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资本结构理论，正常情况下债权融资成本总是低于股权融资成本，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债权融资比例、放大财务杠杆的形式提高权益资本收益率。但是，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达到一定临界点后，增加债权融资比例不仅不能降低公司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还会提高公司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因为高企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企业财务风险的上升，投资者的风险溢价也会相应调整。这使得公司管理层在选择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上必须有一个均衡，从而使得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是最低的。

事实上，上市公司这种“自私”的考虑又恰好是市场机制健康地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个自由的市场是存在价值规律的，即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值规律的实现，正是市场参与者的“自私考虑”使得市场“无形的手”实现自我调节的过程。以股票价格为例，股票价格应该围绕股票的内在价值波动。当股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时候，会出现“价值洼地”，就会有“价值投资者”介入，使得价格不会过分偏离价值，并最终回归价值。另外上市公司也可以通过股票回购注销的方式来促使股价回归价值。

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股票价格大幅上涨导致的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权融资成本是导致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过低的分红比例是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权融资成本的原因之一。企业股权融资后，不给股东派发红利，可以认为股权融资的成本接近于零。所以，相对于债券融资的利息回报的硬约束，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更愿意选择低成本的股权融资。

在监管严格的成熟资本市场上，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当证券市场违规成本低廉时，实际情况往往就不是这样了：上市公司继续拼命融资圈钱，然后大股东通过不等价的关联交易将这些现金转移到自己手中，大批的垃圾资产滞留在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彻底沦为“垃圾桶”之后，大股东就一走了之。

虽然恶性融资也会损害大股东自身的股权价值，但只要大股东在关联交易中获取的收益大于自己在上市公司权益的损失，这些公司的恶性圈钱行为就不会停止。

在股改之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高，且不能随时变现，因此上市公司成为大股东垃圾桶的可能性较小。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不仅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断降低，而且还可以在事情败露之前通过证券市场抛售自己手中的股票，实现胜利大逃亡，因此大股东掠夺上市公司的动机就会越来越强烈。

上市公司基于自身发展产生再融资需求，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融资的方式。根据融资性质，上市公司融资可以简单划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融资的主要形式包括增发股票、发行企业债、可转债以及银行贷款等。不管选取哪一种形式，目的都只有一个——最大化股东利益。

以中国平安为例，按平安的理解，此番美国次按风暴席卷全球，自是为提早实现国际化金融财团的远期愿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遭遇次按重创的金融企业往往可以在对方出现资本困难时，低价进入。

市场中尚且有另一种声音，比如，上海一家私募基金和券商资产管理部负责人，都认为，把钱交给平安，肯定不会错。他们所笃信的根据，是平安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及其支撑下的对金融控股以及股东回报的一贯执着，而在后者看来，平安逾十年迂回金融控股的成功，几乎就是其无所不能的标签。

国内证券市场与境外证券市场最大的差异恐怕就是国内2／3左右的上市公司属于国有控股公司。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自身利益与所在企业的经营规模密切相关，公司规模越大，个人利益也就越大，因此不论二级市场股价是否跌到合理价值以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会始终愿意进行再融资。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大股东持股比例会越来越低，国有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约束会越来越弱，上市公司管理层非理性融资行为将会显著增加，全体股东的利益将会因此受到严重损害。

由于再融资的溢价发行，通过融资老股东权益增长很快，对新股东而言是权益的摊薄。由于大股东通过股权融资可以获得额外的权益增长，因此拥有决策权的大股东进行股权融资的意愿极强。再者，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在再融资后很快推出大比例现金分红方案，按照其所占股权比例取走的分红的大部分。

按自由市场理论，于价值重估之后的A股市场大型融资之举本身并无可资责骂之处。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面对高企的市盈率水平，增发新股自然是最佳融资之举；而对投资者而言，也完全可以用脚投票，通过回避表达对再融资得态度。由此，前期被充沛流动性推高的股价自然回落。

所谓“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不由政府出面以保护市场为名去控制或否决再融资计划。知名证券律师宋一欣的诠释则相当简洁：“让市场去决定。融资按程序走，这没什么好说的。如果融资多了，没有投资者去买，市场资金太紧张，融资计划完不成，自然不会有公司愿意再融资。就是要融资，也会选择适当的时机。”

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明确表示，中国股市还是处于转轨中的新兴市场，有些波动是难免的，投资者要有一定的风险心理准备。他认为，如果投资者对一件事情看法不一的时候，可以“用脚投票”，而不应该是对一家公司有意见，反而想找一个裁判员来评判，市场本身有自身的平衡机制。

在香港的类别股东表决制度下，普通投资者，由于除了股价收益外，与上市公司并没有其他利益关系，而被视为“非利益相关方”；而管理层及内部员工持股，及战略和私募投资者，则被视为“利益相关方”，因持股成本低于市值、参与公司管理所获得的信息优势等因素，他们可能获得超出股价之外的其他公司收益。这一表决制度类似于股改时的“分类表决”，只不过后者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被“利益相关方”(又称内部股东)和“非利益相关方”(又称外部股东)所取代。

在这种表决制度下，一项会对公司股价带来重大不利影响的融资决策自然无法通过外部股东的表决；而在国内股权分置的格局下，由于同样有着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的规定，法人股东也不能够参与此类再融资方案的表决。

在股改后的“大小非解禁”之际，国内市场的分类表决机制却出现了一个“政策空档”：由于解禁后的法人股已经被视为流通股，而类似香港的类别表决机制又尚未建立，使得法人股东有机会参与并影响流通股股东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