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4月23日9：00——16：30 地点：银河王朝大酒店
实录内容：
何力：成都的企业家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成都主持这个论坛。我们这一次叫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其实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成都举行这样一个会议，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成都倍垒职业经理培训学校，大家知道这个机构不仅在成都，而且在整个西南培训管理市场都是非常出色的品牌。我们第一财经可能有的朋友比较了解，有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是拥有中国第一个或者说唯一的一个有电视、广播、报纸、周刊、互联网业务的这样一个全平台的一个多媒体的一个财经资讯的提供者，而且同时我们在今年创办了一个新的平台，就是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这个论坛是有线上和线下的部分，它不仅仅是有这样一个场合能够和企业家朋友进行沟通和交流，在电视上有所呈现，它更重要的是把全国各地乃至于全球的思想领袖、学者、企业家，他们关于经济发展和企业变革很好的思想能够整合在一起，大家有一个互动交流的机会。我们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的主题，这一场的主题实际上是叫经济危机下中国企业的变革与发展。我想谈到这个主题，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因为从去年以来，我们确实处在这样一个经济下行的外部环境比较剧烈的变动之中，我们做企业的朋友肯定也是感同身受的。其实中国经济也好，中国企业也好，将要面临的或者必将要进行得这一轮我们称之为转型也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好，结构调整也好，寻找中国企业的核心价值和未来持续的这样一个战略增长能力也好，与其说是金融危机下使这个问题更凸现出来了，其实不如说这样一个需求或者说这样一个变革的内在动力始终是存在的。我看到前两天讲一季度中国经济宏观经济数字6.1%，CPI下降了0.6%，很多人觉得我们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很乐观。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人在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正是希望外部紧缩，使我们很多人没有解决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能够得以实施吗？其实大家回想一下，中国哪一步经济调整和改革不是在困难和压力下进行的呢？如果刚才我们还在议论，用四川朋友的话说，我们现在都很安逸，所有的日子都过得很好，这种变革的欲望和要求究竟有多大呢？调整经济结构就涉及到可能投资、出口、消费这样一些问题，昨天来成都的飞机上，我旁边是一位眉山地区的一个老大娘，她70多岁了，和她的老伴出来旅游，去北京、天津，讲了讲北京、天津的经济发展，跟乐山不能比，和峨眉不能比，不如他们那边好，就算没有他们那边好，他们退休以后有了钱还要出来消费。所以经济结构调整很大程度上跟经济发展有关，实际上跟经济制度的自由度和分配制度有关。对于企业来讲，在经济下行的时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不同的选择，有人说有三种可以供选择的方式，一种叫冬眠，一种叫取暖，还有一种叫觅食。冬眠是说我可以关掉一些业务，比如卖可口可乐没有成，把上游产业链的停下来了，房地产我可以不要，可以转出去。第二是取暖，取暖的核心实际上是融资，融资当然有很多的路径，引进战略投资者，傍大款，借钱。当然上市最好。但是其中我们发现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也有企业在主动的，我们称之为进行反周期的觅食，反而寻找一些投资机会，昨天在北京我碰到复兴科技的郭广昌，他讲到这两年就进行很多反周期的收购，他认为中国最赚钱的机会还是跟资源有关的行业。不管怎么说，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他是考验我们企业战略思考能力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看法。如果一切发展得比较顺，可能考验的是我们企业做事能力和管理、执行能力。在经济不景气或者经济下行的环境下，可能恰恰是考虑我们企业战略思考能力，为未来做打算的能力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下面这一场论坛主讲嘉宾：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博士，有请赵博士。赵晓老师去洗手间了，这样子，他会讲一个多小时，因为我们今天人很多，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跟你们来互动，但是我希望企业家朋友如果在听的时候需要有哪些问题和赵晓老师，或者认为他讲的不对，或者希望他有更具体的想法，大家能不能写条子通过工作人员交给我，我们在11点以前留一段时间我代表大家和赵晓老师有一个互动，完了以后11点钟的时候，中间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圆桌论坛的环节。有请赵博士，大家欢迎。
赵晓：谢谢何力，他是我的老朋友。同时也特别感谢四川的各位朋友。四川是我经常来的一个地方，因为你们有一句话说，特别成都，来了就走不了的城市，我是深有体会。之所以来了就走不了，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见解，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四川没有排外，到四川这个地方，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感觉，不像中国很多城市，其实不太容易融入进去，成都是一个特别容易融入的城市，成都人没有什么框框，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像北京人那样经常有很多的大道理，这个地方的人总是很平实、很务实。所以为什么邓小平在四川重现，为什么讲那么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包括这一轮整个房地产的稳定市场的政策，在成都是在5.12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就出台了，也是全国最早的，走在全国前沿。包括市场复苏等，也是走在全国前沿，这些并非是偶然的，都跟当地的文化有一些关系。
今天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讨论一个题目，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的挑战与机遇。我们着重谈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包括我们宏观政策的应对。其中有一部分时间是跟我们企业家做互动，我们探讨一下企业在目前这样一个宏观经济背景下，怎么来回应，首先我们想，在重温一下今年两会期间总理的一个判断以及他的几点论述。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今年两会期间总理有这么一个判断，他说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这个前所未有不是说这两年没有，而是改革开放30年都从来没有过，总理说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同时，列举了五个方面的表征，第一，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仍未见底。应该说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也是不同寻常，这次金融海啸发生以后，从2007年8月份美国出现次贷风波之后，我们的判断一直是偏乐观，现在看来是有些盲目乐观。美国次贷风波爆发异构，说问题不大，说美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很快就会平息，我们判断全世界的经济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美国经济可能经历V字型的复苏，也判断中国经济仍将在夏天运行。这些判断都过于乐观，这些过于乐观的判断都建立在国际金融海啸或者国际金融危机对它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还不够冷静，也不够严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而现在在今年两会期间，温总理说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仍未见底，这是比较客观的一个看法。前几天在博螯论坛，我非常有幸参加这次论坛，同时也在现场听了总理在博螯论坛的演讲，他再次提到，他说我们宁愿把这场危机程度想得严重一些，把它的时间想得长一些，应对也更周到一些。这些论述是我们经历了教训之后得出的有智慧的见解。第二点，总理谈到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们国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成为影响全级的主要矛盾。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成为影响全级的主要矛盾，这是一个很不同寻常的一个新的提法。因为我们总是把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好，所以我们提又好又快的发展，快不是一个问题，怎么做到好才是一个问题。到今天全球金融海啸肆虐下，我们重新提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已成为影响全级的主要矛盾，总理还提到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有的还很突出。这句话也很重要，这表明我们当前所出现的经济的困难，并非只是宏观经济层面，并非只是国际外部经济危机的影响，其中还可能包括深刻的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这使得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要更加复杂。我们要应对起来也更加不容易，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
首先，我们想再给大家一点更多的关于全球金融海啸或者国际金融危机的概念。我们知道危机是从美国爆发，又是从美国最强大的金融产业爆发，这是不同寻常，过去我们经常说金融危机，很多金融危机是出现在一些小的国家，出现在一些小的经济体，但是这一次是出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成为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同时又是出现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金融产业。这个国家也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这个国家出危机不仅是这个国家出危机，是全世界出了金融危机。就像广深高速到香港这一段交通瘫痪了，全世界的半导体电脑电子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这就说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如果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全球供应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全球、影响全局。现在美国不仅是自己的金融产业，它是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它出问题就相当于全球出了问题。现在我们看这场金融海啸的广度、深度、长度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意料。比如深度我们跟亚洲金融危机做一个对比，亚洲金融危机是我们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所经历的一场大的危机，那么我们总结这场危机，其实也不过是2000亿美元的波动，在1997年以先，每年流入亚洲的美元是2000亿美元。现在反而是从这个地方撤出去1000亿美元，两千亿美元的波动导致亚洲这些国家出问题，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也包括国际经济组织，对这个地区进行了救助，特别是一些重灾区，比如说韩国，韩国的IMF对它进行了救助，但是所花的资金还没有超过10亿美元。但是我们说这场全球金融海啸我们看到，比如美国五大投行，现在只剩下两个。垮了一个，两个被别人并。我们看到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几乎要倒闭。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也要倒闭，美国全球的资产是17万亿美元，光是股市这一块，加起来是数十万亿美元的资产损失，全球用于救市的资金可能早就超过了5万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金融海啸，的的确确我们说跟以前所有金融危机在程度上是不可相提并论。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是一米多高的风浪的话，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的的确确就是一百多米高的海啸，所以它又得了一个名称，全球金融海啸，这就是跟它的深度有关系。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一场金融海啸爆发以后，全球所有的经济都受到影响，开始我们认为可能是美国受影响，但是很快整个发达国家受影响，然后从整个发达国家很快进入到新兴市场，进入到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在迅速的放慢，2006、2007年是这一轮增长的最高点，是世界经济每年的增长都有5%，2008年就开始回落，回落到3%点几，从2008年世界银行和IMF的预测是大幅度下滑，世界银行预测是2009年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不到1%，只有0.9%，从5%迅速下滑到不到1%，是这样一个状况。从今年以来的走势来看，全球经济走势甚至比去年世界银行所预测的还要差一些，比如说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欧盟经济都更差一些。日本如果从它当前来看，是12%以上的负增长，美国和欧盟是6%以上的负增长，接下来几个季度可能有好转。但是从目前的表现折合成年来看，是相当大的幅度。俄罗斯的经济2008年的世界银行预测是能增长3%，俄罗斯认为今年能够保持零增长，不是负增长就不错了，去年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是8%的增长，但是最近调到了7.5%，所以世界经济的表现已经比08年的预测实际上还要差一些。而09年的预测也是1%，不到1%的增长，从5%迅速回落到不到1%，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经济都受到影响，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完全的幸免于外，包括中国。从长度来看也可能会超出意料，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场金融海啸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调整。标志性的调整指的是经济处理之后，还会在底部爬一个长的时间，这场危机的本质是美国基民和政府过渡的消费、过渡的举债行为。我们认为美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其实他根本没现，他是借债，他各种各样的借债加起来超过5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17万。所以他要把资产负债表重新找回平衡，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包括他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他的居民也在增加他的储蓄。美国经济增长70%以上是高消费，消费不好经济增长就不好。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是靠泡沫拉动，一个是高科技泡沫，2000年已经破灭了，再一个是房地产、金融泡沫。2007年以来就破灭了。还有一个泡沫，就是美元泡沫，美元是资不抵债，美元是缺乏支撑，如果美元这个泡沫破裂，美元可能会贬值多少，罗杰斯有一个估计，美元可能会贬值90%以上，没有人相信这个。但是2009年以前，我告诉大家说，花旗银行它的股票可能最多会贬值98%，肯定有人说我疯了，但是花旗银行的市值跌了98%，现在只剩下2%，如果你手上有60美元，你理论上可以买下来，他可能会经历一个深度的调整。这些都证明这次的调整都比较长，当然还有不同的意见，前几天召开的博螯论坛上也是分成两派，很多人认为美国经济调整力量强，美国出问题就让它暴露，不像中国有问题或者欧盟有问题，根本不告诉别人有什么问题，你不告诉别人你自己也解决不了。美国相对来说有什么问题就告诉大家我有什么问题，然后再进行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有一派意见认为美国的经济调整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他不会出现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调整。是我们说上个世纪的日本长达15年的调整期，进入了15年的经济揣推。所以我们说这次金融海啸从长度上来讲，至少要估计得长一点。温家宝总理讲对经济危机持续时间宁可估计得长一些。所以我们眼前遭遇的是正如格林斯潘讲的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地球上活着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危机，正是索罗斯讲的，25年的帐一起算，某种意义上来讲，比大萧条还要严重。从这场金融海啸作为一个分解点，世界也进入到一个我们说新的历史时期。比如说我们看到，战后美国一极独大的格局已经被打破，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多极。西方主导的国家现在已经进入了G20，包括新兴国家加入的新的大国舞台所替代，我们看到的经济增长模式，贸易增长模式，货币、金融体系也都面临深刻的变革，但是怎么变革我们不清楚，比如周小川提出朝主线货币，这是一个思路，存在很多的争议，很多人不支持，美国肯定不支持。他不允许出现一个货币跟美元竞争。欧盟也不会支持，我们就想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我们现在就有点迷盲的时刻，包括旧的体系，包括经济增长体系，贸易增长体系，包括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其实都面临崩溃，或者已经崩溃。但是新的体系怎么建立起来，现在还不清楚，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们谈一下中国经济。我们谈这个方面谈得比较多，我首先想谈国际金融危机对全世界来说，的的确确是百年一遇的危机，但是对中国来说，其实也是百年一遇的机会。对中国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特别我们在讲对中国所造成的各种冲击、各种影响之前，我想把这点放在前面谈，因为这一点对中国更加重要，包括中国企业也要看到这里面的机遇。过去我们通常认为中国在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日本，那个时候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会更大，通常我们会认为中国需要再经历一个20到30年的变革中国才能够走入大国舞台的正中央，普遍是这么看。但是这一次全球金融海啸其实我们说使得中国提前了10年乃至是20年进入到大国舞台这里面，使得中国取得空前的战略机会，这是我们首先要看。所以我们说这场危机对中国来说，既是危机又是百年不遇的机会，这一点对很多国家来说是不成立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是全世界的班长，现在这个班长得了癌症，所以中国现在看上去就很像是一个副班长，而且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利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经济衰退的时候什么东西最重要，现金最重要，现在中国别的没有，就是不差钱。我们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20多万亿的居民储蓄，有60多万亿的金融资产，这就是我们抗击金融风险，也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抓住机会的一个筹码。所以我们看到金融海啸的时候中国提前10年到20年进入到大国舞台的正中央，同时我们说中国迎来了一个特别好的发展战略机遇，比如说过去中国大国要和平崛起，但是很多人曾经怀疑，因为他们说中国起来，美国肯定不乐意看到中国起来，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一个战略冲突，最后甚至有人设想可能会打核战。甚至还有人尽量喊出中国要准备西安以东的地区，等等这些说法，我们看到大国之间既有纷争的一面，同时也有战略意义相符的一面，我们看到金融海啸以后，美国要救市，中国要购买他的国债，他需要向全世界借钱来刺激他的经济，如果中国大量抛售美元，对美国是不利的。我们看到类似当年的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当年美国兴起的时候，英国曾经是全世界的日不落帝国，最强大的帝国，也鼓励了美国的崛起，英国有全球利益，她们但是他搞不定，所以他支持美国一起来搞定。现在也越来越类似，现在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多，但是他力量在下降，所以现在有了G20，有了P2，美国很强调中国跟美国的战略关系，博螯论坛的时候，上午是温家宝总理讲，晚上是小布什演讲。小布什讲了一句话很深刻，博螯论坛没有中国人参加就没有意义，美国要有未来，一定要跟中国有一个好的关系，彼此才能得到发展。所以金融海啸让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而且让中国赢得更宝贵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对我们企业来说，对我们中国经济来说，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来说，其实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说金融海啸不仅带来一些冲击，其实也带来了非常宝贵的机遇，金融海啸对中国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它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的美元投资和资产造成影响。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有大量的美元投资，包括美国，这次引发他金融海啸的刺激按揭债，中国每埋头的是最多，两房的债券我们就买了3763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的五分之一，20%，相当于印度持有量的一万六千倍，如果说美国政府不是接管了两房，而是宣布了两房的破产，可以说他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美国这样一个波动跟中国是有关系，中国两万亿外汇储备里面，接近一半是美元，有近一半是美元资产，因此美元的变化，美元的走势对中国是有影响。所以温家宝总理谈到，他担心美元资产的安全性，所以最近两年之后就做恢复，你不要担心、没问题等等，这是一个方面的影响。
再一个，全球金融海啸导致了发达国家，我们说市场的萎缩。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冲击，回过头来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影响。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正是因为有和平与发展这样一个我们说外部的环境，所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平均每年接近10%的增长，平均每年是9.8%，再看这接近10%的增长速度是怎么获得的，其中一台非常重要的发动机是就是我们的出口，我们的出口每年保持了10%几甚至20%的出口，过去更高，平均23%亿的出口增长，我们以20%多的出口增长来拉动中国经济10%的增长，这是中国一台非常重要的发动机，但是现在很不幸，美国的经济往下走，导致我们出口的发动机逐渐的在熄火。2007年我们贸易顺差47.7%，2008年贸易顺差逐渐有所恢复，但是我们出口增长和进口增长其实都在放慢，进入到今年一季度，我们还没有谈，我们净出口都是很高速的负增长，所以外贸这台发动机已经在熄火。这种中国经济长远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经济没有外贸的贡献，比如从2007年这两年来看，即使在内需很强劲的情况下，大概中国经济也只能实现大概8%、9%的增长，很难超过9%。而现在外贸的发动机可能在未来，不仅现在说要逐渐的熄火，而且未来的五年我们说也不看好，甚至未来的十年。这样中国转向内需增长，企事业意味着我们从超高速的过去30年平均10%的增长速度可能就会降到百分之几，这是增长的转变。不仅出口的发动机在熄火，非常不行的是我们投资发动机也正在熄火，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里面历来是贡献最大，在2007年才第一次被消费所超过。但是在2008年，由于我们紧缩政策，投资也逐渐的在熄火，上半年我们投资增长不到15%，一直到去年的十月份，我们的投资增长都只有14%。消除了季节波动的环比下降了1.4%，这个不同寻常，中国经济投资增长都是20%以上，现在连15%都不到。导致2008年中国经济迅速回落，上半年经济增长已经滑落到8.5%，8.6%，然后是工业下滑，到11月份，工业只有5.4%的增长。这样一个态势，这个经济增长急转直下，同时经济增长滑落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另外从它的趋势来看，实际上是直奔跌停板，朝零增长奔，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结合国际国内这样一个处境，我们的的确确发现中国是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期。比如说我们经济增长持续的速度，从发动机熄火出现的负增长，企业盈利也大幅度下降，今年1到2月份盈利利润下降了33%，再一个，财政投入也开始出现负增长，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过去GDP增长10%，财政收入增长20%甚至到30%，现在财政收入负增长了，也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2008年还出现了居民财富缩水，特别是股市，美国股市是跌去了36%，碰到了金融海啸，中国股市比美国还跌得多，是跌去了65%，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八千万到一个亿的股民代表中国中产阶级出现了资产缩水。而且企业出现半停产和停产状态，有30万家中小企业出现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有大量的返乡人群，我们估计有一千五百万农民工返乡，占20.3%，我去河南做调查，其实年后人数还在增长，仅河南一省回乡人数就达到一千万。使得中国经济陷到低增长的矛盾，各方面矛盾也都开始。去年11月5号，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四万亿扩大内需振兴计划，到现在以来，我们看整个扩大内需是否取得成效，我们对最新的经济数据做一点点盘点。我们首先看到是GDP比大家预想的增长要高，比如今年一季度GDP增长6.1%，这个6.1%不是一个很高的水平，甚至可以说是很差的水平。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我前面讲的，去年实际上到11月份、12月份，我们的GDP2%、3%，朝零增长方向奔，我们一季度增长6.1%，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得多，比大家普遍预料好得多，也就是扩大内需取得成效，如果没有成功我们一季度增长不会超过3%，现在有6.1%的增长说明扩大内需取得了成效。另外我们对GDP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我们发现真是GDP环比波动也出现正的，从刚刚过去这个季度开始，GDP的增长开始往上走，这是非常可喜的迹象。另外我们还看到在许多方面经济回暖的迹象，比如货币供应开始宽松，我们的信贷伴随着也出现放量增长，这些都是很好的迹象，都是很重要的迹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金融危机最大的危险，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银行会收缩。银行本质就是在大晴天送去雨伞。这就是一个很坏的。现在货币供应开始变得宽松，金融机构贷款以天量水平释放出去，实际上我们已经斩断了恶性链条，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恶性链条已经被斩断，这证明中国经济最危险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
再一个，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架马车已经转动起来，就是投资的增长。投资增长是26.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8.8%，比上年同期加快了4.8个百分点。这个也是很了不起。前面我跟大家讲到，去年我们的投资甚至连15%的增长都不到，而今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如果结合物价来看，实际上是真实的投资增长接近30%。所以投资这样一台发动机我们说至少已经开始转动起来，至少有一个地方传来了乐观的消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工业增长下滑得到了遏制。前面我们讲美国是全球金融中心，中国就是全世界的世界工厂，至少在中国占了很大的比重，整个工业在中国整个经济增长里面接近一半，所以工业增长的下滑意味着工业经济增长下滑，这证明我国经济走出最低底。如果你仔细看2月份增长了11%，可能一月份是负增长，今年1月份是我们工业增长最低的一个月，三月份我们增长了8.3%，整个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说明工业增长下滑的态势已经得到遏制。假如说工业能够维持，中国经济就有希望。同时消费保持了一定的势头，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其中三月份增长了14.7%，扣除了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5.9%，同比加快了3.6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尽管大家在金融海啸冲击下，由于扩大内需以来一系列政策效应，比如稳定经济增长，包括稳定股市，大家的消费是跟输入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能够稳定收入增长预期，包括财产增长预期，消费还能够保持，所以消费也还不错。我们看到中国的股市和楼市也出现回暖，全世界所有股市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开始往上走，走出了一波独立行情，这是难能可贵的。楼市从今年一季度以来成交量也是明显上升。一季度全国30个重点跟踪城市，30个城市总成交面积环比涨幅超过了50%。比如说北京，北京的楼市今年以来成交量不仅超过2008，甚至超过了2007年最高峰的时期，而且价格现在也开始小幅的反弹，同时可售面积连续四个月下降，库存也在下降。所以北京的楼市已经呈现出走出低谷的迹象。另外，前一段跌得比较厉害的深圳和广州，深圳第一季度成交面积是169万平方米，比08年同期暴涨1%，同时价格也止跌回升，广州也差不多，广州也有类似的迹象。所以我们看到股市和楼市也出现了新的回暖的迹象，成都可能更明显一些，成都是从去年11月份楼市成交量就开始放大，一直稳定到了可以说到了当前，如果按照一般的这种回暖到回转的这种时间表征，一般是两个季度，如果你两个季度都能够保持持续的这种回暖，这种放量，就意味着有可能回转。成都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率先回转。所以我们进一步观察大家就会发现，成都的房屋成交量里面不仅有刚性的需求，现在也开始有一部分投资性需求。这就是市场从回暖开始走向回转的表征。另外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数增长了10.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是11.2%。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8.6%。这个消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在经济危机下，我们的居民收入还保持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幅度，甚至比较高的增长幅度，这样一个比较高的增长幅度会继续支持我们消费，如果消费能够稳定，同时投资已经恢复，中国启动内需这样一个计划就有望完成。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外型，外部国际经济环境变得更差，我们外贸去年净出口接连下降，前两个月出口分别下降了2.2%，2.2%以及21.1%，整个进出口贸易总额下降了24.9%，其中出口下降了19.7%。这个是说明我们的外部还在下滑。外部环境比2008年更差。这也是金融海啸对我们，由于金融海啸使得外资没有钱了，没有现对中国的投资也相应的减少，所以对重要经济造成一些影响，除了前面我们讲到，我们说出口、外部形势不好，我们还要看到国内的投资，民间的投资、市场性的投资还没有跟上，比如说房地产投资，今年一到三月份同比增长是4.1%，这是一个很低的水平。2008年跟2007年相比，房地产投资已经下滑了17.5个百分点，今年投资继续下滑，这说明目前房屋销售主要在消灭库存，开发商对未来前景仍然没有看好，投资没有到一个正常的地步，投资基本上接近冰点，房地产投资代表市场性或者民间性的投资，民间性的投资或者市场性的投资没有跟上，我们前面讲到投资的恢复，投资这台发动机转起来，我们可以解释为主要的力量是政府驱动，是国有企业承担以及新开工的项目来拉动，是这样一个状态来完成的，而不是靠民间的投资和市场的投资。另外我们看到港澳台商的投资和外商的投资也分别增长了1%点几和2%点几，基本上是冰点水平。出口一落千丈，同时民间投资没有跟上，所以是政府投资这场独角戏，结合这些现象，我们对去年11月5号以来我们扩大内需整个成效，我们做一个概括就是12个字，市场有所回暖，形势依然严峻。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来应对，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应该做一些反省，对当前出现的经济困难做一些反省，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我们经济困难，我们发现既有外部性的因素，又有周期性的因素，可能还有结构性因素，还有体制性因素，还有政策性因素，这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当前的困难，而不是一两个因素。外部性的大家可以说了，全球金融海啸肯定是淹死了一大批企业，周期性的也是，房地产经历了这么大的增长，也有周期性的。结构性的也不用说了，我们过渡依赖外需，现在有结构性的调整，但是调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再一个我们看到也有体制性印象和结构性印象，如果从体制性来看，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特别加入WTO以后，我们希望中国经济越来越走向成熟的经济模式，但是我们过去几年是越来越走向大家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而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影响实际上大大加深，最重要的，比如说生产要素、资产和土地是控制在政府手里，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也是控制在政府手里，国有企业也是越做越强，民营企业越来越边缘化，企业家精神、动力都受到了冲击。再一个，政府的管制也越来越厉害，中国市场经济模式从体制变革来看，并没有走向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走向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跟世界上很多模式都不一样，中国现在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里面隐含了许多问题，特别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从2006年以后，民营企业都处在困难的状况。另外在一些政策性的影响，其实也值得我们去研究，比如2008年，我们实施和出台了许多的减缓经济增长的政策，包括在环保方面，包括在劳动力方面，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新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律可能是一个好的法律，从它的内容来看可能是好的，它的动机也可能是好的，但是它出台的时机，特别是2008年出台，这个时机值得商榷，比如女人生孩子，你不能说女人生孩子不好，但是这个女人刚上初一就生孩子，所以新劳动合同法在中国早出生了15年，这就叫民生大跃进。我们希望为民生做点好事，但是我们以大跃进的方式来做，其实最后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对企业没有好处，对民工也没有好处，他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回过头来对政府也没有好处，失业压力是政府来承担，谁得到好处呢？律师得到好处。所以我们概括起来说，金融海啸淹死了一批中国企业，同时我们紧缩的政策可能冻死了一批中国企业，同时我们制度转型，或者值得商榷的一些做法可能也搞死了一大批中小企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出现困难的综合的复杂性的因素。
下面我们怎么引对，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怎么来引对，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要做的事情，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企业有企业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从中央政府来说，冬天来了，你就应该送暖气。地方政府来看，根据地方情况的不同，可能加一个电炉子在旁边，企业来说要穿上棉袄，强身健体才能渡过冬天，前面讲的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首先我想谈一个观点，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思想上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思想上我们可能需要邓小平，邓小平是四川出来的，我只有到了四川才知道为什么邓小平会出现在四川，就是我前面讲到，四川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没有意识形态束缚，所以才出现一个很务实的邓小平，邓小平有很多重要思想，其中有两点我们值得学习。第一点，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不是经济学家，他不知道宏观调控有四大作用，但是他很清楚在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发展才是硬道理。比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这两个宏观调控目标更加重。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过去几年，我们在一定程度是偏离了小平的发展目的，我们现在常常物价论理，我们看到CPI高了，我们死活要降CPI，这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现在看CPI降下来了，跟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国际市场上都在下跌，别人生病了我们拼命吃药，这不对，以物价为调控目标不对。还有一段时间是股市涨得比较多，我们又看不过去，所以我们半夜鸡叫，打压股市。其实没有一个政府会用这样一个方式去消灭财富。楼价也是这样，现在楼价有些问题，很多人对楼价有问题，政府就说好，我去为你打压楼价，其实不对。房地产的发展要比楼价的问题更加重要，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发展，中国房地产能够保持发展，所谓房产泡沫，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在中国什么最重要，发展最重要，中国人均GDP才三千美元，发展在过大关，改革也在过大关，所以千万别偏离你的发展目标，千万别从发展论转向物价论。还有一个邓小平伟大的思想，他非常注重阶段，不超越实际，香港回归，一国两制多少年不变，承包制多少年不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少年不变，他一直强调发展阶段论。但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有一点点偏离阶段。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不错了，所以我们出台很多的政策，其实我们还差得很远，真的差得很远。当我们偏离了发展阶段，我们就会出问题。58年生产大跃进导致的结果是几千万人饿死，08年新劳动合同法导致很多人非正常下岗，这个结果一定会出现。所以千万别脱离你的发展阶段。如果回到邓小平这些思想，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来办，首先从政策应对上应该怎么办，宏观政策要转向全力保增长，不要谈别的，这个时候你就是必须应对这个东西，必须保住就业，我们说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保民生就是保和谐，保和谐就是保稳定，这对中国是太重要，经济增长甚至具有政治作用，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善，我们跟西方相比，我们缺乏历史的财富积累，老百姓普遍缺乏历史的财富积累，我们缺乏像西方那样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我们也缺少和谐的、包容的公民社会文化，这就使得我们经济危机一旦爆发起来，我们的后果要比西方成熟的社会更加严峻，他的经济危机通常就是经济危机，我们的经济危机可能会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所以我们的含义跟别人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一定要转向全力保增长，所以经济增长下滑影响主要任务，这是非常精辟的，所以当前各项工作要朝着稳定增长这个方向走，我们一定渡过这一关再说。眼下我们一定要先把怎么过这个冬天作为最要紧的。保增长最关键的事情又是什么，最关键的事情是扩内需，所以2009年两会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主要的预期目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不是说确保稳定，这是有点弹性，比较科学。但是还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增长目标。同时很明确的提出了2009年政府工作的原则第一条就是扩内需、保增长。因为你只有通过扩大内需你才能保住增长，外贸肯定是不行，这种情况下扩内需就成为保增长基本手段，在扩内需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投资，因为消费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时候下滑比较多的是投资，因此要回升的，主要着力点也是投资，能够抓住的也是投资。投资又是中国特大的预期，如果你在给美国总统出主意，你会想到没有办法。奥巴马说美国也要建高铁，人民说没有用，就算那么一点投资拉动也有限，所以在美国要找到一件事情做，是特别不容易。但是我们中国的情况不同，我们人均GDP只有三美元，我们有大量可做的事情，我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都没有问题，社会化现代水平都在追求，但是也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特别是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包括我们社会性民生的社会建设上，我们有大量的事情可做。这些事情现在可以做，将来也可以做。你可以放下来以后来做，慢慢来做，但是我们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事情没有做，所以我们就把他提前到现在来做，就赶紧把它做了。这就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前一段我去了江苏的盐城和江苏的连云港，连云港在孙中山当年的建国里面，是称为东方大港，发现现在孙中山的很多规划都没有完成，这次把孙中山建国大纲里面的一些付诸实施，北京是全中国最大的城市，大概也是全中国都市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城市。但是开过奥运会你们就知道，开个奥运会对北京市的市政水平，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当时我们在北京开玩笑说，说北京有本事的人都出去了，都没在北京，都跑到北京以外去了，到全国旅游去了，因为北京交通堵得一塌糊涂，所以呆在北京的人不得不忍受奥运会。总而言之，即使是北京，我们说这样一个全国最大的城市，现代化都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仍然有许多事情可做，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包括我们成都，成都还没有建地铁，可能会在这次扩大内需里面，可能实现这个梦想。这些事情我们就会把它提前来做，大家千万别小看，在这样冷的一个冬天，别人都没事做了，你还有事做，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亚洲各国没有事情做，我们通过第一次扩大内需，我们保持了一定增长幅度，我们就成了亚洲的大国，现在欧、美、日都爬下了，我们还有事情干我们还能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我们这次扩大内需跟第一次扩大内需比，我们面临着一些不利的情况，比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程度比上次更深，第二，我们中国经济比上一轮依赖更加严重，我们积累的各种矛盾更加深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扩大内需或者搞建设的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大家记得当年朱熔基总理是烧了三把火让中国经济走出当年的困境，第一把火就是发债，第二是投资，发了多少呢？一千亿人民币。用一千亿人民币来扩大内需。现在我们经济总量是朱熔基时代的三倍以上，所以我们至少要用三千亿人民币这种规模发债，然后投资的规模来拉动经济，但是其实我们说这次三千亿不够，因为这次危机程度还深，比当时的依赖更重，同时积累的矛盾也更多。用朱熔基时代的两倍甚至更多的资金来投，所以我们建议政府安排国债发行是五千亿到七千亿之间，但是两会之间我们看到政府是准备安排中央财政7500亿，比上年增加5700亿，同时国营企业发行2000亿元债券，由财政部发行，总共加起来有9500亿，比学者所提的建议力度规模还要大。我们提出是5000亿到7000亿，但是实际的规模达到了7500亿加2000亿，总共是9500亿，所以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国债规模、投资规模应该是够的，从量上来说应该是够的，所以各位，这又是一个机遇，我们今年这样一个规模安排出去，我们应该对中国扩大内需的成效，这个扩大内需目标的实现应该有非常大的信心。同时在财政政策方面，还要实行结构性的减税和推进税费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措施。所以我们认为财政目前的量这样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它的数量上来说应该足够，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这个钱怎么来花，量没有问题，怎么科学的花钱，花钱的方法怎么来花，还是有很多讲究，所以我们再做一点发挥。
第一，财政政策最大的忌讳是挤出效应，就是政府在花钱，扩大需求，但是它可能把市场的需求给挤出去了，最后总需求并没有发生变化，产生了挤出效应，最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的就是房地产方面。因为政府准备拿出大量的钱用于建保障房，这个怎么建法，怎么解决保障房的问题，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政府去建设，政府去建是会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现在开发商库存还没有消灭，现在政府又建房，相当于增加整个供应量，对市场其实是会有挤出效应，大家会购买政府建设的房子，开发商的房子卖不出去，整个总需求的扩大来说，最后是抵消的。政府也会采取另外一种办法，把这些钱直接补贴给老百姓，就是不是采取补砖头的方法而是补人头的方法，这是没有挤出效应，并没有增加供应，而是市场增加了一个需求。这需要引以为戒的效应是97年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董建华成为特首，他做了一些调查，了解了老百姓的需要，发现老百姓最需要得救是好房子和大房子，因为香港人的收入很高，但是房子住得不舒服，可以说比我们成都很多老百姓住得都不舒服，房子又小，房价又高。董建华处于这样一个考虑，推出85000套保障房供应计划，香港楼市爆跌65%以上，香港楼市崩盘导致房地产崩盘，香港很多人失去工作，楼价崩盘很多人买得起房子，但是楼价崩盘导致经济崩盘，使很多人失去工作，大家其实更买不起房子，因为你买得起房子的钱不尽根房价有关，而且跟收入有关，如果你的工作失去，你的收入受到影响呢？当前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当前很多地方房价已经暴跌，美国失业率已经达到8.5%，而且每个月以几十万的速度增长，美国人更买不起房子，除非等着中国人抄底。香港当年也是一样，导致从老板和老百姓大家都不喜欢董建华，董建华成为一个没有走到终点的特首。房地产是有泡沫的，但是这个泡沫怎么来挤它，美国现在就是采取降房价的办法。我们中国可以用发展的方式综合性的挤泡沫，泡沫既跟房价有关系，房价越高泡沫越大，第二是跟房子性能有关系，房子质量越好，泡沫就会越低，同时它的根据大家的收入有关系，大家收入越高，泡沫越小，中国可以通过发展的方式挤泡沫，中国可以提高住房品质以及稳定提高大家收入的办法来解决泡沫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扩大内需，使得中国城市这种城市化的版本，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版本甚至到3.0版本，这样以来发现很多房子就不贵，这好像是一杯水，这里面只有半杯水，我还是卖1.5元，卖3元大家觉得太贵，有泡沫，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卖1.5元，另外一个办法我不采用降价，我把一半的水装成满瓶的水，也是可以消除泡沫。所以通过扩大内需，提高整个城市化的水准，提高它的配套、交通配套、医院、学校等等公务设施，包括公园等，还有稳定提高大家的收入，所以我们前面看到，一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0.2%，如果考虑物价是增长10%以上。如果中国老百姓的收入能够每年增长10%，未来两到三年实际上有30%的增长，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房价，你会觉得他不贵。在耶鲁撒冷那个地方，三居室的房子在二百万以上，以色列收入水平比我们高很多，以色列1948年建国，他们人均GDP是三万多美元，所以三居室的房子120平左右，可能在200万美元以上，中国人均GDP是三千美元，如果未来十年到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你现在看很多房价根本不贵，所以中国有巨大的空间就是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另外房价也是可以降，房价可以降是几个方面，第一，开发商的房价降，这是开发商自己决定的事情，第二个可以降的是什么呢？就是交易成本降，政府的税费可以降。因为你买房，所谓房价其实包含了三个部分，一个是给开发商的部分，一个是给政府税费部分，一个是银行融资成本，我们现在知道银行利率已经降了30%以上，我们买房70%的钱是按揭，这个70%的成本降了30%，你总的购房成本已经降了20%以上，如果再考虑到政府税费可能降了20%几以上，这个税费以及银行的利率还有继续下调的空间，我们的物价到现在为止，从最高点算起，回落了10个多百分点，同时企业的利润率也大幅度下滑，银行的利率五次降息，只降了2.16%，所以银行降息远远不够，现在全世界中央银行都在做一件事情，把利率往零的方向调，如果利率往下调，对购房成本又是一个很大的降低，综合性的办法有利于把这个泡沫给挤掉。还有我们说财政政策要作为四两拨千斤，你不要认为政府手里有钱就可以随便来投，其实政府手里的钱是子弹一样，也是有限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政府少量的钱来激发民间的消费和投资，比如送家电下乡，家电政府补贴13%，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政策，再有很多地方，买房退税，其实也是四两拨千斤的政策，这些都很重要。再一个，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要准备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你要考虑危机可能不是一天两天过去，除此之外，我们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还要继续的跟上，我们认为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空间，应该下调到10%以下，信贷做得比较好。但是信贷宽松性能不能保持，有一点的疑问。以上我们谈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还要有资本市场的思维通过稳定股市来稳定中国的经济，这是跟第一次扩大内需不同，因为第一次扩大内需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个比较像样的资本市场，而这次不一样。其实前面讲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都是刺激性的政策，光有刺激性的政策只能让我们渡过目前的困境，但不能走过复苏的通道，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有改革的政策，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找到新的增长点，比如放开教育、医疗、石油石化等领域的准入，我说扩大内需的关键是中小企业能否发展起来，现在扩大内需，主要是国有企业，我们开个玩笑是猪生病了让牛在吃药，猪就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生病了，他们感觉到没有力量，但是我们扩大内需是本来上很牛的国有企业，给他吃药，他变得更牛了。从短时间来看也没有办法，长远来看，这个方向一定要改变。再一个是创新政府服务，创新金融环境。另外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有扩张效应的这些创业政策的出台，另外还要加大改革，特别在社会，像公务医疗改变方面迈出步伐，重建改革共识。一句话，中国既要凯恩斯，既要邓小平。没有凯恩斯，我们这个冬天过不去，但是没有邓小平，我们走不出这个复苏。中国需要扩大内需，同时需要新体制。这是政府方面。从政府的角度，我们建议在第一波扩大内需取得成效的情况下，需要有稳定的政策。同时需要第二步稳定的政策，以地方政府为主，因为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有的地方实际上已经起来了，有的地方还比较困难，有的地方还比较依赖房地产。这个时候应该鼓励各个地方去出台一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看各个地方的情况，差异性，能够出台不同政策。中央政府可以在后面看一看，如果发现第二步起来也不错，如果一看效果不太好，就可以把现在准备的弹药再进行打出来，如果我们有接二连三一波两波三波稳定的政策，中国经济就有可能从目前的回暖走向回转，回转就是一个V字型的复苏。
我们预期这样的复苏在今年第三季度能够见分晓，同时在2010年很明显体现出来。最后我们说一下企业怎么应对。其实这个更多的是留着我们互动和探讨。从我个人的立场，我一般是不给企业出什么主意，我比较欣赏周新任教授说的一句话，不要教鱼怎么游泳，企业家是大海里面的鱼，我们做研究的人只是在岸上的教练，但是你没有必要教鱼怎么游泳，你只要高度他外部环境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是讨论一般性的应对危机的做法，比如我们看到有几个做法，如果这个地方不行了，这个地方或者这个行业不行了，他就走了，他就换一个地方去，这就是三十六计的策略。另外我们看到转场、转行、转产品等等，另外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有很多企业可能上，在销售、品牌、结构等都上一个更高的层次，苦练内功。再一个是合，一看不行大家合纵连横，所以经济衰退的时候出现大量企业并购的浪潮。很多企业是会消失掉。上个世纪80年代，大概87年的时候，中国有一百个最大的公司，到了本世纪，只剩下不到15%，大部分都消失掉了，大企业是这样，很多小企业也是这样，或者并购，或者联合。我们预计在目前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可能会经历5年的联合，五年国内企业合纵连横的高峰，五年之后，中国出现一批，国内联合完成之后再进入到国际市场的联合，就会出现一批真正国际级的集团。在博螯的时候跟企业家探讨，冬天的时候，你要赶紧做好准备，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到冬天了，我们在讨论怎么过冬，其实已经有点晚了，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以前，你遇见了冬天的来临，就为冬天做好准备。为冬天储藏食物。很多企业是这样做的，比如中国远洋集团，在次贷风波的时候，他就预感到外国银行要出问题，就把他的钱转到了国内银行，手里有上千亿，他现在就去买最便宜的企业，收购一些企业。我还知道一些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帐上通常有十几二十个亿，股市最好的时候也不去炒股，一直放在那儿，特别少，你就感觉到他就是一个傻瓜，但是金融海啸来了，你发现他赢了，这就叫水库经营法，其实成都市都没有水库了，我们家还有个水库，我们靠这个水库渡过这个冬天，我们每一个建筑后面都有消防器材，其实这些消防器材100年都用不上一次，但是你不能说那些消防器材是不需要的。所以总结一个结果就是水库经营法，其实你要为冬天做准备。微软讲一句话，我们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华为也讲一句话，我们在经济危机之前我们就有所准备。另外一个战略是冬眠的战略，什么也不看，温州有一大批企业就是这样做的，他也没关，也不宣布倒闭，只要机会一来就起来了。还有一个是冬训，冬天是学习的好机会，机会成本不大，因为你没有多少事可做，相对要做的事不做。所以我们今天会场有三百多人大家聚集一堂，可以说也是冬训的表现。再一个是冬泳，你发现再冷的冬天，在北京、哈尔滨，甚至更冷的地方，你会发现有人在破冰而泳。主动的积极进取，特别是准备好的企业，是洗牌的机会，不是别人洗你的牌，而是你洗别人的牌。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先讲到这儿，一会儿我们还有两个互动的时间，接着进行探讨。
何力：谢谢赵教授。他首先从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要做哪些事情，有很好的演讲。其实有几个地方印象很深，一个是反复提到了邓小平，反复提到了四川人，反复提到两个邓小平两个发展，发展观和思想论，还告诉我们当前最核心还是经济自由度进一步有所增强，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技术的发展导致制造业所能够吸纳就业的能力是在不断下降的，原来造一辆车，现在一个机械手就可以解决了，服务贸易领域、第三产业才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但是在这些领域，政府的门槛和管制比较高的，医疗、教育、金融、电信，包括文化，包括传媒市场也是这样，这些开放一定会给很多中小企业带来很多很多机会。最后，赵博士说，实际上赵博士阶段论这个总结我非常同意，既有眼下问题，也有关系问题。对于当前如果没有政府开支，没有一季度这样的信贷规模迅速的增长，没有财政的力量，我们就恐怕没有办法渡过眼前的难关，所以凯恩斯主义是需要的。在雅布里论坛的时候，张工讲要告别凯恩斯主义，但是有一个阶段论的问题，就像赵晓先生讲的，从长远来看，还要靠邓小平，还要靠改革来发挥作用。谢谢赵教授，接下来有更长的时间来跟您互动，有两个具体的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一个您讲到了，企业可能做的或者一般意义或者规律上能够做得事情，其实我很想知道，也许在座企业家朋友也想知道，有没有更具体的机会，比如哪些产业或者行业发展上会有更多的机会，昨天我碰到一个先生，他是做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他说在环保领域有很多很多发展机会，比如说复兴实业讲资源行业有很多很多机会，所以他拼命并购资源行业，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讲，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具体的成长机会选择，包括信贷也比较宽松，或者是冬训，冬训是不是还可以包括引进更多的人才等等，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建议。第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贾康先生一直在号召或者鼓吹希望有新一轮经济刺激的计划出台，现在看一季度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赵先生怎么看，中央政府会不会有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如果有，有人说更偏重于软刺激方向，从政府开支更多的向刺激消费或者民生方面。就这两个恩情。
赵晓：谢谢何力，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有很多年的合作。他对我刚才概括都非常精准。他对我提的两个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下一步有哪些产业和领域是看好的，应不应该有第二波的稳定经济的出台，或者内需政策的出台。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有许多历史性的机会，但是有一些不是我们民营企业能够做的，比如基础设施的扩张。这主要是中央政府在主导。你看我们一季度的投资，主要是中央政府投资在增长，国有企业投资在增长，新开工项目在增长，这些和民营企业关系不是很大，港口等我们只是做一点配套，他吃肉的时候我们喝点汤，跟他配套，担当一定的角色。再一块，我觉得有些领域可以考虑，下一步政府会不会放开一些，比如我们现在中国的私人产品有过剩，但是我们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是短缺的，比如教育、医疗都是远远不够的。北京是全国医疗条件最好的，但是我记得我的一个亲戚，为他的父亲挂号，头天三点去，第二天都没有挂上号。
主持人（何力）：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华西医科大的口腔很好，排队也要夜晚两点去。
赵晓：还有人大附中，教育司长介绍都进不去。你看准公共产品是何等短缺，但是这恰恰是下一步我们认为应该改革的机会应该出现的增长点，政府可不可以把这个领域放开，政府现在也在推进新的医疗改革，将来管和做可以分开，尤其是政府管理还是政府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可以放开，这样就会给民营企业极大的机会。
主持人（何力）：跟公共产品领域可能相配套的上下游，一旦推进，在药品技术这方面也可能有机会。
赵晓：在博螯论坛的时候，我见到欧洲最大的PE基金公司的经理，按柏森最看好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医疗领域，他们如果要投，肯定在一亿美元以上。所以我们预期让外国人去投，为什么不让中国民营资本进入，他只能局限在比较狭窄的制造业领域，制造业领域也就是在欧美市场。我们这些供应严重不足，无论是卫生、医疗都是很困难，这些能不能成为下一步改革重点。我觉得会有下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从我的感受来看，在博螯论坛温家宝总理心中有数，这是比较轻松的一次会，因为中国经济显现出好的状况。老实说，现在市场形势并不是特别好，市场没有跟上，政府是热的，市场是冷的，政府如果有第二波、第三波持续扩大内需的政策出台，回暖就会变成回转，市场预期就会跟上，这样中国经济就真的会出现全球金融海啸中第一个或者说率先走出来的国家。
主持人（何力）：谢谢赵教授，有关经济危机下企业发展和变革有哪些更多的机会，我们接下来有个环节跟大家进行讨论，接下来会有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博士曾涛先生，以及西南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副所长唐小飞先生将与赵晓进行精彩对话，请大家休息片刻，我们呆会儿再见。
【圆桌论坛：赵晓、何力、唐小飞、曾涛】
何力：开会论坛总是希望有些互动环节，刚才赵教授一个人在讲台上讲了一个半小时，从国际讲到国内，但是赵教授毕竟不是我们四川人，你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下半场圆桌讨论期间，一定要请赵晓教授和我们四川两位经济学界博士，我们大家共同讨论企业家所关心的更多的变革与发展的具体的问题，接下来还是有请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博士上台，大家欢迎。我们参加下面圆桌会议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博士曾涛先生，曾先生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独立的企业管理咨询方面的战略专家。还有一位年轻人，说他叫四川的许三多，怎么叫许三多，一会儿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他是西南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副所长，四川鼎点咨询管理公司首席咨询管理专家，唐小飞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下面我们就进入接下来圆桌论坛的讨论时间，刚才上午的时候，赵晓教授围绕经济危机这样一个环境下企业变革与机会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我们今天四川很多企业和四川经济发展面临着很多，我相信在座诸位能够深切感受到独特的问题，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也邀请来自四川的两位经济学人能够和赵晓博士一起就四川的企业，他们在成长和变革过程中还面临哪些具体问题怎么去解决，展开一个圆桌互动。我想听的上午赵博士的演讲，曾博士和唐博士可能有同意的地方，好像也有不是很同意的地方，因为赵博士对四川许多具体情况不了解，或者您觉得他的观点宏观上看得比较到位，但是怎么做呢，怎么在微观方面发挥作用呢，好像提得不是很多。曾博士。
曾涛：首先今天上午我们听了赵晓博士的演讲，应该说是非常精彩。我另外还有一个身份，是来自于企业界和职业经理人，来自企业的朋友可能非常关心微观运作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在座很多来自企业界的朋友和我一样，对这次金融风暴、金融危机带来对我们实体经济的冲击都是感同身受，而且我想在座各位企业朋友和我一样，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应对，实际上我们这里面会遇到两类问题，一类问题是我们有些行业是在整个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表现得是比较困难，有的行业是在这种金融危机冲击下，反而有新的机遇的企业。前者在思考如果渡过这个冬天，后者思考的是怎么去抓这个机遇。我想今天我们听了赵老师的演讲，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赵老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演讲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谈到新劳动法的问题，实际上我知道赵老师在很多场合都谈到新劳动法的态度，其实我是想表达的，对于企业来讲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从我的角度，从我工作的实际经历来看，我们从企业这个角度，可能部分企业特别是加工型的、制造型的中小企业对劳动法的支持，可能态度是比较明确，不太愿意在现阶段，就是我们赵老师说的阶段论，不太愿意让劳动法来改变自己的经营结构。反过来有些优势企业不这样看，包括我本人，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政府、国家能够出台带有强制性的法规，实际上帮助了我们优势企业完成了对竞争对手的这么一种限制，实际上从产业环境来讲的话，这种政策可能在某个阶段出台稍微早了一点，但是实际上对我们企业两个方面去看，优势企业还是比较欢迎这样的，因为这样的竞争，从产品层面的竞争来讲，从企业层面的竞争来讲，我们多了一个竞争的来源，多了一种竞争的力量，因此我觉得，有这样的新的劳动法，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有好处，当然对部分企业带来的弊端更大一点，所以联想到我们金融危机情况下，实际上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刚才赵老师也谈到一点，中国政府有比较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我们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像赵老师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国很多政策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在企业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感觉我们对后市的担忧不是减少了，是增加了。国家越做这样的政策的拉动，我们反过来越担心，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挤出效应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把市场功能弱化了，实际上我们本身中国还不完全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是迅速拿出了很多强有力的措施来避免危机的蔓延，但是企业为什么担忧呢，我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企业会担忧什么问题，会担忧这个政策过去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就是刚才谈到第二步怎么办，现在第二步看不到任何有效的制度安排，刚才赵老师提的是第二波是地方政府，其实我觉得应该以企业为主，以民间为主，但是企业对后市的担忧现在不是减少了，是增加了，因为我们担心这个四万多亿信贷完了之后怎么办。我们一方面担心通胀，虽然现在近期我们央行的领导出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明中国不会有通胀，企业认为，这是一个信心的鼓励，并不是一定不会发生的问题，企业非常担忧一个是通胀，一个是国家这个钱投完了以后，下一步没有举措怎么办，就像吃兴奋剂，生了病，非常疼，打杜冷丁，老打就上瘾了，不知道赵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何力：谢谢曾博士，他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不同意劳动合同法出台的时机，因为企业发展阶段不一样，有的企业发展得很好，这可能是他很好的门槛，提升自己素质的一个机会，其实你赵博士，我记得不久前也写文章谈过这个问题，你说企业规模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甚至技术不是最重要问题，甚至人才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你提了一个概念，企业相对资源的宽松度可能是衡量一个企业可持续经营很重要的指标。对啊，你怎么还能够简单的认为劳动合同法就是今年是有问题，对不同企业是不一样呢？
赵晓：谢谢何力。何力今天的角色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其实学者的观点不是非此即彼，其实往往是平衡的，常常是有条件的，在这个条件上说得出这个结论，在那个条件下得出那么一个结论。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尖锐，我理解曾博士的几个观点，一个是反对新劳动法出得过早，这个观点没有反对，他反对的是给某些强势企业一个机会，借这个劳动合同法对行业进行洗牌。包括成本正常化，他说这样一个因素加进去之后，弱势企业就更加活不下去，给强势企业一个洗牌机会，借这个机会进行洗牌。这个应该说是我没有什么否定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好评论的，为什么呢？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刚才讲到，经济危机带来的是一定是洗牌，不是别人洗你的牌就是别人洗你的牌。但是从公共政策，我们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它是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然后看大多数人，所以比如曾博士强调最高分的部分，包括企业的感受，包括某一类型企业的情况，但是我们看的是总体情况，总体情况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进入到温家宝总理讲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时期，包括我们下岗和返乡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反思这个法律出台有点过早。但是我们要把最高分去掉，最低分去掉，公共政策不考虑最高分，也不考虑最低分。
曾涛：赵老师的观点我也表示赞同，从宏观经济层面和更大范围来看，我们是要保护发展阶段中最主要的一些企业。我对这个问题其实思考很长时间，我在实践当中有一些感受，就是我们经常去寻找在宏观层面，悄然发生一起力量就是搞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从新经济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现在在新经济来了以后，创造性破坏力量正在加强，也就是说我们从宏观政策制定上，刻意保护我们有阶段性特征的产业，哪怕它是从效率来看，是不太好的，或者是低端的，从产业链、价值链上是低端的产业，我们也在保护，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能够获得9.8%的增长，我们一步一步变成了世界工厂，我们有很多通过全球一体化转移到中国的制造业产业，这种梯度转移来了以后我们都接受了，发展得还不错。这种创造性的人，搞创造性的人经常有，天天都在发生，我们政策制定要保护这种我们认为是主流的，是主要的，是不是很好的一种办法，只要反过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去鼓励这种搞破坏的人，搞创造性破坏的人，搞洗牌的人，搞改变竞争规则的人。
何力：谢谢，博士讲到参照物的标准。还有一个问题，也许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劳动合同法出台的时机非常好，正是劳动合同法出台好的时机导致很多企业被淘汰掉了，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就是曾先生说的创造性的破坏。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谈到了，关于经济刺激计划中，下一步很多企业觉得不是很合适，有担心，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赵晓：那就回到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不评论了。我同意目前企业家的担忧有一定的道理，原因就在于我前面讲了，目前我们扩大内需这个政策的客观效果是猪生病了给牛吃药，实际上很多民营企业、很多企业家并没有从扩大内需里面获得好处，当前获得收益、获得好处的，承载扩大内需任务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越来越强，从短期内是强化国家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民营企业家的担忧和不满是绝对有道理。这个我很赞成。所以我是说，这个只能作为短期，因为宏观政策我们请注意，宏观政策一定是短期，这个短期进行总量性的调控扩张或者收缩，随时根据情况进行调整。所以我们说既要凯恩斯，又要邓小平。至于曾博士提到的两点担忧，第一担心通货膨胀，担心通货膨胀呢，短期不用担心，我相信的的确确短期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冬天里面我们要担心有人会冻死，从去年第四季度就看到，工业增长基本上就是1%，经济增长就是零增长，这样剧烈下滑是中国经济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在这个冬天里面，改革开放所遭遇最寒冷的冬天里面，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大量有人冻死，而不是热死。宏观政策更多的是讲眼前，至于将来有了通货膨胀的苗头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宏观政策是收缩的，比如把利率积极往上拉，把货币大量往回收，该上的项目我就不给你上，他有很多办法，在什么时候就说什么时候话，真的通货膨胀的威胁来了，治理通货膨胀比治理通货紧缩容易，只要把总闸门一关就OK，但是要治理通货紧缩更麻烦，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是通货紧缩的威胁。从一季度的判断来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已出现轻度的混合型的通货紧缩的现象。这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威胁。曾博士提到另外一个担心，担心它破坏创造性，毁灭自然进程，影响结构调整，这个担心也是值得警惕，我并不反对。宏观调控是不要让你大起又不要大落，又不破坏正常的创造性，正常的市场性调整，这就是宏观调控要做的事。顺带说到一点，曾博士比较同意政府搞一个劳动合同法是好的，但是搞扩大内需是不好的。因为这个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管制，本来劳动者和资本家签约就完了，你相信了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有点机会主义。
何力：谢谢赵教授。我想曾博士有很多问题，接下来一会儿再和赵先生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有请唐博士，唐博士有什么问题和赵晓来交流。
唐小飞：刚才何总上来的时候介绍我是四川许三多，我澄清一下，因为我想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是一名军人，大家知道许三多是一名军人，我是去年12月31号正式离开部队。这是他们把我称为许三多的一个原因，许三多有一个非常能够吃苦、能够坚持的品质，因为我大概是三级跳，这个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小学、初中、高中都没有毕业，然后自学，一年完成硕士研究生，两年半完成博士研究生，从博士到博士生导师只花了四个月时间，这就是三级跳，这就是他们叫我四川许三多的原因。
何力：你这不是许三多，许三多对外界变化不是敏感，你这是超敏感，超天才。
唐小飞：我有这样一个问题，目前企业界也好，经济学界也好，对产业升级、产品升级这两个概念提得比较多，可是对我们企业来说，该不该升级，怎么样升级，升级这个东西究竟适不适于我们中小企业，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但是国家又在大量强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过去三十年，世界这样一个制造业的转移，转移到了中国，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制造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学上的两大问题，一个是经济增长，二一个是充分就业，我们说印度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是接受了世界服务业转移中心成为了软件业全球第二的这样一个国家，可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中高端，应该是软件行业，他实现的就业是200万人口，而中国仅仅是出口、贸易这个部门，创造的就业人口就是1.5亿。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与其选择做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不如去做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可是我们知道在低端我们创造了很多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这个矛盾怎么样去解决，我就想去赵老师。另外一个也是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大家最困难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我们银行的信贷融资提供给我们中小企业的仅占20%，总共资源的20%，而我们中小企业却创造国家经济正增长50%，这次国家在经济调整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措施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具体困境，请教这两个问题。
何力：非常好的问题，这个生意不管怎么说是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你让我升级升级，但是市场都没有准备好，企业难以维持。这是一个老话题。
赵晓：谢谢，能够看出来，唐博士是一个很有社会关怀，同时对现实的情况也非常敏感、非常了解的一位学者。其实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跟东南沿海的失败有关系，东南沿海这几年老在讲产业要走高端，所以要把那些企业赶出去，劳动密集型的，他以为把笼子腾开，新的鸟就进来了，结果新的鸟没有进来，旧的鸟又跑了。怎么看我们国家过去发展的道路，其实我们过去，第一，中国经济3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9.8%，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一个增长奇迹，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经历如此快的生活改善，这是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评价。另外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情况做得也是比较好，刚才他讲的给我们外贸部门创造了一个多亿的就业，中国经历的快速的，尤其过去这十年，经历的快速的城市化的进程，大概每年有1500万人融入到城市化，这个实际上是跟就业，这些人到城市找到工作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过去这几年，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这两块，发展就是硬道理，其实这两块做得还不错，现在大家一直嚷嚷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要升级，但是落实到行动，就是有点拔苗助长，想方设法把劳动密集型企业赶出去，包括珠三角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几十万人的工厂都被赶走了，换一个高科技的进来，但是人家没进来，这个金融海啸就更加不进来了。所以中间就形成一个真空地带，其实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存在可以检讨的地方，腾笼换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有一个企业想要进来，到这边办厂，办一个高科技的企业，这个附加价值更高，我就可以跟企业商量，你能不能把你的厂房买给我，你也经营不下去，干脆卖给我，或者我们来合作。通过更高的附加价值，把附加价值创造能力更低的退还掉，通过自然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把所有成本提高，强迫把你赶出去，产业结构就升级了，这是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目前遭受了重挫。我们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应该是一个逐步的，是市场主导的过程。
何力：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这是不是有一点像有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汽车的状态，百姓的偏好，政府老觉得出租车不行，我要换机。杭州有一部分要用奔驰车，因为德国的出租车都是奔驰车嘛，我们杭州也要用，现在看来奔驰车也都没有了。
赵晓：何力讲的非常好，各位，你们坐出租车是不是一定要坐奔驰？不一定，奔驰很贵啊，大家能坐车就行了。城市发展到一定的时候需要出租车更好就会逐步换了。其实你会发现，表面上政府告诉你说我这是在搞产业结构调整，我是在让城市出租车产品结构调整，其实背后都隐含着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可能换车过程中他又捞很多好处，他把地卖给别人的时候得一笔好处，他把别人赶都又得一笔好处。所谓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或者产业结构调整以这个为幌的，其实出租车的例子，其实背后很多利益在驱动。
何力：唐博士刚才提的问题我也在思考，无论是作为政府来讲，无论是企业和政府都不要盲目的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反过来，我们企业是不是需要成长和进步，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在价值链的低端，我们要做哪些工作，我们是一个简单制造业，但是即使是简单制造业这个价值链也不光是制造这个环节，你还有品牌，你还有品牌，也还有营销，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很多工作来提升？
赵晓：其实何力讲的这个过程唐博士也做了一个调查，可能你才会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到各个地方去看，你会发现已经开始出现。比如福建的靖江，那个地方一个镇就有上千家帽子厂，或者一个镇有上千家鞋厂，这几年经历结构调整，你发现有一年中央电视台世界杯，你发现那里面的广告全是靖江的。那就是朝着品牌的方向走，有品牌的一件西装两千块钱，没有品牌的二百块钱。
唐小飞：这就是我们企业最应该做的，怎么样在品牌上下工夫。如果低端的产品做成了品牌也有很高的价值存在。其实我们所说的低端主要是三个含义，一个是你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比如说生产，为别人提供整机的配套，还有一个你在产业里面你生产的是低端产品，比如说低能耗的或者廉价的车，还有你本身可能提供的产品技术含量比较低，其实我觉得在国外，比如说茶叶，我们国家是茶叶生产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可是利润真正高的而是在做品牌那一段，而并不在生产这一段，包括纺织、服装业也是一样，低端和高端不是判别一个东西好和坏的问题，关键是你能不能把他做成品牌，还有这个东西和你的资源能不能最佳效果的匹配出来。
赵晓：非常好，另外我了解耐克，有些工厂是给耐克贴牌生产，但是后来贴牌贴牌，生产之外我就跟耐克生产，你看我还能帮你做一些专卖店，就把这个专卖店也交给他了，他说你的某些设计也可以交给我，我也可以帮你做，这个厂就慢慢的朝着微笑曲线的两端，已经朝这个方向在走。
何力：我又想到一个例子，有一家公司给戴尔电脑公司做配送的，他慢慢就建立了渠道，他说再好的电脑有坏的时候，他说戴尔电脑坏了，我就把这个修的钱赚到了，我不仅送电脑，还修电脑，开放式创新、合作创新可能比科技创新机会还多。
赵晓：何力讲的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在讲创新战略，而且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包括产业结构调整都是喊得最响的口号，在产业结构调整这种很漂亮的旗帜底下，其实隐藏着很多错误的东西，我们现在提创新，创新也是很高的东西，大家也在讲创新，但是这个创新旗帜和口号下其实也有很多误区。
唐小飞：创新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破坏性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肯定要破坏旧的东西，只是程度高低而已。所以我觉得创新这个东西，它确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刚才说到品牌问题，我想起广东有个中山，中山有个晓澜镇（音），他当时就是给韩国三个7打工，把你所有程序、所有制造摸清楚了，然后自己注册一个品牌这样做。
赵晓：我觉得中国人过于强调硬创新，就是技术创新。而不太注重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刚才何力讲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国比较重视的创新是国家创新，攻关工程，比较重视单个企业的创新，不太强调联合创新，但是我们知道国际上非常重视软创新，他组织什么，联合创新。比如英特尔，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有U盘，U盘是谁发明的？很多人不知道，是英特尔发明，他只是把里面最核心的部分保留自己来做，剩下的全部开放，鼓励各个企业来生产U盘，联合经营。但是这一点点赚的钱比他垄断经营赚的钱还多。中国企业不善于做联合创新，第二不太重视这种创新。在某个领域达到世界一流就成功了，这跟结构调整一样，也是有很多误区。
何力：刚才唐博士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
赵晓：刚才何力讲得很好了，这是老大难的问题，不要以为这一次就能够完全解决。金融海啸是一个机会，危机带来改革。中国的改革都是跟危机有关，不到危机的时候人们不愿意改，这次对中小企业的重视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主要原因是发现中小企业不仅创造了一半以上，而且创造了就业70%以上，如果中国人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等于说你什么都没有了，这批人就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所以就业问题至关重要，所以这使得中小企业身价倍增，这就使得政府重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所以创业板今年最快三季度就会推出来这就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问题，另外小额贷款也会出来，鼓励更小的个人创业出来，还有私人的PE，这个也在做，他可以相对来说具有灵活性的的投资。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金融海啸、危机危机，给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解决，受到政府的重视，制造了一个新的机会，但是恐怕也不可能指望。我个人认为借这次金融危机机会引导更多民营资本进入到商业银行领域，因为这个问题叫了很久了，我们自己做得很好，国有都是大银行，我做一笔一个亿也是一笔，做十笔一千万的，一百笔一百万的也是交易，很费劲，大银行永远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
有一位企业家朋友提了一个观点，他有一个观点，希望我给一个评论，他说中国没有金融危机和海啸，中国经济下滑是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和产业结构不合理，而全球金融危机在2007年爆发对中国的经济是好事情，在全球箫条经济时期，要求是唯一，而中国政府四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家电、汽车下乡是在严重产业过剩企业，而不是刺激消费和需求，政策导向错误，不能使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企业绝不能更加好。首先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我们看到四川人思想是比较开放，没有什么框框，这个地方生活很安逸，大家在一起也是放得开，没有意识形态束缚，也没有排外，也是一家人，提出很直接了当的观点。首先我对这样的文化和会场的气氛和方式我特别喜欢。他说中国没有金融危机和海啸，他说中国经济下滑是结构问题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他说是这个问题导致的。这个我只能同意一部分，因为金融海啸导致的是中国的出口整个没有了，2007年出口占了中国GDP的30%，所以你不能说跟金融海啸没有关系，中国是没有金融海啸，我们现在主要不是金融危机，是经济下滑，但是金融海啸对中国的经济是产生了影响的。2007年出口占整个GDP的30%，这一块是受到重创，不能说没有影响。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多因素导致了经济的困难，前面我谈到金融海啸淹死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然后紧缩的政策又冻死了中小企业，然后政策转型又搞死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当前困难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不太同意把所有困难都归结于这个因素。第二，在全球箫条时期，中国政府四万亿的投资振兴计划是严重产能过剩的企业，而不是刺激消费和需求，这一点我同意一半。因为这本身就是需求，需求包含了进出口，包含了投资，包含了消费，你现在进行投资，投资就是需求，是总需求的一部分，总需求三大构成里面一部分就是投资，当你谈投资的时候你就是在谈需求，所以我们不能说刺激消费和需求，而不是刺激需求是错的，而不是刺激消费是对的。
何力：谢谢赵博士，赵博士有同意和不同意，同意50%。由于时间关系，围绕这个话题，我想请三位能不能简单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在这样一个经济危机环境下，立足于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我们怎么能够进行一些变革，有哪些路径，每个人一分钟最好，也可以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
曾涛：借用赵博士的一句话，现在的政策是猪生病了牛在吃药，这个牛是国有大企业，我是来自于央企，我有这个感受，确实是猪生病了牛在吃药，对于我们国有企业也好，优势企业也好，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发展之路怎么去考虑，我个人观点是这个药要适当的吃，但是不吃是不可取的，因为有补药你为什么不吃呢，这个补药也是一个机遇，但是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就是整天大鱼大肉，回头还得到健身房去，否则你就得脂肪肝、高血脂一大批病。我们民营企业抓住的是机遇，但是注意机遇产生陷阱。对于中小企业来讲，这一次金融危机背景下，你没有什么补药可吃，轮不到你吃补药，没关系，你就搞什么你就搞创造性破坏，搞我们刚才唐博士说的创造性创新。你多思考一下商业模式创新问题，这不是你练内功的问题，你边练内功边思考模式创新问题。赵老师考虑的是更多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问题，对于在座企业家来说，我们更多的考虑在未来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发展机会。谢谢。
唐小飞：我还是借用产业升级话题来提一点，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你已经具备了升级的条件，我们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尤其是国家出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扶持的政策，对你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你不具备条件的，我认为生存是你当务之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保住自己的市场不被侵吞，怎么样保持这个地方先生存，如果你连吃饭都吃不起了，怎么样谈改善生活品质呢？所以你要加大自己在营销力度方面的措施，尤其在产品性价比方面去做更详细的工作。
赵晓：危机危机，是在危难中有机遇，所以我想把温州人的一句话赠送给在座企业家朋友，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谢谢。
何力：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上午全部的论坛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赵晓博士，也谢谢曾博士和唐博士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下午我们还有更精彩的部分，下午我们将会请到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先生给我们讲他这个企业如何在这样一个专著领域，在外部环境并不是特别优越的领域长期发展，如何克服了福布斯富豪榜下跌的魔咒，他这个企业如何长青，下午他将和我们分享这个经验。下午1：30准时开始，谢谢大家。
4月23日下午：刘永好：中国企业家30年：与时俱进的超越之道
何力：大家下午好，一天脑力激荡还是比较疲惫，下午还有这么多朋友，真的非常高兴。今天下午的论坛环节非常荣幸请到了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好先生来给我们做一个主题演讲，刘总，其实我相信大家很熟悉他，因为大家都是四川的企业家。我其实在刚做记者不久，大概在93年的时候，也曾经采访过他。他第一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十几年过去了，新希望集团已经过去了20年成长里程，刚才谈话的时候说市场经济活动是有周期的，如果一个企业经历了经济高成长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又经历了低谷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他的经验，他如何能够去克服或者是逆周期而动，如果超越外部环境起伏给自己带来的变化，而实现永续经营的理念，这其中最宝贵的是刘总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刘总刚刚从国外回来，今天早上才到成都，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永好先生给我们做主题演讲。他的题目是：与时俱进的超越之道。大家欢迎。
刘永好：各位企业家朋友下午好，不好意思我刚刚到东南亚走了一圈，最后一站到新加坡，昨天下午在新加坡会见了一些企业家、一些朋友。下午李光耀在总统府专门见我，我们谈了一个小时25分钟，谈得非常愉快，这是我第四次跟李光耀先生单独的沟通。李光耀先生非常关心在金融风暴大格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情况，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怎么样面对这个困难和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从我所理解的角度，从一个中国民营企业角度跟他分享、给他沟通，同时他也讲到很多对中国的看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看法，对规范治理国家的看法，对人才精英治国的看法，我受益良多，我昨天晚上两点起飞的飞机，回到成都是7点过点，所以现在头还有点晕晕的，讲得不对的希望大家理解。很高兴第一财经何力先生，也是老朋友，在成都搞这样一个活动，恰逢全球金融风暴，全球多数国家经济出现了下行，很多国家大幅度下行，从金融影响到实体，我们国家也同样的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四川跟全国一样，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主持单位希望我跟大家一块沟通一下，让我多讲讲，由于我现在头脑还是晕晕的，我就少讲一点，坐下来多跟大家讨论一下，下来大家有什么好的见解或问题提出给我们分享，我们共同来讨论吧。
我想要讲一讲在金融危机这个格局下企业的应对之道是每个企业都是不同的，不能够把人家的东西原版不不动的照拿过来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不妥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也跟很多的企业界朋友，经济界朋友也交流过，我想从我们的企业在这种新格局下怎么样来应对，怎么样过冬这个角度来谈起。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新希望集团是四川的民营企业，有27个年头。这27个年头我们从没有到有，从小到大，从逐步的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在全国基本上站稳了脚跟，我们现在逐步开始在东南亚，在国际上布局了。我们取得了较好的业绩，这些业绩看数据来说，我们08年完成了480亿销售，比07年增长了超过150亿，而07年我们完成了大概是300多亿的销售，又比06年增长了100亿，大概在上个月，我们四川省委省政府表彰一批四川的企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对抗震救灾作出贡献的一些企业，很荣幸我及我的集团得到了300万的政府的奖励，这300万虽然对我们集团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的光荣。因为这是在抗震救灾这个过程中，我们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作为家乡人。在金融风暴这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净增超过了150亿，我们感到骄傲，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政府对我们企业发展的肯定，也是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肯定，我是这样认为。同时我觉得我们希望下一步做得更好，09年尽管全球金融风波，我们影响也不小，但是我们仍然想看看我们的销量再增100亿行不行，超过500亿的销售是肯定的，我们是这样想的。今年两会期间，作为一个政协委员，也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和采访，当时我也提出了关于怎么样帮助农民解决就业，克服困难，发展现代农业这方面提出了不少见解，也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创业这27个年头，我们始终在农业领域在耕耘，我们把农业作为我们最重要的核心的一个产业，实际上08年我们的销售超过90%来自于农产业，我们的利润相当一部分也来自于农产业，我们的发展大概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概用了十多年时间，从82年开始到大概是95年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是起步期，或者叫创业期，这个阶段是我们阶段既是创业者，又是策略的制定者，更是管理者和自身的经营者。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要筹钱，一方面我们要决定做什么，怎么去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管理企业，还要我们亲力亲为，自己去做，做产品、做事，具体讲，又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还是会计，运输队长，还是搬运工，什么都做，因为那个时候规模不大，钱也不多，什么都自己做。这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奠定了我们的发展基础。从95年到04年，大概九年这一阶段我们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企业的创造人或者是老板的话，我们又有了变化，变什么呢？我们不再去做搬运工了，不再做司机了，不再做会计了，我们是董事长，是政策制定者，同时又是管理者，又是总经理，就是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不再从事具体的工作了。这是第二个阶段。现阶段，就从04年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做了一些变化，更多的是一些策略的提供者，就是说我们制定政策，制定企业发展政策，制定企业的用人政策，制定我们发展的目标，在从这个方向在变化。所以说做减法，我减去了很多总经理的头衔，以前我记得我们内部一个统计表，拿出来看的话，好大几篇，我都是董事长还兼总经理，第二阶段的时候我把这个总经理减掉了。减掉了一些担子，一身轻松了很多，最近几年我又减掉了很多的董事长，现在可能只有三、四个公司的董事长，我觉得都还多，今后争取再少一点。我觉得这是做减法，看起来做减法，实际上减就一定有加，增加的是什么，增加的是优秀管理人员，增加的是一些专业人士，增加的是一些非常能干的人，他们在管理的第一线，他们在经营的第一线，他们分担了老板，分担了企业很多的担子，压力少了、小了，企业反而发展了。所以说从我们企业的发展的轨迹上看，可能大致分成这三个阶段，有可能下一步还要发展，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我想总是向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管理、阳光正向规范的管理发展，这是我们做的一件事儿。由于这几样发展，我感觉到现在我们的事情好办多了，使得我更有机会能够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使得我有机会跟我们这些企业家学习，最近我们又组织了很多人到一些全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去考察、学习，几乎每年都会组织这样的有两次考察学习，像到联想集团，像到新奥集团，像到海尔集团，等等这样一些大企业去集团，去对口交流，看看人家想的是什么，他们又在做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借鉴的，跟这些老板沟通，当然我有一大批全国一线企业的老板，他们有的是国有企业，有的是外资企业，有的是民营企业，再跟他们沟通中学了不少的东西，这是我做减法减下的时间做的事儿。第二，减下来的时间到处走一走，做一些社会的调查，最近这两三年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做调研，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最边远的地方去，去看看我们的农民朋友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农村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适应新变革和新现状，同时写出一些报告指导我们企业的发展，有的比较重要的，向我们的领导、向我们的政府作报告。过去这几年我每年都有七、八篇、十来篇报告交到政府手里，08年有三篇报道，总理看见了，有批示。并且我们回良玉副总理还请我到中南海去，我讲了我的看法，以及我们做什么，当然还有和林一夫这样的一些人经常交流、沟通、讨论，通过这些交流、沟通讨论，我学习了人家好的东西，我自己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改变了，我看问题更全面了就是说我减下来的时间做调研。还有减下来一部分时间到周边国家去，到国外去，或者是我们去拜访大型企业，或者看看市场，或者是跟一些领导出访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我感觉视野更加开阔了，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底了，在这种格局下，05年我们提出来要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这样的一个战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你很空啊，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我们就提出，因为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农民又是全球农民最多的国家，而中国也是肉、蛋、奶、粮食消费最大的国家，理应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跟我们地位相匹配的农牧业企业，但是我们农牧业企业规模都特别的小，工业领域还有什么海尔、联想、万科，在城市建设方面他们都不错，但是在农业领域能够拿得出来有多大，有几个？特别的小，这跟我们国家的市场的定位，跟我们国家的格局是不相适应的。我们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我们提出打造世界级农牧事业，提出了十个目标，实现世界级农牧企业的十个措施。当然，首先是我们在销量上要达到多少，当时提出至少要超过500亿，三年过去了，今年09年500亿一定要实现，看来我们至少提前了一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怎么样在引领行业发展方面走到前列，我觉得这是最考验我们的，当然我们在治理结构上、人才结构上、财务管理上等等都得下工夫。这几年下来的结果怎么样呢，刚才我的一组数据都说明了这个问题，09年是全球金融风波影响最大的一年，08年一季度不少企业都出现了困难，我们企业也从事一定的房地产项目，也从事一定的化工项目，金融领域做过一些投资，他们不同程度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的农业主业影响并不大，发展势头还不错。今年第一季度，我们集团复合增长率超过了20%，这就是说我们几个指标都得到了改善，能够在金融风波的格局下，我们综合成长率超过20%，非常男人的。昨天我向李光耀报告了一个事儿，他非常高兴，也非常愿意知道为什么在这种格局下还有20%的成长，我站在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国农牧产业这个角度解释，他觉得很好，他觉得中国正在转型，在这种转型格局下，对这些有准备的企业带来新的机会，而这个企业它不但要自身立足于把自己企业自身的事情做好，而且还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针对这次金融风波，我们具体来讲，我们在几个方面做了一些事儿，当然，我们提出打造世界级的农牧企业，这个目标不能变，还要进一步的强化它，那么怎么样落实呢，怎么样去做呢？我想我们从产业发展上，首先我们不是遍地开花，是聚落式的发展，比如在海外投资，我们不是到欧洲、到俄罗斯、到美国、到巴西全方位的投资，而是我们集中在东南亚，我们现在在东南亚已经有10来个公司了，并且我们在东南亚已经有10年左右的运作，这10年以来我们应该说取得了相当的业绩，但是在越南市场，我们去年就创造了超过9700万的税后纯利，应该说还是不错。在菲律宾我们有工厂，在越南我们的工厂也刚刚投资，甚至在孟加拉国，发展势头还不错，我们还准备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再建新的工厂，这叫聚落式的发展，同时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分成区位，山东是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最好的地区之一，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密集耕作、耕耘，我们的肉鸡产业化已经在山东做到了第一位，以山东为核心，我们的肉禽产业已经做到了七亿五千万只这样的规模，应该说做到了全国的排头兵，这只是从种苗、养殖、推向市场、屠宰，可能大家喜欢吃九九鸭脖子这些，究竟这些鸭脖子哪来的，我告诉你，绝大多数来自于我们的企业，我们是全球鸭产业第一大企业，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现在上海市场占有率达到超过40%，全国肉鸡产业、肉禽产业占有率也相当的高。这就是区位的布局。同时我们把河南作为我们猪产业链的重头戏，因为河南的食品工业一直很发达，河南的肉猪养殖具有非常的优势，它具有原料的优势、加工的优势、区位的优势，所以说它的猪产业做得相当的好，我们在当地的饲料和畜牧业结合，养猪这个产业方面已经走到了前列，我们的四川，我们也在布局，我们适度规模猪的产业链的发展和禽的产业链发展已经排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在资阳搞六方合作加保险模式，我们在乐山搞的是六方合作八统一的，就是不断的总结我们畜牧业发展新格局，我们提出要改变畜牧业发展的增长方式，从传统的养殖业到现代的规模的这种养殖业，从单个养殖业到整个畜牧产业链，从种苗、饲料、养殖、屠宰、肉食品一条龙来运作，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一些动作，所以说我们去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是猪的产业链，同时我们在奶牛方面也抓产业链的建设，众所周知，去年三聚氰胺事件差不多毁了我们这个行业，老百姓谈奶就色变，不少企业受到重大冲击，有的企业彻底的垮了，法人也被抓了，但有的企业受到了重大损失。在历次抽查过程中，我们新希望的乳业未检测出三聚氰胺，受到了国家质监总局高度肯定，我们在河北保定，我们有新希望天香乳业公司，离三鹿的工厂只有20几公里，同样的市场、同样的牛，我们未检测出三聚氰胺。为这个事儿，我们河北省的胡省长专门到我们公司去考察，他走了河北很多的乳业企业，他认定我们新希望河北天香乳业是最好的企业，质量把握最好，值得信赖的。而我们的养殖模式和生产模式受到了他的肯定以后，在整个河北推广。也就是说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我们是整个行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相反还大大的前进。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正是跟我们坚持做产业链相关，我们是叫做资源性的企业，有的是市场性的企业，有的市场性的企业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资源用在广告上，通过广告拉动市场，好不好，销售猛增，食品安全保障吗，由于食品安全的不确定和不保证带来的损失将是巨大的，是致命的。有好一段时间社会上说，动物安全也好、食品安全也好，归根结底来源于饲料，饲料是最大的隐患，于是国家农业部门、国家检验检疫部门和地方监测部门对整个饲料系统进行拉网式的三次、五次、六次的大检查，检查过去检查过来，确实有少量饲料厂商他们有些违规违纪的现象，但是多数还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新希望在全国的饲料企业里面没有检测出三聚氰胺和有毒有害违纪的产品，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我们不被监测是很难的，我们有几百加工厂，我们在全中国销售是一千多万吨，几百个工厂没有检测出，说明什么呢？我们的鸡肉、鸡蛋、牛奶、猪肉，都没有检测出相关的这种违禁或者危害产品。说明我们产品质量意识比较高，我们做世界级农牧业产业目标，我们抓产业链抓好了，我们从源头做起，用科学的技术用规范向国际化迈进，我们的管理就出成果了为此我们受到了业界的认同，受到的政府的表彰，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同，这就是这两三年我们销量大幅度提升的原因之一。另面，我们发展的时候，我们走了几条路子，创业初期没有钱，借钱，不管怎么样硬上，没有办法，银行贷不了款我们卖手表、自行车，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现在企业大了，报表质量好了，业绩好了，透明度好了，银行真正给我们贷款，现在可以说我们的资金不说最近，一二十年来从来没有紧张过。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可信的财务报表，你有良好的增长业绩，银行都会求着你来，确实是这样，但我们在挑，也在选，银行给了我们相当多的支持，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在这种格局下，我们还怎么去做呢，我们必须站在世界级农牧产业的角度去把握、去运作我们整个过程，现在金融风波了，大家都讲过冬，怎么样过冬呢，刚才我讲到从发展的角度，那么我们从内部的角度怎么样讲呢，我们制订了过冬的策略，首先我们适度的精简我们的开支，包括办公费、差旅费，我们提出09年要比08年减12%的开支，这个开支从内部拧干毛巾，挤出水分。另外，我们在一系列方面要做文章，首先财务，财务我们实行了财务集中管理，我们的资金全部统一流向总部，我们每个工厂销售的产品，产品销售了，钱全部进帐，马上就显示在总部的电脑上，是单向的，是只流出，每个工厂怎么办呢，大的集中采购，小的可以授权你采购，但是你的钱是单独申请，网上审批，两本帐，完全不重叠，这种情况极大的降低了资金的再投再用，一年销售四百多亿的工资，我们在投的资金非常的少，这使得我们财务费用减底，更使得我们这次金融风暴来到的时候，原料大幅度降价的时候，减少了库存产品的 这种跌价风险。所以说我们这方面受的损失影响很大。这是财务管理。
另外，我们库存管理执行非常严格的制度，我们的原料，我们资金周转率在业界也是非常好的，乃至全国来看，应该说都是不错的，这是从财务管理角度来看。另外，我们比较重视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很多企业又往往短融长投了，以前我们也是这种情况，我们积极改变这种情况，短融长投短期内问题不大，但是出现风波，出现波折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银行就问你要钱，这个时候你拿不出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倒掉，没有办法。如何改变短融长投这个问题，是我们控制的要点。两年前我们提出负债率不高过50%，后面有人说50%太低了，是不是可以提高一点，人家有人达到70%都没有问题，我们后来提出负债率不要超过60%，到现在我们负债率从来没有超过60%，当财务增加的时候，电脑发警告，会议发警告，相关人员发硬指标，该投不该投，坚决控制指标。同时我们提高我们资本使用的效率，以前我们投资往往建工厂都是自己投资、自己买地、自己建设，周期长，投资费用高，现在我们采用这种联合优势互补的方式或者租赁的方式，使我们轻资产运作，效率特别的高。这样一块钱就办了两块钱的事儿，我觉得在金融风暴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办法。同时我们在内部的管控这方面，强调精细化的管理，我们在集团里面，我们在每个地区或者不同的企业来做标杆，来做精细管理，挤干水分，再挤干，再挤干，看能挤到多少，节约用水、节约原料，提高产出率，减少人员成本等等，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管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成效，每一次做下来都有至少超过1%的效率的提升，一次1%，做五次就5%啊，对于生产性的企业5%是什么概念，都不得了了。所以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同时我们严格实行食品安全管控，刚才讲到为什么食品质量，我们过程中基本没有犯大的错误，就是从制度上、根本上保证，我们把食品安全达标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假设这方面不达标，其他方面赚得再做，你也拿不到奖励，甚至受处分。这使得我们在金融风波中受的影响比较小，另外在人力资源方面，以前很多企业提出高级管理干部靠挖，去挖人，我们也挖过人，但是我们人绝大多数是自己培养，通过自身产生，挖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一，成本高，人家是一百万，你挖过来你不给130万人家凭什么来？第二，企业认同感弱，到这儿来他有他的主张，你有你的想法，要是磨合得不好，这个成本就非常的高。第三，我们的下级，我们的干部员工跟他的想法是不是一致，而且还有相当长时间的磨合期，这个成本也非常高，所以我们更多从内部培养，我们这几年加大了培训的力度，我们办了新希望商学院，目前办了七期了，现在办第八期了，我们跟中国人民大学合办，跟清华大学合办，我们办新希望商学院，我们培养自己的干部，同时适度招一些外面的优秀的企业管理者来，这几年下来效果确实很好，我们办总经理培训班，前天我们新一期总经理培训班刚刚结束，40个人，每一期40个人左右，就像党校一样，一段时间培训一次，我们共产党通过办党校统一意识、统一认识，提高理论水平，我们企业对我们的总经理，因为我有400多个公司，大概有超过1000个总经理级别的人员，对这些人怎么样统一意识呢，这是考验集团化企业管理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因为我们公司不在一个地方，是在全国各地，还在全球各地，怎么样去管他们，有人说我用亲属，你有几个亲属，你有几个舅子老表，没有几个，当你有400个工厂的时候，你有400个舅子老表的时候，当你有400个舅子老表的时候，这些企业老垮掉了，因为这些舅子老表根本不愿意听你的，根本没有办法管他，所以我们企业里面几乎一个亲属都没有。中级以上的管理干部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上我们稍微过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过一些好，因为亲属也好、朋友也好，仅仅是少数，而社会的优秀的人才是多数，我们给多数人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这样是好的，这是关于人才这方面。那么我们不但在国内培训，我们还每年都要派不少的人到国外，到美国、到欧洲，到新加坡，像我们每年差不多派几十个人到新加坡进行培训、学习等等，通过这样一个国际交流、学习、国内培训来提升我们管理水准，来提升我们抗风险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管控，有人问我，他说你在全国那么多总经理，你都认识他吗，我说十年前我每一个总经理都认识，那个时候公司不多，很多都是四川籍新津县人士，现在问我这些总经理你认识吗，我说80%不认识，这么多工厂你去过多少，我说三分之二企业从来没有去过。有一个中央领导说，你的工厂在哪里，我去看看，我说我都不知道，我也没去过。不在乎是你的弟弟是你的亲属，是在于你的治理结构，在于你是不是有规范、透明的、严谨的治理和你的战略。所有这些保证了我们经济下行的时候，特别是食品安全风波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能够站稳脚跟，能够得到发展，当别人受影响的时候我们受影响小或者没有受影响，我们发展就好。
另外我也讲讲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有人说是做给人家看的，有人说是给政府交报告，现在上市公司都要求交社会责任报告，但是五年以前我们都做了社会责任年度报告，我们是中国第一个做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的企业，当我们把英文版交给联合国潘基文秘书长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认为中国的企业融入国际化增强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了，拿今年5.12地震来讲，我们四川是重灾区，当时我不在四川，我在贵州。我住在那个宾馆，我们正在开会，摇晃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打电话，一问，四川。再跟公司打电话，一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们几个人分头给家属打、公司打、团队打，最后通过短信联系上了，知道四川地震了。大概震后十多分钟，我知道了，然后紧急命令，我们总部的同志停下手里面所有工作，全力以赴去参与抗震救灾，我们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救灾物质送到我们的救灾的第一线。那么当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车辆准备好了，我们的救助抗灾物质已经装车了，当天晚上冒着漂泊大雨，把我们的牛奶、火腿肠等送到了都江堰，走到都江堰走不动了，当时还不知道怎么样用，还没有这样接受的机构，制定我们放在一个地方。但是我发现，以后再抗震救灾过程中，我们的火腿肠、我们的牛奶发挥大作用了，因为在废墟里面的人，他们吃火腿肠、牛奶，方便、安全，有保证。当我们在照片上看到我们这些小英雄们，这些抗震救灾的英雄们，他们在吃上我们产品的时候，我感觉到光荣，我们新希望感觉到光荣，我们是第一批可能是第一个把救灾物质、救灾款跟中国红十字会联系的，我接到通知以后马上联系捐一千万给中国红十字会，捐一千万其中有五百万给中国红十字会，马上联系中国红十字会采取紧急行动，我们是第一批捐款捐物的，我们也是最早一批集团员工组织起来参与志愿者队伍，我们志愿者队伍在救灾第一线，在空投，在机场，在运输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为此我们也受到了认同，受到了表彰。我们在彭州小渔洞有一个工厂，重灾区。我们有十来栋房子，其中有五栋、六栋楼房全垮了，埋了10几个人，救出了几个人，最后死了6个人。我们也受了很大损失，但是我们想，我们周边农民的房子都倒了，他们比我们更困难。我们内部集资，我们来帮助他们援助他们，同时集团决定，我们这个占地50多亩吧，我们华阳化工工厂整理好交给抗震救灾指挥部作为安置房，现在我们几千个安置房还在那个地方，可能是最大一个抗震房群之一，当我们看到我们工厂住长了当地灾民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高兴。
春节的时候，今年春节，我跟我的家人，还有我们公司的一些同志到了映秀，到了重灾区，我跟一些企业家们，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们，包括王金彪这样的企业家们总共筹了2000多万现金，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发红包，我到了映秀，到地震最中心那个村，我们每一户农民我们都给他们发红包，我们给他们一块吃年饭，我们把我们送去的火腿肠、腊肉、汤圆送给他们，当我们一起吃年饭的时候，大家都说感谢政府、感谢企业。确实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儿，恰好这个时候总理去了，总理到映秀跟大家一块去吃年饭，总理得知我们在这儿的行动以后，非常高兴，他说他跟地方领导说，永好在哪里，把永好请来，我要见他他把我请来了，找到了，总理要上车的时候，总理握着我的手，总理说，灾区的农民谢谢你，政府也谢谢你。确实总理第二天一早就要到欧洲出访，那天晚上是乘专机来看望灾民，我觉得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儿。我们提倡有社会责任感，我们提倡这样做不是说我们为了要想谁讨一个什么奖状，一个奖杯，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企业内部树立一个正向的、规范的、拥有责任心的企业形象。当企业这样做了，我们每一个员工这样做了，我们的企业就更有战斗力。这就是说在金融风波过程中，以及在四川遭受了地震我们怎么样去应对。
今年第一季度国家统计报表已经出来了，国家的数据比预料的要好一些，但是仍然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在这种格局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拿我们四川来讲，又是四川地震灾区，同样受到金融风波的冲击，我们四川受到最大的损失是什么，有人说是地震，也有人说是沿海出口型的企业的农民工返乡找不到工作，有人说我们四川现在有70万农民工未找到工作。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四川很大的一个压力，当然我们四川仍然有外向型的企业，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对我们四川来说也有相当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一方面国家由于金融风波提出的扩大内需的积极的投资计划，我们四川可以享受。第二，作为西部开发，在这种国家振兴的时候，给了一定的倾斜，这是第二点，我们可以享受。第三，其他地方没有的，我们地震灾后重建，国家和各兄弟省市给了巨额的帮助、支持，拉动了我们四川的经济发展，我们也可以参与，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价值。在这种格局下，我们怎么办。在一些会上我们也提出，我们的民营企业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们要抱团取暖，我们要共渡难关，我得知我们四川一个企业是生产药品的企业，做得相当不错，要扩大、要发展，需要资金，我们投了一个亿资金，这个企业得到了大的发展，最近他的一个产品大树叶的产品做到中国第一，有可能要做到全球第一，像这样的企业我们给他一定的帮助，他克服一定时期的困难，他有可能大踏步前进，因为我们都是朋友，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地方，因为我们都是民营企业，我们应该给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同时他们会创造很好的业绩，我们的投资有可能会得到很好的回报，这是双赢的。就是在经济魏纪中，我们怎么样去自身要咬紧牙关渡过这个难关，同时我们怎么样伸出友谊之手，拉一拉、帮一帮，等缓过劲来，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在困难的时间大家更应该关心、照应、支持。
另外，国家提出振兴经济，抵抗金融风暴，要扩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提出四万亿投资这样一个拉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我看一定程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实中国要拉动内需，最大的内需在哪里？在农村。最大的变革应该在哪里，也在农村。国家连续出台了六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帮助解决农民文化、农村问题、粮食问题，现在农民工返乡就业问题又摆在面前，所以我们正在积极组建，不同的地方搞试点，养猪、养鸭、养牛合作社，同时我们组织信贷担保公司，我们连续组建村镇银行，我们跟金融机构联系，跟保险公司联系，怎么样通过这个体系帮助农民获得资金支持，来扩大我们的发展，这就是在逆势我们走新的路子，因为中国农村正在转型，国家提出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我们这个时候做正当其时，国家有政策，又给了很多配套措施，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提出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现在更加明确了。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给我们四川的这些企业家和我们合作伙伴一道克服我们的困难，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想我暂时就讲这么多，等一会儿我们圆桌讨论的时候，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来聊。谢谢大家。
何力：非常感谢刘总给我们做了一个虽然时间不是很长确实是非常精彩的演讲，因为我也听过几次刘总的演讲，每一次我都深深的被触动。这样一个演讲不仅告诉我们新希望这样一个企业成长历史的缩影，它更让我，至少让我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上，在农产业这样一个领域的新型公司是怎么产生的，在中国这样土地上，一个新型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民营企业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就想起法国有一位作家叫巴尔扎克，很有名，他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就想这一句话放在企业的成长，特别放在中国企业的成长上，应该反过来说，就是我们会发现不幸的企业其实都是相似的，比如说那几个问题，管理问题、领导力问题、市场机会把握问题、扩张问题，规模做太大，崩掉了等等。但是确实幸福的企业各有各个幸福原因和幸福之道。其实新希望的幸福之道，刘总就讲了，从做企业一开始就是正向、阳光这样一个理念，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要永远好，所以就永远好了。起名很重要。另外刘总讲了几条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是关于农产业的产业链的建设的问题，农产业产业链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农业大家都知道，好像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劳动生产率不是很高的，都需要政府补贴等等，13亿人口的中国，农产业产业链的概念以及新希望在这方面做的实践不仅对企业有价值，对整个国家是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另外，刘总还谈到根据不同区域的优势，把这个刘产业链进行细分，有的地方可能是猪的产业链，有的是禽的产业链，我相信我一会儿还要向刘总讨教，新希望未来肯定会跟家禽这样的公司竞争，有玉米产业链、大豆产业链等等，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前景。另外，刘总包括刚才讲到，在财务管理上，轻资产怎么样运作上也有好的见解。特别他提到市场型企业和资源型企业当遇到重大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竞争优势，一下子就显出来了，市场型企业和资源型企业这个提法也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价值的，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刘总给我们做的这样一个精彩演讲，谢谢刘总。接下来就休息15分钟，15分钟以后回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圆桌讨论，我们这一节圆桌讨论除了有两位经济学博士跟刘总一起互动以外，也希望台下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刘总讨论互动，15分钟以后见，谢谢大家。
【圆桌论坛：刘永好、何力、唐小飞、曾涛】
何力：下面这个环节是我们今天整个一天这样一个论坛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讨论热烈的这样一个环节，我们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信息网集团的董事长刘永好先生，请刘总上台，大家欢迎。接下来我介绍两位，也是我们今天上午跟大家一起见过面的，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博士曾涛先生，以及西南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副所长，四川鼎点咨询管理公司首席咨询管理专家唐小飞博士，欢迎两位博士。大家好，开始我们下午的圆桌论坛的讨论，刚才刘永好董事长围绕新希望27年企业成长历程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演讲，告诉我们不仅一家企业围绕农产品为核心的领域发展27年的成果，更揭示了在过去27年里中国民营发展的一个缩影。里面很多共鸣我想各位也能感受到，对我来讲，感受最强烈的还是可持续的这样一个词，最近因为经济下行或者因为周期经济性波动，我注意到很多企业家和学者都谈到企业经营如何渡过这个周期，如何可持续的经营下去，无论是一些管理专家也好，还是一些企业战略方面的专家，包括企业家本人都在强调企业经营的永续、专著、可持续，渡过周期等等。今天两位经济学博士我想听了刘总的演讲一定有很多问题跟刘总来讨论，哪位先请？唐博士。
唐小飞：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和刘总一起讨论关于经济问题的问题。我想我们说经济界有一个周期理论，经济的兴衰和美女的超短裙成反比，当经济繁荣的时候，男士腰包里揣满了钱，这个时候喜欢追求美女。美女为了迎合男士，也愿意把超短裙尺码降短。
何力：还有跟超短裙相适应的东西叫做口红理论，就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因为钱少了，反而那么多化妆品特别复杂，买最离不开的就是口红，所以口红不减少，反而上升。
唐小飞：很多专家说了，既然是周期性的，我们只要知道周期性的拐点在什么地方，那我们不就可以预测经济什么时候兴衰，可是我们说这样一个拐点好像美女的脾气一样，难以琢磨，但是我们从新希望身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快要热起的时候，新希望向房产和金融开出了重拳，2006和2007年两年期间，我们发现新希望没有被房地产和金融过热膨胀而发生冲动，在这个时候又提出了打造世界级的农牧企业的这种新的目标，我就想问刘总，你是怎么样摸透“美女”的脾气、规律，有什么好的经验给我们分享一下？
刘永好：抱歉，美女脾气确实不好摸。经济是有周期性的，有规律的，当房地产最热的时候，我记得有两次我经历了，一次是91年、92年，海南房地产好热，我们成都好几个朋友都到海南做房地产去了，他钱不多，只有一百多万，一年回来他说永好，你赶快去，我一百万变成一千万了。你赶快去，我几乎被他说动了，我们派了代表团去，准备大干一场。总经理回来给我报道，他说特别振奋人心，激动啊，他说买地，要做房地产的人啊，比如有一个四层楼的小房子，有一个老板要去买地，下来的时候买到一块地，卖地给他的人是同一天买到地的这个人，同一天他就翻了一番，我说有这个怪事吗？我说糟了，击鼓传花，赶快卖掉公司打道回府。我们总经理还觉得没有战略，回来就辞职了。公司卖了，公司注销了，确实赚了几十万块钱，但是半年以后，不到一年，海南房地产企业全部套牢，赚了一千万朋友，后来烂了好多年，不知道一百万收回来没有。在最热的时候你要学会判断它。第二次是房地产比较低潮的时候，大概是在96、97年的时候，房地产特别低潮，做房地产没有人了，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或许还有点机会，那个时候农业利率很低，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小小的地产，成都的景观新城（音），作用的第一个，土地特别便宜，我们赚了很多钱，07、08年房地产最火的时候，大家都去拍地，这个地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一百万的土地拍到五百万，居然还被拿下来了，这些企业我听到我觉得疯了，我们去拍过一次，一块地都没有拿下来，但是这次我们压下来了，我们觉得无债一身轻啊，我们其实有很多房地产项目，比如人民南路南沿线，卖得特别好，一周卖了十层楼房，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就说我们成本比较低，我们控制得比较好，我们抓住了周期，所以这是房地产在经济低谷的时候，我们影响相对小一些。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美女的脾气，但是它不太美。
唐小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谈到最近在东南亚投资建立几十个工厂，我看到是不是在国外东南亚投资建厂，是不是意味着国内某一个细分行业或者市场趋于饱和，你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是否中国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是不是正在往东南亚这些国家转移？
何力：有哪些比较优势呢？和中国建厂？
刘永好：当时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为什么走出去呢？市场竞争太厉害了，没有任何的环节，那个时候食品卫生没有人管，竞争特别厉害，利润率特别的低，我们要做大，我们就想，我们看看走出去行不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年有一个全球最大的饲料企业的董事长请我到美国去，请我到他家去，请我好吃好喝到他家里面，我参观了他的工厂，非常振奋，他们规模很大，国际化，是上市公司，最后他告诉我了，他把他的想法分为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把它分拆了，国内业务成为单独的上市公司，在纽约上市的公司，他建议把我们新希望饲料这部分的股权给他置换，换成上市公司股票，问我干不干，我当时搞不清楚，当时价值多少，换过去价值多少，我算了一下换过去20多亿，那个时候20多亿不得了，我非常激动，满口答应，结果说干，结果等我回来，他们律师团来了，要我三年连续盈利报表，要这样表、那样表，这样做，那样做，我傻眼了，我根本不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规范，儿子投老子、老子投爷爷，反正钱在自己口袋里面，根本没有办法，结果回来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规范，假设我们规范点，那个时候我们就换了20多亿了。所以回来以后我们彻底的按照规范、规则，首先从财务做起，再从管理上跟进。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国外的市场其实很好的，我们派出了代表团，合作不成我们自己干嘛，我们派出代表团到美国、欧洲、日本、韩国走了一大圈，我们实力、技术人家远远比我们强，我们怎么打得过他，我们到东南亚一看，我心里踏实了，我们经济略好一些，生活习惯比较接近，更让我踏实的，那个时候最大的企业就是正大，很多总经理就是中国市场上见过的，我们没有输给他们，所以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慢慢就发展起来了。由于东南亚离我们比较近，生活习惯方方面面都比较相近，特别是我们竞争对手我们也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比较有底气，我们到那儿去了，确实那个地方盈利要高一些，因为竞争没有那么充分，技术、规模我们都比较领先，但是我们出去没有品牌啊，我们到越南很惨，我们饲料拉出去的人家愿意买我们的，我们明明2000块的，他只给1000，他说日本100块，中国50块，不管是自行车也好、摩托车也好，衣服也好、鞋也好，都是半价，你饲料也是半价。我说不行，那个时候非常悲惨，我们中国品牌在越南市场被打得一塌糊涂，都是这些边贸的乱七八糟的弄过去把市场冲刺得一塌糊涂，市场很大，但是没有品牌。结果我们就硬下决心，我们坚持做高标准、高质量，适当的价格，然后我们经过三年多、四年的努力，对比、试验，请大学老师、讲师做功课，这几年一年一年品牌回来了，现在我们在越南市场，我们是最好的品牌，我们的价格跟美国的、法国的、欧洲的、正大的一样的价，成为前三名，而且去年一年我们就赚了9700万纯利。
何力：很多跨国公司把产品卖到中国以后，把品牌也要带来，有很多文化差距、冲突。中国企业在国际化方面已经有很多了，无论是TCL还是联想，也有成功的也有困难，都有怎么跟当地文化的衔接关系，你讲新希望品牌从没有到没有，比如到越南市场，还是要结合当地文化和特点去塑造这个品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刘永好：这个差异太大了，我们在菲律宾建厂，菲律宾这个地方确实很乱，它有政府要收税，政府官员有些还蛮腐败，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二政府、三政府，还有人民军，人民军信奉的是共产党，我们厂建在哪儿呢？阿罗约总统的家乡，他打电话问，总统要回老家，借你的地降落直升飞机行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啊，你的家乡怎么会借我的地呢？为什么呢？治安不好，总统的家乡当地的人民军、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他要收税的，向我们公司收税的，收什么税？革命税。每年一把AK47冲锋枪，我到哪去找冲锋枪给你啊，我说我们是投资的，我们是商人，没有枪。我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说我们是真正的毛主席，你们不是的。他说我们不是的。总体还算好，还没有对我们造成特别大的压力。但是我就不敢去了，那个地方有人说，我一个朋友是当地据说是首富，他告诉我他出去的时候有一个重型装甲车在前面开道，后面还有很多军人武装，我说你一定要说我再也不敢去了，但那个地方市场确实很好，你要适应当地，你要面对政府，面对腐败，面对人民军，还要面对AK47冲锋枪，还要面对装甲车，但是我们融入当地，还不错。恰恰这样的，西方的人根本不敢去，我们中国人敢去。至少我们受毛主席教育都是比较相当的，他们对我们应该说还是可以的，最后说你们没有枪拿钱也可以，我们拿钱也解决问题了。
何力：中国走出去的路径不是一条，是很多条。
曾涛：我需要给刘总请教的问题就比较多了，因为有些问题是十年前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十年前我还是我们刘总的员工，也在我们新希望集团干过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长时间，包括我离开新希望以后，这么多年，十年了。今天有这么个机会，我就当面向刘总请教一下，我们都知道新希望集团是我们中国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这么多年发展都一直不错，而且大家今天听了刘总的介绍，实际上听到了很多，在最近十年我们经营主营业务上的创新。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长时间，我想提出来跟我们刘总讨论一下，新希望的发展你认为是不断扩张的市场增量带来的机遇，比如饲料主业，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增长，我们主业是在农产业这个方面。是因为有每年的市场有增量得到发展的机会还是依托我们新希望企业本身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为什么新希望这几年，创业27年来稳步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取得今天这个成就，另外一个含义是不是因为我们刘总经营风格长期以来是比较稳健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长时间，究竟我们企业的发展是跟外面的市场增量有关系呢，更多的是取决于这个因素还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发展，还是我们作为领袖，我们个人的这种经营的风格，刚才刘总谈到了，能够抵抗住美女的诱惑，不要去搞别的，只要我们搞房地产，大家都去搞的时候我们保持了一个非常冷静的判断。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思考很长时间，我始终想得到一个答案，是我们不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还是我们刘总有很好的经营风格？
刘永好：很高兴今天再见到曾涛，一进门我就觉得面熟，一想确实十年前在我们新希望集团干过，我为我们新希望集团培养了曾涛博士这样的人才感到骄傲，作为曾涛博士这样的作为管理学博士，作为在企业创新方面有很多影响的中青年专家，曾经一段时间在新希望工作过，我感到自豪。我们集团有6万名员工，因为我们集团27年了，我估计离开我们集团的不了6万人，曾经在新希望集团公司过的人里面，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有一批学者，有一批官员，有一批社会上非常优秀的分子，我就知道有好几个资产上亿的亿万富翁，他们曾经在我公司工作过，有的是做基层员工有的是做管理岗位，但是他们出去了，发展得很不错，我更高兴的是，我们这些曾经在新希望工作过，又出去的人他们几乎都说新希望的好话，都说我的好话，我也不是特别漂亮，也没有穿超短裙，他们说我好话，可见至少是我们比较诚恳，我们比较善待员工。春节的时候，我们曾经找了一个曾经离开我们公司的这些老板们，他们再回来座谈，我想适当的时候我们成立一个叫做一个俱乐部吧，叫前新希望员工俱乐部，他跟他前妻商量过，是不是成立一个前妻俱乐部。因为他们在新希望工作过，对新希望比较了解，他们对新希望有感情，他们在新的岗位上用另一只眼睛看新希望，用不同的角度审视新希望，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价值。所以我看看能不能适当的时候我们前新希望员工俱乐部是不是聚会一下，其目的是沟通沟通感情，谈谈天，谈谈超短裙的同时更多的谈谈我们从外部再来看我们新希望，给我们提一些建议，我觉得对大家都有好处。这是我另外一个话题了。
同时，曾涛同志谈到，我们能够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和较长时间的发展，靠什么？有人说是不是靠我的魅力，其实我的魅力并不强。因为人长得丑一点，皮肤黑一点，不过心还是红的，更重要的是要善待人，善待合作伙伴，诚恳的对待员工，我有这个优点，我感觉。我几乎没有敌人，有人说哪里有正大，哪里就有新希望，但是正大的谢国民老板，正大20年还请我去，还让我发言，而且播出来了，他们他还请我到他家作客，他老婆亲自做饭给我吃，在泰国，并且把总裁全部请过来听我讲话，第二天把这些人都批评了，你看看人家新希望干得多好，总之把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但是我们都是人，我们同行业，我们应该是朋友，我觉得这一点做得比较好，尽管我们企业有很多人种种原因离开了新希望，但是我们仍然是朋友，我觉得这点做到诚恳待人是最总重要的，刚才有记者讲我们的记者缘很好，那么多记者说好话，多年来负面报道很少，问我什么诀窍，其实就是一个能够设身处地的善待所有的人，包括记者，包括员工。人家愿意帮你做事儿，愿意帮助你，同时也希望你能够从你这儿得到回报，这是相互的，双向。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做人。其实我这个人本事并不大，你看我走了那么多国家，英文一句都不会，我记人的名字也不行，曾涛在我们公司工作过，就在总部，我居然记不住他的名字，我记人的能力很差，我很多地方不行，但是我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我还比较爱学习，我还比较善于沟通，比较善解人意，脾气还比较好。我觉得这几个都是好处。
另外讲到为什么我们能够保持一个比较持续的成长，我觉得要不断的检讨，不断的学习，学习最重要，不能老是不成不变，我认识一个朋友，当他们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不得了、了不得，天下都是他的了，坐车做得多贵，衣服穿得多漂亮，说话多大气，我就觉得我佩服他们，我没有他们大气，但是我觉得我们夹着尾巴做人，踏踏实实做人，还是有好处，容易得到人家的认同。另外，我觉得要不断的创新最重要，模式的创新，为什么我们在经济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取得较好的成长、发展，不断的销售、利润、税收、员工队伍和管理都齐丰收呢？更重要的是你能够提出新的观念，要创新模式。我们提出农牧业到了转型期，这是全国率先提出来的，很多地方都请我去做过报道，我也写了很多的文章，同时我也阐述了，现在到了农村转型期，因为农村，社会的根本在哪里，在农村，因为农村人口占到70%，把农村问题解决了，农民问题解决了，中国问题就解决了。农村问题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规模都很小，每家都有几头猪、十几支鸡，怎么提高价值，所以年轻人都进城了，这个时候农村发生了变化，小规模养殖逐步淡化了，中规模的、大规模的没有出来，怎么样，我们去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创新，怎么样帮助农民组织体系，怎么样解决融资，提供技术，怎么样提供产业链上的服务等等，我觉得业务创新能力最重要，业务创新能力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学习，并且你要让很多人跟你走，你得善待人家，给人家以价值，给人家以利润，另外让人家信任你，你不能够说你有点钱了，有点权了好象不得了的，我觉得这不好，大家要平等的沟通和对话，这是非常重要。等等，就是这些比较低调，也比较肯学习，你不断有创新的模式，不断的提高自己内部的管理能力等等，最终的格局就是汇聚在你企业不断的进步和成长。
何力：谢谢刘总，学习很重要。刘总刚才又谈了农业本身面对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农产业在这个变革中中国的农产品面临很大的机会，包括您刚才讲到产业链上的工作有很多可以去做的，我就想到美国有一家嘉琪，应该说是世界上很大的农牧产业链上的企业，他在很多产业链，比如说玉米、大豆这些产业链上，说他们那几家比较垄断了，但是我就在想，像嘉琪这样的企业发展过程中，金融手段的应用，金融手段的创新，包括跟资本市场的结合，可能是不是都有很重要的，中国的农产业链扩大的或者成长的过程之中，怎么解决跟金融之间的关系问题？
刘永好：刚才我谈到了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要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首先你对世界级农牧企业有个基本了解，三年前我提出至少销售规模有500个亿，现在远不了这么多了。这只是一个销售规模，更重要的是在农牧产业发展模式上有创新，刚才何力先生谈到嘉琪，嘉琪是全球最大的农业企业，它实际上是集种植、种玉米、种水稻、收购运输，就是做粮食买卖，然后就是养殖，他养猪、养鸡，养了很多，几乎一段时间他是全球最大的饲料供应商，一段时间A、B、C、D以嘉琪为首的公司的缩写垄断了全球粮食贸易的绝大多数，他们是非常庞大的体系。他们有土地在种植，他们有工厂在加工，他们有轮船在世界上跑，嘉琪的一位朋友私下告诉我，全球货运散装船掌握在谁手里，最大的掌握是嘉琪手里，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没有上市，但是规模做得特别特别大，他们做的是产业链，就是从种植、加工、流通、市场，全都在做，他们的目标是全球，他们对中国也盯得很紧，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研究像嘉琪这样的公司，最近这一两年我们跟嘉琪达成这样的协议，每一季度我们对口交流一次，他派出高职人员到我们这儿来交流，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交流，我们通过他们学习怎么样做百年老店，他告诉我们不仅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风险管控的企业，怎么样管控风险，从投资、财务报表、现金流方方面面，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控制现金流，我们控制财务报表，怎么样保障在安全范围内，怎么样进行集团化管理，怎么样进行跨国管理，怎么样做百年老店，我们确实学了不少，我们的志向成为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当然我们跟嘉琪或者是国际的大的农牧企业还不一样，因为我们还在中国，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我们要考虑广大农民的基本收益，我们要保证农民的市场供应，我们不能做这样的垄断，但是中国应该有这样大的企业跟国际抗衡，我们要有话语权啊，有几次大豆的贸易，几乎全军覆没，亏损几十亿美金啊，就这样被人家垄断了，被人家操作了，我们必须有话语权，话语权不是说你说有就有，要靠不断的努力，靠你的坚持，靠你的影响力，靠你的学习，靠你的研究能力，靠你的队伍，靠你的实力，我们不断的在考虑，在进步中，我们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就有这样的环节和内容。
曾涛：现在我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因为新希望所出的行业是传统行业，不像很多高科技企业，有很多这样和那样的创新，实际上新希望集团从事的农产业是在国的农产业，有一个企业能力的问题，我一直在思索，如果以新希望为例，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为了节约成本还是为了创造价值，如果节约成本可能代表了成本管理方面的能力，这方面刘总是最有发言权，在我们国内企业方面，刘总从创业的时候，一分钱一分钱从饲料销售里面去找回来，在今天看来，这个成本管理能力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能力，特别在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但是另外一种能力是价值创造的能力，以此相对应的，如果我们一个企业有非常强大的成本管理能力，但是有非常弱的价值创造能力，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企业不可以进行多元化发展，或者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获得长期的能够做百年老店，能够长期稳定的增长下去，这是一个价值创造的问题。不知道刘总怎么看，我们在多元化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用成本管理能力，最突出的能力去竞争他们一种不太把成本管理能力作为主要能力的一个行业里面去了，我们发展就会碰到困难，比如像房地产，比如像其他行业，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在思考，今天刘总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其实刘总也在主业农业里面持续创新，也在为我们的养猪，为我们区域农业经济，特别农业产业化，在今天看来也在进一步创造价值，而不是简单的销售低成本的或者有价格优势的饲料，不知道刘总怎么看关于企业能力的问题。
何力：办企业是为了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但是企业有组织成本，一个企业成长过程当中，当然要组织成本越来越少，通过管理、通过财务，但是更核心的是能不能创造价值。
刘永好：曾涛首先谈到农业不是一个高科技产业，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实际上我们企业要发展，科技领先，可能并不知道，中国现在没有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好像还没有，国家有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们得到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可能并不知道吧，就是关于猪这方面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国家的大奖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组建了国家认同的国家级的研究中心，我有两个博士工作站，一个是跟中国农业大学合办的，一个是我自己办的博士工作站，我们也有国家创新中心，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世界上进行科技研究这方面，特别是基因工程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不少，比方说我们现在猪，有的猪就是长不大，吃很多饲料就是不长，很多猪很香，有的猪老生病，就是跟基因有关系。所以动物基因研究特别重要，我们为了进行猪的基因研究，国家最好的猪，叫隆昌猪，国家交给我们保育、培养、发展，邮票猪就是我们的猪。国际最好的猪是加拿大还波尔猪，我们在中国建了两个中心，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四川，从源头上做起，我们每年大量进口种猪，为什么进口，他不断的进化。我们现在就不要进来，就在我们有世界级的，我们引进国际最好的品种进行繁育。之所以我们种苗有人要，我们的鸡、鸭，人家买我们，我们的就是比人家长得比较快、比较好。怎么样减少疾病，这些都是高科技。最近五天以前在北京，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专程跑来要见我，他要成立一个兽医学院，我说奇怪，你香港没有兽医，你成立一个兽医学院干嘛，他讲了一通，讲得非常有道理，中国是最大的动物的养殖国，不管是猪、狗这些动物，中国要推向全球，第三方监测，哪里？香港兽医学院，香港兽医学院跟美国最牛的学院联合，香港政府支持他们，他希望得到业界的支持，希望我能够认同他，因为我是中国最大的农牧业企业，他说得到你的支持非常重要。我说我表达了我要支持他做这样的事儿，因为对我们的产品的规范化、国际化，特别是现在的生物安全，各种各样的食品安全问题都跟兽医有关，这就是高科技啊，现在成天把人弄得肉也不敢吃了，菜也不敢吃了，家庭主妇们不知道该买什么了，这些都是科技，如果把这些科技都解决了，我觉得比做一两个机器人要强得多，因为它关系到数以亿计人的基本生活。第二个问题谈到企业力的问题，第一是开源，就是要创造价值，怎么创造价值，刚才我们提出来打造世界级农牧业企业，要联合起来，要做产业链，要扩大规模，要提高我们营业能力，从产业链每个环节要增值。第二要节流。当把开源节流都做好的时候，又有科技的支撑，我们企业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唐小飞：刚才刘总提到产业价值链，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点对点竞争，而是真正是产业价值链上进行竞争，我想请问一下刘总，你们集团的产业价值链是怎么打造的，最核心的链条在什么地方？
刘永好：我们提出三链两网，三链，猪产业链、鸡禽产业链，奶牛产业链，我们把最高端的研究，怎么样抗病，怎么样节省粮食。第二，饲料，这是关键环节，把它控制好，不要有污染。第三，屠宰加工、收购，这是要大规模去做。第四，市场，怎么去营销、推销，买得好价格。商品养殖体系交给农民去做，让农民原来养十几只鸡变成养一万只鸡，从养几头猪变成养几百头猪，你养几支鸡你赚什么钱，你养一万只鸡，农民价值增长多少，以前是爷爷咋说我咋养，而现在是科学咋说我咋养，这个时候就需要技术服务，我们有大概五六千个大学本科生技术人员活跃在农村第一线帮助他们，五六千人远远不够啊，我们对应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怎么办，我们建了农村电子科技商务网，而这已经经过国家发改委专家评审，世界银行要给我们20年贷款融资，比尔盖茨基金给我无偿的资助，因为这是帮农民的事儿，我们要在终端，比如出现什么问题，农民通过网络，通过照相，通过网络马上上网，我们专家马上给他回答，然后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药，这个时候该怎么做，这个价值就比较多。农民没有多少钱，不太会用，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专门在农村叫农民的电脑，我们要建立这样的网络体系，从总部、省、区域，建立一级一级的联络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把技术的、现场的和网络的服务把它结合起来，我觉得这真正能够帮农民，现在国家在支持，世界在支持，我们在做尝试，我们专门聘请了高级电脑专家在做，IBM愿意参与到里面来，微软愿意参与到里面来，国内几个电脑软件商，他们也愿意参与进来，我觉得像这样的事就是打造产业链，当然还有个解决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农民要养一万只鸡哪有那么多钱，怎么样？银行贷款，我们成立担保公司帮他担保，凭什么担保了钱收得回来，因为我有体系，我有联保，我有契约、有合同，当你种源有保证、饲料有保证、采购有保证，你的基本契约就有了，这个时候风险就小了很多。
唐小飞：刚才刘总说打造产业价值链，安徽有一个养殖企业，老板号称华东鸡王，他用四高来打造产业链，第一高是收购价格高，农民帮助我养鸡，我用很高市场价来收购你的鸡，第二高，如果你要我收购你养的鸡，你就要从我这里买鸡苗，我的鸡苗供应价格就高，还要你把这个粮食买回去。第四，你还要把防疫药品买回去，我这样就可以把农民牢牢的控制在我的手里面，因为你只有把鸡卖给我才有利可图，卖给别人无利可图，他的鸡苗赚一笔，饲料赚一笔，防疫药品赚一笔，这样并不少赚。
刘永好：你说的这家企业叫什么名字？
唐小飞：好像是安徽的五星集团。
刘永好：安徽做最大的跟我合作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样。通过跟我的合作，饲料相当一部分由我来建，因为他建饲料厂无论如何做不过我，规模、品牌都不如我，他负责鸡苗，我负责饲料，技术我们共同来负责，我们共同面对市场，而这种模式我们有很多种，这就是我们亲自参与运行，互相尽力，以前是竞争对手，现在我们是合作伙伴，现在在全国之所以发展很快，就是互相尽力，你在前端、我做中端，他做后端，这就是现代企业要学会，不要只做什么呢，鸡头，不做牛尾。实际上鸡头也好，牛尾也好，只要有利于发展都可以做。
【现场Q&A对话刘永好】
何力：谢谢刘总，产业链的建设确实有很多路径，产业链的建设怎么样搭配确实可以互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把时间留给在座的企业家朋友，哪位有什么问题需要跟刘总讨论可以举手示意我，这也是大家互相沟通的机会吧。有没哪位有什么问题和刘总来沟通。
提问：你好刘总，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听您的讲座，但是对您并不陌生，因为第一个从大量的媒体上面可能就是您的名字如雷贯耳。
何力：你不是在新希望工作过吧？
提问：我也在新希望工作过。
何力：你现在做什么？
提问：我在做媒体。是这样，刚才刘总提到学习的问题，在媒体上面大量一些报道都是大众化的，但是我通过身边的朋友了解刘总是比较立体的。我想问一下刘总学习的层面，我想问一下刘总，您说学习最重要的，您的阅读层面主要集中在哪一方面？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刘总现在最大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因为作为成功人士来说，已经有成功人士该有的一切。
何力：学习有很多层面，怎么学？另外一个，您现在已经这么成功了，没有奔头了吧，还有一个世界级的企业要建设。
刘永好：学习层面你是问我还是问我们企业？拿我来说，我现在有些时候看看报，看看书，由于书报是信息爆炸时代，我不可能开得太多，所以我有一个班子，他们每天都会把跟我们相关的一些信息都把它精华、浓缩，我每天看浓缩的两三篇就够了，当我感兴趣的时候，他们调出来我看全文，这样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几乎就有发言权，因为我是跟社会跟得很紧。
何力：这是指数化的学习方法。
刘永好：第二，关于人生理想，其实我们很简单，当初创业的时候就是说我想改善生活，第二个，自己还是有一点能力，这样干起来，结果越干，好像当初并没有设计什么目标，并没有要做万元户啊、百万啊，没有这样的目标，我们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这是比较宏观的目标，现在国家、社会给了我们这样的机遇，已经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不这样做的话，这是不道德的，这个不道德是对不起我们的资源，对不起我们的员工，对不起我们所处的行业，所以我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它，不是靠我，是靠我们团队，是靠我们合作伙伴，我们联合起来去做既对我自己有利，我自己也感觉到比较光荣和高兴，当我跟我们的朋友在一块交流，那么我们做成什么样的事儿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干部员工他们的收入要高，都买了房、买了车的时候，当我感觉到，我感到我们的合作农民朋友养猪养鸡，收入得到巨大提升的时候，这是比较满足的感觉。
提问：刘总您好，我是南剑饮品集团的市场总监，我叫黄东博。因为我们也是做食品的，新希望如何面对三聚氰胺以后，现在市场有很多传言，什么添加剂，大家对整个食品行业的信任危机您是如何面对的？谢谢。
刘永好：这个问题不但你关心，我们在座的关心，我们全国的家庭主妇们都关心。甚至有的领导，中央领导在我们私下对话交流的时候，永好啊，你们现在生产的饲料，养的猪、鸡确实是怎么样的，可以吃吗？我说你放心，我吃的猪肉是最多的，我吃肉比吃菜多，我不单单是带头要吃肉的问题，确实食品安全问题这不但是中国问题，是全球的问题，确实是在进步。今天发现一个名词，明天发现一个名词，以前我们媒体不怎么发达，以前不怎么管这个事儿而已。现在我们透明了，规范了，把它监督起来了，大家去说就说得更多了，所以我并不觉得现在比以前差很多，相反现在比以前有进步了。第二，我们做产业链，能够做到可追踪，这就是最大的保证，当我们家家户户都养猪，你怎么知道他用的是哪个阴沟里面的潲水来养猪，你根本没有办法追踪，因为它是分散的。现在集中的可追踪的养殖以后，都可以从源头查询。所以要从源头做起，要从产业链做起，国家加大监控力度，对这些做坏事的或者没良心的，多给一些制裁，同时企业要有责任心和责任感，尽可能减少这种可能吧。
何力：我非常同意刘总讲的，一个是技术上，一个是产业链上。另外是企业家的自律，从整个行业的法律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上。我想起日本有一个学者叫倾慕肠炎（音）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法律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想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今天有三聚氰胺，明天有四聚，后天还有五聚，一个好的制度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像信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我们确实还是要有信仰，有信念，有控制力，不能全部被贪婪所占据，否则的话，当然没有法律、没有制度、没有技术不行，当然光有法律制度和技术也不行，当然还要靠道德心。
提问：刘总您好，我是四川图腾企业有限公司，我想向刘总请教一个问题，新希望集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到目前为止比如说总经理、副总经理，中层以上干部以及重要的专家、学者，可能已经有很多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请问刘总，你们公司是如何将这些公司能够将这些人才能够牢牢的、仅仅的团结在你的周围，共同去面对你们的理想？谢谢。
刘永好：企业发展靠人，现在我们公司，我们直接签合同的，在我公司上班的6万人，而且分布在全国各地方和海外不少国家，你远离总部，又不认识，对我来说又不认识，又不是亲属，怎么样留祝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企业要靠人去做，养鸡是要靠人，打电脑靠人。首先让人家感觉在你这儿有奔头，前景是好的，你尽量少用亲属。第二，你要一视同仁，不管张三李四，大家一视同仁，大家都好。第三，你尊重他们，大家都有发言权，你是老板，我在你这儿干活，但是人格上我们是一样的。第四，待遇上要跟市场接轨，一定收入要跟市场接轨，我们的收入总体讲在行业里面处于中等偏高，某些行业是比较高的水准。这方面像我们越南的公司，我们就制定一个远远高过当地平均水平的工资政策，越南很多企业都是台湾企业尽可能压压压，把工资压得很低，跟当地的企业一样高，结果员工不断流失。结果我们采用高过到底工资50%以上，这种办法非常奏效，流动率极低，收入明摆着的，世界也不是特别高，我们在越南收入特别低，但是我们拿的是中国的收入。越南人拿中国的收入，这样就留住人了，当然他就愿意跟你走，因为换个地拿不到这个工资。另外我们实现激励的办法，除了有基本的工资，还有年度绩效奖励，还有实行以适度的股权激励，按照比较适当的比较低的价格给他们一个叫做一定的股权的激励，分多少年来实施，其实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干部他们收入主要部分是来自于股权激励。
何力：谢谢刘总。
提问：刘总您好，我是来自梁山彝族自治州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叫营盘山生态（音）。一个党委书记做一个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可能是第一个，我来开会之前，我们县委领导告诉我，你是要做社长还是要做党委书记，我说我愿意把社长做下去，党委书记我可以不做。因为我已经做过九年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凉山州有非常丰富的生态资源，我在当地带领我们的农民放养生态鸡和土鸡蛋，口感非常好，借此机会邀请刘总到我们那个地方做一个投资，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合作。我在下面有跟你们秘书打听你的电话，但是没有，我感觉到比较有距离，我想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到你公司再做一个拜访，因为凉山肯定比菲律宾环境要好得多。谢谢刘总。
何力：谢谢凉山州的这位朋友问刘总农业合作社能不能成为产业链上的一环。
刘永好：谢谢我们凉山的这位朋友，作为党的领导干部，镇党委书记好大的官不当，当农业合作社的社长，这是很有勇气，吃皇粮的镇党委书记。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后，新的经济组织蓬勃兴起，我们企业也支持和联络参与了若干专业组织，养鸡合作社、养猪合作社，养鱼合作社，通常我们占20%的股份，80%是当地社员投资的，国家合作法规定的，这个合作经济组织是避免这种叫做小而全的模式，同时能够在技术上、管理上、经营资质上都有可能得到较好的支持。这方面我们在做探索，我们已经在四川好几个地方，在山东、河南、东北，好多地方都在做这样的尝试，凉山我们也有饲料工厂，下一步可以跟我们凉山的新希望西昌饲料公司联系，我下去跟他们讲一讲，我的电话平时都在秘书那儿，打电话都找秘书。今天中午没有睡觉，刚刚谈了不到五分钟秘书就把我叫起来了，秘书把我管着的。
何力：谢谢刘总，时间关系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你好刘总我是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唐小飞教授是我的导师。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会是100多人的学生组织，所以我想问刘总关于团队管理的问题，在中国比较重人清的环境下，到底是先建设团队文化还是先有一个完整的规范团队制度？谢谢刘总。
刘永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唐博士在下面的弟子还蛮多，实际上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会的干部也在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在我们公司工作，实际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四川一些大学我们每年都会招一些管理培训生，后面也有一些是我们管理培训生，我们有一个MT的计划，培养一些青年精英计划，这次在新加坡的时候也跟李光耀先生交流，他们一直在做精英计划，他们派很多人到中国学习、英国剑桥学习，希望他们成才，给他们特别的关注、帮助，同时对他们给予更多的要求，往往这些成才企业的人都很不错，我也拜访了他们成长起来的几个部长，跟他们沟通了，确实感觉到挺不错的。我们非常关注我们未来企业的这些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从哪来，比如说集团副总裁、董事、副总裁就是北京大学原来研究生会的主席，在公司干了十来年了，非常优秀，学经济金融的，我不懂他就懂，我们还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人员，我觉得要用最优秀的年轻人，自己培养，经过多少年以后，他们吃过苦，对企业有感情，对企业的事儿比较熟悉，又比较懂国情，比较懂企业情，这样的人是企业发展的栋梁人才。谢谢。
何力：其实在我们过去的这么多年中，中国的民营很不容易，他们用学习的精神换来了发展机遇，用成本优势换来了很大的市场，他们用创新的精神获得了中国乃至国际上很多人的认同，他们用速度和规模换来了资本对他们的青睐，我想在今天这样一个金融危机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讨论企业的发展与变革这样一个话题，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对今天，特别对未来中国企业或者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都会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全部讨论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谢谢刘永好董事长，也谢谢曾博士和唐博士，谢谢在座诸位，谢谢你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