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地方政府专项债不是财政刺激

（原标题：杨伟民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地方政府专项债不是财政刺激）

3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对去年工作的总结和对今年工作的计划引发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热议。

6日下午，刚刚结束小组讨论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驻地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表看法。

“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中，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

杨伟民说，中国现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有可能带来摩擦性失业。确定6-6.5%的GDP增长目标，也是为了增加更多的就业，“我们追求的是就业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目标是实现增加就业的手段。”

GDP增速对新增就业有直接影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

他指出，就业政策一直都被作为政府工作当中的重要内容。今年将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更好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最需要什么？最主要就是要有就业，有了就业才有收入。所以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

与此同时，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是6%-6.5%。这一目标既不同于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6.5%左右的预期目标，也低于2018年6.6%的实际增长速度。

“6%-6.5%的目标既考虑了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所要求的，今后两年只要年均增长6.2%，就可以实现到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同时，也考虑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杨伟民说。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新的财政刺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计划。

李克强提到，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要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还要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很大压力。为支持企业减负，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想方设法筹集资金。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还提到了一些过紧日子和筹集资金的具体举措，包括中央财政要开源节流，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地方政府也要主动挖潜，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

一边是减税降费一边又要保障民生等基本财政支出，如何平衡？

杨伟民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今年提高0.2%的赤字率，拟按2.8%安排，同时安排2.1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放，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10.9%，相信通过这些举措，能够做好平衡。

对于有分析人士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新形式的财政刺激这一观点，杨伟民认为这是“扣帽子”。

他告诉澎湃新闻，过去地方政府背负了很多隐性债务，这些债务大都是为了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项目。按中央要求，今后要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存量如何化解？法定限额内的地方政府债务的量，难以支撑已经开工的项目建设，只能通过专项债来解决。

“这是针对实际情况，为了解决问题，既不能增加新的隐性债务，又不能让现有的项目变成‘半拉子工程’，最后被废弃，那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既要低头看今天，也要看回头看昨天，更要抬头看明天”

“有人调侃道，2018年是过去十年最困难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这反映了一种悲观情绪。我觉得，看清形势，既要低头看今天，也要看回头看昨天，更要抬头看明天。”

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杨伟民表示，如果做到“三看”，心情就会好一些，不会过于悲观。

他进一步解释道，看今天，就是找到当前的影响因素。如果看到当前影响经济下行的因素消除了，信心就会好起来。

他认为，去年影响经济下行的突发性因素主要有：一是美国发起贸易摩擦，影响了市场预期，使部分经济活动处于维持或观望状态。中美贸易谈判还在进行中，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

二是严监管的金融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但操作中有些误伤了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这个问题正在解决，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三是规范性政策的叠加，这些政策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但多项约束性的政策产生了共振，带来顺周期的紧缩效应。这个问题也在改进过程中。

四是“民营经济离场论”等错误论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已亲自纠正了。

看昨天，就是分析长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一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阵痛。我国不少产业的产能产量已达到或接近物理性峰值。我统计了89种产品产量过去十年的增减情况。2017年，89种产品产量中，有54种比历史峰值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过去靠扩大产量增加GDP的方式走不多远了，今后必须更多地靠提高产品的质量、提高要素效率来增加GDP。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做一些减法，减量发展，从过去的扩量，转到提质，增长的合理区间必然会在这种转型中有所下行。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新常态，在高质量发展中或者说转型过程中的下行，保持平和心态。”杨伟民说。

二是战略机遇期内涵变化的挑战。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适应这种内涵的改变，做好适应战略机遇期新内涵的思想解放、规则重塑、体制变革，立足长远深化市场化、扩大高水平开放。

三是结构性失衡的反映。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近年来制造业的减速，以及去年的消费和投资减速，都有结构性失衡的影子。背后是要素配置扭曲，是市场化改革还没有改到位。

“结构性失衡是可以而且必须纠正的，但需要一个过程，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供向改革要动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包括房地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强调。

看明天，就是判断未来的趋势。

杨伟民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长期向好也不是增长速度越来越高，而是在提高发展质量基础上保持一个符合潜在增长率的增长。

他指出，很多国家经历高增长后进入低增长陷阱，这种实证经济原理未必适用中国。因为很多经济学家都忽略了人口规模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深刻影响。

“日本经过高增长后出现了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增长停滞。我认为，其最大的因素是人口规模，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很快使1.3亿人口富起来了，韩国是5100多万人口，中国香港730多万，新加坡560万。我国有近14亿人口，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真正富起来的，可以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不过4亿左右。所以，中国仍然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和供给条件。”

“14亿人口、1.1亿市场主体，如果其活力激发出来，其需求力、创造力是不可限量的。我们没有理由丧失信心。”杨伟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