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企业成败启示录
时间：2009年7月19日
地点：华亭宾馆
袁岳：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上海现场。本次论坛我们聚焦的中心是企业成败启示录。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创业和企业的发展都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如果我们在问7岁的小孩，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排前五位的里面都有企业家。这个是在欧美国家的中间里面都很少看见的。当我们今天讲到中国社会成功的价值观、成功的人士，包括成功的象征，企业、企业家总是会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选择。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企业可能是这个社会中间最具有创造性，最有魅力的组织，然而也是最难为系的组织之一。如果把企业和普通的组织相比较，像小型的组织家庭，大型的组织国家。现在大部分的组织相比较，企业是在所有的组织当中存续最短的一种组织。
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所说的每个朝代通常延续300年，但是每年全世界产生的企业就在300多万个，能够存续300年以上的企业在全世界有多少个？大概只有50个。超过200年的企业只有200多个，过100年的企业也就只有非常有限的1000个左右。一个企业要真正的长期持续难度是非常大的，对于我们很多的企业来说，很显然我们做企业不是为了短期像踢足球一样有一个开幕，我们希望这个企业持续成长，长期发展，抓住每个经济周期的机会成为每个周期的胜者，而成为一个具有长远发展力的组织。
不幸的是，大部分的组织，甚至注册的当天死掉，或者他死在当周或者当月，大部分的活不过当年。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看企业这样一个组织的时候，很显然我们前排看到的那些光彩的企业，光彩的成功组织成长，光彩的企业家还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这个故事的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探究。这是我们这场中国经济论坛的价值所在。
今天非常感谢现场两位主办单位的领导参与我们现场的活动，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于上海文广集团的副总裁、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高韵斐先生；来自于我们主办单位之一，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裁黄非女士，我们主办单位的领导还有我们现场的高端嘉宾一起聆听吴晓波先生将为我们带来的主题。
但是我要稍微说两句，吴晓波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主题特别的重要，大家读过了晓波前面的激荡三十年，然后又有跌荡一百年。我个人是做生意，也主持财经节目，但是我觉得吴晓波不仅是一个财经专家，他是一个当代不多见的企业的研究学者。因为真正的研究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实证研究上，他在个案的分析非常有洞察力和穿透力。而且他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内容把众多的个案串在一起，从这些个案发现那些成功、失败和停滞不前的原因是什么，导致的因素是什么，我觉得这种细致的观察和系统的梳理对于我们每一个正在做企业，企业正在快速成长，成长达到一定规模，需要突破，或者我们刚动了创业之心，希望少走弯路的，不管是哪个阶段的企业创业者，企业业主和企业家都有参考和警示的意义。
我们下面有请吴晓波先生为我们带来企业成败启示录。
吴晓波：大家下午好，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参加这样的论坛，并且用研究企业成败的主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在中国的商业界讲到成功大家总是津津乐道，有很多偶像和领袖的故事，传奇和神话。但是我们谈到失败的时候，往往讳莫如深，往往不是一个吉利的话题。但是在商业里面成功和失败同时都在发生，对于所有的企业家，他们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避免了失败，失败像影子一样永远追随在他们的身后。
今天我们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式的企业失败。我分四个主题和大家讲，第一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第二看看当前中国的商业环境当中，有哪六个特点。第三我们看一下中国式企业失败的五个类型。最后有六句格言和大家做分享。
我们先看一下数据的对照。今天我们演讲的时间点很有意义，我们纪念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要迎来共和国建国60年这样的时间点。从1949年以后，中国成为日渐强大的大国。60年以来以1978年分两段，1952年中国搞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在和平当中持续发展的国家，但是在亚洲地区来看，它和其他的国家相比我们经济成长的速度低于全亚洲地区。只有到1978年以后，这里看到的数据是1978—2003年的数据，我们成为前全亚洲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03—08年中国经济仍然在高速的成长。在亚洲地区有两个国家的对比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同时在1870年前后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日本开始搞明治维新。日本1937年开始入侵中国的关内，爆发了抗日战争。1945年的时候，两国都变成了一片废墟，日本开始从战乱后崛起，中国又打了四年的内战。两个国家在50年代都进入到了一个经济复苏的时期，到1960年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GDP总量是相同的。但是很快两个国家拉开了距离，中国开始搞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搞文化大革命，日本这时候开始崛起，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德国。到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我们在那样的时间点开始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到今年年底，很多专家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日本。
中国基本上在30年的时间，一个国家从世界经济的三流国家变成了一个一流国家。很多专家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中美对决的年代。同时我们看到了中国是全球企业失败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些数据来自于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7年，40%的企业创业阶段就宣告破产，80%的企业在十年内消亡，大型企业的平均寿命就是7—8年，所以中国是一个企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地区。我们相比看到日本的企业平均寿命有12.5年，是我们的四倍，美国的平均寿命是8.2年，是我们的两倍。
这样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大时代，同时高频度失败的现象同时发生让我们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企业为什么如此速败，机遇和陷井的边界在哪里，企业家素质如何提升？我们研究这个问题讨论两个话题，第一就是当一个地区和植物和动物非常容易夭折的时候，我们要研究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方的土壤和气侯环境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第二就是研究物种本身生命基因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会研究内因和外因。
我们首先看外因，中国的商业环境大概有6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时期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体制转型期，中国从1978年由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做转型。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处在的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时候我们经历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结合的时期，经过了1992年以后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体制不断的转型时期当中，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以后呈现了一个特点，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就是一个没有蓝图的改革。
小平同志的一席话我们现在听就可以感觉到当年改革的特点。小平同志讲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要过这一条河，我们不能搞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但是怎么过河不知道，中央说大家跳下河摸着石头过河，一开始这个河很浅，到1998年的时候，吴敬琏先生说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小平同志第二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老猫。
从这两句话，我们看到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的特征非常的明显，有两个国际的专家写过关于中国的畅销书，去年出版的叫《中国震撼世界》。他说中国的改革特点从一开始中国就要就是被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的国家，只不过是从上至下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另外一个金融时报的评论员叫做龙凯尔，他说中国改革的特点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对于经济成长的追求是实用主义，而且是采取试措施的改革。
我记得当年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温州采访，温州当时有一个农民城，那个农民城的出现从它的规划开始，到它的土地征用，到它的工厂的引进，到它的居民的居住和经商，所有的东西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拿到省以上政策的认同。当时的镇长姓陈，我问他你从土地规划开始到居民进来，到办工厂，没有一个东西是中央文件统一的，你为什么就敢做？他喝酒喝多了，跟我讲改革总是从违反开始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法是恶法，是计划经济之法，如果你依据那个法，你的改革永远改不了。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很多失败的企业家，他当年犯的错误，被抓起来甚至被枪毙，十年以后你发现他干的事情无非就是中央政策允许，无非这个政策是晚到了三年、五年、十年。因为我们处在了体制的转型时期，所以改革的企业成功和失败的偶然性非常大。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到今天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冒险就有冒险的代价。我接触过很多从欧美来中国考察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就有一个很大的感慨。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像中国人这么勇于创业，我们去大学演讲，如果举起十个手向你提问，有九个问你是我要创业，我干这个能不能干。那么多人愿意创业，中国又是充满了商业机会的，这30年在中国企业家身上留下了他们创业的性格。比如很多人喜欢唱闽南歌叫做《爱拼才会赢》，大家唱的不标准，但是唱的热泪盈眶。很多人喜欢里面的歌词，所以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带给了我们巨大的商业机会，同时冒险就需要有一群人付出冒险的代价。
30年来有很多中国的企业诞生了很多战略的理念。比如90年代中期多元化的经营，90年代后期要进入500强的梦想，200年以后所谓的资本经营。这些理念带来了企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很多神话，同时也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很多的风险性。
第三个特点也是具有综合特色，就是各个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强势干预。全世界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政府这样喜欢干预经济。这样的特点造成什么结果呢？造成的结果是两个，第一地方政府成为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中国8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苏南模式，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了以后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很多我们的政府就像一个公司，像一个无限责任公司。一方面像他这样政府对于企业的支持带来了企业的高速发展。我记得我93年的时候去广东顺德，当地有中国第二大的家电企业叫做科隆。我去科隆采访的时候，他们镇长说我们当时支持科隆，科隆搞厂区规划的时候，我们没有土地，镇长把地图摊开指着上面的一个小山包，对当时的总经理说我明天就把这个山包炸了给你做厂房。当时我们是一个中央新闻记者的采访团，听了很感动，回去以后经济日报一位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可怕的顺德人”。文章说如果全中国的地方政府都像顺德荣归镇镇长的话敢于炸个山头为科隆做厂房，中国经济怎么可能不发展呢？如果将来这个企业要是属于某个个人，我们就会有很多基层干部想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炸山头给你，我们当年的付出怎么得到回报？所以各级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强势干预成为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很大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第四个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一个身份歧视。建国以后一开始中国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就以不同所有制的身份进行管制，同样做棉纺厂，国有企业一种税收，私营一种税收，外资企业一种税收。一直到今天中国推出铁矿石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钢铁厂，只有112家有资格直接可以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的。而他进来的铁矿石以一倍的价格卖给国内的私营中小企业。这样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身份歧视造成了同样一个行业里面，不同的所有制身份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这些包括行业的准入、税收的政策、金融政策、进出口贸易、资本购并和垄断开工。这成为了企业失败的一个很特殊的因素。我们知道从2004年以后，中国很多进入到垄断行业的企业，包括到航空业、金融业、钢铁行业、有色金属行业、航运业等等，很多民营企业的失败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歧视的原因。
第五个原因，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创业性企业家没有完全他们的职业化改造。我们现在有几代企业家，有的人说有两代，有的人说有三代。在我看来30年来我们只有一代企业家。这里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丁磊的照片，一张是鲁冠球的照片。鲁冠球到今年7月份是他创业40年，他们算是几代企业家。如果从年龄来看，丁磊的年龄和鲁冠球儿子的年龄是一样的，从创业角度来讲，丁磊创业了11年，鲁冠球创业了40年。但是他们是几代人呢？在我看来他们是一代人，他们都属于创业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有三个特点非常的明显，第一他们都出生于无产阶级，他们创业的时候没有钱。第二他没有经受过专业的商业训练。第三个他们所处在的仍然是一个转型的商业社会。虽然他们的年龄是两代们，但是从企业家的创业属性来讲，他们仍然是一代人，这一代人仍然没有完成他们的职业化改造。
第六个特点也是具有中国性特征的。在中国的传媒对于公司新闻的过度关注。我写过两本大败局，研究了19个公司的失败案例。这是为著名的企业失败案例，我用各种经济学的要素和管理学的要素进行归纳。最后你做出来的统计发现得出一个让你意外的结论，就是在所有的加权系数里面，舆论围攻对于一个企业导致致命性失败的要素是最多的。30年来出现了很多企业家善于利用媒体，放大自己，把新闻媒体当作广告纸对付的企业家。正是这些明星的企业家，不知道媒体对你进行褒扬的同时，也对你产生巨大的后坐力。所以我们看到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因为舆论的围攻，当企业发生危机的时候，舆论向饿狼一样扑上去进行围攻，导致企业进行失败。最近奶粉行业的事件，大家都往牛奶里面加三聚氰氨，企业的规模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伊利和蒙牛在媒体上所受到的待遇不一样。为什么蒙牛遭到了那么大的攻击？什么原因？很多的原因是蒙牛的决策者在当初利用媒体把自己无端的放大，所以说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
这六个原因使得中国的商业环境成为了全世界非常奇特的，充满了动荡性的商业环境，我们这里有巨大的商业机会，有巨大的冒险空间，同时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
我们接下来看内因。我们从企业家的素质来看导致这些企业失败他们的因素有哪些。我归结为五个类型。分别是激进主义、核心缺失、战略迷失、政商关系和宏观盲视。我们看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是中国企业失败最显著的特点。这告诉了我们中国的现代企业家群体基本上处于一个青春期。一个人处在青春期的时候热情万丈，容易头脑过热，非常容易激进。激进主义认为罗马是可以一天建成的，游戏规则是为别人而设计的，但凡拿我们生命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这样的激进主义我们在1990年代以后到今天看到很多企业的失败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90年代当初史玉柱巨人集团的案例我们看到，一群年轻人一夜之间宣布要同时推出30种保健品，请全国人民作证，铺天盖地的轰市场。所以企业倒下去的时候，史玉柱说我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为什么？第一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第二盲目追求多元化经营，第三巨人的决策机制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第四没有把主业技术创新放在重要位置。
激进主义与当代企业家的素质缺陷有什么关系？我们做一个分析。我们第一可以看到激进主义和他的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研究过19个案例，他们的身份都不一样，有本科大学生，经销商，还有教授、发明家、博士、军医、作家，甚至还有哈佛总裁班的学员，但是他们犯的错误非常的相似。第二激进主义者体现的特征是重于进攻，疏于防守。中国企业家都是善于进攻的军人，但是他们在财务安全、人才储备、市场巩固等方面缺乏能力。第三靠直觉而不是靠思考决策机制。第四从来不计算失败的成本。这些失败的成本包括生命、包括财务、包括他们的生命。第五中国企业家的成就动机非常高，欲望很大，我们的成就动机非常大。
第二个原因是核心能力的缺失。中国很多企业我们研究发现，最后你发觉一个企业规模非常大，可能有10万亿，可能有500亿的销售额。但是他的核心能力是空缺的。最可怕的核心能力空缺就是他技术能力的空缺，以及面向国内市场的创新不足。中国的企业家处在全球最大的一个消费品市场，但是我们企业家其实很少好好研究中国的消费者。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家电行业，中国家电行业是过去30年里面中国重要的明星产业，中国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制造业就是以进口替代为主，主要的标志就是启动了吃穿用的计划，家电行业崛起。但是从80年代进口替代的战略，到90年代我们的生产规模到了一定的规模，我们通过民族品牌战略和价格战把跨国公司打占，90年代中前期中国所有的家电品牌排在前十位都是我们的本土品牌。90年代中下期以后，中国的很多家电公司说自己开发了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但是这些所有关于科技的承诺和宣誓都是一种广告的手段，我们继续打价格战。2001年以后中国开始出口导向型，大量的家电不做品牌，不做技术，开始不做营销，而转投给沃尔玛做代购，靠价格的优势和成本的优势，靠大量的出口。2004年以后，家电行业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危机，我们一些很著名的企业，像联想、TCL开始出国做尾端的整合购并，想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把规模做大，现在来看这些购并的结果很多是失败的。到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家电业有一个名字叫做山寨，我们开始靠恶意的模仿从事我们的家电产业。从80年代开始到今天的山寨革命，我们从这条轨迹中国家电企业核心能力缺失的特征。后面有一张照片，这是中国家电史非常耻辱性的时刻，一台彩电靠金卖，一个产品卖出去是卖它的白菜价。为什么会出现对于核心技术的一个缺失呢？有这些原因，这些毛病也是中国家电业那么多年来发展的迷区。对于规模和成本的过度依赖，对于渠道能力的过度自信，对于广告成果的过度迷信，对于市场培育和产业成长的短视和多元化经营的幻想。
第三我们看战略问题，中国企业失败很大的原因就是战乱的迷失。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企业家群体里面特别喜欢谈战略的一群人。我曾经研究了两个案例，在他们企业存在的时候，被认为业内最具有前瞻性和远见的两代战略大师，他们是牟其中和唐万新。他们是9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战略大师，当过中国的首富。第二个企业倒闭的时候，他企业的规模是1200亿人民币。他们在战略有非常大的远见，他们是商业理论天才的先觉者，他们是自沉整合的大胆探索者，他们是产业报国的热烈执行者，他们是个人道德的严格恪守者。但是他们最终搞到了国破家亡，为什么？因为他们掉进了战略的陷井，这些陷井包括做大的陷井，包括多地化实验的失败，包括多元化经营的失败，包括负债经营，包括乌托邦主义的牺牲者。我们看牟其中的战略思想。这个当年的中国首富，我们从这个案例可以发现，他做的事儿在满洲里建设北方香港，要发射通讯卫星，要开发陕北，搞活30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等等，他很像一个国家发改委的主任兼国资委的主任。我曾经到他南德总部调研，我进去一个有一个照片，就是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
我们接着看唐万新，这家企业当他倒闭的时候，他的资产规模是1200亿，他有三家上市公司，号称三架马车。当他倒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唐万新的检讨，错在没有把握投资的节奏，用毒药化解毒药，乌托邦式的追求发展速度的战略理念，使得很多天才级的企业家以非常悲惨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我们第四个看政商关系。在全亚洲地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在中国政商关系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国家，一直到今天为止，国有资本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商业力量。在30年来，中国政商关系最紧张的时期，1988年以后中国很多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障碍，早先受到国家支持的一些企业家，市场性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变得非常的尴尬。去年我们做激荡的片子，以及很多媒体做回顾30年的时候，我们发觉80年代的这些企业家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同时他们对于当时的时代充满了种种的怨恨。
第二个时期是1998年以后，1998—2003年，中国发生了产权清晰化的运动。在产权改革过程当中，很多明星级的企业家因为和政府关系破裂，博弈失败导致了企业的倒闭或者衰落，包括健力宝等等。第三个时期就是2004年到了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政商关系非常紧张的一个时期，各位记得去年4万亿计划出来以后，很多人马上扔了一句话说这个钱给谁了。从去年11月份到今天为止，中央政府放贷超过了7万亿，又有人问这7万亿给谁了，我们的民营企业有数据说拿到的贷款只有5%，政商关系仍然处在一个微妙的时间点。
第五个中国企业失败的情况就是宏观的盲视，我们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很多企业的失败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往往一些年份出现企业集体式倒闭、集体式破产的景象。这些景象和什么有关呢？是和中国经济的宏观周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三个规律基本上在过去的3、4年得到了体现。第一个从1978年以后到今天，中国每隔4—5年就有一次宏观调控。这宏观调控基本上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崩溃之年。98年以后到今天，已经发生了三次宏观调控，这三次宏观调控基本上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发生了三次集体的崩溃景象，这三次同样是民营企业五年一轮也会产生利益的重新分配。2004年同样规模的企业，在那一次宏观调控以后，如果你没有抓住机会，没有正确的应对，07年你发现同样的行业企业规模差距拉的非常大。今年我们看到了第三轮的开始，2009年如果有一个企业在行业里面规模一样大，如果他们的战略决策不一样，如果有的人走对了路，有的人走错了路，你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他们的规模又拉的非常大。其实个人的财富和企业的规模、行业的差距，基本上每到4—5年就有一次重新的洗牌，这个特点在中国的企业史上非常的清晰。
前面三次我们看到1998年的时候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倒了一大批的企业，中国快速消费品企业和家电企业出现了雪崩式的倒闭。到了2004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些民营企业，包括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有1.2万土地的互联网企业，这家企业倒闭的时候只卖到了两块钱。最近2008年我们看到，2008年开始我们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陷入到了危机当中，包括像邱继宝、黄光裕等等，这时候中国两个民营资本最强大的地区，广东地区和浙江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倒闭浪潮。这是最近一轮企业的倒闭，这个对宏观盲视的分析对于我们企业家来讲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就是你在平时埋头种地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抬头看天，一定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处在周期律里面，经济发展有它的春夏秋冬。第二我们做企业的时候，要把企业放在三个周期中进行综合的考虑，他们是企业的生命周期、行业周期和宏观周期。第三企业家本身就是一个冒险的行业，当你了解了这些周期以后，就要学会利用景气的周期，反向操作，弯道超越。今天我们所处在的时间点是一个通货膨胀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时期。从今天到未来的4—5年，其实是中国企业重新利益分配的时间点。对于这些宏观周期的了解对于企业的投资和决策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六句话。我们研究了很多企业失败最后得到个结论，其实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很多企业失败，无论是大的企业、中的企业，小的企业，我们研究到今天发现一个感慨，我们很少看见有高级的失败。即便是1200亿的企业失败，一直到很小的街道小厂的企业失败，他们很多的失败原因就归结于两点。第一就是常识，很多企业的失败是违背了商业的基本规律。我经常开玩笑，如果一个人的智商太高他不适合办企业，如果一个人读到博士也难办企业，一个人是智商很高的博士他办企业成功率太低。为什么，因为他太聪明。
2004年王石在一本书说万科从1984年创业，20年来犯了很多的错误，在管理学找到的所有错误他基本上都犯过。从多元化、团队磨合，财务安全等等都犯过。他说万科为什么能够活到今天呢？万科就是当灾难要毁灭万科的时候，万科突然醒过来了。所以他说所有的成功都是为了避免失败。
第二句话就是中国家电行业的企业家张瑞敏，他1990年的时候讲了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很多中国做企业共同的心声。
第三句话是德鲁克讲的只有鞋子是真实的。这句话他去世前最后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记者问他对于做企业来讲什么是真实？德鲁克说只有鞋子是真实的。一个企业家你就像很多鞋匠，你有很多数据评价你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真实的就是你能不能做出好鞋子，这双鞋子是不是适合买你那双鞋子的那双脚，产品本质最真实的。
第四句话就是日本人大前研一说的，他前后100次来到中国，他说中国人有点儿焦虑，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机会太多，很少有人愿意专注某个行业，并在该行业做出成绩。一个企业要长久，只有专业才是赚钱的途径。
第五句话就是巴非特讲的一句话，他说在贪婪时恐惧，在恐惧时贪婪。一个企业家你的职业生涯就是不断冒险和不断贪婪的过程，同时你要保持一定的理性。
第六句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冯仑先生讲的，冯仑先生说所有的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这些格言和大家做分享。我们今天用简短的时间和大家分析了中国企业失败的一个客观的商业环境和中国企业家在素质上导致失败的五种因素，希望对于大家做企业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袁岳：世界上的常人有两种，一种人讲故事的，包括我们普通人也活在故事里面，每个人都有故事，连普通的妈妈都和其他的妈妈讲一堆婆婆妈妈的。第二种人就是讲道理的，他从来没做过这种事，但是他跟你讲一堆道理。伟大的人有孔子，孔子的论语不是道理，因为他总是问到一个人问他一个事儿，然后孔夫子说这个事儿怎么办。
现在我们当下有吴晓波，他刚才讲了很多的故事，我们很多教授也有很多的道理。但是吴晓波从故事里面找到了道理，然后把道理和故事相连。这就是启示的方式，非常感谢吴晓波感谢吴晓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讲了大道理。所以我给吴晓波一个小小的称号，当代我们财经界的“吴子”。
谢谢大家，下面是茶歇时间。
袁岳：如果有谁参加国际的商务和财经论坛的时候，我们往往注意到在这几年的国际商务论坛上面，人们特别希望有中国的声音出现，特别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出现。所以偶尔有一些企业家，无论是投资界的汪潮涌还是互联网的马云，还是像财经杂志的胡舒立，这样的人物出现的时候，他们在这些会议成为了人们围捧的对象。在再10、15年中国的做法或者中国企业的做法，总是被很多的欧美企业界和商业界看作另类，看作怪异的方式，甚至他们相信这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模式。当然今天中国经济本身创造了比较大的能量，他使得整个经济处在发展前沿的时候，他们也会从结果的角度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企业发展的道道也有他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经济的能量。
正因为这样，我们面临刚才晓波给我们分享话题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跟我们分析了很多中国企业失败的原因。其实在另外一个方面，这些失败的原因同时和很多成功的因素连在一起的。有一些因素仅仅是操作的时机和方式，导致这样操作成功了，那样操作失败了。比如做大做强，有一些企业做的很大，很强，但是人还没有进去。而我们有的企业做大做强，做最后把自己做进去了。这是我们中国经济特殊的复杂性，也是它特殊的问题，也是它特殊的魅力。
下面我们进行讨论环节。刚才会议主办单位的领导之一城开集团的倪建达总裁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也欢迎他的到来。我们下面讨论的时候，我们要邀请著名的财经作者吴晓波先生上台。我们还有另外三位评论员分享我们的话题，有请美通无线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维嘉先生，上海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徐为民教授和著名的财经评论员叶檀女士一起进行讨论。
我们今天请来的评论员和晓波一样属于既有身材，又有口才。我们叶檀加上还有文才，写的也很好。我们的王维嘉是我们国家比较做的跨国公司华人的高管之一，他现在是IT界的企业，和我们3G时代正在发展的技术密切联系。徐为民研究不仅是研究企业，也有华商的研究。我们话题是从晓波的话题起来，但是我们的观察视角，大家都有各自的视角。我们刚才听了晓波的发言，你们是不是读了晓波的书？
王维嘉：大败局读了，后面没有读。
袁岳：我们晓波以导读的形式，很多东西和他写作的东西有密切的关系。我给三位评论员的机会，刚才晓波分享了一个小时，关于中国企业主要是失败教训的评论中间，结合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给我们发表两点关键的感想。我们从徐教授开始。
徐为民：听了晓波先生刚才讲的内容我非常受启发。最近我们也一直在全国各地对于民营企业的成败，在这次危机当中的表现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企业在这次倒霉了大家觉得顺理成章。但是我们也发现全国各地有一些传统型的，而且是中小企业他们还是实现了逆势的成长。我非常赞同晓波先生刚才讲的导致失败对于几个方面的过度依赖。比如对于多元化的依赖，对于广告神奇作用的依赖，这些依赖我觉得总结的很好。
我们最近对于企业的失败做了总结，我称之为这次金融危机送给我们的礼品，告诉我们的真理。一个是企业安全总是比企业发展的速度更重要。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不管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的扩张速度太快，他都超过了其他方面的经验和资源的支持。结果导致了现金流的崩断，这是第一点，安全比速度更重要。第二点拥有核心优势比我们占有的市场份额更重要。其实在100年前，商业史专家钱德勒举了一个杜邦的例子，杜邦当年委托一个青年资产重组专家对资产进行重组，后来著名的重组专家写给友人的信提到如果我们有两种组合，一种有投资优势，我们市场份额只有60%，还有一种我们没有优势，我们占有了百分之百的市场份额。那个专家说第一种组合更好，如果我们有了成本优势，行情好的时候我们比别人赚的多，如果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别人的客户抢过来，保持满负荷的运转。
第三点有没有合理的定位比你企业的规模更重要。定位这个词来自于军事战争，如果一个小的部队占领了很好的位置，那种要害位置可以比得上千军万马。如果我们的企业占领很好的位置，这个位置把市场的优势发挥，减少强敌的危险，那这个位置可以比得上千百万的资产规模。这是我总结的三点，我也印证了晓波先生讲的几句话。谢谢！
袁岳：这三点都很好。我最近看了两本小说，一个是鬼吹灯，一个是（相塔蓝）。里面都讲到了安全的问题，你刚才讲了企业安全比速度更重要，他里面的看法就是和你不一样。他不是讲企业，他讲安全真正是来源于快速的进步。你想着安全你就完蛋了你更不安全了。他讲的招数都是第一要进攻，第二要快速进攻，第三玩命进攻。因为一般人都是怕死的，人家都是希望防守，不会死的情况下进攻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出其不意，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想你那样干就不想企业家。
叶檀：刚才徐教授说的有道理，我们知道小的金融机构，像花旗肯定不会倒。如果小的城市、街道、村镇银行倒几家就是几家，谁都不会管。还有就是不能太快，问题是我们这个政策形势比人强，政策比企业快。像房地产市场本来说去年是大家过冬，然后大家不拿地。结果谁不拿谁吃亏，形势太还了你不拿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只好跟着形势拼命跑。
徐为民：我觉得这个快要建立自己的核心优势，明确我应该打造什么核心优势。第二这种快是有明确的定位为前提，我们在这个地方快反而是安全的，如果我们没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快相当于蛮干，这个很危险。
王维嘉：我觉得有一点体会，晓波研究怎么失败。我觉得这六个原因，我听的时候六个原因就是一个原因，最后晓波提到就是欲望。不管是多元化、扩张太快，其实都是制止不住自己的贪欲。这个贪欲影响了你对市场的一个冷静的观察，这点做到了非常难。我们绝大部分人的心是哈哈镜，自己想看的东西放的非常大，自己不想看的是看不见的。你刚才所说的六个原因都指了欲望。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很伟大，到底伟大不伟大？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比当然伟大，当然和横向比一点儿不伟大。刚才看了晓波的数据，韩国、日本、台湾1952—1978年的发展速度6.5、6.6，中国这三年的比较速度是6.6%。清华有一位专家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不伟大，发现中国时间不一样，如果把东亚国家的起飞点挪到一个点，大家横向比中国和别的国家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说伟大？因为这么说我们高兴。为什么说邓小平伟大？邓小平的伟大不是在于他发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是他认识到了自己和这个集团过去30年来做的东西是错的。一个人做到了自己的错和局限，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所有企业家的失败最后的关键都是野心膨胀，欲望膨胀。如果做到像一面镜子反应客观的实际情况，根据事实做出冷静的决定，这是企业家非常非常难做到的。刚才他提到中国很多的优秀企业家，像王石，我觉得王石已经修炼到相当高的地步，不已物喜，不已己卑。但是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因为所有的企业家都是天生欲望非常强的人。如果欲望不强，他不会冒着风险创办这个企业。一个欲望很强的人怎么克制自己的欲望是最难的事。
袁岳：因为你在国外待了几年，也在跨国公司待了很几年。刚才你的观察就是要解决贪欲的问题，我们想解决办法就是贪欲的管理。以你的观察，比如国际上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比较杰出的企业领导人，他们有什么机制去管理他那个贪欲？比如你怎么管理自己的贪欲，有什么技巧和方法？
王维嘉：我没有用贪欲，我用的是欲望，这个词儿是一个中性的。如果人类没有欲望也不会发展到今天，所以这个欲望是个度的问题。我觉得你提的非常好，怎么管理。这管理有两套思路，在中国就是自我修炼。西方就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就是希望互相制约，如果三个人坏人放在一起，我们之间就可以互相看着。三权分立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成功的。美国费城开了30天的会，总结了几句话就是防官如防贼。
袁岳：企业也要防止老板干坏事，怎么防止CEO干坏事。
王维嘉：我个人认为企业应该是独裁的，如果一个国家一旦犯了错误这个损失非常大。但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你让50万个企业死，50万个企业活，如果企业内部讲人品的话，企业没有办法充分的采样市场的空间，所以企业只能听一个人的，死就死了。但是他是对于每一个企业是有意义的，对于我们今天在座是有意义的。我当然不想死了，但是对于国家，虽然死了那么多企业，中国的经济不是仍然很好嘛。
袁岳：但是我们大家不希望国家死，我们死无所谓。
王维嘉：我觉得企业要效益。
吴晓波：文化大革命有一句话很好，文化小组开会的时候叫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最后听江青同志的。
王维嘉：像新创的企业很小，20多个人，两三百人，你搞很复杂的机制企业没法儿活。
袁岳：叶檀说说感想。
叶檀：我今天就是学习企业是怎么死的。我们关注制度怎么让企业死，很多不该死的企业死了对于社会的影响很大。刚才晓波说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文化大革命八年来一次，现在我们宏观调控四、五年来一次。如果一调四、五年就是中小企业有一个大转变，我们这次40%的中小企业死，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企业死，现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很严重。还有一个说到企业家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在说晓波研究企业家怎么死，王先生说企业家怎么活下来。你成功的时候可以说一千条理由，你失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一千条理由，事后诸葛亮比较容易。我觉得企业家的直觉就是特异功能，有的人小学没毕业也可以办很好的企业，有的人博士毕业却办不好企业。对于有这样特异功能的人我们要特别保护。我一直主张说保护企业家，因为这样的人很少。特异功能要发现比较容易，比如他过了存活期，连续五年以上，交税又特别好，你又发现这个企业特别好，这个就是特异功能。
王维嘉：企业家为什么要依赖直觉呢？我很多大企业的朋友，他们到最后的决策都是直觉。因为企业家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他要应付不确定性。如果所有东西数据告诉你，计算机就可以做企业了，因为你就可以算概率。当你发现你算概率的时候，你那个加权指数仍然是靠感觉放上去的。
袁岳：计算机是假定，实际的生活里面不一定有这种关系。
王维嘉：当你背痛的时候，一定是你这个时候违反了客观的规律。但是你的身体和你的心是知道的，你的大脑受某些管理教条和管理的理论是朝着违背客观的方向走的，当你的脑和身分离的时候，你的背就会痛。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也就是说人类的智慧是很深的，书上读来的东西很浅的。
另外刚才叶檀说了外部制度和企业的关系。我们每次企业家开会大家讨论最多就是如何把中国企业的交易成本降低，政商关系透明等等。但是从一个单独的企业来讲，你总抱怨外部制度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制度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你不可能一天改变掉。当有一些企业宏观调控死了，但是很多同类型的企业没有死。
袁岳：如果你把那个制度想象成地震，这家企业统统埋掉了，你进去就只有你一家了。像他刚才说的是主观，该死就死了，你这次是客观的原因，死掉就死掉了。然后死掉了反而有空间了，其他的民营企业再进的话就有空间了。
叶檀：我们一直说一个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个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他会非常的局限，不是说通过大学生创业培育就可以培育起来的，你要培育比尔盖茨培育不起来，他只要从大学出来才可以成为企业家。所以看到好的苗子不要扼杀他，不要让他死在沙滩上。我们现在是好的东西给他恶补，就是给他浇很多的肥料，你就看他特别的茁壮。比如像我们的比亚迪，以前小的谁也不在意这家企业，等他大了以后，巴非特都买了，这家企业还了得。据我所知后来很多优惠政策全都给他了，有很多这样的企业。所以你说的这个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好苗苗，坏苗苗，等他成为苗苗的时候一定是好苗苗。
王维嘉：说到人才我在想，我觉得人才不一定和天生有多大的关系。
袁岳：任何的资源有资源的客观属性，但是资源不能被我掌控他不是我的资源。
叶檀：如果说刘邦想当一个县里的大爷，他利用樊哙县里杀猪的，还有县里种粮的，只要粮都是可以的。如果刘邦最后成为汉高祖了，他一定要用箫何和韩信这样的人了。
袁岳：我在县里面把这个模式整合起来，我到其他地方复制就可以了。晓波你现在回忆一下刚才大家的八卦评论。
吴晓波：我觉得那个太八卦了，谈到背痛不痛的理论。德鲁克说企业不会死的悖论是错误的，企业早晚都会死的。刚才徐老师讲很多安全问题和欲望问题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认为这样的问题如果都在一个前提条件下是没办法讨论的。我看一个企业失败，我把一个企业放在三个周期来看。一个企业有生命周期，你年轻的时候草鞋都没有穿，你就玩命干。企业做大了以后你不能不要命的看。企业都有生命周期，有的是两年，有的是40年。再就是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周期。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宏观周期。中国有宏观经济，我们以前我了解，我们以为党和政府就是这样的状况，后来发现是不一样的。08年的政策和09年的政策就是不一样的，中央的政策在不断的变化，行业在不断的变化，企业在不断的成长，这三个东西是所有企业家做决策时候可以被测量到的观察点。
之后你怎么考虑你的速度问题和市场培育问题，包括安全问题和企业家的欲望问题。这里可以有对应关系，我觉得这样的研究以后，企业家即便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商业社会，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他依然可以找到安全的确定值，能够保证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成功就是为了避免失败，没有一定选择说一定可以成功的。
袁岳：其实在你总结出来的失败因素上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成功了，就是在你总结失败的地方他成功了。有的人觉得我们大企业家的炉子就是那些路子。如果你只是在这个上面有一大帮人都是这么干的，最后还没有死掉。你拉一个人选择，你把那个教训总结出来，但是你那个教训不如成功的概率，所以人们还是愿意干这个事儿。在同一个点有很多人过了，有很多人没过，所以人们就会犹豫了。
徐为民：我支持晓波的意见，如果我们到50年或者80年，晓波揭示的东西会看的更清晰一点。在短期之内没有规则，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从长期来看一定有规则的。我们在历史当中可以成长的企业案例，我们看到凡是成功的都有这三个东西。第一个他就是具有及时发现和市场重要性需求的能力，不管它在哪个行业。这个行业发展到今天了，我们这个市场的哪些是过时的需要，那些是紧迫的需要，那些牛的企业就会及时更新。如果我针对一个过时的需要，我在企业面前和客户面前肯定是过时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产业提出新的要求，被企业挖掘提炼，并用一种产品满足，这种企业一直是牛的。第二这种企业有很多的本事，不管你政策怎么变化等等，导致这个市场供求的特征和市场竞争的法则开始变化。在一个产业链的上游以成本拼成本为主。但是在下游可能是拼反应能力为主，这是市场竞争的本质。我们发现长远的企业，市场变化他们明显的发现我们竞争的法则了，过去在成本反应PK我要转向对于反应的PK，而且建立了自己新的合适的商业模式。
第三种能力，在建立的商业模式往往都设有暗道机关。我建立这个商业机关以后模仿者不得了，大家模仿我这个产品就不行了，变得同质化了。但是很多模型看上去容易，你做就死掉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核心优势，我说的是暗道机关。凡是在这方面拥有能力，不管政策发生什么变化，不管宏观在繁荣还是箫条期，他往往有一个持续增长。我相信这种规则，如果放在50年，放在80年，这个规则性会更明显。
袁岳：大家观察这么多的企业中间，有些人可能很有天分，有些人在某些时候干的事儿很好。实际上一个人的能力包括洞察都有周期的，到某个时候他就不一定跟得上了。我这个话题和我们的企业家有更大的关系，通常这个企业家突破成长周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像刚才徐老师说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们这个企业总是能够生产周期都可以撞上，在每个新时期都被你发解，这是理想状态，是最好的。但是有的企业越成功，他恰恰在下一个市场周期的时候进行自我革命。如果这个企业那么专制他就很宿命，把自己一招用到老，最后死了。还是他有某一种自我突破的可能，包括大家所观察的案例当中，什么样的企业是特别有可能自我突破的？这种自我突破的能量来源于什么样的地方？一个企业怎么样能够自觉的设置出自我突破的机制，以至于使得他自己能够持续成长，在每个经济周期的时候总是抓住这样的机会。
吴晓波：我觉得主要就是学习。还有自律。我们现在有伦理商业主义，我们怎么自律自己。西方的自律就是通过勤俭、节约。一个企业和人一样，不断的发展是他学习的提高。
袁岳：有点儿像我们潘石屹整的企业家精神成长什么的。
吴晓波：潘石屹学习能力也很强。
王维嘉：在美国和欧洲有很明星的企业，你不知道CEO是谁。但是中国企业就不同，明星企业的CEO本人也是明星。非常依赖老板自己的学习、突破和自律能力，因为他如果不这样他的企业肯定完蛋。如果在制度上找到你所说的突破方法，实际上更具有普遍性，更可被复制，个人很难复杂，王石就是王石，你说冯仑能学王石吗？
袁岳：你觉得你和五年相比自己有什么进步？
王维嘉：自律方面随着年龄增大比以前好很多，像您所说的年轻的时候荷尔蒙刺激着自己。当然学习方面，年龄越大，学习能力越差。
叶檀：刚才我们说了两类，一类就是像王石这样是一个精神领袖。其实每个企业有这么一个灵魂人物，这个灵魂人物一定是明星。有时候有一个明星，有时候有两个明星。像王石的企业就是一个明星，这个企业只有这么一个明星。一个企业只有一明星的时候，靠的是自律。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的，只有年龄才能人我们的欲望消退，年龄能战胜我们，岁月能战胜我们，其他什么都战胜不了我们。
袁岳：这么悲观，你可以学的少年老成一点。
叶檀：我已经让自己尽量显得成熟了。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你刚才所说的职业经理人，如果是有名的企业，我们一定会知道他的老板。 我虽然是比较悲观，但是看到了好的现象，比如最近的创维和刚才的黄光裕的案件，老板倒了以后，但是这个企业真的成长的不错。我们说真正的职业经理人什么时候可以出来，他能够支撑这个企业。我觉得职业经理人这个团队真的出来了，而不是糊弄人的职业经理人。
袁岳：职业经理人也是改革开放的时间有限，职业经理人有很多过去有很好的商业业绩，我们看得出，我们现在看业绩的很多。我们应该看到他价值观的表现，像唐骏非常有意思，唐骏出来从来不说前面老板的坏话，而且他经常说前面老板的好话，这对于老板非常的受用，你这也是价值观的表现。
叶檀：唐骏通过资本市场给老板创造价值，雇人要雇这样的人。我更推崇创维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关键时候为老板分忧，又有能力，又有分
忧。
徐为民：王总讲的欲望的管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肯定有强大的动力，这个动力在欲望结构来看是由表层逐渐深层的。表层的欲望不满足他必定慢慢上升的。我们接触各个层次和各个年龄的企业家，我把企业家分成三个阶段有三种境界。第一阶段他办企业做市场就是为了谋生，有一些企业家讲的很坦白，我当时就是为了谋生。因为他做市场，市场不熟，他很受压迫。这种老板你一接触一看脸就是苦大仇深的样。
第二阶段往往比较成功，兼并这个产业成功了，那个市场打成功了，这时候老板不是为钱了，他觉得整个过程更刺激，他承认为过程做的。他们像南征北战的将军，充满了霸气。
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觉得这个过程都不刺激了，那就是自我实现的阶段。你要看这样的企业家，他脸上有一种清新脱俗像。
袁岳：你现在看过其他著名的谁脸上比较脱俗？
徐为民：我看我身边的王总就有书卷气。
袁岳：王总十几年就是这样，没干企业就是这样的。
徐为民：你讲的是有道理，他在谋生的时候这种情绪被压制下去，条件成熟以后他会越来越回归自己想做的事情。
王维嘉：其实我现在也是在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您说的我非常同意。但是也三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还是有交叠的。
叶檀：我要八卦一下，我呼吁徐老师一下。企业家有非常大的欲望，巴非特刚刚创业的时候每一分都斤斤计较的，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肯定不喜欢，包括他对家人也非常的吝啬。但是到最后，等到他觉得自我价值有所实现了，他年纪也大了，这个时候他开始慢慢的散财了。
袁岳：我们让现场的大家提一些问题，根据晓波的演讲和刚才的互动，大家有没有问题和台上的嘉宾互动、评论或者发表你个人感想，或者你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请这位，告诉我你是来自什么单位的
提问：刚才叶老师讲了索罗斯背痛的问题。我以前在证券公司做股票就背痛，我理解索罗斯为什么背痛。如果投资经理感觉风险大，他的身体会感觉到，但是他这个时候又想赌，我觉得这个时候肯定背后痛。背痛是对于一般做过投资的人是正常的事情。
叶檀：我解释一下，刚才我们把背痛解释的很八卦，我想说的不是八卦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企业家的能力问题，他有一种是天生的能力，还有一种是后天培养的。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发现我的心智和做法是背离的。他这时候会在身体上反应出来，我想说的就是一个企业家几十年养成的直觉的问题很难改的。
袁岳：我写过文章研究哲学，科学就是把很多变量拿出来，然后在变量之间建立一个非常显著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人类碰到了很多事儿不是只有这些变量，而且这些变量不是这样的结合方式。有些人长期做一件事情，长期观察一件事情，他慢慢形成了一种能力，甚至在瞬间完成整合。还有一种我们古人有智慧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有些人有反应，有些人反应了之后还没感觉。能够把背痛和投资联系起来的本身就是人才，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
提问：我是来自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有一个问题就是请台上的嘉宾分析一下怎么让我们的商业环境变得更好，适合民营企业或者所有企业的生长。
徐为民：我自己是研究本身行为方式的，我觉得我们更多的企业成熟，我们更多的成熟企业被晓波报道了出来，这本身就是对于环境很好的营造，后来的人都是学前面的人。所以我们树立正面典型的时候，这个环境自然就变得好了。
袁岳：我本人的结构是研究生意，也研究公共政策。中国的政商关系很特别。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政商关系不做透明化和系统的研究。我们做生意对企业研究的有一些，纯粹研究公共政策的有一些，但是比较少的研究，当你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出台的时候，它会引发什么样的经济成本，引发什么样的市场效果，这个是没有集中研究的。所以政商关系在什么样的公共政策下面，商业表现什么样的特点。最典型的像劳动合同法，我们从立法形式主义是一个很好的法律，中国立法团体没有经济学和社会背景的。很重要的东西人们关于这两个板块什么是最佳规则，其实从没有好的学术研究和没有好的政策研究。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政商研究是他最大的研究中心。我觉得这个领域恰恰是两大板块中间特别需要我们探索和建立的规则。我们简单评价这两边的人，大家都会说，说到最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案。
王维嘉：我不太同意袁岳的观点。我觉得中国的政策你说像劳动法一点儿研究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它一定也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像中国做生意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的随意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就是没有制约，没有合法性的政策和法律出台的程序。像劳动法牵扯到了很多的利益，它永远是说不清楚的，合理的办法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机制。如果大家定了一个共同认可的博弈机制或者叫游戏规则，只要这个程序是正义的，这个东西出来就是对的，大家都要执行。你无论做多少研究，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充分的多元化，总有一些利益集团是坚决反对的。所以研究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建立合法性渠道。比如劳动法对于每个企业的影响都很大，天上掉下来一个劳动法下来，所有企业都傻了。很多人为什么不征求意见？其实劳动法的建立征求了很多企业的意见，但是为什么还这么多人不同意呢？因为第一征求的意见到底有用没用我不知道，我征求意见我可以不采纳。征求了哪些意见，这个代表性应该怎么数量化的合理反应。
袁岳：所以研究。
王维嘉：我觉得不是研究的问题。
袁岳：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同意你的意见。我的研究是包括机制的，机制的研究超过对于政策本身。
叶檀：你们俩的意见我都同意。
提问：今天五大巨头都在，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来自国有大中型的企业，做特钢的。我身在国有企业，我深知其中之事。我今天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在座对于企业的成败都有研究，国有企业的成败和未来的走向如何，我想各位专家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吴晓波：一个国家要变成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资本只有两条出路。一个就是自我瓦解，第二个就是被动瓦解，被动瓦解代价非常大。因为国有资本和垄断有关，垄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一个叫坏，一个叫更坏。我最近看吴敬琏老先生的文章，我看他1993年的时候写了很多文章，93年是我们上一轮的通货膨胀，那时候国家也很紧张，经济萎缩。吴敬琏老先生讲中国经济面临两个主题，一个就是改革，一个是发展，总在中间做选择。其实在旧的体制上面越发展后坐力越大。我们看中国经济有没有进步的话，我们是用改革的方式摆脱危机还是我们利用发展的方式摆脱危机，这个差别非常大，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隐患。
关于改革问题，我们中国改革到后面，中国在1998年的时候有将近30万家的国有企业，现在国营企业剩下的很少了，只剩下了不到一万家，未来可能会更少。这一部分变成了改革最后一部分的难题了。
叶檀：刚才晓波说了国有企业我基本上赞成，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其实整个的规模还有整个占据的总体社会资源是在增加的。这个会不会说继续下去，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国有企业如此滥用社会资源的情况，其实它的发展应该是昙花一现，我相信他不会有太好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国有企业还是有解决的办法，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有退路可以走，所以我们不愿意那么做，状况还不是那么差。比如我们的股市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的资产全民化，大家有的很悲观，但是我觉得有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股权现在是国资委代表全民占据控股权，最后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等到中国的法律完善了，等到这种分配机制完善的时候，到时候就可以慢慢的稀释股权，股权向全民稀释。这样的话国有企业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了。
提问：前面我听了吴晓波先生的演讲，包括关于企业的成败。总结下来以我的思路来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外因，外因大家说了很多，包括政府和企业这边的关系，包括整体的环境情况。我想问各位分析员的问题就是一个内因。从中国的企业来看，民营企业主要看老板，老板的思路决定了企业是活还是死。前面有那么多的案例说这些原因导致了这个企业的死，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有可能培养一批企业家来确保他们是可以很成功的活下来。这样从概率方面来说机会比较大，中国的企业成功可以顺畅一点。
徐为民：我觉得以现在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培养不出来的。因为我对很多企业家的接触，我发现 企业家有几种能力是学校里面没有这门课。一个是敢担风险的能力，第二就是对于市场的敏感能力，第三就是动手能力。这种在我们经济类的科目一般属于文科，文科设置项目不是往这个方向培养，相反是往相反的方向培养。包括我们的MBA和EMBA的课程，我自己觉得水份很大。企业家不管当初到当时当小老板还是后面创新的时候，他们都有现场当中发现问题的能力。他生产出的产品受到消费者环境，他是深入到消费者领域去观察。这种核心能力的培养必须要有课，而在我们的现在教育制度里面没有。我们的很多老师也是不懂企业，他们不知道自己研究的这些经济范畴在生活当中原形在哪，甚至他们见到这些原形的时候擦肩而过不认识。
袁岳：犯过的错误应该增加一条，因为受过学校教育。
提问：其实这个培养不单指学校，学校是理论知识。比如民间有一个组织，这个民间组织或者由政府承担部分的帮助，他们来培养一些企业。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经验是可以从社会，比如说很优秀的企业家身上学。
袁岳：可能企业家搁在一起是有必要的。我一直有一个评价，我认为EMBA最好的也像长江这样，课讲的真不怎么样，人家对于信心越来越大，他就是成员自我教育，然后他们把无形的糨糊变成有形的糨糊。老师不讲，小吴怎么干好象有点儿道理，然后两个人就去理论，所以比老师讲的还管用。
提问：我不同意袁主持的，因为我是中欧的。我觉得长江喝酒和户外运动比较厉害，我觉得读书中欧比较厉害。我们前面谈的都是经济上的问题，国是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一切问题离开党的领导都不行。刚才有人担心民营企业的前途，其实有我党我军在民营企业永远没戏，国有企业会永远的壮大。中国的企业家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生命力是很顽强的，我们环境太恶劣了。
袁岳：以前有一位领导说过，不用怕，有我们民营企业，国营企业跨不了。
提问：冯仑有一本书是野蛮成长，他在哈佛参加长江的总裁班，哈佛收了他们很贵的学费，打出了一个横幅，中国商业精英研讨班。同一天有国营企业的高管在哈佛另外一个教室上课，他们冲出一看，中国企业精英？我们才是精英，这些人都是个体户，这美国人怎么弄不清楚。冯仑写的书这些人瞧不起我们，我们不怕，我们内心是很强大了。其实他们内心很虚弱，冯仑也同意这样的观点。
袁岳：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大家，其实企业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个成长当作一条线，企业就是这个的线的组织，他的外部环境，哪怕当官的都在换人，没换当官的也有各种各样的政策要求，所以他的外部环境不断变。我们内部也在变，包括小员工变成元老的时候，一部分变成你推动的力量，很多元老变成了反动派。包括现在独生子女的员工看起来都是员工，但是员工和员工看起来不一样，有的员工你可以管住，有的员工你可以管住。所以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我们顺着一个时间线它都是在变化和演进的，所以管理模式也需要变化和演进的，不然你跟不上他的发展需要。
我站在晓波同志的大框架下，其实企业陷入僵局的原因，要么就是他没有对于这个变化做出及时的回应，那么他的回应过了。飞机没飞那么快，飞行员比飞机飞得还要快，最后飞机掉下来了，改革和核心是每个领导者要特别敏感的。另外我们是组织的核心，不是领导者个人的前景和变化。这就是一个组织随着它规模的扩大，他推进模式和犯错误的概率，特别是英雄级的企业家，他还扮演英雄，他企业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话题并没有全部的把东西很好的展示出来，之所以我们今天请晓波跟我们分享这个内容，是为了让大家从大败局开始读起，读激荡30年，再读激荡100年，你变成一个不断学习的人，也变成一个不断自律的人，这样才可以减少失败的机会。
我们谢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是一个学习的论坛，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我们对于很多的问题形成更多的共识，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很多未来前进的方向凝聚目标，在这样的前提下不仅少数人有洞察和先见，同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