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空心”与“义庄”、“宗祠”——灵活狡黠与诚信低调的性格分野

    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说的是温州人很聪明，很灵巧，聪明通透得连头发都是空心的。当然，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温州人逐利性太强，为了追求利润不惜搞假冒伪劣，说的是狡黠的一面。

    宁波商谚有“宁可做蚀，弗可做绝”的说法。这里不举包玉刚当年如何信守诺言，在市场最糟糕的时候还向日本订造轮船的故事，就是现代宁波企业也把诚信放在第一位。 >>>

    识天时得地利与积人和——借政治时势与利用人际关系的路径差异

    纵观宁波帮发展的历史，宁波商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并与国际、国内的政治时势息息相关。

    与此相比，起初温州人的发展恰好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治。温州人非但不是朝着政治力量强的地方奔跑，开始的时候，10万供销大军往往是选择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带跑。>>>

    亲善海外关系与出国“群居”——开放与“排外”的性格差异

    宁波是港口城市，宁波人似乎天生就对海外以及西方文明有一种亲近感。近代宁波帮的洋买办、周游世界、遍部各地的航运商、水手，无不使这个群体深深浸染了西方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

    虽然海外40万温州人的数字大大高于海外宁波人的数字， 但温州人对西方文化并不崇拜，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温州人即使在海外也是以“温州村”、“浙江村”这种形式而“群居”，而不是把自己“打散”了分布于海外同胞之中。>>>

薪火失传:新晋商前路徊徨

儒商梦绝:徽商潮落潮起

山西自古重商。但是历史的变革中，大时代有时候分不清苦涩与甘甜，晋商在历史变革中也只能洗尽铅华。晋商悲哀之处就是始终眷恋脚下这块贫瘠的土地。到了土地革命的时候，他们的悲剧也就开始了。

商道是靠人来传递的，断裂的历史很难修补。崔满红认为，过去言传身教贯穿儒教传统的商场文化，现在可以说荡然无存了，“那批人的离开，也带走了道德经商的理念。”

儒商文化既是个宝贵财富，也是负担。孙丽萍认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重新整理、借鉴和有选择地吸纳晋商群落形成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商业经营上的某些理念的厘清和重构，是当代晋商和学者，甚至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300余年的辉煌。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而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追求着和谐的人际关系，依托着宗族的势力共进退。“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将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徽商拢聚在一起的纽带。

近代以来，湖湘文化日臻成熟，湖南人声名鹊起，英名远播，出现了“军事湘军”曾国藩、“政治湘军”毛泽东，而在经济舞台上，重政轻商的湘湖弟子经历了钝化锐气到商海博浪的蜕变，在歌坛湘军和电视湘军的夹道间，驶出第一批商业战队。

从革命到下海，湘人从政治的襁褓里完成历史角色转换，商海中湘军出场，从华南、西南至西北步履匆匆。湘籍企业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正在崛起。

与中国传统商人囤积居奇的经营方式不同，潮商随“红头船”转贸各地，必须根据风信定期启航航行，其商业行为必须在短期内完成，这种方式打造了潮商视时间如金钱、注意效率、喜挣快钱的商业品性。

分散各地的潮商，通过极具现代管理机制的潮州会馆团结起来，而在潮商内部建立的信用关系网络又弥补了潮商资金的短缺，使其能够抱成团与对手抗衡。对外来竞争者树起高高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