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信心中国——金融危机中新机遇的萌芽

主持人:各位来宾,早上好,我是杨燕青,欢迎大家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早晨从全国各地聚集于此,与我们共同见证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的首场论坛暨开幕式。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是第一财经传媒整合优势资源,全力打造的全新跨媒体传播平台,它将着眼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金融投资趋势与产业公司热点,权威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帮助企业摸索新机遇,传授非常时期的企业经营智慧。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就将从上海启程。我们首先有请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第一财经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韵斐先生致辞。

高韵斐:谢谢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媒体的朋友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赶到上海来参加我们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的启动仪式。第一财经经过将近6年时间的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跨媒体财经咨询的平台,在过去6年多的时间当中,第一财经的同仁们,精诚合作,在我们所有的听众、观众、读者大力支持下,一路走来已经成为一个中国财经的传媒品牌。金融风暴来了,作为中国最强大的财经咨询媒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把们上、线下的活动把我们的内容资源紧密的结合起来。中国经济论坛的开办,其实就是我们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来开发我们第一财经线下平台和线上平台整合的尝试。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成功商业在线和上海理财专修学院,还有交大进修学院给我们的大力支持,有了你们的支持才有我们今天的启动仪式的开始。

我们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将从5月份开始,在第一财经频道和第一财经周刊上开出专题节目和专栏,希望大家可以陪伴我们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一起成长,我们将在全国各地设立我们的论坛,将传播我们的财经知识,传播财经思想,帮助提高我们中国的财经传播的水平和打造一个经济思想和管理的思想盛宴。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高总。

在高总的致辞里,大家已经知道,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最大的特色就是面向全国各地,汇集和传播中国最顶级的经济金融和企业管理智慧,而这些智慧的源泉,就是我们强大的嘉宾阵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讲师团包括樊纲、李扬、夏斌、周其仁、巴曙松、哈继铭、龚方雄、钟伟、赵晓等一批国内顶级经济专家,专业家讲师团将包括冯仑、郭广昌、刘永好、金志国、董明珠、向文波、潘石屹、王正华、戴志康、丁磊、马化腾、马蔚华、李彦宏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企业领导。同时,第一财经传媒还将推出重磅主持人团队:他们是第一财经日报的总编辑秦朔、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第一财经频道总策划罗振宇、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主持人袁岳、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等。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正是要打造这样的一个权威、专业、务实的平台,为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中国经济活跃地区,权威解读经济形势,分享经验智慧,帮助企业在经济严冬下重塑信心、应对挑战、发现机遇。

下面,有请我们的论坛各方面的嘉宾代表上台,与我们共同见证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的启动,我们想一一请上每位嘉宾,请你们先用一句话来表达你们对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的期待。下面有请几位嘉宾说几句话。

孟凡辰:经济危机为中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把握这个机遇,经过专业的探讨,第一财经业精于勤,又把握了先机,所以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一定会成功。

高韵斐: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一定会成为思想盛宴。

罗振宇:我们一定会获得鲜花和掌声。

冯仑:第一财经总会给人惊喜,我相信给人惊喜的一定是第一财经。

金岩石:在此之前我们听过什么呢?红色中国,变化,信心是什么?信心比黄金重要,所以信心后是黄金。

章茜:我衷心的希望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能够健康稳步的发展,谢谢。

主持人:谢谢各位重要的嘉宾对我们论坛启动的衷心祝福,下面我们要揭幕。此刻飞扬的气球上书写的是不同的城市名称,那是未来我们的论坛将要去往的地方,随着讲台的揭幕,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就将正式启程了。谢谢各位来宾。请会座。

主持人:下面登台的是罗振宇先生,第一财经频道总策划,《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其诙谐中见敏锐、幽默中带反思的主持风格,使其成为第一财经频道最受观众欢迎的主持人之一,下面掌声有请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首场主持人罗振宇先生。

罗振宇:谢谢大家的光临,主办方给我写了很多首稿,但是为了让大家互相熟悉,我把现场方阵的情况介绍一下。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观众方阵,来自于成功商业在线的朋友们,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校友们,上海理财专修学院的校友们,还有现场来自于上海及全国各地所有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到来。我简单说一下我个人对冯仑先生演讲的期待,大概是两点,第一如果讲经济危机这个话题,冯仑先生可能是唯数不多最适合讲这个话题的人之一,因为他和他的万通地产是经历过前两个周期,不仅 活了下来,而且活的非常好。这次论坛有请他来做嘉宾,是有别具匠心的安排。我们知道冯仑先生在前年发表了影响很大的野蛮生长,但是有意思的是,那本书是在非常好的时期发表的,今天他又选择了一个话题是叫做企业在金融危机下的野蛮成长,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冯仑先生上台演讲。

冯仑:各位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实际上我觉得野蛮生长不是一个消极的生长,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生长,是讲内心的一股劲头,当时我在想书的名字时候,我自己想了十几个,最后用了这么一个,是讲内心的挣扎和抗争,以及向上的一种力量。

今天我们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仍然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就是我们在变革与创新当中去寻找我们未来的出路。那么我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实际上是从金融危机以来,我去了很多次纽约,也去了中国很多地方,也和中国相当多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不断探讨这些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一些观察,这些观察对于我们今天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特别是跟房地产民营企业相关的有关系。当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我们所有人的反映,对上一波聪明人如何看待,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金融危机,中国和国外都各有两种看法,那么对于美国发生的这场危机,我相当多的人都知道,第一解读就是从监管方面由于格林斯潘的失误造成的金融泡沫,导致了今天接近毁坏的状况。另外一种解读是道德问题,就是贪婪的问题,人类的智慧追不上贪婪的翅膀,最终导致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这样之后,还有人追问,华尔街的制度都是超级聪明人设计的,究竟人类的智慧,这么多数学家,包括物理学家,甚至心理学家都集中在华尔街,怎么就设计出让今天中国嘲笑的制度,这对我们的智慧有了一个很大的讽刺。今天对金融波动也有一个解释,今天的经济波动最重要是来源于我们的出口突然没有了,由于出口没有了,再加上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这样导致整个就业、增长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当然是说,我们在体制设计当中,我们对于外汇改革,汇率管制,没有抓住时机,在抓住时机进行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人为的力量进行了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结构没有很好的转换。这些解释都很学术。我现在相信大家都不爱听这样的解释。今天到来的博士有很多,博士的解释都越来越学术,很难听、很难懂,但是我们私下聊天怎么解释?我们私下聊天的解释非常生活化,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次波动,经历了WTO市场化的过程,我们的波动类似于少女的初潮,它是一种新市场经济的波动。美国的波动是什么?美国的波动叫做健康处女的例假,每次例假的结果是获得生命的延续,所以在我们看来,美国的经济经历40多次的波动,就像是健康处女的例假,使他们的经济可以持续的发展将近200年。所以如果我们在例假的环境里或者是初潮的环境里处理问题和观察的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假如假定农村妇女看到孩子来了例假,如果用封建的做法来做,以后这个孩子就废了,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如果我们很好的来做,有很好的卫生知识,那这个孩子今后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妈妈。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例假,我们要知道它需要阶段性的处理问题。

在29年危机的时候,在房地产行业,也出现一些小小的危机,但是那个时候的房地产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当时其中一个危机就是钢铁行业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建筑师在幻想,我们要相信今后一定可以住在摩天大楼里,如果住在摩天大楼里面,我们的地就可以大大节约,如果可以达到这个理想,我们的空气、交通都会非常好,纽约的人口在29年也涌进非常多的人口,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痴人说梦,我们怎么能住这么高,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有的人类大概住在3层楼很少,我们看到教堂的顶很高,但是不能住楼,但是危机使钢铁行业有了很大的创新冲动,结果钢铁行业就在不断的研究,用钢铁来建房,取代石头和木头,这就解决了把楼盖高的问题,这个发明很重要,但是光有这一条还不够,你建的不高不行,人不能飞高,所以又有一个发明就是电梯,结果有了钢结构、有了电梯,在30年代纽约大部分的摩天大楼都已经建成,人类就居住在高层。在20年前,中国人认为住在20楼可能有问题,但是今天人们住在80楼都没有人担心。所以整个来看,危机之后带来的一种变革的力量,在29年,在美国的房地产行业,如果没有危机,钢铁行业不过剩,人们想出这个劲就会很小,这就叫做例假带来新的生命,他就是波动,波动带来的新的创新。我去纽约,连着几次都跟雷曼有关系,在雷曼倒台前我去了,碰到一个员工,但是他们并不知道雷曼没有上去,当时我们跟他谈,他就辞职了,当时雷曼还没有倒,他辞职的理由是因为他是学金融、建筑的,他觉得是非常好的机会,所以他就做了,结果到第二次他去,雷曼正好破产,于是他不怎么上班,天天都在接待雷曼愁眉苦脸的人,要逃跑的人,我说你们是不是很悲伤?就像我们要找政府,非常的难受,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不是这样的,大家说是说,美国有一整套处理这样事情的机制,你比如说,从房地产行业来说,美国有一个房地产行业叫做私人仓库,你被炒鱿鱼之后,你没有钱了没有房子了,你的东西放在哪里?在新泽西有这样的仓库可以放动,有这样的公司在美国是上市公司,这些东西是专门给白领下岗、转岗,找不到地方存放东西的公司。当然还有很多社会保障,其他很多东西,所有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在料理后事的机制负责的完备,所以当我第三次去签约的时候,雷曼有两个人又到我们公司,现在他们在谈的话题就是雷曼这些人如何做新的基金开始去买别人的资产,又开始折腾,前后经过3、4个月的时间,今天我们看不到雷曼的骨灰了,而且雷曼一旦倒台,不到一周,雷曼的牌子在华尔街都看不到的。美国的体制非常的完备,所以当那里下岗几十万人的时候,没有人在街上举牌子,等经济好了他们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对经济危机,对经济波动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看法,最关注的还是在中国这边,当遇到经济周期波动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处理?我们是用农村无知老太太的方法把它逼回去还是把市场进一步的做大,把经济进一步的朝市场经济轨道走去呢。30年是我们的一个转型期,我们是从羊肠小道走到高速公路,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司机面临很多的选择,也有很多方法、速度,如果你速度太高,可能车就翻车了,如果你不走天就会黑了,如果你走太慢,也有可能被后面的人追上,所以正确的驾驶方式对领导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的车高速公路中间熄火了,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上车毁人亡,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高速公路有没有必要,高速公路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现在我们在看高速公路上在处理事故,后面的车就停下来,我们就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往前走,还是就停在这里,现在我们就是一个迷惑的司机或者是农村老太太面对孩子要马上获得新生的时机不知如何下手。

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我们作为企业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在中国,我们就得面对这样的环境,所以当经济危机,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以后,我们有不同的解读方法,我们的解读就是刚才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处在一个转轨、转道、新生命的阶段,处在市场经济就必然要面临周期,而周期必然带来创新和变革,创新和变革必然引导人类的智慧向更高的水平迈进,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怀疑这件事情,如果在怀疑,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将更加的复杂。

那么,作为一个企业来看,我们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周期波动当口,着重我们来说,一个民营企业,包括一个房地产企业,我们的选择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只有用创新和变革来超越周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讲一个故事,在经济波动,在半年多以前,有一天北京房地产的朋友在国贸那边聚会,大家在那里聊天,突然有一个印象跳出来,我看到北京CBD,这么多的房子居然是海南人们盖起来的,北京最亮的亮点一半以上是曾经在海南折腾过的人建起来的,于是我就开始琢磨这件事情,那么大家知道,如果去过北京你会非常的熟悉,最近北京大饭店新起的银太,是海南人盖的,然后后面是潘石屹,然后新天地、新城国际等等这些都是海南人建的,为什么在这个周期当中海南的人们有力气来建北京的CBD,我们把海南的朋友聚集在一起,看到大家的日子过的还不错,并没有像媒体所报道的或者是有些人期待的说过不下去了,而且这批房地产企业比广东的房地产企业过的好,为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海南的这些房地产公司,我们现在是用经历过经济周期第二次波动以后,我们是用日子心态来做生意,而广东的房地产企业是用蜜月来过日子,我们要知道蜜月非常的短,但是日子有多长?日子的时间是非常长。经济周期的波动,多数是日子,少数是蜜月,但是目前我们用蜜月的思维来看待问题,你就会放大你的幸福,所以你往往会陷入另外一个危机。那么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企业在08年以前的日子,所有的民营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包括政府都陷入一个蜜月思维,房地产企业就认为有房肯定能卖出去,房价一路高出去,这样就不断扩大投资,然后对产品的质量有所忽视,只知道快乐不知道快乐后生的儿子如何去养。政府同样,政府的政策同样是蜜月思维,比如假定进入房地产市场一定会生儿子,怎么办?预征所得税,只要你开始做项目,政府核定税是20%,说以后多退少补,其实以后都是不退钱的。第二个就是,一定是限制房价,限制限制再限制,他们认为你一定是挣钱的,结果现在赔钱了,其实政府的政策都是针对蜜月的政策,他忘记了市场经济由蜜月转化为日子,这样的一个政策环境,突然遇到经济波动以后,所以就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比如说,今天在房地产A股市场中所有公司的报表出来,一共150家,所有公司的年报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税收比利润要多,万科70亿的税收占40亿的利润,如何来的?一个行业最终的结果变成政府拿这么多钱,超级优先股,还不算土地出让金,企业资本所得只有40亿。怎么来的呢?政府的蜜月政策导致的,因为政府假定万科做的所有都是20%的毛利都是预征的所得税,去年万科降价很多,没有挣这么多的钱,但是政府钱已经拿走了。如果一个行业的管理部门,就相当于一个发结婚证,又发结婚证又管做爱姿势,又不管生儿子,有什么结果?一种就是自宫,一种就是野和,如果我们用逆向思维,政府的思维不做调整,假定你赚15元,略微一调,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个问题,所有政府和企业我们先前针对蜜月做的政策,经过这波被动都面对很大的挑战,我们要用蜜月来制定我们的游戏规则。一个市场经济不光是蜜月,我们过去读的经典教材,今天我们是在复旦大学开这次论坛。今天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来说,我们制定政策,企业思维决策首先你是应该放在日子背景条件下来想问题,而不是要放在蜜月的条件下思考问题,这是我们在波动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想到,什么叫日子就是叫不苦不乐,不好不坏,不苦不甜,这就是日子,所以作为一个企业要有平常心,我们要研究企业今后长远的发展策略。

按照日子的思维来看,你如何胜出?大家如果都过日子,你如何比别人过的好?所以我们就说你必须要创新,叫做有一点点创新就可以,用变革和创新要比别人过的稍微好一点,我们来看经济危机以后,各种企业的表现,大家看到最近中国企业家杂志蜜月,另外是高价地采取的方式使公司处于安全和流动性良好的情况下,大家知道万科做的不错。万科的营业收入比去年有增长,相当多的地产公司还是在蜜月当中没有起来,在冬天在暖被窝里面不愿意起来,但是万科是勤劳的,万科就先起来。第二个功课,万科检讨自己的策略,采取进一步的住宅产业化的政策,持续推动大规模的增长,大家知道万科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住宅共了,而且是去年前年两年都是全球最大,今年仍然会是全球最大,成为全球第一的三连贯,他们只有走产业化这一条路,而且对过去的产业化的做法进一步的完善,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万科自己讲的叫做走向神坛,跟道德、外部环境等做一个重新的梳理,用王石的话说把所有的一切都打回到最低点,把自己打回到人,调整自己,把自己调整到社会期待的范围之内,万科做的工作非常有效,这个就是他过平常人的日子。作为一个创业者有时候走着走着就会迷失掉,就像一个女人在幸福当中会迷失掉自己一样。所以他第一次脱离妈妈变成能人,大家会说他非常的英雄,横空出世,如果英雄坚持久一点就变成了伟人,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变成了圣人,当男人变成英雄,快接近为人伟人的时候,人就会迷失,现在万科回到英雄,回到平凡人,才会和日子贴近。比如最近要拍摄孔子电影,现在说拍孔子可以,但是不能拍摄孔子谈恋爱,其实孔子和他太太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在拍电视剧的时候一定不能拍俗的一面。所以万科的自我修正、创新、变革,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把万科在达到世界第一水平的同时回到使普通人的视角来做一个普通人对市场的感觉和决策。所以在经济危机出现以后,万科所做的调整,我认为是一个着眼于日子的正常调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么从我们万通来说,我们在海南经历过第一次蜜月,大家知道第一次蜜月在海南就是91-93年,那个时候的蜜月,可以用癫狂来形容,癫狂到什么情况?就是天天见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南有1万8千家公司,泡沫破灭以后,剩下不到100家公司。我们这些幸存者,我们深刻的记忆,每一个繁荣、蜜月之后,日子的等待是非常痛苦的,从93年一直到06年有7年的日子,大家知道,海南3年的蜜月迎来是7年的日子,所以当房地产到第二蜜月的时候,我们内心都在记者上一次的蜜月和日子交替的痛苦情况,我们万通就提出反周期安排,所以从2000年我们跟大家做的不同事情就是反周期,就是在反周期大量出货,降低债务结构,增加流动性,同时研究商业模式,汲取商业模式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我们研究所有的房地产A股公司10年的报表,有一个情况别不是因为地多抗过两个周期的,作为的A股房地产公司他们的盈利在繁荣时候的盈利和萧条平常日子的亏损如果把他们拉回来做一个每年平均的收益率,低的让大家不好意思就是4.5%左右。所以我们很吃惊,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有问题,繁荣3年很好,但是一下子5年不好,一下子折回来,10年下来净资产就是四点几。另外所有繁荣时候的财务报表也是自杀式的情况,在这几年里面净资产、利润、营业额增加,但是每股现金流减少了,存货增加、负债增加,这就是自杀式的增长。你的增长是假定在天天过年月月结婚的基础上,一旦起誓结束了,没有人请你吃饭了,我们就暴毙了。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误导我们的行业,因为他们在告诉我们说地没有了,但是我到了美国将近50次,而我看到的是还有地,后来我琢磨发现土地是无限的,大家仔细琢磨,房地产是做什么生意的呢?房地产是做平面生意的吗?其实房地产是做空间生意的,新建筑只有现在的千份之一的重量,我们是可以往天上无限延伸的,这样土地就延伸了,大家踩的第一寸土地都不是第一次接触过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只要房地产是做空间生意的,科技会让你无线延伸。第二件事情,我们是做买卖。所以曼哈顿一共就50平方公里,纽约最繁华的地方,等到纽约实在没有地了,拉登又给它做了一块地,所以必然性、偶然性会让土地无限,所以中国就更加无限了,总结一条,不按财经媒体记者写的做公司。另外更重要的是不按投行分析师分析的情况,去年所有的分析师都说地少地少,现在套住以后,今天的分析师又说谁买地谁傻子。所以从02年以后,我们做了一个反周期安排,繁荣时候在郊区扩张,萧条的时候在城区扩张。另外我们摒弃传统的香港模式,来采取美国模式,其中我们的一个举措就是在美国新的世贸中心建一个中国中心,我们花费了5年时间,我飞了30次纽约,最终做成这个项目,让我们积累所有不动产的经验都通过纽约这一个项目传导引入。这就是一个变革,而我们这样一个变革,我们才发现在房地产行业实际上媒体教给我们的太少,祖宗留下的也太少,而美国中年妇女给我们的东西太多。她们经过几次危机,我专门研究过经济危机之后,房地产商怎么做的,这给我非常多的启示。现在全球经济分布水平不同,那么我们看到,在房地产行业出现的产品重心的转移和商业模式的变革带来的一些企业的进步,在8千美金以后,逐步房地产企业的重心转移到商用不动产,再到3万美金以后,房地产行业的重心逐步金融化,零星是资产管理类和导演型的房地产公司。随着这样的变化,我们发现,在纽约最大的市值地产公司是金融类的,是黑石下面的,一共390亿美金的一个资产,其次是商用不动产公司,市值是住宅公司一倍左右。而美国住宅公司市值最大的就是商用不动产公司的一半,所以我们发现行业模式的变化,在200年里美国地产公司的模式由最初的地主加工头,这个时代就像是泰坦尼克号。比如说碧桂园曾经是施工单位,后来变成中国的地王。第二阶段,到了成长、加资本家,这就是今天万科的模式。美国、日本曾经都出现过这样的模式,所以在美国最大的地产公司达到过市场份额5%,营业额100亿,去年衰退比较严重,这个就是成长加资本家。第三个阶段目前在纽约最大的地产公司就是导演加制片都是张艺谋,大家想一下张艺谋是什么商业模式?第一个,他会有干股,第二挣制片费,投资的百分之多少是制片费,包括项目管理钱的。第三个是票房的分帐。在这个过程当中张艺谋挣的最多,风险最少,第一个他靠市场份额,在中国几百个导演,真正挣钱的就2、3个人,所以张艺谋代表一个市场,他拍片2亿国内票房是正常的。第二个是证明他有这个不,他可以用大牌、可以用各种服装、道具最好的,他会用,而正因为这样,今天你要给钱给张艺谋,三年以后他才会接受。现在美国最大的地产公司都是张艺谋这种公司,他是收费导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了解到这些,万通开始做变革,万通针对上一个繁荣转移到现在的日子,我们采取的变革就是反周期和美国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在国内整个房地产向下行的时候,我们有相对低的负债率,有很好的流动性,同时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平常心,因为我们知道蜜月很短,日子很长,而且我们多了一份日子的平安,所以今天跟大家在一起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另外我们来看对付周期的一个故事,它就是比亚迪的故事,王传福带领的比亚迪,在大家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地方,他们做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就是开始做汽车,所有人认为你做电池的怎么做汽车,在资本市场一片不支持的声音,但是他还是做了汽车,而且做的是新能源汽车,而且发挥了中国制造特别优势,结果在危机的时候,他获得了巴非特的支持,而且带动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故事,我们在变革和创新当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变革和创新的事情被大家沪市了,组织和变革也是应对周期波动的巨大法宝,特别有意思的是说,我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在交流,我在三亚碰到一个兄弟做房地产20年,他说他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说你现在公司的状况是什么?他说了以后,我说你的公司在20年前是这样,20年后也是这样,我就在想从万科、柳传志,还有很多公司来讲,这些公司组织蜕皮要多次,然后引进投资者,然后你再把他上市,上市以后有的变化控股公司、投资公司,有的像是变成柳传志跨国经营。这样你如何对抗周期呢?第一资本金增加了就可以对抗周期,今天日子好过,我们控股公司有将近15亿,我们是人民币注册的房地产公司,所以负债不到25%,所以我们的日子好过,但是有很多民营企业想不清楚,到底是控制率重要,还是规模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百分之百的鸡蛋都是你的,打了也都是你的,如果你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会比较安全。结果这次危机一波动,包括东新航空,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我和王石在两年前专门看过他们,提议就是扩大资本,引入战略投资者,这是最简单的一招降低负债,他们听不进去,就认为自己可以英雄决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另外组织变革还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决策当中合理性,你的治理结构合理了,董事会有签字,你一个人的决策,往往合理的决策可以通过不合理的决策可以过滤。比如说万科他可以做到今天这么好,因为万科有一个很好的董事会,跟经理人有一个平衡,所以他的决策会理性。另外好的治理结构可以让你保住贞操,可以让你在道德上不是太贪婪,为什么王石不行贿,他确实是一个好人,除了道德因素之外,他的公司治理结构,他是一个很小的股东,如果行贿去赚钱,百分之百归股东,坐牢肯定百分之百是他,丢人百分之百是他,如果私人企业就只有你一个人,行贿百分之百得益是你自己,出事你也乐意。我碰到一个我们的前辈就是傻子瓜子,他这30年除了换了4任老婆,他的公司没有任何的脱胎换骨,所以傻子瓜子先生,他在节目里反复讲换老婆的重要性,没有讲组织的重要性,所以组织变革非常重要,刚才我讲的用变革来对抗周期,既包括商业模式的变革和决策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包括组织变革,组织不变革对对抗周期比较的危险。

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讲一下我们的企业在这一轮波动当中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大家不管是捐款的问题,毒牛奶的问题,或者是等等问题,民营企业都面临道德的考验,出现金钱和贞操的问题,什么是道德?道德就是贞操观念,就是应该不应该好和坏的问题。那么一件事情,一旦上升为贞操,必然带来三个后果,第一是必须的,第二不舒服,第三没有效果,但是是必要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乡村爱情》,里面老是说必须,必须的。以前我们经常看封建故事,其中有一个自梳女的故事,故事的女主角偷人,最后被沉塘了。这就第一因为偷人,所以必须要被沉塘。第二个是不舒服,我知道,有很多烈女是根据舒服程度来颁奖的,你越不舒服越是中央宣传部发奖,在牌坊群里是吏部颁发的,而且是中央财政给钱,多少年?16、18年守寡,最后一直到80岁,最后给予最高评价,如果中间改嫁,你就要把牌坊取消,如果你只坚持了20年,你们自己家跟吏部申请,中央宣传部批准最后自家拿钱修一个小牌坊,所以要坚守贞操就要不舒服。第三个没有效果,显然不利于优生优育,也许这个人的感情偶尔出轨是因为结婚不幸,在贞操观念非常严格的时候,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是没有效果的。那我们今天中国的企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有中国传统道德,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特别的政治文化的道德,有美国极端西方英美文化的道德,也有不伦不类的90后的也好,中国本土的混合是非观念,有这么复杂的道德体系这个都是必须的,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包括黄光裕大家都在拷问特的道德,最近有媒体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新原罪》把我们在计划公司法以前我们创办企业体制性、制度性的原罪放在一边,而加了一个新原罪,新原罪其实就是不贞节,特别是最近失败的民营企业就是不贞节,就是贪婪、不道德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我们一个企业家在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时候,我们要摆脱野蛮生长,我们要平衡你扮演的角色和公司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公众对你的舆论压力。男人接近伟大以后,就把自己的角色扮演越来越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一个明星最多只能扮演两个角色,不能扮演多个,但是我们企业家都扮演多于三个以上的角色,比如公司的董事长、董事、行业代表、社会道德化身,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角色,这些角色在很多时候在打架,当你变成一个强势行业大哥,你可能就会伤害到一些中小企业,所以这些非常的复杂,所以在民营企业成功以后,你要减少你角色的扮演。所以在美国,最近我得到一个词儿,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看儿童排戏剧,老师老是在讲角色榜样,我们现在的角色榜样不要太多,比如奥巴马是一个角色榜样,为什么他可以选上?因为他出生寒微、努力奋斗、热爱老婆。比如说我们如何讲话,我昨天跟张总也在讲如何讲话,是讲政策呢?还是讲恰当的话,还是要讲有利的话,这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你要追求讲正确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巨大的,这个风险要交给科学家、教授去讲,他们天天跟真理一起同眠,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追求真理,他要讲正确的话,比如我们的博士、教授要讲正确的话,如果我们的企业家讲正确的话那是抢了他们的话,所以我们要讲对公司、员工、客户等等有利的话。比如刚才高总讲的话就非常正确,我们经常希望代表真理讲正确的话,所以讲正确的话不一定赢得掌声,不要以为你优秀你就一定会有掌声。你时机条件不成熟不恰当,一样会被乱棍打死,如果人家正在新婚之夜,你进去递一件衣服或者是说要注意计划生育,他们肯定会把你打出来,这样的话你不能在第二天说吗?所以正确的话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所以在经济波动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坚持刚才讲的创新以外,特别要在周期性波动的时候,我们要善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应做的角色榜样,来平衡企业增长对商业增长和周边道德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不断的进步。

今天非常感谢,我用我简短的发言来开始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也希望大家今后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使我们的论坛更好。谢谢。

罗振宇:非常感谢冯仑先生的演讲。在休息15分钟之后,我们将请上一位经济学家金岩石博士,一位房地产行业资深分析师陈立民博士,还有我和冯仑共同来做圆桌对话,请大家记住,这三个角色人都是他在演讲当中骂过的人,所以有请大家期待接下来的圆桌对话。

(茶歇)

罗振宇:各位来宾,欢迎回到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的现场,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上午论坛的第二个环节,圆桌对话,首先有请我们的嘉宾,首先有请主讲嘉宾冯仑先生上台。然后还要请出两位跟冯仑先生PK的来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陈立民先生,他是仲量联行亚太区的董事,他在上海也算是名人。有请。还有一位嘉宾是金岩石先生,PPT上有他详细的介绍,他也是我们著名的“电视明星”。

下面就是我们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的圆桌环节。刚才我们有幸倾听了冯仑先生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但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他给大家留下两个悬念,第一个关于经济危机虽然他讲了很多,换了很多角度让我们眼界大开,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他在躲避,就是一个很俗的问题,现在的金融危机见底了吗?我们可以买房了吗?这一定是他被人经常问到,很无奈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问。第二个悬念,把他经济学家也骂了,把各种各样的分析师、专家、教授、媒体都骂了,所以下面有仇的报仇。有请嘉宾提问。

陈立民:刚才冯总说过,一个男人经历4个步骤,你认为你现在是哪个步骤?

罗振宇:能人、英雄、伟人和圣人。

冯仑:可能,我在90后人眼里是英雄,20后的眼里是能人,所以我个人觉得,我算是一个小小的英雄。

陈立民:这个答案我不满意,你作为开发商算是什么呢?

冯仑:其实我更多的角色是董事长,其实我们是做一个专业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并不是简单开发商的角色,如果仍然要这样来看,我认为就是一个能人和开发商的角色,因为我们做了将近20年,会做的时间也就4、5年,之前全叫折腾,不叫做开发,比如在海南,我们今天说炒房、炒地,那不是开发商做的,后来处理遗留问题,这个也是开发商的问题,所以真正的就是2000年开始,我认为我们刚刚起步,并没有比别人好太多。

罗振宇:陈先生你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深意吗?

陈立民: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如果你算能人的话,我们算什么呢?

冯仑:你算老师,所以你可以教育能人,是导师。

金岩石:我是代表上海交大海外学院来的,只能说正确的话。你讲的是金融危机,我刚刚从美国回来,美国两大房地产商正在合并,这是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在前四大房地产公司两大合并,这是美国房地产业。

冯仑:准确的来说是住宅公司。

金岩石:对。在美国房地产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现象,你能不能告诉我,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呢?

冯仑:这个并购重组效率和成功可能性,实际上在商学院你们都学过,特别依赖一个治理基础,在中国能够规范透明按照市场方法来管的并不是说特别大,大部分作为一个纯商业机构他的发育还不够,为什么?中国6万家所谓房地产公司,真正上市A股150家,综合类还有50家,在境外、大陆做房地产的还有40、50家,准备上市的还有40、50家,加起来是300家,最可能发生故事的是这300家,但这其中的障碍是非常多的,比如跨境就不太容易成功,国内的地产公司即使是A股本上市公司,做重组也有很复杂的审批程序,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没有进入到一个完全竞争的状态和良好的交易制度和法制环境,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如果鱼都不能自由游泳的时候,他们之间拥抱的机会非常少。

金岩石:就在两年前经济非常好的时候,万科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出现过兼并,但是为什么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反而没有兼并,是不是房地产商之间存在落井下石呢?

冯仑:娶媳妇的目标都是为了幸福,因为萧条以后对娶媳妇能不能幸福带来疑虑,所以现在在结婚登记的比例已经在降低了。

罗振宇:刚才冯先生用的比喻说他比经济学家等通俗说这样一场金融危机,金先生你能不能代表经济学家说的比他更通俗一点?

金岩石:经济危机刚才冯仑讲的都不是主要原因。其实经济学家有两个解读,一个是比较流行的,是少数人策划的一场阴谋,而且到现在这个策划人还没有找到,比找本拉登还难。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相信的,这个世界变了,如果世界财富比喻成四条腿的桌子,一个是实体经济,另外三条是三张纸,它构成了基本架构,出现问题是出现在这三张上,他的背后有一半就是房地产。

罗振宇:有人说格林斯潘是罪魁祸首,金老师说是房地产商是罪魁祸首。

冯仑:地产商自己称自己是三陪小姐,比如说扫黄的时候,没有人心疼你,比如说金博士。

陈立民:你做开发商明显是利润非常高的,你如何面对老百姓的拷问呢?

冯仑:所有的媒体包括消费者大家看地产商赚钱多,其实很有意思,只看见嫁女儿,没有看见养女儿。刚才我已经讲到,如果你研究这个报表,万科去年全球最大住宅公司政府拿走70亿,投资者、股东只有40亿,如果你放到10-15年来看这个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在5%以内。养女儿的时候你没有看见,嫁女儿的时候正好是繁荣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经济再不景气就没有人再说房地产行业是暴利行业了。

陈立民:我觉得你往美国发展都是房地产,商业中心,准备把中国的企业都带过去。

冯仑:包括仲量联行等他们在研究房地产行业,就是我刚才讲的在GDP8千美金以内的时候,住宅是一个明星,所有的房地产市场都围绕住宅做,GDP8千美金以后,实际明星逐步会转到商业不动产,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已经和200年来我们看到的变化,在这个区域内我们认为适时转移比较的恰当。从万通来讲我们也不放弃短期住宅市场,我们只是适当减少量,加大住宅的差异化,用商业不动产来配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加上现在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包括现在银行动商用不动产可以重新化,3、5年都可以,拿物业抵押可以贷到10年,这样的环境变化都会导致发生变化。李嘉诚就是用25年时间左右完成了三分之二是住宅,三分之一是非住宅。新宏基也用了20-30年完成了自己的转型,一半住宅和一半商用。所以这是规律,跟道德没有关系。

陈立民:美国金融海啸以后,办公楼的价格就掉了一半,你现在签这个合同后不后悔呢?

冯仑:我后悔,我的工作是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算别人算不到的帐,我们是在看2013年,不是今天,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孩子摔倒,从今以后就不要再走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签约我们是在看2013年以后,而今天全球的经济学家不管对和错和市场人士都是判断到明年年底或者是后年会有起色。

陈立民:你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做这件事情呢?

冯仑:美国经济在扩张的时候,他在全球很多地方建了美国中心,他叫做美国汇,韩国人经济在亚洲成长的时候,在中国北京建了韩国中心,德国人在中国投资多了以后,北京还有德国中心,所以中国经济的成长和跟美国的经贸关系的密切,而且中国商人现在去的最多的是纽约,而且中国政府部门的代表团每年有500批次去,所以我们创造这样一个商务活动空间是市场的需要和过去30年资本流动和房地产之间的变化关系是一致的。所以我做的大量工作就是看这些别人不看的地方。

陈立民: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导演加制片像张艺谋一样呢?

冯仑:这样的好日子谁不爱呢?关键是能不能成功,有待于时间来考验。

陈立民:那就是厂长加资本家了?

冯仑:但是我们没有万科做的好,在这个方面我们跟万科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金岩石:在15年前你到我家,开车看到沿途的房子,说这才是房子。你现在想一想,这才叫房子,中国能有这样的房子吗?

冯仑:中国一定有,而且已经超过这个水平了。

金岩石:你现在认为豪宅市场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冯仑:不是巨大,现在是这样的,这就要看政府的保障范围放多大。在新加坡政府保障在80%左右,20%是市场甚至你说的豪宅。现在建设部保障司明确保障管理范围最贫穷的家庭人口有6%,闲不住的政府手他会管多少,他管的少那部分会相对的多。

金岩石:你现在往美国跑,是否意味着你在这一块看不到利润呢?

冯仑:没有,现在我们讲全球欢,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公司。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中国,而且我们也准备改变,我们在北京、天津地区,我们采取的是集中策略而不是分散策略。我们做商业中心,一个是因为市场的推动另外我们要转型到美国模式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全球最挑战的商业不动产项目,这个就是世贸重建,为什么世贸中间就是地球最具挑战性的项目,第一个,投资密度最大。第二地方很小,里面要建很多项目,同时要保证城市运行不停顿。

金岩石:因为能去那儿的还是第一财经,现在回到民宅。那个时候我跟你讲豪宅区域政府不一定,必须由5%的房子盖给穷人,保障是保障能有5%的穷人和富人一样享受同样的教育基础,保障房这个概念和我们现在我们媒体所谈论的保障房概念差别在哪里?

冯仑:我觉得在美国收入比较清晰,保障不保障都容易做到,最近出现了内部集资建房的允许,把它拉回到保障,公务员的收入,周期人曾经写过,公务员也叫低收入人群,很难理解。最近有一篇报道非常的有意思,河南一个民营地产公司建了一个政府大楼,建了一个常委楼,建了政府公务员宿舍,结果政府拖欠他的工程款,他跟政府要钱,政府把他抓起来判了刑。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上讲的保障逐步倾向福利而脱离原来的本意,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有担忧,房地产住宅化,住宅化道德化,道德化趋向市场化,市场化趋向福利化,福利化之后普遍贫困化。

陈立民:最近我看到一篇郎咸平的文章,他说99%的白领将会破产,原因就是因为买房。

冯仑:他们不会破产的原因就是郎咸平买了房了,他肯定是白领之一,所以我相信他说的这件事情是不准确的结论,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已经说明了情况。

陈立民:你不觉得现在房子贵吗?

冯仑:贵和便宜是相对于收入和人生阶段来讲的,如果是婴儿,你给他多少钱都是贵,他没有挣钱,如果是大学毕业,当然1万块钱也是贵,但是像是你这样来教育我们的时候,给你1万块钱就对了。

陈立民:我也一辈子为你们开发商打工。

冯仑:这样才能证明一个人的劳动是必要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是也有过一个阶段,房地产商受到这样的一种待遇?而这种待遇究竟是地产商的不幸还是我们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当中不成熟导致的一个错误的判断,是大家的困惑。就像金融行业在华尔街历来金融是受到道德置疑的,其实在华尔街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置疑。房地产商在二战以后,跟我们现在一样大量供应房子,这段时间是受到欢迎的,但是随着金融和房地产紧密连接以后,像是次贷的出现,次贷是因为为了解决低收入或者是没有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建了两个政府机构发放贷款造成的次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围绕住宅问题道德化的很多思考和批评评论,并不是地产商的不幸,因为地产商经历无数次的批评以后他们自己会自己成熟起来,如果你在现在的困境当中不能站起来,那只能失败。现在大家都在批评房地产,但是不批评国有房地产,经过最近市场化的调整以后,地方负责保障房大部分是地方国有,所以下一轮我开始考虑媒体要开始指责哪些房地产商?所以这就面临方向上的问题。所以我个人对于中国GDP增长当中房地产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我是不怀疑的,但是对于这个过程当中陷入道德困境我一直都很担忧。

金岩石: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讲了房地产开发商没有暴利,另一方面我们从媒体或者是错误的报道,很多富人,在很高的比例是来自于房地产创造暴富的传奇,大家都知道。

冯仑:更多的民营企业是因为被房地产的债务压死了,现在我看《新原罪》,像是黄光裕都是跟房地产有关,大家没有统计过这个,所以你说的这个是不成立的。

金岩石:有暴死的也有暴富的,是不是说明这是这个行业不成熟的特征呢?

冯仑:是的,不能正确的增长也不能正确的死亡。

金岩石:所以你希望有一种新的路径叫做野蛮成长。

冯仑:这是过去的路径,今后的路径是健康成长。

罗振宇:现在我们把机会留给现场的听众。有没有媒体的朋友需要提问的?

提问:我是来自新华社的记者,我们现在可以买房了吗?另外一个问题,从这两个月的成交量来看,量是上来了,但是通过前期降价,开发商又把房价要上涨,对比两会之前和之后,开发商之前是呼吁救市,现在看到势头见好就要涨价,对于这种现象你如何看待?另外房地产很也没有进入十大振兴行列,你如何看待呢?

冯仑:当你是一种生存发展必须的时候,你任何时候买房都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有钱。但是你要投资的时候每个人的看法是差异很大的,所以在经过半年一年观望以后,我们叫做刚性需求,大家因为要结婚、离婚、迁移、工作变换,最后要做一个决定这是必须的,这个必须就是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外部怎么看都会做一个决定,是买房,这样的话每年中国这样一种刚性的量,会支持市场继续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整个房地产行业,无论它被列在哪里,但是有一点共识是所有社会的共识,房地产行业对于GDP增长的贡献是一个之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坐在哪里位置没有改变,在规划内和外是没有改变的,我今天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媒体讲他的规划位置改变了,它一定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同行也不会受此影响,我们依然相信在未来10、20年里,在GDP发展到1万美金的时候,房地产仍然是一个支柱行业,所以我们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至于涨价其是落价救市还是不救市,这是一个市场的信号,如果我们推动一个市场化的房地产,涨价还是跌价,实际上并不由南京的周局长管,大家知道南京的周局长,他管不了这个事情,而是企业自己管,企业觉得东西好卖了涨价,东西不好卖就降价,大家也不要惊喜,要习以为常。就像股票第一次上涨下跌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把交易所砸了,但是当今天价格上下波动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动,而且也没有人去谈,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所以在今天我们对涨价还比较敏感和跌价比较敏感,

罗振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听完冯总的回答我们明白了该不该买房把?

观众:没有。

罗振宇:如果没有明白,那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提问:圆桌论坛是围绕房地产来展开的,刚才冯仑先生有一个前提假设,中国整个经济和发展道路走美国、西方的道路,房地产行业是需要各种各样禀赋都达到条件,但是是否有可能让我们发展到那样的地步呢?

金岩石:我们在美国当过穷人,我在美国居住的就是穷人廉租公屋,我们住了小房子才想住大房子。

陈立民:我还记得我爸爸跟我讲,儿子你知道香港哪里的人最吃的起?就是公屋的人,你看看他们的垃圾房里面都是虾壳和蟹壳,他们养的起或者,还吃的起,所以他们的下一代非常的成功。我看香港人有一半人居住在保障房里面,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排,冯仑先生是如何看待的呢?

冯仑:这个我还是赞成的,刚才讲到中国究竟用什么方式发展自己未来的市场经济也好,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好,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好,我们的保证是必须的,但是做多少是跟政府由于的,比如像是新加坡80%做住宅,在20%做商用地产。我只说跟企业有关的方面,关于国家宏观趋势的问题,留给说正确话的人说,那就是教授。

提问:我是来自湖南的记者,金融危机对沿海发达地区的打击会相对于大一些,所以有经济学家提出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是缩短中部城市与沿海发达城市的机遇,也是他们发展的一个机会,我想请台上嘉宾给我解答一下,你们如何看待这个观点?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请问中部城市他们如何突围逆势发展呢?

金岩石:说到金融海啸我讲一个故事,报纸上金融危机来了,农民说没有感觉到。如果我们把从全球来看,把它看作是一个资产负债表,石油蒸发50%-80%,每一家的房子蒸发20-30%,企业销售了20%-30%等等,消失的是什么?我们看这一手负债,一分钱没有少,不仅没有少,G20会议联合决策是什么?举债刺激经济,债务会越来越多,所以金融危机是这一次财富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如果资产大幅度贬值,债务有增无减,大家想一想我们用什么办法让这张资产负债表复合平衡?那就是发票票、吹泡泡。

罗振宇:最后我请教冯总一个问题,去年我采访潘石屹我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王石说有拐点的时候你不同意。另外是在4月份的时候关于百日,你说有一堆中国小房地产企业要倒掉,但是我苦等三个月没有发生,我就问他你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今年连续两次判断错误呢?冯总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冯仑:这个要像算命先生回答问题,抽象到时间具体情节来回答肯定是正确的,如果你要问他要发财,哪天要发财具体时间他就不说了。如果他说中国的企业一定会经过一个竞争,优胜劣汰,有一部分发展有一部分死亡肯定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他要说百日就完。所以当你一个问题拿不准的时候,要向教授学习,尽量说的抽象一点。

罗振宇:最后提问这个问题也是让大家死了这条心,到底要不要买房我们从冯总这里得不到答案。非常感谢台上的嘉宾。今天我们要赠送冯总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就是琉璃高尔夫球杆。有时间你可以教我打一下。

冯仑:非常抱歉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但是我会把它摆在桌子上。

罗振宇: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和今天的光临,我们今天上午的论坛就到此结束。我们今天下午还有精彩的论坛等待各位,欢迎大家再次光临。谢谢。

主持人:各位来宾,下午好,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演讲活动现在开始,首先让我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持人——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1997年,起任《南风窗》总编辑,领导《南风窗》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政经杂志。2004年参与筹办《第一财经日报》,任总编辑至今。他所著的《中美杂志比较研究》是杂志界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2007年,他带领下的《第一财经日报》取得了长足进步,跨入中国财经媒体第一方阵。下面,掌声有请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主持人秦朔先生。

秦朔:各位嘉宾、朋友欢迎您光临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中国需要信心,信心引导中国,我想在最近的一年时间里面,可能没有哪一个中国的词汇能够比信心更让我们耳熟能详,更让我们信心沸腾。信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等来的,信心从哪里来?信心是中国整个产业结构变迁当中来,是从这样的结构调整当中把握这样的市场机会从而获得信心,信心也是来自于凭借顽强的企业家精神,从扎扎实实每一天每一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而来。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中国大企业家家,他更用自己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和蓬勃的斗志带领他的团队、企业,用民营化的经营方式,在两个充分竞争的行业航空和旅游都做的非常的优秀,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大屏幕来领略这位企业家的风采。

今天我们特别为您请到的嘉宾就是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先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董。

王正华:各位专家、年轻的英才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承蒙第一财经邀请参加今天的盛会。给我出的题目就是就是透过金融危机看“中国服务”的机遇与挑战。

我今天发言的三个部分,一共是50分钟,第一部分讲序言。第二部分我讲一下事无不胜是关键在平常,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更可以看到,这个关键是在平时的。第三,有事不怕事。真正金融危机来了不用怕。

首先第一部分序言。最近我所遇到的媒体朋友和专家碰到我经常提出问题说,现在的民营航空停航了或者是被收编了有了停飞了,那春秋航空在现在的金融危机当中能够幸存吗?这些问题我们已经用我们的行动做出了我们的回答。前三天,4月11日春秋航空第13架空客420交付,春秋航空第一个掏腰包买的花了4亿人民币的飞机。年底年初的时候,我们花1亿人民币招聘了30多位机长。在3月30日召开的记者会议上,中国区空客总裁和GE公司等等领导都亲自飞到上海,央视、新浪网、第一财经等媒体也都来参会,我在会议上报告三件事情,第一春秋一共购买了3架420飞机,今天第一架飞机交付。除此之外,第二,最近春秋还买了两架,是别的公司退出来的飞机我们仍然把它买下来,总资金是60亿人民币,同时我们新开通了西部的航线。第三个我们宣布了春秋航空今天将推出100万张99系列的特价机票。在大家都认为中国廉价航空不可能的时候,新华社记者说民航越来越得到寻常百姓的叫好,现在大众需求的廉价是具有无限潜力的成长型市场。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受到了网友们的欢迎。在会议上空客总裁致辞,春秋购买的第一架空客在中国迈出了第一步,也是春秋迈出的第一步,GE公司中国区的总裁马克先生说,中国航空公司对航空付出的得到了国际的赞赏。当记者问德国北方银行中国区总裁,现在银行都面临银根短缺,你们为什么愿意贷款给春秋航空呢?他说,我们在航空领域拥有非常丰富的运营经验,我们长期关注春秋,春秋的经营和领导都让我们信服,这个时候我们用美元给春秋贷款,表达了我们对春秋航空的信心。我记得一次中国民航金融会议,他们宴请我去,亚太区的总裁邀请我吃一餐饭,我说要谢谢你,承蒙你的邀请。这个话过了三个月,上个月的月底,德国老外们又带着他们的大老板,总部的总裁,那天他跟我说,现在金融危机,现在航空很危险尤其是民营航空,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出我们的重视,他们的老板是美国人,还有英国人、法国人,他说我是德国人,你是中国人,现在我们开的是国际会议,除了俄罗斯之外,希望我们可以用他的基金,这个话说的是一句话笑话,但是反应出不是说企业在困难的时候,是民营公司就不给了,关键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问题。

春秋1981年我们是从两平方米小亭子开始起步的。春秋旅行社1994年以来,国内旅游连续13年全国第一,境内外42个全资第一,我们7年3万次包机,客座量全国第一,我们从不欠款。春秋航空是05年中国成立第一家,目前也是低成本航空,我们有两低、两单、两控。在经营上,我们创造疯狂的降低成本,但在安全上我们绝不省一分钱,不搞低成本。服务中去创新特色,满意率97%,我们希望出现的是低票价好服务,但是除了这些差异以外,采取的措施就是每架飞机回到出发地之后,我们有50位同仁去听取大众的意见,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周报。

首先我们对供应商的诚信,公司要严格按照规定不欠缴,我在做航空以前,认为旅游是又小又散又差,我想航空是大公司,应该很好,但是我进入以后看到更差,而是欠几千亿,而且还说欠款是一种能力,欠款是不要利息的贷款,这样就形成了相互欠帐,春秋航空是如何做的,我们规定财务,你跟人家谈判的时候下尽功夫,下款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严格要求做,必须要时间把款打过去,因为社会会发生问题,我不希望承担晚缴,所以社会的同行认为春秋这个老王不可思议,等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对我们春秋非常的尊敬,特别是在这个寒冬时期,银根比较紧,员工也有怪话,员工说我们王总整个是一个SB,当然,我在网上跟大家解释,我认为公司坚持诚信,这是公司搞企业和做人一样的道理,这是做人之本,责任是企业常青之基。我们要和银行、机场等等供应商,把春秋诚信定位在最高级别。GE公司说,春秋是他们的大客户,因为我们去买他们的发动机,GE是全世界最大的机卡公司,他们说这三年来我们对你的评价是世界第一流最高级别的,和法航、英、汉莎航是同一个级别的,最高级别的。所以在当前,金融危机也罢,困难的情况出现也罢,我对于春秋来说,无论目前我们所要买的60亿的贷款,对春秋来说不是贷不着,而是大家抢着送钱给我们,所以我认为事无不胜关键在平时。因为有了春秋航空在旅客的腰包里面省下来19个亿,所以春秋航空如何何时何地在什么地方开航,都会引起百姓的欣喜若狂,他们把它看成是自己的节日。

下面我再说两个例子,春秋航空在1月20日的时候,在长春开设航班,他们说20号将是长春伟大的日子。春秋航空对子孙后代也非常的负责任,我们保护绿色地球,09年2月27日设立了我们春秋航空的目标方针措施,比如春秋长期提高客座率,消耗同样的资源,运送更多的客户,所以我们的客座率比同行业高出18%多,人均排放废气低于40%多。

对自己,对我们的干部团队也是负责任的,此次华尔街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金融界、经济界无数专家为此说病因、找良方。华尔街薪酬体制是问题的根本,为什么?华尔街的缺陷是刺激人们不顾一切风险把目光盯在眼前的薪酬上,使交易员到首席执行官都失去了常人的理智和良好,他没有常人应有的判断。06年雷曼兄弟6个大经理,竟然拿到了1.5亿美金,最后,一切都是围绕着自己眼前的利益,包括高层领导也是这样,这就是世界五大投行之一,具有13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哄然倒下的必然。春秋不是说这次金融危机,春秋从建旅行社开始,我们一贯引导干部要更多的关注公司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首先,表现在我自己身上,我把80%的股份都分给公司上、中层干部,我自己留下了20%股份,在薪酬方面,春秋的干部,尤其是上层干部都取很低的薪酬,别人都想不通,一般的航空上层人员薪酬年薪都是百万以上。而春秋上层干部全年无休,一年年薪是20万,而春秋的高层干部都有这么一句话,在春秋辛苦,但是有奔头,这就是为什么一家没有任何背景的旅行社能办好的问题,我把80%的股份给了我们的干部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们办航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旅行社的利益是非常薄的,但是春秋竟然能够有5、6亿的资金来办航空,这钱如何来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干部看公司的长远利益。

第二个是信任,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主和企业,虽然我们是民营企业,但是用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去教育党员,凝聚团聚员工,一丝一毫不能变,尤其是在一切向前看的今天,显得格外重要。春秋每个月都有组织活动,每个BBS网上公布这个月多少人出席组织活动,我们规定的非常严格。人生实际上最值得的理念、人生、真理说到底就是那么的简单我们反反复复讲人生,讲道路,包括我们过去的斗私批修,也包括现在做的民主生活会,实际上针对的就是两个事情,一个贪,一个婪,你说简单也非常的简单,人生真的能够做到一不贪,二不婪,这都是我们公司组织的活动。我们公司也非常重视审批党会。比如在去年的时候,有300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列席会议,我们让更多的人通过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优秀同志,他们是怎么追求党的,从而让我们的年轻一代,80后了解从内心追求中国共产党。所以那天会议上,有20多位置积极分子表示了自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不是作秀,而是有计划的针对,现在我们会选择一些人,比如我们会选择100多个IT电脑工程师。在今天,我们年轻技术工程师比较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动手能力差,我们的员工亲自开车去买英制的部件,自己动手来做,很多人手上起了水泡,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工作。网络正在改变世界,网络正在重写生活,由于个性张扬,由于各种兴趣、需求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消费者可以直接参与生产、销售,使英特网成为最简单的连接方式。

春秋公司自建的销售系统、离岗系统在全中国是第一家的,我记得当时在讲离岗系统,虹桥机场当时的总裁说,这个事情你们是做不成的,某某大公司花了8千万做的一个离岗系统,他说都没有做成,试了三年,上个星期跟我说算了不干了,没有办法干下去。他说你又来干,你的注册资金才8千万,你拿什么来做?所以以后我们做成功的,我们没有花8千万,连80万的一半都不到,只花费了20、30万,这种技术并不复杂,关键如何适合你自己的市场。我们目前网上支付量已经达到70%,这个水平接近欧美国家的先进水平,现在我们的旅客都不用培训,按照网上提示直接购买,我们每天将销售1万张票,都是在网上进行销售的,而且网上购买机票非常的方便。我们现在已经能做到,从你想买票一直到进入客舱,才看到我们的第一个春秋工作人员,当然有很多人因为带行李,还要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春秋航空从上海到厦门每周是3班,5名工作人员,每天都忙不过来,但是我们推出了B2C模式,到这个月我们推出了每个星期30班飞机,而且现在我们竟然没有增加一个工作人员,我们在厦门还有旅行社,实现了旅客自我生产、自己服务,我们的门票将低于我们的老大哥33%,总体平均下来低于同行的36%。在中国大家都认为,廉价航空公司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低成本候机楼,没有宽松的市场等等,大家不相信春秋,因为刚性需求要占到80%,20%的柔性成本里面员工的工资我们又给最高的,人家认为不可能,实际上春秋做到了,我们的管理费用比人家低72%,营业费用低69%,财务费用低73%。是的,刚性成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同样的刚性成本我们给予更多人使用,使每个购买我们票的人得到最大的实惠,而且我们在全世界廉价航空当中,我们也是做到了名列前茅,我们现在比欧洲瑞安和东南亚的亚航都是接近的,当然有朝一天有低成本候机楼、航线,市场进一步的放开,我相信我们还会有新的突破。

07年全世界一百家低成本航空公司,春秋航空营业收入是23位,净利润是41位,入座率我们是全世界第一。08年中国几大航空公司亏损,春秋航空仍然有微利。我们惨淡盈利了2000多万。09年第一季度利润是1587万,同比仍然有较好的增长。

网络正在改变世界,网络重写生活,我们正在从信心时代迈出推荐时代,我们碰到这样一件事情,春秋差异化的服务,虽然经过听证和批准,但是由于中国几十年的标准惯性操作,再加上旅客还是有一部分旅客他喜欢找代理商买票,代理商有的时候把我们的服务差异也不跟旅客讲清楚,所以有班机延长就有旅客来找我们退票,比如我们在07年秋天的时候,大连航空由于整个从我们中国大陆一直到日本岛,今天有很大的雷区,所以我们飞不过去,就下来了,这样给旅客耽误了两个小时,这个时候旅客又开始闹事,又延误了两个小时。到了大连,大连旅客不罢休,还要找我们的麻烦,最后飞机乘到上海,最后12个乘客死活不下机,延误了4个小时,最后导致我们所有的航班都开始延误时间,旅客他们有时间跟我们耗,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他们想,他们还想钻空子,他们买票是199元、99元,但是要我们赔偿800元、1000元,我们跟公安说,他们说我们很难动手,然后我们又去找了媒体,问媒体能不能帮忙,媒体这个时候说,我站在这里怎么说?最后我找到了法院,最后法院跟我说,你可以起诉,起诉公安不作为。我是要靠着公安的,怎么能起诉公安呢?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把这种情况写在网上,90%的网民对我们非常的支持,等到过了4天,媒体开始支持我们,把事件的过程登在报纸上,又去采访了民航局局长,就是这样的报道大大小小有几十万篇。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依靠网络,引导舆论导向,是编辑记者跟着读者走的案例。

我认为有重要的四句话,现金流、聚人心、降成本,逆势上。

首先是现金流,我们国家拥有一个强大的国有资本集团,尤其是各地的国资委,因为这些国有资本集团构成国家重要的资本支柱力量,对这部分的资本壮大和保护也是我们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伴随对国家和资本双重保护,就形成了三类资本,民营资本是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我们的民营资本本身自己的弱小,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是一个3、4岁的小孩,人家是20岁、40岁、50岁的人,人家体格强健经验丰富。我们做事都会倾向于40、50年,这是一个惯性。民营企业要不在竞争当中死亡就必须要拼死在新的法律探索当中冒险穿越,自己本不想穿越的灰色地带,但是一定得走灰色地带,由此而遭遇商业活动以外的巨大风险,因此不改革向前不行,改革了不知何处踩雷。所以对于今天的金融危机民营公司,就算我们的困难不是很大,但是你要有改正的机会,要有公司的明天,唯一靠今天的现金流不能断,实际上现金流断裂是没有人可以救你的。

下面要讲一下聚人心和降成本。未来我们的员工更是公司的希望所在,危机是坏事,但是危机又是团聚人心的最好时机,我们要带领员工、培训员工。这次的金融危机比上一个世纪20、30金融危机更严重,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准备要拉响警报,在去年11月份公司开始出现亏损,春秋集团12位成员,12月21日会议决定,我们自己减薪30%,有的员工说你们减薪还不是为了做样子,是的,我们就是为了拉响警报,所以我们在BBS网上公布,在公布没有过几分钟,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员工决定要和公司抱团,共度难关,有的人决定要降薪,也有外籍员工也决定降薪,在1、2天里面有100多个这样的帖子,在这个困难时期,他们要与公司同生死共命运。为了员工不减薪不减员的承诺降低成本的办法,大家想出了很多想法,大家想法的节约办法,使春秋航空在09年一季度节约用油822万,同时还减少了污染,我们打破传统方式,通过多种方式将公司减少220万的成本,从而我们又多了一个降低成本的空间。

最后是逆势上。在全球航空、全国航空减员、缩小规模的情况下,春秋航空从去年9架飞机短短3个月现在到了13架飞机,这几个月每个月近一架,我们还在规划,在获得政府批准的前提下,我们准备和空客公司商量定30、50架飞机的大订单。哥伦布同样是一个小船他有勇气发现新大陆,我们有政府的支持,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有事不怕事,不怕金融海啸,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最终我们会战胜这次的金融危机。谢谢大家。

秦朔:谢谢王总的精彩演讲。中国今天的公司为什么有那么强的竞争力,都是跟中国企业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要素分不开的,同样工作时间,同样创造的工作价值,如果有一些资产定价不合理,泡沫高,靠杠杆化上去,你肯定有一个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去泡沫化、杠杆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春秋给我们分析的案例,对于我们坚定中国公司价值,中国产业的竞争力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下面回到接下来的嘉宾讨论的环节,我先在这里正式做一个电视主持,有请我们的嘉宾。责任、信仰、创新,刚才春秋航空公司的董事长王正华先生给我们分享了这三个方面的心得。除了王总以外,我们还请到了陈琦伟先生和徐建明先生一起跟我们进行讨论,有请三位嘉宾上台。

王总刚才的演讲非常的精彩,不过你刚才也讲到,你学生水平怎么样还是要靠两位专家他们来评估跟评价,所以有请这两位嘉宾提一些更难一点的问题,让我们王总来回答一下,尤其是你们觉得他做的有问题的地方提一些问题。

陈琦伟:刚才秦朔讲的我们两位是要提出问题,在我来说,我们在王总面前肯定不是老师,肯定是学生,王总刚才讲的,通过他亲身的经验,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好的例子。春秋这几年的运作,一个是行业的原因,也是企业运营的模式,特别是刚才的报告,感觉大家有一个共识,这是非常值得人们尊敬的一个企业,我有几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担心,春秋航空从自身来说他做了很多有特色的东西,但是在行业当中是不是有代表性的企业呢?因为在航空业有代表性的都是国有大航空公司,我跟他们交谈,包括刚才听王总讲的内容,我觉得差别很大,当然油价上涨了大家都可以谈,但是关于一个公司如何加强管理,如何降低成本,呈现自己的服务特色,着眼于自己公司的内部,春秋航空的大量注意力是在公司内部,我记得以前在媒体上读到王总的一句话,“钱一半是赚出来的,一半是省出来的”,这样的话我在国营大航空公司从来没有说过的,他们总是说油价上涨,或者是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刚才王总讲的春秋航空着眼于企业的内部,这么大的差别,当然从市场的分布来讲,航空业大部分是被国有企业占有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春秋航空的做法在中国航空背景下,包括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春秋航空有没有代表性,你是找一个夹缝生存生存,还是你比一些国有大航空公司更有竞争力呢?

王正华: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事实,欧美的大公司,像是美国的,包括欧洲的,那些大公司几乎都是和我一样的,是民营的、私营的,然后上市。比较典型的是英国航空,他是比较早的,当时英国有十几架航空公司的时候,撒切尔把它合并,希望就像我们政府现在所期望的,能够把管理搞好,不亏损等等,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服务质量更加下降,撒切尔咬紧牙关改变了内部经营。所以夹缝是求生存,是今天的春秋,未来的春秋将战战兢兢去迎接明天,同时我对待明天也是很有信心的。

徐建明:我在听王总演讲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的是感动,感觉他把春秋融入到了自己的生命,包括灵魂都融入到企业当中,这是我非常受感动的地方。我提问一个问题,现在国际上一个什么资本,出了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价格你会把春秋航空卖掉吗?

王正华:我的飞机还没有飞起来的时候,新加坡航空的一个副总裁每个月到我公司一次,他说你不是8千万注册吗,我给你10个亿,用你现在的团队,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这10个亿心动,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干的是一个事业,我在做这个决心之前,我们在之前就研究春秋将来怎么样,我们研究了很多产业,研究了全世界10个最大的旅行社,最后选择了航空业。我前面所讲,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看到,第一步看的是旅游包机工作,眼睛再放开来看,法航、英航等等全部都是私营的,所以我认定这个我可以干,只是我在干的时候,上海的龚学平是人大主任,他在做市长的时候分管旅游,他听说我要做航空,他很紧张,打电话让我过去,他说上他的秘书已经研究过了,美国航空业每年都是亏损的,而且中国的航空公司也都是亏损的。我说我是草根企业,我们不怕,我们主要是要让人们安居乐业。

徐建明:你已经把大部分股权已经转让出去了,如果公司有一半以上的人接受这个意见你怎么办?

王正华:如果有一半以上那说明我无能。我每次要发表的这些观点,我的旅客都会跟从我,就像刚刚说的黑名单,很多人都认为我这个是要失败的,因为我们国家有公共规定,比如出租车连续拒载,当时政府做了这个,当时我的心里想,人心都是肉做了,最后我能说出道理,结果95%的人都站在我这边,旅客都如此,我的同仁们能不这样吗?所以我是和大家一起成长。

徐建明:我相信你能说服你的员工,现在再深入一下,如果不是一个团队或者是外资来收购,而是中国的主管部门来做主导你会怎么做呢?

王正华:我从一开始做我就表现出我会非常的卖力,而且我也能去预见5、10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多数领导对我是比较看好的。因此从我一开始做旅游的时候,他们都说旅游就是一个小摊子,我给你一百万你好好发展,一百万不够我给你五百万。我不要。之后是浦东发展,浦东说你把春秋的旗子插在浦东,你来不来?我说我不来,这个地方没有春秋人的汗水我是不要的,所以他们总是说我是一个土老财,但是我脚踏实地。

陈琦伟:王总是航空业里面的一个另类,刚才听到王总的报告介绍,他做企业的做法,按照中国的价值观来判断我觉得是很主流的,比如他强调凝聚力、勤俭、身先士卒等等观念,但是中国今天又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今天,比如航空业本身在人才上,管理人才、技术人才也好都非常的市场化,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跳槽的情况也非常多。那么从国有的企业跳出来,现在主管部门设置了很多障碍,但是从民营企业往外跳,如果有其他的同行来挖你的技术、管理人才,你这个企业受到其他的保护比国有航空公司要少,是没有保护你的。其次就是代沟的问题,我们算是一代人,很体现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现在年轻的一代,20、30多岁的人,以公司为家,以事业为本,刚才你讲到号召大家奉献,你觉得这样的东西一代一代传下去,一个是市场的吸引力,一个是代沟的问题,春秋的管理模式你觉得能够持久吗?

王正华:代沟又存在又不存在,说实在的,我经常给我们的员工去讲一些未来,包括我刚才讲到的网络改变世界,我曾经做过几次报告,包括在北大、清华、交大、复旦都做过报告。他们都想不到60岁的老头看东西比我们20、30岁的人看的还是要深刻,所以跳槽很正常,但是好的跳出去,还是好的跳进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举两个例子,飞行员要跳出去,他跳进来不容易,跳出去也不容易,因为一个的飞行员、一个机长要花300多万进行培养,如果你要走,你要把这300多万给我,谁愿意接受?尤其像现在,250万现在都找的到,现在飞行员反而不看这个,而是他们进来很自由,出去也很自由。我们在去年年底、年中就发现有两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他说春秋什么都好,但是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我也找他谈过,我说我们非常在乎你,他是从西北过来的,10年到西北,到我们这里才2年你怎么就想走,他说我到上海一看,到春秋一看,原来世界是这样的,我想到外面去看一下,看完我再回来。他走的时候我还请他吃了一顿饭,我说祝你好运,如果你觉得外面不好,你可以随时回来。他到外面没有到半年,他通过原来的领导找我,他说外面的世界是精彩的,而且我是到东南亚最棒的公司,但是我感觉到,那里面没有我的归属感,他说包括春秋内部的社区网,我们可以在网上骂你王总,可以骂我们的经理,我可以提意见什么都可以干,但是我在那里快闷死了,钱拿的比这里多两倍,但是他的精神太痛苦了,每天干工作想,每天工作不多,仍然想,晚饭睡在床上还是在想春秋,如果不回来他要神经病了,所以这是我对跳槽的解释。

秦朔:我有一个问题,刚才从我们两位嘉宾提问环节里面,大致上我觉得你相信这样一个观念,民营企业内在竞争力活力、企业的竞争力都要比国有企业蓬勃、旺盛,也有长远的竞争力,可能在你的心目当中并不把今天很多的庞然大物当回事,你可能觉得改革开放40年就变成恐龙了。假定让你这样的企业家,我们假定你去主持东航,你去主持南航国有大型航空公司,在他们现实制度、环境、文化、体系跟你是不同的,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你觉得你还有很大的作为吗?我觉得这些企业家也是很努力的,有一个大的航空公司董事长跟我讲,他说他累的头发老是掉,是因为他的经验不行吗?也未必是这样,你能不能站在他们的角度给他们出一些招呢?

王正华:我们春秋公司无论是从我们起步一直到今天,比如现在都骂东航的李丰华,但是他确实是我非常优秀的老师,为什么?我在一开始拿到证件的时候就去找他,他愿意花星期天半天时间和我一起看,然后以他丰富的经验给我说的头头是道,然后他给我出招,我说我想做一个有差异的,他也给我出招,一直到以后,我们都是半年碰一次头,每次碰面我都会非常受益。东航做到今天有它内在的,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难以做成的事情,我想绝对不能怪李丰华。

陈琦伟:我相信王总的回答,国有航空公司的高层管理领导他们也非常的努力。这次大题目是金融危机带来的新机遇跟新挑战,那么除了市场本身消费趋势变化以外,还有廉价、低成本对春秋航空是一个好趋势。这次金融危机我把它宽泛了一点,中国还有中国的特色,中国正在经济调整过程中间,中国经济也在调整过程中间,王总你经营春秋航空,你认为中国的调整,社会的调整到底是给大的航空公司带来的机遇大,还是要小的航空公司带来的机遇大呢?包括刚才秦总编提到的问题,会不会给春秋航空带来其他的机遇,你对国有航空大公司是处于谦虚,没有提出如何改进的方法,其实国有航空业应该改进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你觉得在这里面会有哪些商业机会呢?

王正华: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们怎么样,我可以出一个招,倒不如把东航私有化。比如让100、200、300亿谁愿意接盘,如果我是国资委的话我会说私有化吧,来招标看谁愿意接受。

秦朔: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前面这个帽子决定了,更多还是从改进管理、治理而不是根本制度的变革来提高,从这样一个意义上,基本制度假如不改变,我们的产权结构也不做大改变,他们还有没有办法呢?现在看到的基本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你好了也是国家的,你好了国家也给你注资,对于他内升的方面,无论是激励还是约束还不是很够,对于这一方面你能不能再说一下。

陈琦伟:我补充一下。有一次我们坐飞机,我碰到一个国有航空公司的老总,王总说如果春秋跨下来没有人会保护他,除了消费者,那个老总的回答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那个时候他们的公司非常的困难,巨额亏损,出售也没有成功,他说早晚国家要给钱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有这样制度依靠的情况下,我同意王总说的这样一句话,会不会有这样的必由之路的机会,可以创造更好的市场,为消费者服务呢?

王正华:注资能解决问题吗?凭什么要注资,为什么是70个亿,他的规定是什么?他的条件是什么,我不知道国资委的领导们能不能说的清,现在还需不需要注资,要注多少是合理的,要不要注实际上这一切,我认为破坏现有市场的平衡,与其拿100亿注资给东航70亿,南航30亿,我觉得不如拿出来,在这个困难情况下拿出这100个亿,你们杀到国际航线上,一个航班我补贴100万、50万、30万,根据各种情况来做,拿这100亿支撑进一步打开这个市场,而且用市场的手段,你国际航线开的多,我就给你多补助,类似出口退税一样,我感觉为什么不用这个办法,为什么要用注资的办法,我始终没有想通国资委的领导是如何想的。

徐建明:今天我来的时候我非常期待中国服务的概念,因为无论王总是从做春秋旅行社还是航空都是服务业,中国现在GDP可以排到第三,但是中国的第三产业在全球占比可能是倒数第二第三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总提出服务的概念是非常的好,有机会可以聆听王总对中国服务业这样的概念在未来的发展。现在我们说拉动内需其实就是应该拉动服务这一块,我们一直讲中国制造、创造真正需要的就是中国服务。

秦朔:中国好的服务性公司,服务性的定价、战略、组织架构都非常少。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王正华:中国人自古以来总是把为人服务是第一档的,其次这个世界的分工,就像是我们的空乘,以前从一些大公司来的人,他们喜欢为有钱人、大客户服务,但是春秋服务的客户群是第一次乘坐飞机的人,这些人非常的好奇,到处看,服务员怎么提醒他都不听。所以我跟我们的员工说已经要服务好,如果你对你服务好了,他会记住你一辈子,如果你服务的是国家领导,他会记住你一辈子吗?

那次新浪网有一个陈编辑跟我聊天说,他说我一生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的爸爸,我爸爸含辛茹苦把我送到大学,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打电话问爸爸想干什么,爸爸说他就想乘坐一次飞机,后来他买了1千块钱的机票,他爸爸吓坏了,怎么要一千多块,他说这是我在农村一年多的费用。他又说,春秋为我们中国老百姓做了一件大事、好事,现在每次我回家都乘坐春秋飞机,我在回家的时候家乡人都会夹道欢迎我。

秦朔: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陈琦伟先生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价值,中国这一代企业家蓬勃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那么如何能够传承的问题。比如说现在随着中国人口要发生拐点,很多都是80后、90后,他们如何去找这样一种在艰难困苦条件下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现在我发现一个特点,有一部分企业家年龄越大斗志越大。所以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感觉,中国在转型期,最蓬勃的企业家可能会进入一个拐点,我们最旺盛,以前大家没有机会,非常的难得,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艰苦奋斗,如果我们希望他不要下降,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法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呢?

王正华:这个事情能做成功完全靠自己努力,不要怨天怨地。比如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上海,在上海很多人都捧着他。我说你到美国去,他死活也不肯去,好不容易他去了,我说我让你到美国不是去享受,我是让你感受美国人是怎么样的,美国人的艰苦是和我们这一代人一模一样的,我们这样的艰苦才能创业,他们那里也是这样。之前我跟他说,我说我给你5万块钱,你用完5万块钱就回来。他到了美国以后,他不敢花这5万块钱,他每天要打两份工,而且还要住在“猪圈”里,为什么说“猪圈”,他们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面非常的脏乱。我在美国的好朋友他的儿子到了成年的年龄就把孩子赶出去,父母对儿子说你要到社会上生存。然后他们的儿子、女儿借房子,他弄了一帮员工住在他的大房子、小房子、别墅里面,他的理念不一样,中国人觉得80后就一定要享福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到西方去看一看,人们都是需要努力的。有一次我去美国找我儿子,我说我们在外面吃饭吧,把说不用,回家以后,不到30分钟,3、4个菜做好了。我回来说给我的爱人听,我说美国社会教会他什么,他在美国大概7年多,带回来3万美金,拿回来两个硕士文凭,为什么中国一定说什么代沟、企业家精神,我认为这些不存在。

陈琦伟:王总教子有方。不过话说回来,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一个活动,有人在会议上抱怨80年代上半年和下半年,抱怨他们缺少艰苦奋斗的精神,代沟差别很大。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跟80后还是有区别的,有时候人家说创业不容易,守业更难,王总的企业经营历程,不光是创业成功,经营也非常的成功。关键是春秋的经营模式,你期待下一代的接班人将如何来做呢?你可以预测一下。

王正华:我希望年轻一代,包括我的儿子现在也进公司了,我是让他到最难的部门,大家都在说,我们被携程打败的订房、订票,他们换了3、4任老总没有做成的,你让你儿子进来不是纯心下不了台?我说一切是要靠他自己来做的。我说我儿子是这样的,我公司所有年轻的同志,他们都是感觉,第一要拼搏,第二我希望他们有更多的现代意识,毕竟我是从一个两平方米的小亭子做起来的,我希望他们有更多公司化管理的理念。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能够真正踏上世界的企业发展道路,这样,春秋公司才会有希望。

秦朔:我们的圆桌论坛就到这次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们送给王总一个琉璃高尔夫球杆。

各位观众朋友,刚才通过王正华先生的演讲以及嘉宾讨论中互相的碰撞,我想我们已经对于春秋航空何以在这样的激烈竞争市场当中,金融危机调整中间仍然逆势而上的了解,正如王总所说的,跟责任、信仰、创新息息相关,同时从他教子有方可以看到,一个孩子要成长,一个公司要成长,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他创造一个更加容易去经受考验、更加容易接锻炼的一种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人可以得到成长,企业也可以得到成长,再大的危机也打不败始终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人,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茶歇)

秦朔:各位朋友各位嘉宾欢迎大家光临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在接下来的主题演讲的环节里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教授来给我们分享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上海要逆势而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方面的战略机遇和国际经济危机出现以后,我们的一些战略选择问题,有请王德培教授。

王德培:开了一天会各位还坚持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就有两个问题,金融中心还是危机中心?因为在整个国际金融中心正在蔓延的过程中,这句话是总书记在G20会议上讲到的党中央毅然决然让上海在2020年享受国际金融中心的待遇。那么,这场金融危机的风暴主要就是目前现有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简单的逻辑推导,是不是11年以后,下次的金融危机中心就在我们中国上海呢?所以我花半小时来说这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在这个背景下,上海将承受哪些历史机缘?有多少商机、有多少发展的机会,或者说上海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我想今天我主要围绕这两个话题来说。由于这场危机无论是范围还是程度,都前所未有,加上这场危机特有的一些特征,使得这场危机差不多成了目前许多经典的模式都被颠覆了,我们很多约定俗成的观念都在这场危机当中被击破了,如何解决它?这个事情是很烦的。

比如举例来说G20会议,在会议结束要牌照的,胡锦涛总书记坐在中间,奥巴马最大的国家坐在后面,这种景象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开会之前大家都磨刀霍霍,奥巴马说,目前G20解决就是救火,欧洲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这个火怎么起来的,今后如何解决。我们中国在开会之前说,这场危机灾难最大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主要就是要救发展中国家。萨克其说如果你们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拂袖而去。我们成为世界第一号外汇储备种子选手,我们竟然是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在GDP上面我们竟然连二连三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的老三。在99年,当时排名世界前20位银行,美国人拥有11家,英国人拥有4家,10年过去以后,风水轮流转,美国人沦落成只有4家,我们这么穷的国家,竟然在20名里面拥有5家银行,第一、第二、第三都是中国。在这个时点上花旗银行市值下跌到90%,我们工商银行可以购买30个花旗银行,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购买10个花旗银行,这个历史真的颠倒了,人家就说你要有理由,你是第一外汇储备国,你要出钱。

我在这里举一个伤感的例子,在全球污染城市最厉害的前10名,我们占了9个,某城市的老百姓很痛苦的说,咱们现在太阳像月亮一样,白天像晚上一样,鼻孔像烟囱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颠覆。就美国机构单方面的宣布,仅仅国债市中国购买了7千亿,加上各种各样的资产,中国竟然购买了1万7千亿,这是他们单方面宣布的,这个也是在经济史上没有的,国内许多媒体舆论都在说,怎么不去购买黄金、石油?最后总理也说,我们也对美国担心,奥巴马说不用担心。这里面我认为也有许多苦衷,难以回避的苦衷,因为在全世界的贸易当中,以美元计算的全世界贸易占80%以上,那么以美元为外汇储备的要占64%以上,欧元占27%,英镑是5个百分点,日元是3个百分点,就是这么一个格局,我们每年进了5千亿美金,你存什么,买什么,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我曾经听过金岩石有一个判断,他的判断很形象,他说美国是一个瘸子,消费过渡,储蓄过少,我们也是一个瘸子,储蓄过渡,消费太少,如果这两个瘸子绑在一起就平衡了。因为人民币不可结算,不可流通,你想用人民币换取石油、黄金都不可能,所以历史的发展超越了老外的预期也超越了我们的预期,我们资本向下,我们金融改革姗姗来迟,但是我们享受了刚才讲的一系列待遇,所以我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原则出发,我从生活出发说明这场危机颠复了所谓往常的规律。比如回过头来看这场危机,刚才我给它的概念是金融中心还是危机中心?如果金融中心必定要产生危机中心的话,那上海还要不要搞金融中心?当时我是这么来推导的。

那么这场危机究竟如何来的?媒体当中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阴谋论,是美国的一些擅长搞阴谋的,比如投行,比如说犹太人,或者是哪一个家族,甚至这个阴谋玩了一两百年到今天才爆发。第二个观点是这场危机百年不遇的危机,这场危机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的话,那么针对第一种观点,我认为东方的计划经济就不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计划经济也是人策划出来的,是阳谋。第二种观点,如果这种格局是存在的,那么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也不在乎是国家的意识的体现,显然这两种观点也不可能存在。那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我用六大逻辑来推导,之后再来看今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到底是金融中心还是危机中心。

第一个逻辑,一般原因,一般原因它也存在,但是是表层的,现在媒体说的比较多就是道德比较差,凡是搞金融的人良心黑,这是道德的问题。所以美国国会把雷曼兄弟叫过去讲清楚,干吗把天捅破了,他说他是根据游戏规则来玩的。最后议会说你为什么要拿年薪4亿。他说我没有4亿只有3亿5千万,最后这个人被人在健身房暴打。ARG因为政府投资3回,分调1亿6千万的奖金整个社会沸沸扬扬。06年英国金融伦敦城里面一家公司5千职工,几年就分了167亿美元,所以这些年英国伦敦的房价年均增长25%,世界的金融到达这里,当时没有人说道德的问题,当初很多人都搞金融。

第二个是杠杆效应,比如我们增长是10倍,上海炒黄金,可以放大10倍炒,雷曼兄弟最高峰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材料也是50、60倍,158年的金融史累计的金融净资产是6千多个亿,杠杆太大,全部被冲掉。九龙之水,美国监管乏力,这种情况也存在,他们信奉的是市场,这三大原因是国内国外媒体上比较雷同的想法,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不是根本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在1999年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关于美国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就像上海现在要搞国际金融中心,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法案呢?在1998年日本人通过类似一个法案,日本人说我们长达十几年失去的10年什么道理就是在金融问题上以英国人为首的国际金融集团压制在那里,所以我现在要革命。曾经日本有一个专家和我说过一个花絮,他说我们日本是一个什么国际待遇呢?每到年末的时候,美国政府就会炮制一份100多页的报告,名字就是关于日本政府下一个工资指导大纲,这就是日本的待遇。他说我们政界、军界、商界,哪里被压制就会要求解放。为什么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落后华尔街,所以他们也要搞金融,大萧条的时候,美国三分之二的银行都倒闭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全部开放。就在华尔街银行不要说表外业务可以搞,什么CDO、CDS都可以做,总之法案已经出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1999年通过这个法案。我举这个例子干什么,今天美国的政界把这盆脏水都扣在华尔街身上,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是次贷?为什么在空间、房地产贷款上成为诱发危机的原因呢?早年,我们现在都用纸币,纸币多就会通胀,所以在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美国人说算了,我来做老大,所有的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执行,游戏规定确定了,德国人、日本人崛起了,特别是这个当口,我看史料是法国人公开报道,他历来很浪漫,所以他们拼命的印法郎换美元,用美元换黄金,结果美元看到大量黄金被搬走,而且这个游戏规则也是他自己定的,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游戏规则不行,他就重新推倒再来。所以30年的稳定期,诱发了未来30年的紊乱期,在后来的30年中,一会儿是石油,石油作为稳定之矛,但是都挂不住,由30年的和平发展到60年的和平,累计的货币越来越多,这些货币都要寻找他的稳定之矛,跨入新世纪,发达国家把它挂靠在房地产上,这是有原因的。比如说英国,在这几年井喷式的增长是有原因的,我讲完之后在网上被人家批评,他们说什么是按揭贷款,按揭贷款就是把我们的头按下去永远抬不起来。我在这里讲话给我的报答是一片掌声。

银行家的感觉是很灵的,他发现既然是一种潮流,为什么不把放贷放大,美国确实有钱,但是贪婪之心银行家安耐不住,就把款贷了穷人。美国是3年内只还息不还本,美国经济工人的收入还提不高,就像我们大小非解禁,保险公司说你把东西给我,我帮你分类,帮你分类打分就变成一个商品,大家就去赌,有人就发国难财。为什么挂靠到房地产上去,我刚才一线之路,他也是由来已久的,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原因之。

第四个原因,用经济学角度来讲,一个国家的实力很强大,但是有顺差,顺差时间长了走向国际的步伐就会加快。我在这里通俗讲就是老大的命,美国凭借自己的实力坐上世界央行老大的位置,世界贸易结算80%是美元,时间一长,他们就发现我感到生产东西,所以逐渐顺差变成逆差,变成逆差过程当中他就越来越空越来越虚拟化,这就是老大能力。首先享受老大的好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互相残杀,所以做了老大以后,被人掏空卖空就是一种宿命。

第五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冷战结束以后,全国大解放,哪里有特区他们就奔向哪里,累计金额竟然有70万家,这个在历史上也没有过的,所以我们国家的外贸在中国制造还不如说是在中国制造,70%实际上是在中国制造。06年就开始闹矛盾,中国轮船货品到了欧洲美国说不能进来,大量都停靠在那里,差点酿成外交事件,是因为在中国制造,都是外国跨国公司在做外贸,他们马上到国外游说,他们说船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我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东西廉价,国内所有就业人口5-6个亿,所有发达国家的就业人口一样的5-6个亿,中国人口和跨国公司狼狈为奸,形成了这些年经济发展,通过WTO走向国际以后,所以说轮到我们冲击别人了,在冲击的过程当中,是中国还是世界的,这次因为流动性过剩,因为流动性过剩,就是世界生产产能过剩,这一切并不仅仅是美国人制造的,所以在美国华尔街爆发的这场危机仅仅是一个主战场,但是真正形成这场危机的,前一段时间G20会议,奥巴马是首犯,其他人是从犯。

第六个原因就是市场原罪,只要搞市场经济必定就是过剩的,过剩以后与实体物品相对应的货币也是作为过剩沉淀在银行。等到银行沉淀越来越多,我们国家现在有十几万的贷差,所以行长会把单据反过来填上多种美妙的说明书放到市场上。就是把过剩的货币重新包装以后抛到市场上,这就是所谓金融衍生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不是今天形成的呢?在上一次G20会议上,萨克奇很活跃,他向世界宣布,这下大家可以放弃了,我终于让美国这条猫的头上挂上了一串铃铛,奥巴马恨死他了。关于美国这场危机150年前就有一个人预测到了,如果美国金融投机炒作继续这么疯涨下去,早晚有一天美国的金融要腐朽,美国的政府要腐败,当时底特律再也生产不出汽车,现在三大汽车公司面临倒闭,这段原话在150年前马克思写的《资本论》上有说到。关于经济的内在关系,老马早就讲清楚了,所以最近他很谦诚,在家读《资本论》。日本人也没有闲着,既然《资本论》讲清楚了,把它动漫化显示出来。所以我说第六个原因,像是这样的原因时间长不长,如果把这六大原因串联起来,这场危机是命中注定的,本来就要来,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场危机是对人类错误的交易方式,错误的生产方式,乃至错误的生活方式是硬性的惩罚。我们国家十一五规划,只有两组阿拉伯数字,这场危机一来,北京的天空朗朗晴空,为什么?因为生产减少了。在今后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上,我们内在收敛一个思想是什么?这场危机是好的还是坏的?不存在好、坏,它是一种命,命该如此。

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战略位置争夺,这些年整整炒了10年,比如前些年北京的开发,比如有一些非上市企业的交易平台都在那里,说他成为金融中心,深圳说我是改革开放前沿,最后国家发改委统计了一下,把自己定义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在我们国家竟然有18座城市,什么重庆、成都都不谦虚的,甚至在一些地级市到我们所里面要求也称为金融中心。在世界金融危机,人民币不可结算、投资的情况下,党中央毅然决然给了上海,两个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这些年上海人已经享受了好几年低调的待遇,这下党中央政策集中照耀又回到上海人的头上,什么道理?最终方方面面发现上海是全国的上海,要作为一个和世界接轨的金融中心,如果说你那些标准要素市场、期货市场、证券市场,全国到处都有人家如何交往?所以体现国家层面的中心,中国有两个,一个是现有的区域性的带有一半国际性的香港,这次温家宝总理从泰国回来,到香港安慰他们,上海有上海的待遇,香港也有香港你们的待遇。这是国家战略的抑制体现,所以我估计这样一来,就结束了。

一旦国际金融中心定下来对上海有什么影响呢?现在第三产就是50%,再加1、2个百分点,如果股市猛涨,上海三产就加大,金融业在产业当中占11%,把金融业翻一番达到20%的结构,现代服务业再增加几个百分点,上海将成为事实上三产为70%、80%的城市,这个变化会大。现在从有关机构对上海的研究,根据上海6千平方公里的研究,上海要成为46座城市里面要素优质配置,金融业占10%,涉及的就业人口是多少,上海一共才20万,如果说11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到位,翻两番至少是80万,那不得了,像伦敦城有30、40万人在那里工作,国家要把它定义为整个地区,这么一来产业结构就会调整,上海届时将真正的321而不是带有虚假性的321。前一些年上海有一些动作也不太地道,周边城市都要接轨上海,把高速公路打到上海,到我们这里就突然停下来,不打了,相差10公里。早年改革开放也是浙江和江苏把星期天工程接走,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竞争,我们把很多东西弄到浦东去,这样上海就变成上海人的上海在政治上就输掉这一块,现在党中央把这一块让给上海,这样就会按照市场规律来调整,如果上百万从事金融行业,想想看这帮人拿什么工资,他们将对上海的房地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都可以推导的,如果方方面面的成本变化了,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11年内,国家规划是2020年,真切的发生长三角的产业互补,上海将调整到它早年20世纪30、40年代的产业步骤。我认为定位于上海对周边的产业调整是真切的。

恒指指数推出来是在1965年100点,道琼斯指数刚推出的时候,当他真切成为全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候,他的高峰是14000点,今天是打了对折,我的潜台词是什么?如果上海2020年基本到位了,这个股市意味着什么?上海的房地产意味着什么?更何况我们的未来从目前创业板块一系列的动作也好,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机制阶段,什么叫机制?机制就是不可逆,我们延续市场经济继续发展。总书记说我们要四个毫不动摇,改革开放毫不动摇,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市场经济方向毫不动摇,小康生活毫不动摇,市场经济肯定在我们国家,无论从市场、政治角度里讲肯定是不可逆,我曾经提过市场的原罪,我们把镜头倒退30年在1978年,全国老百姓在银行里面的存款是206亿,因为是搞市场经济,就要制造过剩,到了老百姓的存款已经超过了20万亿,我们所有社会、企业方方面面的存款已经达到52万亿左右,我们继续做推算,未来不可逆的市场10年当中,老百姓的存款继续加一个零那就是200万亿,3月份的均价已经猛涨1万多,这是一个什么背景呢?只有在20万亿人民币背景下,如果说是200万,如果是国际金融中心世界提供给我们200万亿,相对等的世界货币的话,那你想想看上海的房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国家今天出了这么一个战略动作,我们对它未来的判断都是不为过的。

刚才也已经提过了,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承载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拐点。前30年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多辉煌的成就,但是在制度上我们仅仅解决了消费品的商品,我们只解决了一半民营企业的公司制,但是在一些要素商品化,在资本市场化这个道理我们今天依然在置换、 滞留在那里。比如世界的油价下跌很厉害,我们这里的油价几乎没有动,当世界的油价在上涨时候,我们这里油价更疯狂的上涨。像这种资源的垄断性,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事实上中国确实存在着国营版块挤压市场版块的态势,你想想看,股权分置改革05年流通股2千亿,非流通股5千亿股,最后说是伪市场,要全流通,股民不干了,最后对价,630亿股,然后说两年以后再说,股民说两年以后那无所谓,那是天文数字,两年时间转眼间就到了,我想这个市场还可以抗的住,在这两年当中一共有15家银行作乱,首发限售股又增加8千亿,加上原来的4千亿,大部分的筹码在极少数个别部门那里,以至于那些部门的领导很焦急,说我们央企今后还会不断抛售股票?因为要告诉股民炒股是有风险的,今后他们还会不断继续购买股票,是告诉股民是可以炒股的。说每年要盈利1千万,而且还要连续两年,你都连续两年盈利了,还上市干什么?但是我非常同情证监委,他现在是在创业版是额补,在8月份上市以后,在被各种各样框架在那里的情况,不会有太大的离散度。所以必定中国的改革要往深度发展,货币的自由兑换,信息的充分曝露,我刚才讲GDP看不到,实际上政府很多的信息要保密的那是例外的,尤其是里的政策制定,不能是半夜鸡叫。所以我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近期看是因为人民币吃亏了,我们不能吃亏,我们不能成为结算货币,就不能成为投资货币,我们就不能享受待遇。在美国坐上全球老大的座位,他让全世界人纳税。一旦我们做了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定位,中国就一定要跟世界接上了,以前我也提过绿卡的问题,双重国籍的问题,到时候都要打开。

另外对上海的挑战,不仅仅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还承担着什么?按理来说这个金融是要素优化的配置,现在金融已经异化了。我认为目前世界金融已经进入到文明的阶段,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因为文明不一样,现在都在批判为什么金融高管要拿那么多的钱,因为它的价格来源于什么,当他们的货币越积越多,货币本身成为被买卖的对象,他们策划一个概念,抛出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一旦成功,实际上真正付出价值策划的就是那几个人,所以这几个人的工资奖金就上去了,这是文明的特征。达到金融文明以后,当年许多手段已经演变了,比如国资委现在提出来,我们的央企就宣布上海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说不能买卖套期保值,因为期货市场的发展也是异化,原来套期保值是发现价值,对冲掉风险,只要东航买了这个东西,你的营运就曝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东航也没有改变自己上升的通道。所以他没有一往上的,所以他就没有正面的消息披露了,所以这家企业唯一能够发生的就是负面消息,他们就为做空的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就是等待这样的机会出现,一旦出现就做空。我讲期货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手段演变,就像我们上市企业的投、融资,投、融资是通过资本家门给它长上翅膀,全世界的创业版只有纳斯达克是成功的,其他国家都是失败的,什么道理?把投融资这样的手段演变成目的,最后VC去炒作他然后跑掉,这是之天经地义的,他们玩的就是虚拟的概念,所以这样对我们上海提出来不是路径依赖和国际接轨的学习,在学习过程当中还有感召,还有国际金融中心在演绎过程当中要调整必须要调整。

另外,我判断,只要中国一登上国际舞台就由经典变成非典。尽管现在还是尖尖角但是他是未来的趋势,现在放贷人制度等等实际上他为我们今后投融资的问题扁平化、泛社会化开辟了一条道路,信贷垄断资源迅速将被他们打破,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和这些机构勾结在一起提供一个支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典的交易市场在整个金融运作过程当中权重我觉得是急剧下降,我们还面临泛化的经营浪潮,怎么办?所以挑战是非常激烈的。美国是要素金融从芝加哥的期货市场开始,到纳斯达克是科技金融,到这场金融是混业金融,最后导致了金融大爆炸。当我们新的一轮第五次金融浪潮的时候,我们给这个金融中心注入什么样的潮水这都是需要我们要思考的。我感觉到上海人有很大的遗憾,现在领导说要把国际金融中心定在上海意义不亚于浦东开发,但是当时我们有嗷嗷叫的干部,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推进这样一个金融中心的到来,我们要有大量的思想观念,还好这个是国家定给全国的,所以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全中国事情,所以它的意义不亚洲于浦东开发。我就差不多讲这么多。谢谢。

秦朔:谢谢王德培教授的演讲。接下来我们将开始圆桌论坛,下面有请三位嘉宾上台。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刚才王德培教授给我们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背后深层次的六个原因,以及在今天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前,他提出如今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以及他的机会和挑战,在这一轮的环节里面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陈琦伟教授也是非常资深经济学家在金融方面他也非常有研究,首先有请陈教授跟王教授发问。

陈琦伟:我跟王德培相识20年,我今天终于领略到他的风采,他在演讲当中用了很多术语,很多年轻人不一定能听的懂,但是他讲到深刻的方面是,他今天的主题谈金融中心,他结合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觉得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需要。我听后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困惑,你简单一点讲这个金融中心究竟是好事情还是坏事呢?因为他从农村文明到工业文明到科技文明,那这个金融中心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到底是好事情居多还是坏事情居多呢?

王德培:我还是坚持那个观点,无所谓好、坏,他就是一个中性。比如说货币积攒多了以后,他就要通过股市、福利彩票把钱蒸发掉,愿赌服输,所以蒸发你的货币活该。这是我讲的一个角度。所以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是多还是少?另外我换一个角度,今天我们人类的人口是67亿,到了2012年我们就达到70亿,你说70亿的人口多好还是不好?我们在1800年全人类的人口只有4个亿,从猴子到猿人过了多少年才4个亿。在1800年的时候,拿坡仑为工业化的道路开辟了道路。你我之间对你来说,那就是如鱼得水,赚大钱的时候到了。但是我从专家的角度来说,没有好坏,以是中性。

陈琦伟:比尔盖茨说,资本主义必须要有实质性的变化,创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光是追求金钱,比尔盖茨讲资本主义不光追求金钱,不能认为社会责任、社会福利是政府的事情,其实企业自己、资本家也要把自己企业利润的3%拿出来。美国国有化了,他是政府出钱接管大银行股权,英国、欧洲包括技术的国家,都出现政府进入私有机构,我们中国政府一直在起着积极的作用,所以现在政府国资委比较信心爆满。

王德培:我认为比尔盖茨也在偷换命题,在一次分配就是市场经济就是按绩效来的。第二次分配是国家出面的,现在比尔盖茨把钱交给他老婆给上帝,这是第三次分配。第二个观点,对于我们国家的估计,你看看美国人走了老半天也是依然搞了社会主义,所以有人讲今天轮到中国资本主义我认为也是命题错了,人们以为市场经济有一种模式,如果这种模式找到的话,看不见的手就可以自然调理好,就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另外与它对应的就是政府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以前认为政府计划经济可以搞定一切。市场经济在运作过程当中他会失灵的,这个失灵就是要靠政府来补,市场原教旨躲在边上,我们把市场经济赶到海外这是不对的。

徐建明:之前我跟王教授也接触过,但是风采也不减当年。今天听了王教授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预测,在很多金融危机的起源上我跟的观点非常的相同,但是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余次,我感觉到你最后得到的一个结论非常不清楚,就像陈教授问的2020年上海变成金融中心好还是不好。我的问题是说,在2020年上海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吗?

王德培: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对于这样的进程国内外都缺乏思想准备,只要中国踏上历史舞台那就是制造非典,这是我的判断前提。在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说中国经济今后将一塌糊涂,而只有一个人那该是我说中国的经济将在进来腾飞。当这场危机来临以后,这个观点你还是坚持吗?我仍然是坚持的。至于金融中心的问题,世界老大都下来了,我们自然在往上走。在开会前,我们的央行周小川写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个核心的文章是说,现在应该到了放弃主权货币的时代,我们应该延迟一个非主权货币。我现在分析,中国佯攻动作,要把人民币悄悄走向世界,所以我的结论是G20会议,现在货币战国已经到来,美元在贬值,欧洲是散,人民币是“傻”。

徐建明:关于金融中心这个概念,我给个数据,英国有一个统计,给全国的金融城市有一个排名,上海排在第24位,最近新出的统计结果是35位,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以分析。第二个,你说到的金融中心,第一个垄断的问题,第二个全面开放的问题,第三个人才的问题,但是在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没有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还是有也许的疑问。

王德培:中国的改革历来都是被问题倒退的,比如说创业版块为什么今天出台了,我们民营企业现在是惨不忍睹,现在用计划经济给出未来中国改革将是什么样的具体步骤,我认为这是过去的一种做法,我们如何判断这个国家的经济压力,他的市场矛盾是加大还是在减少?那么我现在的判断这个市场的冲突体制上的矛盾,这些悖论是越来越被加大的。所以在加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改革力度也是加大的。为什么上海这些年享受的待遇非常大,突然阳光照耀,就是此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好处。

陈琦伟:最后的结果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是命中注定,最后事务发展的结果命很重要,但是在判断的过程中间,中国做一些什么事情,中国先有的条件都可以保证他可以看到未来的方向,包括你刚才讲的金融中心也好,世界经济也好,你刚才提到未来是走向好转的。帮助你也讲到过去过五关的事情,很多专家的观点都是错的,你的观点是对的。既然大家都在听你预测,都愿意接受你的预测是正确的话,你能告诉我们你政策的依据是什么?

王德培:这些依据都是可以查到的,第一个预测就是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我们现在仅仅进入这个中间时段。 我们国家刚刚开始搞大飞机,所以我们今后的空间相当大。第二个中国城市化的运动远远没有结束,包括最近上海市的领导把数人口该成数砖头,全国600多个城市是一样的,城市化的运动远远没有结束。中国国民的禀赋,我们有劳动力的优势,所以这个资源不得了。另外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中国特有的战略。体制改革,我们远远没有到位,就是把盖子打开,让魔鬼出来,这个我们才走了30年才是半道,远远没有到位。国家领导层一个特有的战略态势,工业化、国际化,唯独就是外贸国际化面向负增长,现在连续4个月都是20%的递减。我们三架马车固定资产依然达到26%,我们的消费依然是百分之十几的增长,这是靠礼券做出来的,而且还有采访问我对礼券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种做法让我们上海人非常丢人。

徐建明:超主权货币,我们已经抛出这样一种信号,你对这个事情做一个预测,也许几年以后我们可以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讨论。

王德培:美国中情局担心什么,近20年美国中情局,中东、南亚几乎要破碎,原来的格局不足以支持,现在说三大帝国,欧洲、美国、中国,不可能的, 是谁也管不了谁。首先当今所有的人类经济现象是围绕生产来的,但是今天已经发生过变化,应该说围绕消费而去,但是这个消费又主要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文化里面,体现在人的其他精神领域。如果到了那个时代,我觉得非主权在理性下大家坐下来才可以讨论。联合国出来也是老大整出来的。

秦朔:王教授的天马行空又给了我们很多想法。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最近温总理从泰国到香港接受记者提问说,国际金融中心不是政府决定的,而是市场竞争出来的,它还要有一般的通用条件、要素决定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成,要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相匹配的,这里中国经济实力你已经讲了,我们的经济会更加的向上,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也跟你报告里所讲的,你根本不能成为国际型的金融中心,你怎么交易?你怎么去买任何资源呢?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架构、体系,还是有一个接轨的问题,我们要做哪些事情才能在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建成呢?

王德培:我认为用你的理论来说,既然是市场定的,上海没有国家定,刚才我已经解读了,所谓金融中心是指经典的市场接轨,这些市场接轨只能国家宣布,比如美国就宣布纽约和芝加哥是两大中心,你的问题是提的后半段,这几年我们将分几个步骤来完成这个事情。上海一个城市,深圳东莞、珠海、广州四个城市,五个城市率先进行人民币结算,今年我们和6个国家进行货币互换签约,但是这个签约活动是一步一步的,这两个老兄是希望把11年的事情都做清楚可能吗?不可能,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原理。实际上也是这样,我到国外去,有人问你们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中国特色就是黑猫白猫能抓耗资就是好猫,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要讲清楚一件事情,所谓讲清楚就是脑子里的固有形态,但是21世纪是拐点的世纪,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小平同志是智慧的。在复旦大学他是文理建兼易,现在的文人包括余秋雨他们都相信让历史照亮未来,清华大学的国学现在也炒作的不得了,但是21世纪是让历史照亮未来,让未来引领今天的幸福上升。

秦朔:你刚才说用未来观来作为思想方式,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按照你的预测,你觉得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市对于上海不动产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德培:看股票跟着改革走,如果中国股市上的改革发生变化那就是几千点的变化,资金加政策的概念,从1月份到现在,全年的额度都用完了,也早晚成为事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和企业自娱自乐,要分析他的大环境要看改革到不到位,和基本面没有关系,房地产就是跟着GDP走,GDP是一个重头指标,我可以清晰的说,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天房价基本增长幅度下降,到明年会有更大的波浪上来,为什么波浪上来,就是滞胀,所有流动性的泛滥都将会在资产上面体现出来,所以所谓金融中心到位就是世界新的一轮金融大爆炸之时,在大爆炸之中,今天我在报告当中已经提到,如果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到位的话,他的工资收入是多少,资产是多少,包括我刚才补充的道理,至于具体的三年以后、四年以后的点位在哪里,我觉得你们请错人了。

陈琦伟:刚才你说到未来要引领今天,但是未来怎么样,你不能精确的计划它,去把它设计好。但是同时你又讲到按照现在刺激经济的方法跟力度,这么多的资金注入,滞胀也就是眼前的事情,你说它现在繁荣也好,带许戈的繁荣也好,或者是越来越多泡沫的繁荣也好,既然有这样一种危险,这种滞胀会比较快的,而且正在快速累计中间,按照你的看法有没有办法可以对此有所避免呢?

王德培:不要以为有办法,不要以为谁掌握了这个办法,事实上不存在,我们今天只不过在这里自娱自乐而已,我们能有多大的权重?历来人都是教育出来的,所以中国任何政策的变化、改革的变化都是被政策牵着走,刚才我表达了这个意思。

陈琦伟:你认为今年的这个8能不能保住?

王德培:我不做这样的评论,这次两会期间总理改口说8左右,我估计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对付这个8,我估计今年关于某些口径的解读也将重演08年的风采。至于客观上来说,我认为GDP是介于4-8之间。

徐建明:我们一直有一个担心,我们也非常关注市场,今天跟你很多观点一样,我们相信滞胀已经到来,但是滞胀到来,根据过去政策制定的习惯,相关资产的价格,包括经济可以看到的情况会不会又出现倒转呢?很多人预测是W型,现在上例了,但又会不会下去呢?

王德培:现在人们预测是V字型,下去了又上来了,但是有这么乐观吗?也有人说是呈现W型,下去了就上不来的。我觉得与其打听什么时候好转,不如关于自己的企业,我问有的企业家家,你关注危机何时到底干什么,他说,如果危机一旦结束了,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我说你这张旧船票也上不了这条船,因为今日的世界格局已经变化了。所以我也给出一些判断,我认为这次危机的时间绝对不会低东南亚危机反弹的3-4年。

秦朔:遇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那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讲的非典,非典这个概念很多人都在用。

陈琦伟:他遇到问题就预测,你让他讲预测的时候他就讲问题了。

秦朔:中国经济的调整的确是如你所说,我们有强大政府政策,所以出现所谓非典的现象,非典就是非典型的调整,如果按照这次金融危机全球调整中国经济自身周期调整那可能时间很长,但是从今年1月15日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之后,4大一松,货币松了,大规模的投资,大规模的社保,大规模的产业振兴和科技创新,4大一松以后,我们看到市场在急剧上升,成为非典型的调整。最近大家关心的数据就是见不到的GDP。如果一季度的GDP只有5%-6%,那么现在我们有可能继续出振兴计划,如果一季度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也许我们不一定再出新的计划,这次不是请你预测,如果说在我们的GDP不如人意的时候,你认为接下来还会出什么刺激振兴计划呢?

王德培:目前不会停留在这个层面,如果继续就是在改革层面。比如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老百姓如何对自己的生存有主宰的权利。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注册一家企业,必须要到办公大楼里面,但是一些学生就不允许进入。原有的游戏规则他也不想改造,让大学生虚拟注册下去做,类似的事情,我再讲我们的企业法律规定是15%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等到国民待遇变成25%,但是现在他们都在享受两免三减半,或者什么的,但是在一个概念下突然变成所谓的25%,就是对中国改革进程判断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认为这些变化和变局都为这些问题平衡,我认为在推进我们民营问题上往那方面前进,总理说解决就业90%以上是中小民营企业,过去公开都是75%,所以总理说我们的思想认识要转到为中小企业服务,信贷要转到这里来,但是信贷就是转不过去。

秦朔:如果按照你刚才的判断,接下来推出新的政策,可能不完全是一家政府投资的力度去刺激的,有可能是推出一系列改革的举措,在你看来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局面。现在北京学者已经在呼吁了,再要推1万5千亿-2千亿振兴政策,你会不会比较悲观呢?

王德培:我从来不悲观也不狂喜,我始终是比较平稳的。以为货币可以解决问题主攻方向出现问题,中国是一个财税和企业制度的问题,所以我估计由于那里不管用,就逐渐摇摆过来,所以会看到它的一些变化。

陈琦伟:你认为中国碰到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碰到的问题大部分是类似的还是中国特色?这些中国特色的问题主要靠改革来解决还是政策来解决呢?

王德培:肯定是靠改革来解决。金融危机我刚才已经推导了,这场金融危机中国也是助纣为虐,在金融危机之外,中国自己的产能过剩一塌糊涂,每年要增加1亿千瓦的电量,我们的钢产量现在过剩,所以自己的问题多的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都会迫使这些问题逐渐调整过来,这场金融危机是让中国自身的问题更加显现出来。

徐建明:我们现在很多人非常关心资产的价格,资产价格跟人民币币值有关系,你对这个事情如何看待的?

王德培:人民币汇率我们在这次汇改之前受了他们的压力、甚至是忽悠,我们小步走,达到25%,最后他们突然出洋相了,压力减小了。最近国家人民币的主要意图,汇率的问题不仅仅是购买力评价指标,他和国家的战略有关,目前我们国家的汇率是以稳定为主。中期是人民币是升值为主,因为当你成为结算货币的时候,当你成为投资货币的时候,它肯定是升值,刚才我又说了,四大来源,第一个就是制造概念,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增长,只有中国在增长,所以在这个大概念下,人民币必定会升值,升值的好处我不展开说。长期来看中国的人民币依然将贬,人民币的待遇将和美元一样殊途同归。

徐建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我们可以理解,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未来是一个向下的走势非常的明显,人民币对于一揽子货币你认为是上还是下?

王德培:我的汇率就是只一揽子,中期肯定要升,欧元现在岌岌可危,如果你今天卖欧元,万一欧洲解题你找都找不到。至于在我这个判断里面,你选择什么样的资产那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资金状况,你的投资偏好来选择。那是另外的事情。

秦朔:我们这一轮的讨论接近尾声。因此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给我们这两位嘉宾包括我们的王教授一个不要互相碰撞了,每个人用简短的语言为今天的主题在现在的金融危机情况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献上一两句话。

徐建明:的确正如大家要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非常认同王教授说的垄断、开放等等问题,当然还有跟我本行有关的就是人才发展的问题。他算了一个很简单的数字,现在上海金融人才是20万,到2010年翻两番就是80万,这个数字培养如何来?这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对于我在这个行业角度来说,当然这个行业面临巨大的机会。这里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现在金融人才的培养不是说拿着什么学位就是能够成为一个金融人才,因为金融人才有一个基本的特征,他必须是经过市场检验的,我们经常说在股市上没有经过熊市的不是专家,必须要经过一个周期的,在金融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第二个在金融人才培养上,我们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我们曾经可以把国外的拿进来,现在发现国外的东西拿进来,这个东西本身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现在要建立自己的一些标准还尚未决定。

第三个,中国整个教育体制本身,它缺少一个基础对金融对市场的一个教育,我们可以这么说,我是学理财的,我们读了十几二十几年的书,没有一天教我们钱是如何运用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一天能离开它,这是我们对金融缺少的教育,所以当人才进入市场以后,他们发现都是重新开始的,这样市场观念的建议,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缺少的部分,我们对我们中心11年以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在这个地方,硬件相关的东西我们跟国际可以很快接轨,现在我们是希望呼吁这个事情可以让这个事情做的更好。

陈琦伟:今天中国不缺想赚钱的人,相对来说也不缺乏做企业的人,像是王德培教授这样的思想还是少了一点,包括提的很多问题,我们也是想让他多发挥思想,让思想家多发言多讲述他们的观点,媒体可以在许可的范围内奉献给我们的读者。我同意王德培教授的观点,金融发展到一个深化的地步,金融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被迫接受的结果,经济活动扩大了,贸易量、交易量增长了,金融自然就增长了,货币因素就自然增长起来,增长到后来,变成一个难以控制的地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西方国家在几十年前他们就走到那一步了,中国是现在要走到这样一个地步。金融中心的建设并不是在今天提出来,而是在开发浦东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今天我们论坛讲到这个题目,等我们走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未来结果就会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危险性也增加了,这个也确实没有切实的解决办法,这是今天跟我们王教授分享这个主题非常值得的地方。

第二个,你没有办法避免,我们今天面对金融大海,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尽管显得会非常的渺小,但是对金融中心我们在认识上,在起步的认识上我们不要有太大的偏差,这个是指什么呢?首先要看清楚,做金融中心不是显示政策的英明,更重要的是,金融中心它本质的作用是为了更有效的配置金融资源,你如何让钱最有效率的配置,通过这次金融风暴以后,最有效率的尽量安全进行配置,这是金融中心真正的作用。那么金融中心要起到这个作用,市场机制还是第一位的,不是正确是第一位,市场机制人类有史以来到目前为止以来,大家碰到大风暴失去方向,需要政府介入做临时救济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市场还是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所以市场机制是第一位,中国既然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使,如何让市场机制更快更有效的形成,这是比较根本的事情。

秦朔:我们听取了徐建明先生和陈琦伟教授的分享以后,我们把最后的时间交给王德培教授。

王德培:在奔向2020年的当口,我提醒一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知识是力量是400多年前说的话。但是在今天信息大爆炸的时期,我们在高效里面学到的英式教育,知识越多套的越深。不讲知识讲什么?那就讲智慧。比如说股市,巴非特是资产负债表外得势,索罗斯现在正在研究社会系统的问题,现在不是讲大的股市,而是讲面的,最后我提一下还在炒股的巴非特,都说他是高手,是神手,最近他在写检查,因为输了100多个亿。但是在他身上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知道任何知识都有将会走向他的反面,你要赢得新一轮成功一定要有智慧。

秦朔:谢谢王教授,接下来我们还要送给王教授一份礼物。我们这次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