进行整合。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当时在东德和西德在经济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情况，他在这个方面提出一些思路，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

第四位嘉宾是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莱罗先生，他不光是经济学家，更重要的也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过职，也在欧洲中央银行任过职，现在在一家商业银行供职。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有这么丰富的履历，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讨论。

第五位是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官马克.让先生，他也是经济学家，他在伯克利和哈佛大学深造过，他也构建了全球的金融框架体系，也希望在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最后一位是张红利（音）先生，他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副行长。从中国角度来说，他有非常不错的银行背景，更重要是在国际层面上，像高盛，包括一些国际银行方面有非常多的履历和任职经验，他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怎样将原则落到实处。在我看来，这也是前几位演讲人提到的，监管原则固然重要，但是落到实处更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请多明戈.卡瓦罗先生谈一下。你曾经在危机中被人称为英雄，在80年代经历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机，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德国方面的一些经历，后来您非常完善地解决了一些危机。这是2000年的事情。后来阿根廷发生危机的时候，您也力挽狂澜，能不能介绍一下在构建全球金融框架体系情况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多明戈.卡瓦罗：实际上在阿根廷，我处置了不是两例危机，而是三例危机。首先第一次，通货膨胀。当时89、90年的通货膨胀，在91年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美联储之下解决的。第二，在95年阿根廷遇到了经济危机，作为墨西哥危机的副产品，当时阿根廷也未能幸免。我们在三个月内储备消耗了25%左右。后来在三个月之内，我们其他的也下降了20%左右。银行存款下降，可能会达到20%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是一次非常举步维艰的金融危机。这点和20年代，特别是30年大萧条前的美国银行特别相似。但是美国花了三年才使得银行的储蓄下降了30%左右。但是别忘了，在一个季度之内，银行存款下降20%左右，我们很快就把那些危机给克服了。我们能够克服它因为我们得到了IMF的支持。

我们也认识到一点，当时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偿付能力出现了问题。因此，国家必须进行良好的改革，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融资，当时阿根廷有一些资源，但是到95年的时候或者96年的时候，后来就恢复了快速发展的态势。

第三次危机就是2001年、2002年的危机，那次危机，实际上和现在欧债危机非常相似。这样的话，也是跟我们的监管框架体系息息相关。我们没有办法很快克服经济危机，我们需要相应的救援计划。如果说没有救援计划的话，我们现在流动性输入就没有办法克服危机。后来我们对银行进行了重组，克服了危机。一开始没有解决那个问题，因为一开始阿根廷的情况跟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在整个重组国内银行体系过程中，我们没有从外面获得相应的信贷资源的支持。当时银行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比较不错的。这让我想到了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的一点，我们必须要重新考虑一下阿根廷的金融货币体系，在任何一个国家，作为流动性的提供方，另外一方面，不光是保证系统稳定，还要保证金融的稳定性。你可以在短期时间内实现金融的稳定，但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你不可能避免。

经济危机的时候，如果你不能找到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就会出现混乱。在混乱当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在我看来，如果说考虑到未来全球全新的金融架构体系的建立，你必须要在任何一个监管领域，必须要有央行，央行有法律和实际方面的作用。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它旗下的一些组织，也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在构建全球金融架构过程中，它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框架来稳定全球的金融。因为，大家知道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了逆全球化而行的这么一个趋势，甚至跨界金融方面的活动也在缩减。这实际上和全球化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罗兰德：谢谢您对几次金融危机的介绍。刚才您提到了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必须要有强大的央行。另外在欧元区，必须在财政政策方面有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制定者和流动性提供方。实际上在阿根廷，在危机发生之后，在几年之后你们就解决了这个危机。当人们看不到危机解决的出路之后，他就会出现沮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国际清算银行等等，你们对于刚才多明戈先生提到的国际组织的观点，不光要看价格方面的稳定，还要看一下财政方面的权威性，您觉得这种思路对不对？

艾丽西亚.加西亚.埃莱罗：非常感谢能够让我表达我的观点。基本上来说，我是同意多明戈刚才的意见。金融能力方面我们要很强，而且对于监管方面我们也要来进行很好的应对。另外就这一轮会议来说，基本上来说，我们由于金融所造成的危机，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经历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对于金融而言，看起来它好象是屋子里的大象一样，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其实金融还是非常有益的。我并不是站在政治角度来这么说，而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点。

我也强调两点，为什么说财政是有益的。因为对于金融来说，它有金融性，而且就它的本质而言，有单个公司有很好的项目，但是他们的资金不够，需要得到融资。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有这样的企业。现在进行的监管，尤其对于银行是非常严格的，这就是为什么信贷规模比以前要小。我们知道杠杆是有益的，但是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进行杠杆，因此，在不应该应用杠杆的时候应用，对于国际的组织机构来说，他们都能够为我们提供相应的服务。

还有一点，对于金融而言，我们如果要控制它的话，它总是存在的，我相信中国的同事很了解。它之后脱离监管会有更多的问题存在，问题会更严重。我之所以说金融有益，是指对于好的项目来说，不应该由财政方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对于跨境的借贷。跨境借贷听起来好象跟实体经济不相关，但是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都能够作为一个指标，它主要是和贸易融资方面相关，不言自明，而且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像国际货币基金资质，它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认为对于十万亿美元资本流入，这是我们明年预测的，将会流入到新的经济体。我们认为两万亿的贷款也会流入到新兴市场，将会发生很多跨境贷款，这个就是实体经济的情形。

我们知道对于巴塞尔协议，它主要强调的是贸易的流动。我们也知道贸易已经在不停地进行流动了。有关的贸易数据，能够展示出每个季度在全世界贸易的流动量。而且还有一些更新的数据，还有之前的一些老的数据，大家每天都看。如果在10月份出现了贸易流量20%的下降，大家可以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希望对贸易进行融资，而不是等到太晚的时候再这么做。

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些机制，我们有ECA，它比过去更强大一些了。我们把所有的机制整合在一起，因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也是非常有益的，如果说它部分有害，我们一定要加以处理。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不同的金融体系。

最后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就不同种类的金融进行区分，看一下哪些对经济有益，我们对它进行加强，尤其是在应对危机的情况下。

罗兰德：非常感谢您刚才的强调，您强调了金融的重要性，而且此次国际金融论坛召开，如果不相信金融的重要性的话，或者不相信贸易融资的话，其实会引起我们对贸易贷款方面的高度关注。对于金融来说，我们要发展高收入的国家，比如说像英国、美国他们进行了讨论，他们希望对金融进行重新的调整，我想问一下，对于中国的金融行业，还有像您这样的银行，因为你们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您觉得在未来，在实体经济和银行之间将会有什么样的关系的演变？

张红利：非常感谢，我非常愿意讨论这个话题。首先对于金融方面的一些观点的应对，对贸易要进行融资，每个银行都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对于有关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实际上在中国，我们总是不断地引用邓小平说的著名的话，金融是经济的核心。

我们有很多诠释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回顾过去12到15年，在全世界发生的两次危机都是金融危机，98年、99年，我们当时出现了危机，最近又出现了危机。这一点能够展示出金融在现在的世界是多么重要了。对于它说拥有的对经济的支持角色，有的时候被忽视了。因为我们有一些银行，大概有70%、80%的收入来自于贸易，他们主要服务方面得到的收入，但是从客户那儿得到的收入只有30%，我觉得这种结果要加以改变。因为最终对于银行来说，他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是为客户服务的。最终对于银行来说他们应该起着服务的作用，来为实体经济进行服务。

对于多明戈.卡瓦罗先生提到的关系，我想做个应答。一方面问题没有提到，它是政治性的。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很多都嵌入了政治的因素，对于政治家他们都是由本国所选举的，可是对于经济而言，它是全球性的，至少是地区性的，政治家是当地性的，我们希望采取一个长期的视角来进行业务。这一点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它可能会来使得有一些讨论停止，比如说应对财政、金融或者是一些地区性的，或者是国际性的组织，我们都进行了这样的讨论。但是却终止了，我们应该从政治层面来加以处理，以便能够来看一下这样的初级金融是否应该存在。

罗兰德：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提到经济、金融的时候，我们应该加入政治的视角。因为它会引起大家来争论。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政治的时间框架或者是得到一些经济的框架，我们也希望采取长期的视角。对于政治家，他们是短视的，我们讨论2020年、2030年的情况比较困难，这一点是我们在处理国际金融系统的时候要加以考虑的。您在韩国有过工作经验，您在97年经历了金融风暴，而且您也到过一些欧洲的国家，比如说在周日的时候满天阳光，但是在周一的时候出现了风暴，现在你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这主要涉及到了有关融资和投资方面的业务，您就这方面的需求是怎么考虑的？比如说金融、投资以及经济的发展，您觉得对于像在亚洲开发银行的结构有什么调整？

李昌镛：指的是在实体经济和金融方面，主要是依赖一些战略，我们要来进行具体内容的探讨，就目前的危机而言，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有的国家他们实在是情况非常糟糕。因此，对于金融市场来说，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其中对于金融来说，它有着内在的价值。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地区的话，尤其是97年的韩国的时候，当时对于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金融的行业被政府拿来进行作为一个管理的领域。所以，对于金融行业来说，根本没有竞争。但是情况非常不同，在97年之后，很多亚洲国家意识到了银行他们是垄断金融行业的，同时由政府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之后我们对资本市场进行了开放，而且由于这次危机，我们得益于这次危机得到了比较开放的系统。

现在讨论的话题是在亚洲国家，现在有一些趋势认为金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监管很糟糕，我们认为有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在未来，谁来进行风险的管理呢？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从低收入发展到中收入或者是高等收入的国家，怎么做呢。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我的意思，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解除监管，很多国家他们从10减到5，有的国家只有1，但是他们要增加到5。对于很多亚洲经济体来讲，他们要恢复到10，不管现在是1还是多少。我觉得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

现在并不是很好的时机来谈论长期的话题，因为现在的危机已经起火了，我们必须要先灭火。正如多明戈.卡瓦罗提到的一样。

多明戈.卡瓦罗：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们首先应该灭火。如果你的房子着火了，你应该怎么做？就您的经验而言，对于私营部门，对于各个企业进行合作，因为德国，有自己的一些做法，您觉得在实体经济、政治家和金融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是现在的关系，那么未来有什么变化？

奥特曼.西门斯：在德国我们也学到了教训，我们国家有一个部分完全崩溃了。另外一个部分也出现了衰退，对于经济活动发展速度，一般来说在90年代的时候放缓了，我们认为两个部分的合并，但是它之后也造成了全球经济蓬勃发展，我们相信全球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每个人都觉得很高兴。对于金融领域解除监管，之后可能会造成大家毫无节制的过度消费，比如说消费者在欧洲过度支出，或者说会使得金融服务领域也出现过度的支出。而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危机。

正如今天上午李先生和Kenneth W.Dam先生的发言，现在我们发现大多数工具是政府所拥有的，但是政府必须对这些工具进行重新的设计和重新调整。这儿有一个清单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看一下现在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纠正。另外给大家展示出各位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协议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看一下如何就特定的议题进行纠正。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出现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我们已经明确了我们要加以改革，但是现在没有形成政治的意愿或者是政治的理解，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儿就一一列出了。大家之后可以去看一下，其中展示出我们要一致同意做哪些事情，而且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团结，而不是四分五裂。

对于沃尔克规则，我会给大家看几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一些特定的国家，我们已经提到了要进行财政整合。这样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有一些和其他公众机构进行所谓斗争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根据立法来讲，我们要把那些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的违规形成进行披露，但是有时候很难落到实处。因为有时候很多国家很多国营企业，很难在不同机构达成一致意见。另外一方面，包括一些关税壁垒的消失，将会使得一些劳工在跨界流动方面实现自由流动。在德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构建全球金融框架体系下，金融体系的流动非常至关重要。

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额外采取财政方面的措施。比如说通过减少相应的一些薪资方面的一些支出。到目前为止，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各个国家在这个方面在紧缩公共机构的薪酬，支出这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公共采购的方式来减少相应的支出。但是我们需要相应的一些技术，使其能够实现。另外一方面，减少跟国防相关的开支，还有社会福利方面的一些开支等等。所有一切都是在财政方面要做减法的。有一些时候我在这块能说30到40页左右，每天晚上看新闻的时候，都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但是关键问题是能够在公共和私人机构之间就一些削减计划达成一致意见，这点非常困难，特别需要一些政治方面的意愿能够实现。昨天拉加德在演讲中也提到了，我们需要在各个政府机构棘手的问题进行投票选举，大家不光需要真知灼见，更需要政治层面的东西来剔除壁垒。在举步维艰的环境下，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实现？我们提醒自己和同事们，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因为这样能够帮助银行。有一些时候银行持的观点跟你们这个银行可能不一样，它必须需要一个综合性的观点。

有些时候，可能银行在做债券发行的时候，可能做的非常之好，国家非常开心，因为它融到了一些钱，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交易风险到底在哪里，很难达成一致共识。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必须要对学习的曲线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也就是我们进行内部沟通讨论的一个结果。这些帮助我们能够在未来决策方面更加明智一些。

罗兰德：你现在把我们的任务弄的非常复杂。有些时候我们作为决策者，我们有些时候睡一觉之后可能会提醒自己，你必须从一个地方具体的开始一些举措的落实，我觉得具体落实非常之重要。为什么把你放到最后呢？因为你在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花了大很多很多精力，您觉得在此次改革中，一些重大贡献到底体现在哪些层面？到底从哪些层面去改革？

马克.让：非常感谢，感谢能够给我提供这次机会，邀请我到这个大会做嘉宾讨论。我觉得就构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已经酝酿了15年，从墨西哥危机发生之后，他们就讨论一个新的架构。后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还有2008年的大萧条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警告我们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危害性越来越大。几天之前在加拿大，在加拿大20国峰会上，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所发布的所谓戛纳宣言，大家共同讨论的一个问题，大家对于危机的全球性观点来讲，可能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意见，特别是关于流动性，包括在国际现有货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大家很难达成一致性的观点。

今天我们面临欧债危机，历史上第一次必须要了解一些欧债危机的影响，从全球基础架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觉得这些问题不光值得我们去思考，否则的话，可能欧元将会崩溃。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欧债危机发生之后，如果不加阻止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首先最大的危机，就是欧债危机。欧债危机最后演化为银行的危机，现在甚至转化为政治危机。现在从欧元区危机转化为欧洲的危机。刚才也有人提到了这点。

如果构建金融架构体系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话，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把欧债危机解决，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呢？首先是欧元的崩溃。比如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可能会把一些国家，把小的国家从欧元区剔除出去。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在欧元国家退出的话，相当于在欧元区有一些退出机制。但是对那些退出国家，他们的银行系统，可能会陷入快速的箫条。因为他们现在财政赤字非常之高，整个银行系统，国内就坍塌了，没有办法获取相应的流动性。这时候就会出现银行的挤兑、信誉违约。刚才已经提到了，因为现在主要的一些欧元区国家，都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负担，因此他们会出现整体主权债务违约的特点。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整个欧洲银行要做相应的一些这个方面的重组。如果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话，欧洲银行只能通过加印钞票法方式来解决流动性短缺，这样可能会导致欧元进一步贬值。

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对整个欧洲区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在20国峰会上德国总理也提到了相应的情况，如果说欧元区国家对自己的现有金融政策不进行紧缩的话，可能最终导致为了维护欧元区存在，把他们剔除出去。这也是做出的一些牺牲。

那些退出欧元区的国家，由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没有办法对那些主权债务国家进行积极履约，德国和法国进行的讨论，以便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到目前为止，大家对这个方面，特别对全球基础架构，特别是欧元区的基础架构的建立还是非常悲观的。在90年代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构架全球的基础架构了。比如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哪个机构应该承担起构建全球金融稳定性方面的重要角色？讨论归讨论，最后大家还是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到目前为止，在整个全球金融架构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的话，可能新兴发展国家做出了一些努力，到底我们的经济是否能够进入更大的萧条，这样取决于我们是否有非常强有力的央行，包括对财政体系进行重组和构建。要确保欧元区的一些国家承担一些历史责任来对自己的财政进行削减。但是目前为止，欧元区整个债务危机，包括发展总额已经达到了历史非常高的水平。

罗兰德：非常感谢。你刚才提到的问题的核心，也提到了用政治意愿来解决一些欧元区的问题，从欧元区危机转向了公债危机，有可能会转成全球性危机。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转化成政治危机，但是有这个趋势。

我稍微总结一下讨论中获得的信息，刚才多明戈.卡瓦罗提到了他生活的一些经历。在90年代阿根廷发生危机的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央行的一些措施，可能够没有办法从89、90年的危机中解脱出来。2001年阿根廷的财政危机再次发生，如果说没有对当时的银行体系进行重组，也没有办法使得阿根廷从危机中解脱出来。这次称之为欧债危机，这个已经跨越了国与国的界线，甭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必须解决这个危机。从我们的讨论之中，我发现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以及政客之间，包括政治体系之间，他们之间的互动非常之重要。我们实际上非常有兴趣探讨一下，我们实际上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确实出现了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情况。当然在危机发生之后讨论这次危机对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发现中国还是有非常强劲的制造行业。另外英国在发展了几十年的金融产业以后，重新回归到高端制造业。全球决策层可能会把这个意见认真的对待，来确保他们经济大船在行驶的时候既快，同时又有救生圈，这个救生圈可能就是非常强大的制造行业。非常感谢。

主持人：感谢各位嘉宾。第四场全体大会到此结束。

全体大会5：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与新兴市场的启示

主持人：各位嘉宾掌声有请美国前副国务卿Kenneth W.Dam。

Kenneth W.Dam：这场讨论讲会重点放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课题，特别是新兴市场的相关的课题，我希望让所有嘉宾记住，我们要进行讨论的。我们通过这个对话也希望让他们能够让各个演讲人在各个要点中总结，有非常多的启示，他们想表达一些观点，让我们有一个核心点，如期展开，有请我们与会嘉宾。

刘明康主席我们非常熟悉了，非常能够荣幸在这儿见到他。我们期待他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观点。他曾经是中国银监会主席，他们在银行业有一些经验。另外一名演讲人是多明戈.卡瓦罗先生，他是IFF的顾问，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他。他在新兴市场中遇到的问题，他都经历了。他是阿根廷前财政部的部长，我们希望他们来介绍一些相关的问题。我有时候甚至有点羡慕他，我是美国前副财长的时候，我们也和多明戈.卡瓦罗进行了交流，他当时担任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看一下刘明康主席和多明戈.卡瓦罗部长有什么样的真知灼见。现在有请刘明康主席讲话。

刘明康：谢谢Kenneth W.Dam。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首先我想回答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在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取得相应的成功。第二，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或者有什么东西遗漏了？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了检查一下我们是否保证当前的改革取得相应的成功，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概念，一开始改革的目标何在？我们想实现的目标：第一，要保证金融的稳定。所有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我们需要从金融危机中获取的教训，第一是市场，有些时候没有办法进行自我修正。银行需要足够的监管。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便能够来防止危机的出现。但是对于危机的防范，它虽然是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有关的危机解决方案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目标，这就是说在金融领域的各个机构，如果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在防范风险方面出现了问题，现在我们了解为什么市场运作不良，对于市场出现问题总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也目击了这样糟糕情形的出现，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对于银行家来说，如果他们赌博的话，他们赢了，之后他们可以拿着大把的盈利走开。但是他们审慎的话，就由纳税人来为他们买单。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来达到的第二个目标。这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来防范风险。

最后一点，我们所针对的是银行，就好象所有其他的金融机构一样，我们要把它重新送回正常的轨道，以便能够更好的为经济服务，而不是为虚拟的经济服务，我们不需要泡沫。根据这三个目标而言，我今天必须要说，我们现在正在运作的一揽子计划，是根据20国峰会达成的共识来进行的。它非常有效，也很成功。这样的一揽子计划包括了一些较高的规则和标准。而且也纳入了更广泛的涵盖，包括有资本的充足率，而且之前我们也提到了，也包括更加强硬的流动性的要求，比如说关于流动性涵盖率，还有有关的融资的比率，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减少杠杆化，针对所有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包括银行和保险。至少3%是需要的。对于任何银行机构来说，他们必须要持有更高的标准。对中国来说，我们中国的目标是4%的杠杆化。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动态的供给，也提到了我们对于银行监管的密度和强度，尤其是对于非常重要的银行，在全球要实施紧密的监管。

另外，我们不仅制定了援助计划，我们也要来监管他们，也就是说你自己也首先要自救。对于所有的这些相关者，他们也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职责。而且要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负起责任来，最后也同样做了一点，就是跨境的解决方案和合作非常重要，不仅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对于监管机构的整体框架都是如此。另外也要涵盖隐资银行，在全球都要合作，也要监管。

有了一揽子计划之外，我们还要做的更多，取得三个平衡，第一个平衡是在全球的和谐化方面，我们必须要达到目标。我们必须要来在新兴的市场上开发市场，另外也需要在质量和速度在实施的时候，质量第一，速度其次。

第三要保持平衡，对于监管机构的决策，对于被监管的机构，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希望它们两者之间，有更多的互动，更多地对话，相互是培育支持，互相进行沟通，以便有稳健的合作。如果价格对的话，我们可以让竞争来持续。当然，要在短期和长期视角中取得一致，我们要有宽泛的视角，还有一系列的方法帮助我们取得目标。我们有了框架之外，我们也有几方面的平衡，我们能够取得进展，而且能够取得成功。

还有一个问题，在一揽子计划中有没有遗失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我并不认为我们遗失了一些重要的内容。这之后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家庭作业了。其实现在只是一个起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寻找什么样的道路，我们必须非常地谨慎，尤其在实施的时候。在我的头脑中，对于新兴的市场，而且对于其他的市场的视角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领域，我们还是缺乏非常深入细致的监管或者是有关的参考。

第一点，我们要来进行宏观的平衡，就每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很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些有关的循环的监管。谁知道具体的拐点在什么时候出现？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点，当我们提到全球合作以及跨境合作的时候，或者是提到了有关解决方案机制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很困难，这就是要在未来实现我们的目标不太容易，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非常有效的信息的披露和分享，尤其是在监管机构之间。我所提到的是在双方来说，做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如果多边的话，这个过程会非常复杂。

首先对于各个监管机构，包括中央政府，还有央行的各位行长，如果他们有意愿来改变他们现有的比如说信息保密的话，那么我觉得到时候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可是如果我们有政治的团结一致，能够来进行信息的披露和分享，当然问题就不是这方面的了。当然即使在框架中，我们有意愿，我也有权利，但是你还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这其实超过了监管机构和央行的治理范围来进行的。另外对于跨境的活动来说，它包括了很多方面的故事，尤其是涉及到了法律方面的规定。

对于司法部长来讲，他会参与进来，而且法律框架需要得到协调化，而且各个机制应该相互之间来进行适应，我指的是对于政治的框架来说，都要相互适应。在这里做起来并不太容易。

如果实在要说哪点切实的话，我们看到了对于这两个机制方面，他们正在融合，朝着同一个方向进行融合，但是速度很慢，我们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看一下在哪个阶段他们有什么样的进展。在某些领域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希望监管机构以及市场，他们有的时候觉得非常迷惑，当我们来进行有关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是定价，或者是有关的限制方面，我希望我们能够来缩小这个缺口。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缺口高达40%。我们怎么说服投资者，怎么来说服债券持有者，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加快进展。对于隐资银行方面的监管，当然做起来也不容易。因为对于隐资银行方面，其实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检查，也没有一些监管机构可以扮演的角色。就这个领域，现在还是非常地模糊。我们是否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或者是在某些领域保持平衡？因为对于隐资银行来讲，它并不是说一些正规的机构。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于新兴市场上出现的或者是在发达市场上出现的货币体系，自身不能够单独存在，它们必须和财政政策同时并存，有了这样的整合，有了货币政策，有了监管的政策，另外和财政政策捆在一起非常重要。对于很多领域的财政政策都是非常受限的，他们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方面很困难，对于新兴的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要改变，要对发展的模式进行改变的话，我们就需要来考虑我们如何能够进一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把问题进行分离，在社会当中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周期性的，一种是结构性的。

那么对于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第一种能够解决，但是对于第二种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财政的政策融入进来，以便能够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解决故事之后的故事。在这儿有一些问题供大家进行讨论，为什么一些国家储蓄很高，而有的国家的储蓄率非常低？我们如何能够使得人们得到就业，以便使得大家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一一起发展？我们如何有效建立起安全网络？我们如何能够迅速使得相关的国家改变他们的发展的模式？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种协力，都需要有货币政策，都需要有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单独的政策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加以，我们必须对它们加以思考。

最后做一个总结，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可以来频繁的讨论，之后你们会对未来进行展望，以便未来出现问题。

Kenneth W.Dam：首先感谢主办方能够邀请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金融论坛。

全体大会5：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与新兴市场的启示

主持人：各位嘉宾掌声有请美国前副国务卿Kenneth W.Dam。

Kenneth W.Dam：这场讨论讲会重点放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课题，特别是新兴市场的相关的课题，我希望让所有嘉宾记住，我们要进行讨论的。我们通过这个对话也希望让他们能够让各个演讲人在各个要点中总结，有非常多的启示，他们想表达一些观点，让我们有一个核心点，如期展开，有请我们与会嘉宾。

刘明康主席我们非常熟悉了，非常能够荣幸在这儿见到他。我们期待他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观点。他曾经是中国银监会主席，他们在银行业有一些经验。另外一名演讲人是多明戈.卡瓦罗先生，他是IFF的顾问，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他。他在新兴市场中遇到的问题，他都经历了。他是阿根廷前财政部的部长，我们希望他们来介绍一些相关的问题。我有时候甚至有点羡慕他，我是美国前副财长的时候，我们也和多明戈.卡瓦罗进行了交流，他当时担任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看一下刘明康主席和多明戈.卡瓦罗部长有什么样的真知灼见。现在有请刘明康主席讲话。

刘明康：谢谢Kenneth W.Dam。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首先我想回答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在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取得相应的成功。第二，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或者有什么东西遗漏了？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了检查一下我们是否保证当前的改革取得相应的成功，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概念，一开始改革的目标何在？我们想实现的目标：第一，要保证金融的稳定。所有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我们需要从金融危机中获取的教训，第一是市场，有些时候没有办法进行自我修正。银行需要足够的监管。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便能够来防止危机的出现。但是对于危机的防范，它虽然是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有关的危机解决方案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目标，这就是说在金融领域的各个机构，如果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在防范风险方面出现了问题，现在我们了解为什么市场运作不良，对于市场出现问题总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也目击了这样糟糕情形的出现，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对于银行家来说，如果他们赌博的话，他们赢了，之后他们可以拿着大把的盈利走开。但是他们审慎的话，就由纳税人来为他们买单。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来达到的第二个目标。这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来防范风险。

最后一点，我们所针对的是银行，就好象所有其他的金融机构一样，我们要把它重新送回正常的轨道，以便能够更好的为经济服务，而不是为虚拟的经济服务，我们不需要泡沫。根据这三个目标而言，我今天必须要说，我们现在正在运作的一揽子计划，是根据20国峰会达成的共识来进行的。它非常有效，也很成功。这样的一揽子计划包括了一些较高的规则和标准。而且也纳入了更广泛的涵盖，包括有资本的充足率，而且之前我们也提到了，也包括更加强硬的流动性的要求，比如说关于流动性涵盖率，还有有关的融资的比率，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减少杠杆化，针对所有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包括银行和保险。至少3%是需要的。对于任何银行机构来说，他们必须要持有更高的标准。对中国来说，我们中国的目标是4%的杠杆化。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动态的供给，也提到了我们对于银行监管的密度和强度，尤其是对于非常重要的银行，在全球要实施紧密的监管。

另外，我们不仅制定了援助计划，我们也要来监管他们，也就是说你自己也首先要自救。对于所有的这些相关者，他们也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职责。而且要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负起责任来，最后也同样做了一点，就是跨境的解决方案和合作非常重要，不仅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对于监管机构的整体框架都是如此。另外也要涵盖影子银行，在全球都要合作，也要监管。

有了一揽子计划之外，我们还要做的更多，取得三个平衡，第一个平衡是在全球的和谐化方面，我们必须要达到目标。我们必须要来在新兴的市场上开发市场，另外也需要在质量和速度在实施的时候，质量第一，速度其次。

第三要保持平衡，对于监管机构的决策，对于被监管的机构，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希望它们两者之间，有更多的互动，更多地对话，相互是培育支持，互相进行沟通，以便有稳健的合作。如果价格对的话，我们可以让竞争来持续。当然，要在短期和长期视角中取得一致，我们要有宽泛的视角，还有一系列的方法帮助我们取得目标。我们有了框架之外，我们也有几方面的平衡，我们能够取得进展，而且能够取得成功。

还有一个问题，在一揽子计划中有没有遗失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我并不认为我们遗失了一些重要的内容。这之后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家庭作业了。其实现在只是一个起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寻找什么样的道路，我们必须非常地谨慎，尤其在实施的时候。在我的头脑中，对于新兴的市场，而且对于其他的市场的视角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领域，我们还是缺乏非常深入细致的监管或者是有关的参考。

第一点，我们要来进行宏观的平衡，就每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很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些有关的循环的监管。谁知道具体的拐点在什么时候出现？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点，当我们提到全球合作以及跨境合作的时候，或者是提到了有关解决方案机制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很困难，这就是要在未来实现我们的目标不太容易，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非常有效的信息的披露和分享，尤其是在监管机构之间。我所提到的是在双方来说，做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如果多边的话，这个过程会非常复杂。

首先对于各个监管机构，包括中央政府，还有央行的各位行长，如果他们有意愿来改变他们现有的比如说信息保密的话，那么我觉得到时候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可是如果我们有政治的团结一致，能够来进行信息的披露和分享，当然问题就不是这方面的了。当然即使在框架中，我们有意愿，我也有权利，但是你还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这其实超过了监管机构和央行的治理范围来进行的。另外对于跨境的活动来说，它包括了很多方面的故事，尤其是涉及到了法律方面的规定。

对于司法部长来讲，他会参与进来，而且法律框架需要得到协调化，而且各个机制应该相互之间来进行适应，我指的是对于政治的框架来说，都要相互适应。在这里做起来并不太容易。

如果实在要说哪点切实的话，我们看到了对于这两个机制方面，他们正在融合，朝着同一个方向进行融合，但是速度很慢，我们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看一下在哪个阶段他们有什么样的进展。在某些领域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希望监管机构以及市场，他们有的时候觉得非常迷惑，当我们来进行有关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是定价，或者是有关的限制方面，我希望我们能够来缩小这个缺口。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缺口高达40%。我们怎么说服投资者，怎么来说服债券持有者，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加快进展。对于影子银行方面的监管，当然做起来也不容易。因为对于影子银行方面，其实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检查，也没有一些监管机构可以扮演的角色。就这个领域，现在还是非常地模糊。我们是否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或者是在某些领域保持平衡？因为对于影子银行来讲，它并不是说一些正规的机构。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于新兴市场上出现的或者是在发达市场上出现的货币体系，自身不能够单独存在，它们必须和财政政策同时并存，有了这样的整合，有了货币政策，有了监管的政策，另外和财政政策捆在一起非常重要。对于很多领域的财政政策都是非常受限的，他们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方面很困难，对于新兴的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要改变，要对发展的模式进行改变的话，我们就需要来考虑我们如何能够进一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把问题进行分离，在社会当中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周期性的，一种是结构性的。

那么对于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第一种能够解决，但是对于第二种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财政的政策融入进来，以便能够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解决故事之后的故事。在这儿有一些问题供大家进行讨论，为什么一些国家储蓄很高，而有的国家的储蓄率非常低？我们如何能够使得人们得到就业，以便使得大家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一一起发展？我们如何有效建立起安全网络？我们如何能够迅速使得相关的国家改变他们的发展的模式？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种协力，都需要有货币政策，都需要有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单独的政策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加以，我们必须对它们加以思考。

最后做一个总结，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可以来频繁的讨论，之后你们会对未来进行展望，以便未来出现问题。

多明戈.卡瓦罗：首先感谢主办方能够邀请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金融论坛。我发现这样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相关。对于“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的主办方，他为会议举办了以下的问题，改革是否能够取得预期的目标？在现在进行的改革当中是否有任何缺失的因素？我们所提出的改革，它是否会对这个地区欠发达的金融体系来呈现出一些改革方面的压力？我们如何确保在新兴的和发展中的经济体当中保证持续的金融创新？同时我们要加强监管，以便避免出现危机。我想做出一些应答，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美国、英国以及欧元区国家所提出的改革，以及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改革，他们都聚焦于如何能够避免金融中介过度的杠杆化，以及如何避免在金融机构之间组成的互联互通，以及做的越大越容易失败，使他们不要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风险。换句话说，监管者和立法者希望通过一些更为严格的监管，这样能够帮助银行应对风险，最终这些新的规则将会被通过，而且逐渐被实施。我希望他们能够避免出现过度的杠杆化，而且能够避免出现有关的风险评估的缺失。这两个问题引起了美国金融风暴，又蔓延到其他国家。

在现在进行的改革中，有没有什么缺失的因素？我认为现在进行的改革，基本上来说，只是全部关注于适用于金融中介的一些规则。而且他希望能够就影子银行体系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会造成系统性风险。我们要回答现在的改革是否会对地区的金融体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负担？我并不认为会造成一些相应的负担，尤其是对于这个地区的欠发达的金融体系来说。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于一些新兴国家来说，基本上来讲，他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得到了非常严格的监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没有进行非常充分的金融市场化的运作。对于新的规则他们能够提供更好的直达，使得我们逐渐实现金融市场化。我们如何确保继续拥有金融方面的创新和增长，同时加强监管。为了确保来进行金融领域更多的创新和增长，我们觉得接下来的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我们在实施金融自由化，以及解除短期资本流动方面控制的时候，要来进行逐步的做法，以便能够允许我们实施新的全球性的规则，同时也能够基于本地的情况加以考虑。

继续参与到货币政策的协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央行因为基础层面的协调，能够提供协调的基础。我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把我的主旨演讲重点放在探讨B和C方面，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和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只有这样才能掌握相关的方法，来预防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找到将来有可能出现危机的解决方案。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阿根廷的经验，在找到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诸多困难的。最大的困难体现在法律法规的局限性和实际操作的局限性，使得央行没有办法给那些金融中介和债权人提供最后的信贷。阿根廷经过45年持续的通货膨胀、滞胀以及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到91年我们终于建立了一个新的货币体系，而这个货币体系是基于美金为资助货币基础上建立的，我们即使建立了新的货币体系，那就是可以兑换的比索。美元本身被认为是我们的第二货币。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双边贸易货币体系，使得本币能够和美金实现1：1的兑换。当然央行不光要使得比索实现和美金同等的购买力，而且它不应该参与到政府融资和金融中介融资层面中，除非它在足够的外汇盈余，并且能够支持比索的货币体系。所以，央行需承担起最后一个信贷提供商的任务，实际上非常非常有限。

在采取双边货币体系之后，并且将美元作为我们的第二货币之后，这意味着我们的资本帐户是可以实现自由的兑换。这样阿根廷就参与到了一个不受限制的与全球金融市场的互动中去。而货币，同时也和美国的货币体系进行了整合，考虑到这个国家所经受的长期的通货膨胀的历史，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使得经济能够从大萧条、恶性通胀之中摆脱出来，只能建立这种货币体系改革。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就逐渐稳定下来了。而且增长的态势又重新回到了一开始那种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是即使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大量进入我们国家，而且我们又对经济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血液。但是同时长期的资本流入，但是流入经济体之中长期的资本要超出短期资本。

在95年第一季度，由于受到墨西哥危机的影响，突然我们的短期资本决定要开始撤离。因此，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在一个季度之内下降25%左右，货币储备量也大幅下降。阿根廷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该金融危机导发了大萧条。有幸的是它是V字型大萧条，阿根廷又重新健康在几个月之后恢复到正常的发展通道上去，因为IMF给我们提供了最后的信贷。而且阿根廷央行也没有能够进行法律方面的严重监管，这些危机实际上是付出财政方面的成本之后作为代价来解决的。这个情况到2001年完全就不一样了，阿根廷财政还是非常自律的，它进行了很好的市场化改革，也受到了外部股票市场的影响，比如说巴西币值大幅度贬值，欧元也大幅贬值，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内极至，阿根廷又遭受了10年之后第二次金融危机。这次IMF不会支持阿根廷进行有序的债务重组。债务重组对于风险溢价来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电视机上体现在阿根廷的债务利率里面。最后没有信贷提供商，阿根廷经济最后会彻底破产。新的政府决定进行违约，然后把所有的美金都转成比索，所有的美金合约都转成比索的合约。接着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比索贬值，之后阿根廷经济还是受到了货币体系的破坏。接下来不光造成经济大萧条，更重要的是重新给这个国家道路了慢性疾病，那就是通货膨胀的居高不下。

阿根廷从95年经历了那场金融危机之后，阿根廷在95年那场金融危机，实际上跟2008年美国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不幸的是，阿根廷95年的危机和2001年欧债危机相似，最终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实现合理的、有序的债务重组。

介绍一下美国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在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由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大幅注资之后，对银行进行了资本重组，促进了一些需求，促进了国内需求大幅增加。这个策略证明是行得通的，至少短期是行得通的。因为美国财政部，因为全球对于美国国债的需求并没有坍塌掉。正好相反，在危机最艰难的时刻，当大家陷入恐慌的时候，美国国债还是被称为高质量的，美元成为了储备货币，大家知道美元是全球储备的供应货币。同时它有财政方面的义务成为金融信托机构的储备货币。即使在前面它出现了经济方面的管理不善以及金融危机方面的大的错误背景下，大家还是选择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这种美国经济特殊的优势，就使得美国的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即使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来自于流动性过剩以及财政扩张所造成的，那么他们对于当前的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反映和慢速的经济复苏，所得出的答案就是要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同时能够进行更多的财政政策方面了刺激。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能够提供的流动性是非常有限的。同时，我们能够提供的财政刺激政策也是非常庞大的，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办法能够带来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非动物精神能够重新复活，我们在技术层面有一些创新。但是在我们看来，通过流动性增加和财政政策的调整，目前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欧洲金融危机怎么解决？当欧洲99年引入欧元的时候，大多数政治领导人、经济学家和银行人士决定欧元会成为美元强大的竞争对手，会成为全球金融机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货币。而且这一点可能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最终实现和美元同等的地位。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这些金融机构即使他们发行欧元，但是他们不是欧洲人在发行欧元，而是某个国家在发行欧元。言外之意，欧元是欧洲的，不是某个国家。欧洲银行和经济学家忽略了一个事实，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的债务不是欧洲的债务，两个概念一定要区分开来。如果银行家和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有更好的一些经济方面的知识和背景，远远超出了那些政客对于这些差别的理解。他们认识到如果每个国家都有对自己的债务负责的话，那么跟这个债务相关的利率，将不会出现趋同的现象。作为一个结果来讲，欧洲总体债务不会出现过高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实际情况是欧洲这些国家出现了过度举债的现象，而这种债务远远超出他们的支付能力。就像美国一样，次贷危机变成了有毒资产。在欧洲，希腊的债务也变成了有毒资产。但是问题是欧洲能够运用一些政策来帮助美国处理日常危机吗？欧洲其实可以使用一些美国所使用的一些政策，但是前提条件是各个国家的债务应该转化成由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所担保的一些债务，而并不是每个国家担保的债务，在那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可以没有限制的给大家提供相应的流动性，而且欧洲也可以采取一些财政刺激政策，来对银行进行重组，来扩大这种需求。这点和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做法一模一样。

好象欧洲也做好了准备，欧洲的银行家，包括信贷机构，乃至于整个欧洲都非常喜欢这个解决方案。当然，政治领导人和一些纳税人员，特别在整个欧洲的纳税人，可能还是不愿意去承担由于银行对于风险不当评估造成的损失。如果在99年引入欧元的时候，政治领导人能够创建一个欧洲范围内的一个政治的统一体，那么欧洲今天我相信情况可能就和美国大同小异，或者至少不会太坏。因为他们银行里面的有毒资产的规模，实际上和美国银行内的有毒资产规模是非常相似的。银行和经济学家指责那些政客，说他们没有创造政治方面的团结性，就是说引进货币统一体系之前没有达成政治统一。

但是12年前，欧洲国家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来进行财政政策方面、主权方面的统一，包括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事实情况，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政治方面的统一，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还是要应对欧债危机。但是如果美国的方法不适合于欧洲，那么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样呢？传统的欧洲所谓的持怀疑学派和许多美国一些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家建议，我们应该在解散欧元，在这方面阿根廷的一些经验可能会有所参考。

我说一下罗宾尼（音）的意见，他建议希腊应该按照2001年阿根廷发生金融危机的办法去做，在2001年第一周的时候，当时阿根廷已经陷入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他看来，希腊应该就自己的公共债务进行违约，然后放弃欧元，重新将希腊的货币开始引进进来。这样的话，它能够把本国货币进行尽可能范围之内的贬值，以便重建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样一些决策会造成没有办法承受的资产负债表的问题，特别是希腊的一些家庭更是如此，包括公司也一样。

Kenneth W.Dam：感谢两位演讲人。多明戈.卡瓦罗刚才介绍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和美国的金融危机，他最近在耶鲁教书，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我们能够到这儿来，他也担任了IFF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现在有很多评论人员。会议只给大家进行评论，在午餐之前我们要进行简短的讨论，下面邀请各位嘉宾上台。首先是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先生。Edward F Greene是今天到达的，他是美国价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作为律师，作为花旗银行的前总顾问都有着非常多的经验，他对于证券方面的监管非常有经验。Wendy Dobson大家已经知道了，Wendy Dobson之前是加拿大财政部的副部长。Wendy Dobson对于发展方面了解非常多，不仅了解加拿大的情况，因为加拿大的发展非常迅速，发展的很好。我和Wendy Dobson是老朋友了，因为我们参加过北美的论坛，其中包括了有墨西哥、加拿大等等国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发展的全面视角。对于墨西哥，在发展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它也有一些内部的社会问题，有一些主要是美国所引起的，这方面我们待会儿会来讨论。姚雨栋（音）先生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巡视员。丁志杰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位学术专家。最后邀请了摩根大通亚洲区副主席方方先生。还有一位是王元龙先生，来自于IFF研究院。

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希望大家选择一个话题，你想就这个话题来说一下相应新兴市场的情况，尤其是之前两位主题发言人，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提出来。谢谢各位。

李昌镛：我说了很多次了，我想简短一些。亚洲新兴市场他们对于全球的金融改革做出了贡献，他们自己都有独特的经验。比如说对于20国集团峰会当中，他们提到了如何建立起一个相应的金融改革的日程。在这个方面，亚洲国家能够提供不同的视角，我想举两个例子，我当负责金融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正处在危机当中。我们当时在探讨如何有助于外国的企业在当地，也就是在韩国的情况。另外，我们认为他们的债务问题比较严重，比如说像花旗或者是全球大型公司所持有，对于这些外国银行在韩国的分行，他们持有很高的外债比例，我不知道会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对于亚洲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对国外的分行因为更加有效的监管，因为我们要找到一个跨境的解决方案。第二，如何应对不同的会计制度所造成的问题。因为现在汇率变化非常迅猛，我们有了新的会计规则。你要使用市值还是什么价值？对于很多先进的发达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做法，但是在新兴的国家，我们的过渡性主要是因为外汇汇率，因此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资产，出现了汇率变化之后，会大大影响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有时候由于短期的波动性，有的国家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也要看一下股票价格的波动，这一点是新兴国家要加以考虑的。

我在这儿所强调的是，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全球的一个议程安排，对于亚洲国家和新兴国家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必须要表述我们的意见，而且要看一下对于新兴的经济来说有什么相关问题，我们都要提出来。

Edward F Greene：谢谢。我想回应前面一位发言人的发言。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达成共识，什么造成了危机。但是我们必须要来改变全球的监管体系，这需要来看一下和能够来应对风险，20国峰会他们已经提到了如何能够防止有关危机的出现。我们有必要来限制全球金融机构的规模。我们需要来关注他们的活动，进行合作。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因为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五个银行，他们在危机之前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对于新兴市场也应该注意一点。

现在委员会制定了应对全球危机的方案，其中对于中国，对于日本，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都要防范风险。对于一些新兴市场来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系统性的风险和危机的话，他们怎么进行应对，他们是否应该依赖于比如说进行超级的监管，还是采取别的方法。

针对问题，他们是否能够加入到合作当中，他们能够依赖于相应的合作，如果现在没有机制的话，他们是否能够进行合作，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应对。之后要来回顾一下韩国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我们要对资产进行重新的振兴，而且也在监管方面加强。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来符合大家这方面的承诺，要使得资产继续进行自由的流动。因为对于这些机构来说，他们的规模非常大，而且他们在欧洲，在美国都涵盖了，他们也希望能够抓到亚洲的机会。我们怎么能够确保他们在全球运作，同时又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管。这样的话，才能够防止他们今后出现相应的问题。同时对于纳税人的钱，不应该之用来援助这些失败的企业，在美国，在欧洲，我们都讨论是否应该由银行来建立基金，使得我们之后有能力来进行干预。

对于29个机构，他们在市场上有广泛的运作，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是最好的？能够确保我们开发出一定的标准，能够满足于全球的需求，也是新兴市场的需求。我们现在主要是由欧美出动进行的一些标准的设立，但是我们要考虑其他国家的需求。

Wendy Dobson：我希望就这方面发表我的想法。我想指出一点，对于主旨发言人他们所提到的是指对于目标和原则而言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来对应对危机的经验进行整合。我想指出一点，我们有必要来提醒我们，对于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金融体系的特点，对于信息协作方面的存在，因为随着不断地进行创新，我们在金融体系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当然了，它也导致了现在的危机，之前的发言人也提到了，甚至对于监管机构来说，他们也缺乏信息的分享。因此，我们在跨境方面缺乏相应的数据。

我有两点观察：第一点，对于新兴的经济体来说，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了一些有关原则的很好的建议。对他们来说，现在要采取的步骤就是实施规则，这点大家也听到了，美国今天上午介绍了他们要采取新的规则，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对于金融体系来说，他们有着信息协作的特点。创新总是监管机构的面前，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能够来减少未来危机放大的效应。但是我不相信我们之后就不会出现危机了。

我也想提两点。这两点在我们讨论当中没有出现。第一，对于监管机构的质量怎么样，他们的状态怎么样，我们能够从金融危机当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对于监管机构来说，他们在美国互相进行竞争，他们经常瞪大了眼睛，以便能够看一下我们如何对相应的统计数据进行改善，能够提升监管机构本身的质量。还有一点，涉及到教育系统。这点根本没有提到。但是很多人都了解，明.弗戈斯（音）曾经写了很多很好的书，主要涉及到不同的文明，对于西方来说，精华是什么？因为在金融方面，我们有着非常好的沟通，他们也进行了理念的开发和探讨，他提到了教育的体系，其实对于投资者和储户来说，以及对于家庭来说，他们是能够得到的，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金融。在我们的讨论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最后我想说，我们需要来看一下为什么加拿大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出现呢？这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在金融市场上更多靠拢美国，但是我们并没有遭到这次危机的侵袭。最根本的一个回答，就是我们在之前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危机，并不是最近。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银行的危机，当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忽视了金融体系。因此，我们有一个单一的监管机构，我们在各个州也有他们本身的监管机构来负责监管。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础。有关的通胀比较低，汇率、资产负债表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出现了汇率的风险。很幸运的是，在当时我们爬出了这次危机的影响，而且在我们政府报告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之后的经济也不断复苏。这就使得我们开放了经济，进行更多的出口。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于，我们有着非常稳健的基于原则的监管体系。我之前也提到了相应的在监管机构和被监管的机构之前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有着非常健康的资本要求。同时，监管机构对于金融产品进行非常紧密的监管。在加拿大，如果你需要抵押的话，那么超过80%的购买价值，你必须要购买保险了。对于中国的住宅来说也可以这么做。

还有就是银行体系由全功能的银行系统所提供。其中一家银行的总裁，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在三年前去一家零售银行进行调查，他在四五年前这么做了，他到这家零售银行了解结构性产品是怎么进行运作的。待了两周之后，他的结论是，他并不能够了解这样的业务模式如何能够盈利，也不了解如何能够如何足够的应对风险，所以他把这个方面的业务关闭了，成本非常高，因为当时我也是董事会的执行董事。

我还想强调一点，这一点在讨论当中也经常出现，尤其是在昨天，对于这个CEO，他的原则是他不允许出现，如果他自己不了解这个业务的话，他绝对不会批准进行的。

Kenneth W.Dam：非常感谢Wendy Dobson。

姚余栋：我想提几点，主要是涉及到宏观的方面，就此次的金融危机，它给我们带来了挑战，由于一些传统的原因构成了挑战。而且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展现出来了，这几方面对于新兴市场很重要。

第一，有关的资本流动。第二，货币政策。第三，货币政策之外还有一些审慎的政策。

第一，有关资本的流动性。就像IMF10年之前提到的一样，这里有一个传统原因。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对于新兴市场，当时有自由兑换的能力，但是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IMF出版了一份资料，叫《立场报告》，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一点，国家应该使用自己的资本帐户管理和资本控制来管理自己的资本帐户的可转换性。这一点是一个重大的IMF立场的重大转变。20年前支持完全的资本转向，有一些必要的资本帐户的控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甚至是朝着正确方向的正确之举。资本流动，从经济学家角度来讲，特别在亚洲和拉美地区，可能主要来自货币的不匹配，进入到国家的资本没有办法使用一个国家所有的宏观政策来处理整个资本的流动，这会导致汇率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资产泡沫的增加。我们必须要有相应的方法来进行管理，首先一点就是短期资本，也就是正常资本。第二，外国负债。尤其是进入到银行的负债。这两个因素必须要放在资本管理之下。这一点也非常关键。

第二点，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之前，通货膨胀好象成为货币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在防止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们的目标过于单一。我们为了保持长期价值的稳定，而且这个政策和金融的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防止通货膨胀这个目标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变，货币政策应该成为主要的目标，可以保证价格的稳定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还有其他一些目标，包括一些支付帐户的平衡。这都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反思。

第三点，货币政策的一个考虑点，也就是审慎监管的原则。监管机构要做相应的尽职调查，对于金融机构和个别银行要做尽职调查，他们从微观层面来讲，要确保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稳定。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这都是非常非常之关键的原则，这块是针对新兴市场提出的观点。

Kenneth W.Dam：下面听听丁先生的观点。

丁志杰：我针对今天的主题讲四点：第一点回应刘明康先生的观点，包括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构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个是金融地位和作用被高估的事实。第二，道德风险，特别是当前的危机导致道德风险的蔓延，真的侵蚀当前经济和社会基本规则。第二个观点，华尔街模式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因为从美国金融发展来看，华尔街主要是依靠美美元的货币地位和对全球金融的控制力，从全世界攫取利益。一方面华尔街廉价吸收全球储蓄，同时掠夺性向全世界来输出资本。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看，77年到2011年，在33年时间里，美国经常帐户利差累计8.24万亿，债务性是7.52万亿美元。美国这些债务的消失，在专业术语里面叫资产存量的调整，就是汇率资产价格的变化，美国在过去33年里面带来4.89万亿的收益。

第二，2007年到2010，美国在这四年时间内，对外债务增加了3000亿美元，就是说大量的利差也是消失了。最近美国10年的对外净债务维持在2万亿美元左右，但是投资收入美国一直是正的。97年到2010年，进口收益累计2.5万亿，美国以一个债务国身份获得了1.52万亿的收益。2010年达到1745亿美元。华尔街的维持不仅仅来自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也来自于世界。非要说它是失衡的话，也只能说是局部和结构的。我们看到在20国峰会上强调可持续平衡增长，特别是强调平衡增长，如果只强调经常帐户失衡的话，忽略了隐藏的金融层面的美国的顺差，有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世界经济新的一轮危机。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第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远远不够。那么危机以后，在国际层面，巴塞尔3的推出，以及在欧洲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国家间的博弈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主要监管策略的实施，目前尽管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提高资本的要求上。资本充足率提高是为了防止银行业的过渡冒险，但是实际上，从巴塞尔协议实施以来，它带来客观作用是加剧了银行的过度冒险。70、80年代银行2%、3%的资本充足率，日本不到1%，但是依然健康，这个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点。

为了摆脱金融机构在一些市场中的动物精神，金融监管必须深入到金融机构和市场的行为层面，大家争论比较大的，一个是合理化薪酬制度，第二是金融交易税。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过去以手续费的方式来征收费用，在竞价和询价的交易，两个市场的发展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对全球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四点，金融监管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特别对中国的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吸取错误的教训，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不足，在危机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华尔街模式的错误理念，有一些在中国蔓延，这是未来需要注意的。谢谢。

方方：我对丁教授刚才的讲话做相应的反馈。有人提到对全球金融机构监管的必要性，这些规则可以适用于金融机构，适用于全球的金融机构。我觉得要构建那些金融监管框架的基石，我们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在市场中需要很多要素，使得市场能够建立有序的运作。首先第一个要素是需要全球统一接受并且是人们有信心的货币，当然到现在为止不一定能够实现。如果想运转的话，必须要对全球的货币体系进行相应的修正。来确保货币体系能够给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足够的信心。这样的话，必须要求对全球的货币体系进行大范围的改革。

第二个要素，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和全球接受的评级系统。人们也正在讨论，评级机构怎样把整个信贷，包括资产方面泡沫的情况进一步加剧，甚至有一些时候在金融危机发生背景下，他们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有一些人说他们是故意搞出的金融方面的泡沫。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评级机构，包括对监测机构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样一个改革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全球金融框架体系，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体系来识别风险。而且能够以透明的方式来识别这些风险。这是第二个构建金融框架体系的基石。

第三点，如果说想在我们国家来建立分支机构或者是银行，那我必须让我的银行享受双向优惠的待遇，因为双边的监管框架将会有助于两个国家的银行体系之间的透明。有人提到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这种做法，在一些大的国家来讲，可能他们会采取单边的优惠措施，而不是双边的优惠，这种方法不是特别公平，因此要建立整个框架体系的对等，那么必须要有双方互惠互利的政策。

最后一个基石，我们需要警察。大家知道在任何市场中，一旦出现失序，或者说不太明确、不太公平的一些交易的时候，我们要去找警察。对于一个新的全球监管框架体系的建立，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一个所谓的警察局。这个警察局并不是对所有市场商人进行检查，而是要有相应的授权和机制来解决争端，解决那些商业在市场中不可预期的问题，这也是构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国际货币积极组织、欧洲货币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在此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还远远不够。如果缺乏相应的一些权威和机制的话，很难使所有人能够接受这种判断和这种监管以及这种法令，最终会带来市场的失序。这就是基石。这些基石到位之后，我们就能够让市场和竞争双方去进行彼此的竞争，另外一方面能够限制所有的金融机构在一些市场中的动物精神。那些金融机构的动物行为或者动物精神，将会最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从而减少交易成本，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整个市场中警察局或者是申诉机构、仲裁机构的一些法令。这样的话，大家对信用机构的评级信息就非常了解了，那么这个评级就是非常公正、透明的，更重要的是结果被所有利益相所接受，无论是大商人还是小商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双向的。

Kenneth W.Dam：非常感谢。下一位发言人是王元龙，他可以决定我们这个演讲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他也是IFF的研究人员，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王元龙：谢谢主席先生，昨天到今天许多专家都提到了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那么实际上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从它的缺陷，以及它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性的监管，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和金融的关系。

刚才丁院长也提到了，现在对于金融的地位目前一些高估。昨天黄奇帆市场和戴相龙秘书长都提到了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观点，要准确把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现代经济它是金融核心的第一位，它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有一句话来形容，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

第二点，所谓核心，它应该是功能核心，而不是产业核心。

第三点，从中国经济发展来看，还远远没有进入到现代经济的阶段，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多需要完善的面，比如说体制机制，还有中国的二元经济的特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切表明中国经济成熟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第四，在当前形势下，不应该把金融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如果把金融置于经济的核心，恐怕会出现一些问题。会出现什么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的金融发展中，出现了非理性的一些倾向，并且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投机炒作非常严重。因为投机炒作，是商品金融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会引起价格体系的紊乱，危害微观经济运行的机制，也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第二个方面，中国资本大局向金融业进军，各类产业资本纷纷寻求切入点，参与金融业。现在许多大型企业已经通过旗下子公司和参股公司进入了金融业，已经间接的获得了金融业的配套资格。特别是偏离主业的状况会产生一系列的巨大危害。第一个方面，产业资本过度介入金融业，毫无疑问会分散有限的金融资源，不利于做强主业。第二，产业资本过度介入，也会加大产业资本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产业资本的安全。第三，产业资本大量的进入金融业，极大的加大了监管和调控的难度，不利于金融业的稳定。

第三个表现，地方政府金融规划，存在着盲目和不可科学性。中国国内有30多家城市要打造金融中心。这显然不理性。

第四，非正规的民间金融发展也需要亟待规范。由于这些不理性的状况，实际上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潜在的风险。从国际来看，如果追溯到29年美国金融危机和08年的金融危机，我也认为这两次危机爆发与美国在处理经济和金融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比如说从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来看，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金融产业持续扩大，居民的居住条件极为宽松，金融衍生品急剧增加，再加上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这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所以说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特别是新兴国家。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经济和金融的问题，中国十二五规划里面，已经对中国金融定位做了明确的界定，把它界定在生产性的服务业。其中十二五规划有一节提出有序开拓金融服务业。我觉得这是非常清醒的。根据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发展非理性的倾向，我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加强包括监管体系在内的金融宏观体系建设的顶层引导。第二，继续发挥当前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作用，特别是服务的功能。第三，大力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模式的进程。

Kenneth W.Dam：非常感谢各位发言和讨论嘉宾，他们的见解非常精彩，非常有助于我们的思考。谢谢各位。全体大会5到此结束。

全体大会6：加速金融包容性：促进中小融资和民营资本发展

主题：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民营资本发展

主持人：各位嘉宾掌声有请会议主持人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先生。

王忠明：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下午好，气势恢弘的大屏幕，一下把我们带进一个不同的会议，加速金融包容性，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民营资本发展。分两个阶段，首先请两位嘉宾做主题演讲就这就是对话，我们首先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大家欢迎。

大家都知道，今年工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应该是非常严峻的格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这方面担任非常重要的任务，下面我们首先请工业和信息化总工程师朱宏任先生做主题演讲，大家欢迎。

朱宏任：各位嘉宾，各位专家，主持人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论坛，有机会听取各位专家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金融现状的分析，和未来的前瞻性研究，这将对我们未来严峻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加速金融包容性：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民营资本发展。我想简要谈一谈我们对金融包容性的理解。我们认为在金融领域中，包容性发展所倡导的共享、协调、和谐、公平、扶贫济弱的理念，为解决金融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矛盾，特别是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上，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加速金融包容性，重点要通过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使中小企业共享金融发展的成果，实现中小企业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想就此谈四点看法。第一，金融包容性意味着协调发展。长期以来，大量的金融服务资源向大企业、大客户集中，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相对被削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了中小企业社会作用的发挥。倡导金融包容性发展，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增强服务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切实转变经营观念，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另外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完善金融资源投入的激励和保障措施，构建风险补偿机制，完善差异化监管措施，加强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构建有利于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提高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内生动力，使金融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中小企业。

第二，金融包容性意味着均衡发展。目前，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失调，融资渠道随着逐步增多，但是中小企业仍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融资，倡导金融包容性发展，应逐步提高直接融资在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互相补充，协调发展。应当建立完善适合中小企业需求的多层次直接融资市场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

第三，金融包容性意味着创新发展。目前，金融机构小额信贷服务创新不足，缺乏适合小企业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信贷模式和信贷管理制度，倡导金融包容性发展，要大力推进面向小企业的金融创新，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探索低成本、可复制、易推广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快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征信体系建设，增强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针对性。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降低小企业金融服务成本，提高小企业融资覆盖度。第四，金融包容性意味着多元化。应允许不同所有制，不同金融市场，不同金融工具，不同金融业态在法治框架下并存发展，相辅相成。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的症结之一，就在于缺少专业服务于中小微型企业的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如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商业银行、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要立足当地，为辖区内的中小企业服务。另外一方面，要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政策，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给予民间更多的参与机会，从根本上适应庞大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从目前大银行做出的努力之外，还要建立健全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以及建立起民间资本和金融服务相互传导，相互补充的长效机制。

各位嘉宾，各位专家，今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为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统筹规划，我部编制了“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五年规划。规划分析了未来五年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据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期待的新要求，提出了“十二五”时期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是“十二五”时期继续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提高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行动纲领。对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们正在结合贯彻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细化规划各项工作内容，推动规划的全面实施。

近年来，为切实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内容丰富、包容性强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中小企业融资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金融服务环境逐步改善。融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金融服务的措施不断改进。小企业贷款增长较快，所占比重增加。二是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初步建立。2010年当年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共为35万户中小企业提供了1.58万亿元的贷款担保，其中新增的贷款担保业务额是9794亿元，对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创业板258家，融资总额近6000亿元，创业投资企业迅猛发展，2010年底，全国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632万，投资额709.77亿元。截止到今年6月，共支持60家中小企业发行51支债券融资工具，发行区域已覆盖12个省区市。

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经营压力增大，反映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今年10月12日温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确定了9项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目前，我们正在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促进政策措施尽快贯彻落实。在推动形成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综合性政策的同时，加强对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指导，推动小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小企业盈利水平，以更好的适应金融机构要求，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产品创新、兼并重组等实现转型升级，做大做强，以提升产品层次和核心竞争力，加大节能减排，促进中小企业优胜劣汰。

各位嘉宾，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一个长期性问题，也是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问题，相信随着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包括在座各位的献计献策，用具包容性的思维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包容性体系，中小企业一定能够更多的分享金融发展的成果，取得持续健康的发展。谢谢大家。

IFF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银行海外董事王元龙。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王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和贸易研究司副司长张泰。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秦志辉。清华同方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荣强。香港通恒投资集团主席武克刚。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

全体大会7：全球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欢迎大家回到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现场。下面进行第七场全场大会。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各位来宾，掌声有请会议主持人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理事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我们的老朋友戴相龙先生。

戴相龙：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现在我们召开第七次全体大会。这一节的主题是“全球平衡与可持续发展”。一共有五位重要领导和嘉宾发表演讲。下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今天主旨演讲嘉宾上台。他们是：国际金融论坛主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国际金融论坛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先生。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主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先生。

下面我们隆重邀请成思危先生发表主旨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成思危：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我今天想就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问题跟大家做一些探讨。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演讲嘉宾很多，所以我就讲快一点。

大家知道实际上在本世纪初，包括世行和IMF都有学者提出警告，就是全球失衡的警告。当时的情况，美国的一些国家，中国有比较大的贸易逆差，其实从历史上看，全球失衡也不是第一次。大家记得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和中东石油国家之间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在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和日本、西德之间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从2005年以后，全球失衡的现象更加严重。而且这次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到底失衡是好是坏呢？本世纪初的时候，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发展比较好，所以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失衡没有什么关系，不影响经济的发展，甚至还可以得到双赢的结果。但是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假定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非常完善，可以容忍越来越高的杠杆率，是在这个假定下设立的。但是实际证明并不是这样的。当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到一定情况，杠杆率太高的情况下就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现在大家都承认这个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要再平衡，但是我个人认为，外部的失衡实际上它的原因是内部失衡。要想解决失衡问题，首先每个国家要审视自己的内部怎么样去再平衡它的经济。

温总理也讲过，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可持续，我们需要认真的审视一下，我们中国怎么样再平衡我们自己的经济，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怎么样再平衡他们的经济，我最近在美国巡回演讲也说了，你们应该很好的思考。当然，我们讲的平衡、再平衡也是一种动态的。因为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总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然后再到不平衡。但是，我们总得有一个战略思考，有一个方向性的考虑。

实际上，我2009年在华盛顿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上就讲过六个平衡的问题。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六个平的问题。今天我想就这六个平衡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平衡，储蓄和消费的平衡。大家知道中国的储蓄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表上看到，这个表上列的是国民储蓄率，所谓国民储蓄率就是政府、企业、个人的储蓄对GDP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或者说亚洲国家和地区，比欧美国家的国民储蓄率要高的多。这儿列的两年的数据，一个是90年代的，一个是21世纪的，96年和07年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比的话，这个差的很多。我们不但要关注国民储蓄率，还要关注居民的储蓄率。居民储蓄率的概念，是居民的储蓄被他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从这儿看，中美比较就相差很远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将近到40%，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只占5%左右，相差的很远。

从理论上来，应该是富裕的国家的储蓄率应该高，因为储蓄率跟人民的收入是有关的。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呢？我想第一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积梏防饥，养兒防老。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有一种储蓄的文化。其实美国在90年代的时候，也注意储蓄，富兰克林曾经说过，谁要借钱的话谁就不能开薪。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变化了，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先买以后再付款，变成了消费主义文化。

第二，传统。中国的传统是父母对子女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即使在子女毕业、就业以后，父母还得管他的住房、结婚等等。所以中国出现“啃老”现象，美国基本上子女上完大学就业，父母就不管了。

第三，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那么完善，再加上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有一种自我保障的需要。所以也要加强储蓄。

最后，中国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根据罗斯特（音）的理论，起飞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个资金要靠高储蓄率来支持，所以造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但是高储蓄率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为大家把钱村银行了，所以银行的储蓄就大量增加了，银行把它贷出去，现在银行说贷给个人贷款占15%左右，大部分都贷给企业和地方政府，然后拿去投资，就造成了投资过热，投资过热造成多余的产能，多余产能生产的产品，国内消费不了就出口，出口要竞争，出口的价格也比较低，就廉价出口。出口以后，就会造成比较大的贸易顺差，最后就造成了比较大的外汇储备、外汇节余，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现象。

所以过高的储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当然美国的低储蓄率和它的高消费率是造成这次杠杆率越来越高的一个原因。当然从中国来说，我觉得应该适当的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也就是说转变我们经济发展方式，更多的依靠国内的消费。

第二个平衡，国内内需和外需的平衡。大家知道中国外贸增长很快，从进入本世纪以后，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外贸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的很快。到2008年到了顶峰，顺差到了顶峰。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外需的减少，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是正的23%，但是到了09年，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是负的39.1%。从正变成负，而且外贸成了中国经济拉后腿的情况。

发达国家都在所谓去杠杆化，所谓去杠杆化就是减少负债率。去杠杆化的结果必然造成我们中国生产能力的降低，因为出口少了，就是去产能化。所以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人大，都提出来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更多的依靠国内的消费。但是，更多的依靠国内消费，它不是一句话，这需要做很大的努力。首先我们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就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让大家有能力消费。我曾经提过三个制度性的安排：第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要让人民群众收入和经济的增长同步。从这个图可以看到GDP的增长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情况，应该说近两年来，基本是接近的。第二，要把工资和CPI通货膨胀率挂钩。现在30个省市把最低工资和通货膨胀率挂钩了，但是整个工资还没有，因为不挂钩的话，等于在高通胀的时候大家的实际收入就降低了。第三，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来提高工人的工资，这也是必须的。但是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我们的劳动生产力相对来看，还是比较低的。从制造业来说，美国的劳动生产力每人每年18万美元，我们国内可能还不到它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来提高工人的工资。

同时，还有两个辅助的方面，一个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咱们从800到1600，到2000，最近到3500，现在只有9%的人需要纳个人所得税。再一个方面，要促进信用消费。我们银行贷款给个人的，包括住房贷款等等，只占15%左右前两年。所以这个还可以促进信用消费，让老百姓有能力消费。

然后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上学收择校费，看病贵、看病难等等问题，让大家能够敢于消费。最后，我们要不断通过创新推出各种新的产品，让大家愿意消费。所以我说中国需要更多的乔布斯，就能够不断推出新产品，让你去买，从ipod到iphone等等，老让你去买，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我们和中美之间做一个比较，总的经济GDP，我们的外贸和GDP的比例和顺差，或者是逆差和GDP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差的很远。中国可以说有大量的外贸顺差，而美国只有贸易的逆差。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外贸了，但是我们的外贸确实是需要掌握一些原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外贸依存度不能过高。现在我们是40%左右，应该在30%左右就可以了。另外，外贸的顺差掌握在4%以下，这个完全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个标准。

第三个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平衡。大家知道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而金融监管最主要的是要防止它的过度投机。但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就是说魔和道的关系，有一个创新出来突破了金融监管原来的规定，然后金融监管又做出新的规定，然后在这个环境下做出新的创新，这在国外是这样一个规律。

从国外来看，金融创新确实是监管没有跟上。可以说它的经济越来越虚拟化，从中国来说，我们还是要鼓励金融创新来改善，同时要改善我们的金融监管。因为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我们的金融效率是比较低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风险和收益的概念，大家知道风险和收益是对称的。你要想高收益，你必须要承担高的风险。比如是我们买美国的国债，当然美国国债现在也降级了，我们先不说美元贬值的风险，国债从AA降了一下，但是它相对来说还是风险低的，大概只有4%的收益率。根据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统计，在美国投资平均回报率是8%。当然，投资有一定的风险。我们宁愿要4%风险很小的债券利息？还是要8%的有相应风险的投资回报呢？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如果我们只要4%，等于把钱借给美国投资人，他赚了钱以后分一半给你，他拿你的钱赚钱。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鼓励金融创新，提高我们的金融效率和我们的金融竞争力，但是同时也要加强金融监管。我认为金融监管应该做到合法、合理、适度、有效。当然要有法可依，另外要讲理，你推出任何一项监管措施，都要讲明它的道理。另外不能朝令夕改，老改变游戏规则，这不行。第三，你得适度。尽管是有成本的，不是说越严越好。美国的萨班斯法律出来以后，尽管加强了上市公司的内控，但是成本也提的比较高，有一些公司跟我说，当时的CPA都不够用。上市公司每小时的成本增加800美元，有的上市公司这样说。所以要适度。最后要有效，你的监管措施要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这样监管才有效。否则，像我们股市疯涨的时候，增加印花税，它还是涨，股市跌的时候，你降低印花税，它还是跌。所以一定要有效。

同时我认为监管首要就是要有透明度，只有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全面性，我们才能实现有效监管。因为只要信息披露做到透明了，就可以大家来分析，通过分析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然后再进行处置。这些观点我讲过多次了。

第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平衡。虚拟经济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简单地说，它就是直接用钱来生钱，也就是说实体经济要用货币换成劳动力、材料、厂房、机器，然后通过生产出产品，产品通过流通变成商品，商品再通过交换变回货币。但是虚拟经济，你买股票，买债券，是直接用钱去买这些东西，然后通过股市、债市等等生钱。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它是互相依靠的，而且也是互相补充的。非常重要的，要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为什么？因为虚拟经济它本身是从实体经济中产生的，而又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你不服务于实体经济，你光玩虚的，那么必然要出问题。我们看看全世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规模的比例，全世界股市的市值，加上债券的余额，加上没有平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余额是800万亿美元，而全世界GDP才60多万亿，这个比例差的太远了。在美国的国家里面靠金融工程等等办法设计各种产品来赚钱，也好赚。

所以，把规模搞的很大。大家想怎么会有这么高呢？因为它设计了一些虚的东西，比如说CDS就是这样一个情况，CDS的本质，我是一种保险，你买了CDS，如果债务人违约，我收购债务人的抵押品。当房价上涨的时候，违约风险很小。如果违约率是0.5%，我收保险金的1%我就赚大钱了。但是没有想到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下房价下降了，违约率大大增加。所以一个合约的价值，可能真正付的钱是1块钱，但是它放大100倍，所以放大效应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规模之内，不能够脱离实体经济去单纯地发展虚拟经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从中国来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基本是1：1，最多的时候也就是1.5：1左右。从中国来说，我们还需要稳步的去发展虚拟经济，而且我们强调虚拟经济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要注意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五个平衡，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大家知道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一些官员的GDP崇拜。同时，把投资变成了一种主要的推动力了。我们这样下来，则是不可持续的。大家可以看到，08年启动了4万亿投资，09年我们9.2%的增长里，投资占了8.7%，09年投资增长了30.5%，总量占到22.5万亿，这样大量的的投资，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10年看到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投资效益降低、环境问题的增多，同时大量的资金投放9.6万亿的银行贷款额增加，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还有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还有房地产的资产泡沫等等。这两年在处理09年经济刺激计划的负面的作用。当然那时候是需要经济刺激计划的，因为根本我们的研究，没有这个计划，可能当年经济增长只有2.4%，但是另外方面，大量投资的结果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更多注意一些非市场的经济活动，比如说研究开发教育和慈善事业等等。

我曾经讲过，经济只能管我们的今天，科技管我们的明天，但是只有教育才能管我们的后天。所以投资交易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下更多的力量。还有慈善事业，属于三次分配，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同时要注意环境成本。我们做过一个研究，05年我们国家环境成本，包括能源效率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是我们GDP13.5%，当年GDP增长只有10.4%，这说明我们要把环境债务留给子孙后代，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环境成本。

现在中国是在积极地发展绿色经济，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等等。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投资占GDP比例到了74.1%了，这个实在太高了。而我们的能源消耗也是在不断地增长。

最后一个平衡，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平衡。我05年在韩国首尔讲过，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平行不悖，又相互补充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出现了贸易。10加1，中国加东盟10国，在2010年1月1号启动了，去年双边贸易量达到了2927.8亿美元，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从总体来看，已经超过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了。总的投资到了800亿美元。

10加3，中国加日本、韩国，也在进展之中，最近有两个进展，一个是成立了1200亿美元的储备库。其中中国和日本各占32%，韩国占18%，东盟各国占20%。另外成立了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在新加坡。第一任主任是中国人，下一届是日本人。当然，10加3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互信不够，我们和日本之间，和越南、菲律宾之间的互信还存在问题。另外，整个10加3的发展，发达程度相差太多。但是知道实行地区一体化，发达程度最低的国家最受益，但是如果相差太多，有的发达国家就不愿意了。

再一个，我们和北美自由贸易，和欧盟不同，区内的贸易比重很低，不像欧盟，这种贸易区还是比较松散的，允许各个成员单独和区外国家签订自由区协议，中国和智利、秘鲁等等签订了协议。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10加3能够出现，世界上将是三个大的经济版块，一个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东亚自由贸易区。北美占27%，欧盟25%，东亚将占到23%。从发展趋势来看，东亚的发展速度肯定比每欧要快。所以世界将形成一个多极的世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中国古代和谐的核心就是中庸之道，我们说平衡就是在不断动态在之中来把握好度。中国应该掌握这六个平衡。我们要通过掌握六个平衡，来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谢谢大家。

戴相龙：感谢成思危主席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韩升洙先生发表主旨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和世界的未来”。

韩升洙：尊敬的成思危主席，尊敬的各位发言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明年将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可持续发展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我此次发言主题是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世界的未来。

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我坚信虽然金融危机它是我们大家现在所关心的，而且需要我们采取马上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我们长久需要保持可持续发展，而且要确保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他们能够有供给，能够来应对各种外界造成的冲击。

女士们，先生们，世界的未来依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来回答可持续发展方面所提出的挑战。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希望采取全球和迅速的举措，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应对的挑战，它本质是非常复杂的，是全球性的，而且造成了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影响。遗憾的是，它就要求我们来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够浪费时间了。对于长期的挑战来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最为令人震惊的挑战来自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的现象已经在国际社区进行了很多道路，而且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美国在去年一年当中，像风暴飓风、洪水、干旱、森林大火这样的自然灾害，都造成了很多影响，而且发生的频率和程度是非常高的。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的增长模型，它能够导致现在的这种不能够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主要强调经济扩张，但是并不考虑所造成的生态方面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针对数量增长的方式，还有在工业革命本身，他们其实需要我们现在来回答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我们要进行扶贫，要来人们的福祉，而且要不断扩大经济的发展。

从一个纯粹的经济视角，我并不相信，如果我们现在做的不太好，其实并不是夸张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采取了重要的举措，我也已经朝着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工作。我们就可能持续发展方面也找到了一些答案。通过我之前担任的职务，比如说在联合国大会第56届当中担任主席，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方面秘书长的特使，我也亲自参与了很多的活动，我看到了全球做出的努力，应对气球变化正在使全球朝着可持续发展方面。全世界的各位领导人都清楚，我们要求进行团结的努力，以便能够有效的来应对气候的变化。除此之外，我们更多的强调，我们有必要使用新的技术，并且分享技能技巧，以便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同时确保这样的功绩能够传播给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通常在气候变化方面最为脆弱。

除此之外，我们也清楚的认识到一个事实，大量的投资有必要，以便使得各个国家非常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并且减少排放。因为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15次会议当中，我们通过了绿色气候基金。这是在09年哥本哈根所召开的会议。我们建立这个基金，以便能够筹集到300亿美元，以便能够从10年到12年作为启动资金。另外到2020年之前，每年要拿出1000亿美元，以便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来进行气候应对。

在不久之后，我们即将进入2012年，它对于我们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从我们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这个里程碑以来，已经经历了20年。我们把这次大会叫做地球峰会。当时是在里约召开的。所以2012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到时候，它标志着我们第一个承诺到期。在附录1当中的国家，到时候已经完成了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因此，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目标，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我们之后要继续一个国际性的气候机制，前景看起来也是非常暗淡。

我们看到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浓度，还是在增加。同时，人们不断来寻求非常有限的资源，希望能够分享到有限的能源和水资源。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来举行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大会，来纪念这一标志性的年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之后前景并不是太好。我们大家也不断地来进行争论，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应对挑战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包括我们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而且我们在一些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之内来进行决策程序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另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他们的利益背离了，而且还互相指责。但是我们认为在国际政策制定方面应该进行更多谈话和对话，以便能够来了解在这个问题方面所出现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在最近几次当中，决策者他们逐渐地意识到一个事实，这就是气候变化和环境的恶化，它们不仅是环境的问题，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也是经济的问题。所以，解决方案还是在经济方面。

绿色气候基金，正是因为这个意识产生的。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金融所起的重要角色，它在给我们提供气候和环境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政策框架，它能够建立在广泛的合作关系之上。这样的一个框架能够帮助我们驱动经济的增长，能够阻止环境恶化，能够来帮助我们得到环境的可持续。

理念的转化要求我们意识到经济的增长和环保能够同时获得。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在这样一个假设上，我们所进行的绿色发展的新的发展模式正在进行。在绿色发展的新的范式下，以及能源危机这样的挑战，它不再单纯的问题，我们可以进行新的增长和增加新的工作机会。过去所采取的密集型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方法不一样，对于绿色增长驱动的因素，包括新的理念、变革性的创新，还有领先的技术，尤其是在信息和通信领域。各个国家在全球都不断努力来实施绿色增长的政策，包括韩国，它已经推出了低碳绿色增长是国家新的一个发展愿景。

因此，我们要把绿色增长转换为政策，对韩国政府来说，他们已经宣布了一个蓝图，能够找出17个增长引擎。其中包括绿色经济的一些技术，而且也包括了可再生能源、有关节能技术、先进水资源管理、LED的应用、绿色的交通系统以及绿色城市的打造。通过这样做，比如说促进像剧变这样的技术，其中包括IT和制造技术相融合，比如说机器人的应用，一些新的材料以及纳米技术的应用等等。为了系统化的实施这些倡议，我们韩国政府在09年2月份的时候，成立了绿色增长总统委员会，我们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了充分的咨询之后，我们国家大会通过了有关的低碳绿色增长的框架协议，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公约。那么它其中也规定了我们要到2020年要减排30%，而且根据我们第一个五年绿色增长计划，这是09年到2013年，同时就绿色增长方面，也看到了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雄心勃勃创意。在应对08年危机当中，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其中38%分配到了清洁技术，尤其包括污水处理方面的，中国旨在到2020年来减排45%，这是在05年的基础上。

中国所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把目前整个章节来用于绿色开发的规划，希望每年的GDP保持在7%，同时希望把非化石燃料的比例占一次能源的11.4%，同时希望减少资源和能量方面的消耗，以便能够减排。

毫无疑问，对于韩国，对于中国来说，还有其他的国家，我们认为金融所扮演的角色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对新的历史技术和渐进性的能源和环境政策方面非常重要。我们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以便能够对于潜在的融资渠道进行分析，以便能够促进低碳绿色发展。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有关气候变化融资的高级咨询团队，他们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最近在世行、IMF、OECD地区之间进行的联合报告也出台了，主要希望整合气候方面的资金。但是投资的规模要求我们最好能够来创建出一个有着协作的效应，我指的是在公司各个部门之间都能够来促进资金的流动，而且能够充分地使用各个工具，能够把效率提到最高。尤其是在现在，随着各个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它们正在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财政和预算方面的紧缩。非常有限的公共的资金，应该是被杠杆化，以便能够来引入更多私营部门资金的注入。

为此，政府的领导力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公共政策来说，他们应该要来帮助促进私营部门的资本的流入，来确定一个合适的能源的价格。从政策层面上确定一些二氧化碳的减排的一些机制。这样的话，能够建立低碳社会。在目前为止，市场价格在20到25美金左右，我们在这个方面通过价格杠杆能够在资本市场促进碳市场资本的巨大流动。在这个方面，融资对绿色技术、环保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另外一方面，它在整个技术发展的阶段来讲也是非常之必须的。尤其是在早期发展阶段更是如此，在创新早期阶段，公共融资对于研发，以及促进整个创业资本转向绿色环保技术的鼓励作用是非常之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保证那些私人行业建立相应的信心，然后从事一些绿色技术的开发，并且将其产业化，进一步加速创业企业，采用本地适用的技术，而所有的技术在技术部署和发展阶段，公私合营的方式会使得公共基金能够帮助一些项目获取更大的第二阶段发展的资金。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气候相关的一些研究和创新。而这一点，也对于金融市场以及行业的绿色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切包括碳市场和碳汇基金、碳帐户的建立以及碳减排和中间机构的建立，碳市场毋庸置疑，对于支持中国发展新技术和利用现有的私人投资来讲，非常之重要。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在此发展过程中，金融行业尤其是私人投资行业会扮演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会在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方面起到一个多元化的市场和资金的供应方的角色。这些包括行为层面的变革，将会使得全社会转向低碳社会的建立。

受到这个消息的鼓励，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观察到了一些进步，比如说在韩国和中国，两个市场积极对政府绿色发展战略做了响应，所有大的一些业务，特别是在韩国，他们已经将绿色能源和绿色项目给予了优先考虑，这一些将会极大的扩大他们在这些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电动车、汽车开发过程之中的投资组合，也包括一些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还有LED光源和智能电网技术的开发。在新的能源相关的一些就业市场方面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而新的一些中小型企业也会采取一些创新性的方法，能够抓住这个领域的投资机会，并且从新的环保市场和绿色市场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和行业，已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它占到国内一次能源消费的8.8%左右，这是现在可再生能源占中国一次性能源结构的占比，中国的企业，像东方，还有尚德这样一些公司，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公司。

除此之外，中国已经开始超越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像丹麦、德国、西班牙以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风能发电机生产商和太阳能板的生产制造商，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包括生物沼气方面更是如此。

另外一方面，绿色发展战略也给亚洲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通道，通过这个通道，我们不光能够缩短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方面的差距，更主要在很多层面上，甚至可以超出传统的那种发展道路，从事一个更加可持续，走上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这种道路完全可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三重目标的实现。换言之，绿色发展能够提供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来应对全球能源方面的挑战。而这个挑战是我们全球目前所共同面临的。

只有认识到了绿色发展的重大潜力，中国和韩国之外许多国家才能够有这样的动机将绿色发展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日程中去。丹麦在这个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丹麦不断采取一些非常先进能源政策，旨在加强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保证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的恶化问题。在这种核心政策支持下，丹麦不断地开发自己国内的一些绿色技术，尤其是风能技术，这一切将会导致全球公司，尤其像维斯塔（音）和东方能源公司的崛起，在2009年可再生能源占到丹麦所有能源电力消耗的27%左右。就像刚才所提到的一点，全球挑战带来的后果，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视角从自己国内的层面上放眼望去，采取国际性的视角，尤其是气候变化，它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且不可能再通过一个国家单枪匹马战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绿色发展需要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共识，一个政策协调。另外一方面，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成本，控制相应的风险。而且将这个方面蕴含的机会进一步完全潜力。

可以简单地说绿色发展需要全球化，而且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将这种趋势传递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就像2009年经合发组织部长会议上说的话，我希望能够获得参与此次会议部长级的一个一致支持，将OECD的一些宣言进行采纳，并将纳入本国绿色发展决策中去。这一切已经在旅社发展战略里面体现出了，这个在OECD50周年庆典仪式上向大家提交了。除此之外，我们在传播绿色发展理念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个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最近成立联合国秘书长高级别全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目的是希望能够建立协调方面的一些机构。

为了确保绿色发展能够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同资产，全球的绿色发展机构，就是GGI，我现在就担任GGI的董事局主席，在2010年成立了，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全球智囊团，促进绿色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我们也希望能够基于我们以前在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巴西做的工作进一步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包括柬埔寨、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等其他国家来使得我们的共识进一步巩固下来。谢谢。

戴相龙：谢谢。下面请吴敬琏教授演讲，题目是“中国如何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做贡献”。

吴敬琏：谢谢戴相龙理事长。我想中国对于全球金融危机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不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几个国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影响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我们应该共同应对这个挑战。

中国要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做出贡献，我想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要来对应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首先我们要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诊断，特别是要知道这种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

在中国，大致上在2006年、2007年，在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以前一两年内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学界就多次讨论过全世界经济结构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时主要讨论的主要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全球的问题。现在看来，当时我们这种讨论对于理解后来在08年前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有意义的。

当时我们相当一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存在着一种情况，就是在世界上存在着两类的经济结构失衡。在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失衡，它主要的表现就是过高的储蓄率，过低的消费率。这里所说的储蓄率，刚才成思危先生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在中国的情况之下，特别对于中国媒体来说，常常把储蓄率看成是储蓄存款。其实我们这里讲的储蓄率是说的可支配收入中没有消费的部分。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而且21世纪以来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它的经济也是失衡的，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正好是跟中国的情况相反的，就是过高的消费率和过低的储蓄率。美国居民储蓄率在危机爆发前，我们在06、07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降到了负数。这两种结构失衡都有失衡，但是正好相反，于是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就形成一个世界这样的经济格局，就是两种失衡正好是相反的失衡，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这两类经济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国家贸易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我把它叫做镜像互补，就好象照镜子一样，一个人照镜子，他的影子和他之间，正好什么事情都是相反的。这种镜像互补下的世界经济运行，它的特征就是通过国际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过高的储蓄率的一部分借给了发达国家去用。这样一种镜像互补的经济结构，在某些时间段，它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利的，比如说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后来的中国，东亚经济都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利用西方国家的结构失衡，在一段时间里面实现了高速度的增长。西方国家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贸易货币这样一个地位，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松驰金融监管，西欧国家因为它没有这样一个货币的条件，所以就用大量的借债的办法来支持经济的繁荣。

在一段时间里面，这两类国家都维持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维持了高的消费和高的福利。但是这种均衡是不能持续的。特别是到了21世纪以来，这种经济结构，它产生的问题已经造成了爆发经济危机的基础。不管是哪类国家，在这个运转中间，都出现了一些相同的经济现象，这就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虚拟资产的大量积累和资产负债表的高杠杆化。

上个世纪末期，1997年爆发的亚洲地区的经济危机和这次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我看来都是由此产生的。所以，要应对现在的仍然没有脱离全球金融危机隐隐的重大的灾变，我们要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来采取措施。从短期应对来说，现在各国政府都正在采取措施，比如说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一些大而不能倒的会引发系统性危机的金融企业进行救助，对于某一些发生了还贷困难的国家进行救助等等这样一些短期措施。中国在用短期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它所采取的态度已经在最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国集团峰会上清楚的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中国的态度是坚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这么一个方针。虎劲到主席也提出了一些中国的具体做法，最重要的就是三条：一条是积极稳妥的推进国家货币体系改革，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非歧视的国际贸易体系。第二，挖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带动全球总需求的扩大，当然中国属于这样的国家。第三，推动建立更加平等、更加均衡的新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这是讲中国对于短期应对的态度。我觉得更加重要的还是解决长期问题所应该采取的措施。为了从根本上摆脱危机，世界上每个国家必须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铲除危机的根源，最重要的要消除泡沫、去杠杆化和实现再平衡。刚才成思危先生已经对于实现再平衡做了全面的论述。我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需要克服由于消费主义和高福利政策所导致的高赤字、高负债、高货币发行和高信用膨胀的问题。这样才能解决发达国家的失衡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效率，要改进增长的质量。

下面讲一下中国应该着重做什么？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症结，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大致从50年代中期以来，就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驱动的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在50年代、60年代很快就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了一个出口导向政策来克服由于投资驱动的这种高增长所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靠投资驱动，因为投资回报递减，所以投资率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地提高，它就引起了消费率的相对的降低，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不能得到提高。

用了出口导向政策，增加了进出口，就使得我们可以用进出口的需求来弥补我们内需的不足。进出口还使得我们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可以得到就业的机会，能够使得他们从事城市的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水平比过去从事农业劳动，处于一种低就业状态下的农业劳动的收入水平能够得到提高。所以出口导向政策，缓解了某些矛盾。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持续的一种增长的模式。特别到21世纪以来，首先出现的就是我们的资源发生了短缺和环境遭到了破坏。这种低附加值，以加工出口为主的这么一种出口经济活动受到了资源和环境的限制。

接着来的问题其实由于成功的实行了这样的出口导向政策，它造成了像东亚许多国家都碰到过的问题，就是因为外汇节余的增加，外汇占款造成的货币超发以及它引起的资产泡沫、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流动性泛滥，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

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货币对GDP的比率是世界第一，超过了180%，流动性大量泛滥。造成的金融体系受不了外部或者是内部的冲击。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它就是储蓄消费结构失衡最深刻的根源。因为投资率不断提高，当然消费率就会不断地下降。而且对于分配发生了一种消极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分配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由于在生产中，资本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作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者的收入越来越低。而劳动者是社会主要的消费力量。这样一来，它就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所以要解决储蓄消费结构失衡的问题，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不转变这种靠投资和进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无法解决我们的经济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中国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很长时间了，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1995年到2000年这个五年计划就规定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直到现在，这个转变进行的不是很顺利，没有达到原来预定的要求。那么是什么原因呢？从1995年、1996年以来，曾经有过反复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想这个结论是准确的，原因是因为体制上的障碍。

怎么才能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呢？那么就是靠改革，只要坚持改革，才能消除经济发展模式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创业的经济体制。“十二五”规划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我们改革已经有30多年了，这个中间最关键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经过30年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很多领域，旧的体制，政府的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来干预微观经济生活这样一些旧体制的遗留，依然顽强的存在，而且在某些时候还有回潮，还有增强，这样一来就不能够完成中国政府在80年代已经决定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或者是后来说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就不能实现了。

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和企业是什么关系？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我们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过去几年，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都提出来，说现在政府做了许多不应该做或者自己做不好的事情，而有一些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好。那么政府需要在今后改革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情，让市场去做，要有所不为。另外一方面，政府需要进行监管，在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基础的社会保障，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等等方面，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应该加强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改革工作做好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能够进行的更快、更好一些，那么我们解决这个失衡问题就能够做的更好了。这样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都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