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副校长刘元春： 新旧动能转换正处关键时点

（原标题：人大副校长刘元春： 新旧动能转换正处关键时点）

[摘要]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2019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下行压力持续强化，“虽然开局较难，但年底将好于预期。”

时代周报记者 谢江珊 发自北京

今年的全国两会，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主题之一，贯穿始终。

政府工作报告3年来首次调降经济增长目标至6%―6.5%，意在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中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发改委随后围绕“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回应一系列经济热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2019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下行压力持续强化，“虽然开局较难，但年底将好于预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刘元春具体解释说：“第一，2018年已将一些利空消息和市场悲观情绪释放出来，这种情绪转换对经济稳定非常重要；第二，今年的宏观调控更强化底线思维，政策上会相应加大力度，特别在底部不太确定时，对底线管理的幅度就会大一些。去年‘7·31’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台‘六稳’，确认了宏观政策新方向。经过这段时间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再加上就业及其他政策配合，目前所看到的情况比原来市场预期的要好。基于这样一种逻辑，我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基本上会呈现前低后稳的发展态势。”

（时代周报：Q刘元春：A）

稳投资依然十分重要

Q：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设定为区间值。你怎么看？

A：今年用区间值来表示，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

这一做法包含两个重要内涵：一是逐渐相对弱化GDP增速目标导向化的传统做法；二是体现底线思维，为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提供宽松空间。2019年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各类矛盾和风险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将经济增长目标调整成区间管理，更具弹性：首先，6.0%的增长速度能够保持就业相对稳定，保持供求相对稳定，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其次，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宜采取过度刺激的政策，大水漫灌、漫无目的地把增长速度定得太高。区间管理使政策浮动空间更大，给促改革、调结构、控风险、惠民生等目标留有相对的空间和余地；最后，也给情况千差万别的各个地方以比较宽松的指向，避免单一标准带来“一刀切”。

Q：2019年，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A：挑战是多方面的。第一，外部环境的恶化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挑战。世界经济增速的回落、全球债务高企带来的金融动荡都会对我们的外贸和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汇率承压较大，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增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也给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带来压力。

第二，国内市场主体活力比较低迷。一方面，民营企业面临的一些传统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民营企业的预期要实现根本性逆转，还需进行基础性改革；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不作为的现象比较普遍，很多地方有资金却不投资，新项目储备严重不足，致使2018年整个非民间投资增速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今年要想真正地稳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投资增速是否能够常态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是否能够常态化、国有企业投资和地方政府新建项目增速能否常态化。所以政府工作报告反复强调，要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第三，深层次的机制体制问题。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矛盾开始凸显。债务、市场分割、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等问题开始呈现“卡脖子”效应，需要启动关键性环节的改革，解决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相关问题。我国债务水平较高，虽然今年的目标是宏观杠杆率稳定，但由于绝对量形已经很高，风险还是会通过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区域有所反应。在防止风险蔓延上，我们依然面临挑战。

此外，新旧动能的转换处于关键时点。一些创新性的经济和新动能部门，能否由过去政府主导扶持下的发展模式，顺利向市场化模式进行转变，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经济拉动力，十分关键。

Q：全国各地如何形成既统一又有差异化的指标体系？

A：十九大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政绩考核体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然国家层面的定义很宏观，不能面面俱到，各地会根据中央的规定，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地高质量发展的一套体系。

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地用某几个经济指标参数来体现，不宜过度简单化、过度量化，而应从改革、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效率等角度重点把握。就中国目前整体而言，高质量发展内部的多元性已经全面承接，简单地用行政方式进行管控，违背我国改革精神和十九大高质量发展精神。

中短期改革路径已经明晰

Q：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但在一些地方，顶层设计难以落地；一些领域行政化色彩较重，“一刀切”带来后遗症。接下来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A：要采取改革的办法，坚持市场化和法制化手段，而不是以简单行政化的举措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一是工具和方法的深化，不能以行政化管控和推行作为工具；二是目标有所调整。以“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领域有所扩展，从原来工业领域里以房地产为主的改革向农业转变，今年还会进一步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重点有所变化。过去要降杠杆，今年强调宏观杠杆相对稳定。过去以去产能为主体，现在以僵尸企业的改造为核心。过去要求去库存，现在房地产供求要相对平衡，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

Q：如何进一步推进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

A：十九大特别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围绕着这一块的改革，国家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已经定位要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举措。这些举措的核心，就是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明确和深化。

围绕这个改革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已经把一些重点性的改革梳理出来了：第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明确要在资源垄断行业的改革、市场化经营机制的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上有相应的大动作。真正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除了传统的“放管服”等政策外，还要落实竞争中性的原则，重点不在于简单地扶持民营企业，而在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第二，是政府职能改革，真正让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全面启动，加大预算公开改革力度，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此外，还会涉及很多要素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劳动力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

目前来讲，一方面，关于如何改的顶层设计已经非常明确；另一方面，目前中短期的改革路径已经全部明晰化，关键在于落地和实施。

民企融资难题有望缓解

Q：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A：首先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正确的认识。一方面，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下行之时，一些中小企业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种不平等的非中性竞争环境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机制体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的银政关系、银企关系，天生导致金融资源偏向于政府和国有企业。

我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目前中央所作出的一系列部署，能够在今年得到有效缓解。关于资金的可获得性和资金成本，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勾画好蓝图，强调相关政策措施，肯定会起到效果。

接下来要做的，第一，真正落实扶持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民企十八条”，真正做到实施竞争中性原则，消除因为所有制因素导致的融资偏向性的流向格局；第二，借鉴西方一些做法，解决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时遇到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通过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助力中小企业融资，建立中小企业征信体系。根据供货链、价值链等信息提高融资信息的获得性，解决融资中信息不对称和抵押品缺失的问题。这两点我国目前都在做，而且已经做得不错；第三，中小企业一定要在这一轮大调整大波动中，建立正确的财务管理方法和战略。很多企业资金出现问题，不是简单因为融资难，而在于过度扩展，内部治理结构严重缺失，同时战略存在严重问题。

更应该认识到：第一，我们不可能永远解决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难问题。毫无疑问，中小企业大部分要以内源性融资为主体；第二，我们采取的很多举措并不是常态化举措，不可能起到一劳永逸的效应。此外，举措要产生效益也需要一定的过程。

Q：稳杠杆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前经济环境中，地方政府应如何规范地方融资行为？

A：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导致过度举债和隐性举债。目前我们要做的，一是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要求债务暴露，不能隐性化；二是对债务进行追责考核，建立一整套新的约束体系。

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率跟其他国家比，并不算很高。而且，在经济发展相对趋缓时，通过政府举债拉动整个市场主体的投资和消费，从而使得宏观经济出现良性循环，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明有效。所以不能简单因为债务问题，就进行过度控制。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今年的宏观债务率从以往要求的“下降”变成了“相对稳定”。与此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上，开始大幅度向地方倾斜。

Q：你预计2019年GDP增速为6.3%，做此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A：这是在一定假设前提条件下得出的判断，一要假定财政赤字状况，二要假定政策取向。预计2019年GDP增速为6.3%，第一，宏观政策在保持延续性的基础上，肯定会加大逆周期调节；第二，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不可能完全对冲目前经济下行压力。由此得出判断，再利用我们的模型，得出了基本维持6.3％左右增速预期的判断。这一增速能够保证我们的底线管理，同时投资、消费和出口支持这一增速的基础依然较为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