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茅老是那种典型的书香门第的公子,举止文雅,虚怀若谷,淡泊名利,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迟到的,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他鄙视、轻视或者攻击别人。

    茅于轼: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

    笑蜀:穷人话语的空前繁荣,往往不过是畸形繁荣,不过是具有娱乐性质的"正义盛宴".作为主角的穷人,其实从"正义盛宴"中并没有多少实质收获,他们表面上被奉为神明,其实只是被当作题材,当作道具.

以当时天则的网络,国内无出其右。现在有一些人老是高调标榜自己对国内经济学的贡献,实际上真正推动当时国内经济学繁荣的正是天则,而非其他。现在的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机构都是在后来开始兴起的

天则的核心当然是茅老，当时茅老身体还很健康，到很多地方做讲座都是骑自行车，从三里河到人大这些地方还是挺远的，但他不打车。茅老是那种典型的书香门第的公子，举止文雅，虚怀若谷，淡泊名利，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迟到的，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他鄙视、轻视或者攻击别人。这是一种从小就养成的品质，也就是个人修养。先天不足的人需要后天不断努力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和读书多少没有关系。现在有很多学者硬件顶呱呱，就是缺乏个人修养，老是目空一切，把自己扮演成救世主。 [详细]

1999年茅于轼先生70岁生日的时候，一些同道写文章表达问候，有人称他为“经济学界的鲁迅”，当时我就想，茅于轼的温和与鲁迅的尖锐其实是格格不入的。鲁迅当年被奉为青年的精神导师、社会的良心，不知道对整个社会的激进革命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今在我眼里，茅于轼身上体现的经济学智慧和宽厚精神，对中国未来的进步复兴而言弥足珍贵。

茅于轼的"厉害"在于他对微观经济学的资源配置问题的透彻研究和精妙阐释.他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微观经济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充分竞争下的供求均衡达致资源配置最优.此外,茅于轼对经济问题的阐述具有最清晰的可验证性.关于通货紧缩的危害,他说:将钞票锁在抽屉里能增加购买力,不利于鼓励生产[详细]

网友“言扬”在评论茅于轼的专业水平的时候写道：“茅先生写的第一本书中阐述的择优分配原理，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里独自摸索出来的，记得有个前苏联经济学家在那个时期就是以这样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要是我国在当时是一个开放国家，这个奖会不会让茅先生平分呢？当然历史无法假设，但至少我们知道，茅先生的学术水平是在那个段位和级别。”[详细]

茅于轼将‘价格’称为经济生活中的地心引力：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它，经济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和灾难。正确的价格信号如何产生？来源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讨价还价。施行全面公有制，抹煞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界限，无法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结果就是经济崩溃、人民贫困。[详细]

茅于轼的情感独白：
“她是一位非常美丽又能干的贤妻良母。我说她美丽，并不是因为我爱她，情人眼里出西施。她的大照片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展出。不论她住在哪里，苏州、上海、北京，她的照片就挂到哪里。如果那时候有选美，她一定能戴上桂冠。她非常能干，会做衣服，结毛衣。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她会烧整桌的菜肴，直到今天，我不愿到饭店里吃饭，因为味道没有她做的好。我当右派时多少人趁机追求她，她没有离我而去；在文革时她勇敢地尽量保护我们全家；在改革之后她为我解脱了全部家务，让我可以全付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她的名字叫赵燕玲……想来想去，我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 [详细]

1993年5月,茅于轼的夫人赵燕玲向"希望工程"捐款200元。3个月后,老俩口收到了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一个孩子的来信。经济学家从这封信的背后看到经济问题:当地农民在上学、治病、发展生产方面面临相当大的资金缺口。于是茅于轼决定以这个黄河畔的小山村为试点,开始向农民提供小额资金贷款,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扶贫基金,却被某些当地人民银行指责为非法集资,他们下达通知,要取消这个扶贫基金。

虽然遇到政策上的阻碍,但茅于轼说现在基金仍然存在,并且想把它扩大。"改革20多年,就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不合理的地方就要不断地突破它,没有这种精神,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茅于轼非常坚信这一点。[详细]

现在政府也鼓励民间捐款,但是捐了款必须由政府来做,对非政府组织不支持.我们现在申请富平基金会,政府不批,给我们出难题,我们达到了要求还是不批.关键是NGO侵犯了政府的权力,政府舍不得放权

现在很多民间机构无法在民政注册,只能在工商注册,工商注册就要交税。在国外,在工商注册的民间组织是不能获得捐款的,因为人家认为你是以营利为目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就是工商注册,但是我们是非营利机构,创办人从来不分红。我这么多年一分钱工资都没拿过

美国连监狱都是由民间组织来管，现在有三十多个州都是这样。犯人的吃、穿、住、教育都交给NGO。政府成本费用降低了，犯人还满意。这是多好的事.[详细]

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度.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权利都应同样得到承认和保护.所以在基本权利范围内,我们不能通过侵犯一部分人来实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则就是不平等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毛泽东为了解放穷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创造了一个穷人国。穷人并没有变富,反而更穷了。倒是改革以后由于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做到了两亿人口脱贫。这是世界银行客观的研究报告,没有人能够否定。可惜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执迷不悟,醉心于造反致富的理论。[详细]

改革以后多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财富的生产就成十倍地增加。由此可见企业家的重要性。只是我国仇富的心理没有减少多少，认为民营企业家有原罪。这种思想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详细]

经过二十多年的试验,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制到市场经济,结果果然不错。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接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市场是变化多端的。几年之内集聚巨大财富是完全可能的。一夜之间从富豪变赤贫也有可能。为了减少这种差距,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详细]

于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令人扼腕的局面，就是穷人代言人的异化。某些斗士在穷人话语场往往信马由缰，只依据自己的需要，而无须对穷人负责。穷人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走到穷人中间，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穷人跟他们隔的并不远，穷人就在他们每天路过的街角，穷人就在他们的小区门外。与穷人咫尺天涯的他们，心理上跟穷人的距离要用光年来计算。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用穷人做符号来包装自己而已。他们铺陈穷人的苦难，往往只是要显示穷人代言人的不可或缺；他们无节制地赞美穷人，往往只是要美化作为穷人代言人的自己。他们对穷人并无真正的感情和了解，所以他们的穷人话语，往往停留于口号，只有大胆的假设，而艰苦的求证过程则始终阙如。那一场场穷人悲情秀，秀的只是穷人代言人自己。 [详细]

显而易见，穷人话语的空前繁荣，往往不过是畸形繁荣，不过是具有娱乐性质的“正义盛宴”。作为主角的穷人，其实从“正义盛宴”中并没有多少实质收获，他们表面上被奉为神明，其实只是被当作题材，当作道具。轰轰烈烈的“正义盛宴”不过造就了有如过江之鲫的食客而已，穷人的悲惨遭际不过成就了他们的食利空间。

穷人话语场往往沦为名利场。这种背景下，像茅先生那样试验小额贷款，办保姆学校，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穷人脱贫致富；以及像温铁军先生那样创办合作社，用非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以及像邱建生先生那样致力于平民教育，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样用切实的行动去帮助穷人，无论其尝试成功还是失败，就都显得特别可贵。[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