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红通人员逃亡路:首选美加落脚、在外打工吃面|犯罪|红色通缉|王雁威|杨秀珠|李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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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百名红通人员逃亡路：首选美加落脚、在外打工吃面）

本报记者王峰北京报道

导读

56名到案人员引渡、遣返、缉捕、劝返等创造性追逃方式的背后，是我国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和日益完善的反腐体制机制建设。窃我中华者，虽远必追。

你知道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吗？

这个面积389平方公里的加勒比海岛国，人口只有11万，尚未与中国建交。正是这个罕为国人所知的岛国，被付耀波、张清曌精挑细选，辗转潜伏于此，妄图作为自己“犯罪脱逸者的天堂”。

付、张二人原为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科长和出纳员，合谋贪污挪用农民工保证金2996万元，2014年案发后一起潜逃，从辽宁本溪一直逃到遥远的加勒比地区。

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付、张二人位列“百名红通人员”第39号和第41号。

2016年2月1日，当中国追逃工作组与当地警方敲响两人匿居的山林小屋的房门时，惊愕和茫然挂在他们的脸上，“认为自己给自己筑成了一个铜墙铁壁，可以这么说，在国家的面前，真的是太脆弱，不堪一击。”付耀波在央视近日播出的电视专题片《红色通缉》中出镜忏悔道。

《红色通缉》介绍了十几名“百名红通人员”的海外追逃故事。2014年以来，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000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56人，追回赃款100多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详细梳理了56名到案人员的出逃地、涉嫌罪名、追逃方式发现，在引渡、遣返、缉捕、劝返等创造性追逃方式的背后，是我国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和日益完善的反腐体制机制建设。窃我中华者，虽远必追。

扫雪、吃面的贪官

出逃前，“百名红通人员”拥有巨额犯罪所得，“百名红通人员”第3号乔建军，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仓库原主任，涉嫌侵吞挪用过亿元人民币巨额粮款；“百名红通人员”第5号闫永明，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涉嫌侵占公司资金约1.8亿元人民币。

但食不果腹、打工度日却也是他们出逃后的常态。“百名红通人员”第16号孙新，原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财务处出纳，挪用公款2200多万元用于炒期货。出逃到柬埔寨的第一天，就一直为生计所困。

由于孙新是事发匆忙出逃，只带了少量现金，到柬埔寨后必须想办法谋生。起初，他在金边乌亚西集贸市场租了个摊位，进了一批服装，但不长时间就赔光了所有本钱，只得到工厂打工为生。

外逃7年里，孙新一直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孤身一人住在简陋的出租屋或工厂宿舍，收入只够维持温饱。

“我吃面条吃一年多，没有油，就一点水，下点面，肚子怎么填得饱呢。”“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蒋谦在《红色通缉》里说。蒋谦原为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部长，涉嫌贪污和滥用职权罪潜逃加拿大，但出逃时，1200多万元的账户和500万的炒股账户均被查扣。

蒋谦在加拿大租住了一间只有7平米的地下室，靠给别人铲雪赚每季度300加元的收入，“就是凭一些原始的设备的话，（半夜）两三点就要开始铲，没吃过苦的人，吃了这么多苦，也有点受不了。”他说。

生活艰辛的背后是“孤独寂寞冷”。“百名红通人员”第1号杨秀珠曾经在中餐馆去做帮工，“倒不是生活困难，只是因为孤独寂寞”，希望在陌生的地方跟华人多讲几句温州话。付耀波出逃期间想知道妻子的消息，却“什么都不敢做”，他想起了妻子有个习惯，每天中午要上网下一盘围棋，他于是申请了一个号，每天在网络世界里看妻子下棋。

外逃美国、加拿大成首选

“百名红通人员”都是什么人，他们涉嫌什么罪名，逃到了哪里？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这些人员中男性77人、女性23人，其中近90%是职务犯罪人员，10%是重要腐败犯罪涉案人员，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的48人，其余各类人员还包括支队民警、公司会计、办公室出纳和银行信贷员等。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已经到案的56人发现，涉嫌贪污罪的人员最多，为25人，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9人，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9人，职务侵占罪3人，挪用公款罪4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4人，滥用职权罪2人，洗钱罪1人。

出逃前，他们有的做好了身份和财产转移等准备。“百名红通人员”第2号李华波，在出逃前一年左右，就开始准备移民新加坡，并通过洗钱手段，将贪污的2700万元转移到妻子在新加坡的个人账户。

腐败犯罪嫌疑人在出逃前多利用职权或者非法手段办理了旅行证件，启动移民手续，甚至己经取得了移民身份。闫永明以虚假身份取得新西兰国籍，在新西兰继续经商，生活堪称高调。付耀波、张清曌出逃前就办理了加勒比地区国家格林纳达的投资移民，“百名红通人员”第92号任标也办理了加勒比另一个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的投资移民，蒋谦则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俗称的枫叶卡。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56名到案人被从19个国家或地区追回，其中美国和加拿大各13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4人，英国2人，东南亚7人，非洲3人，加勒比地区3人，南美洲1人，国内和香港、澳门地区6人。

欧美发达国家受到外逃人员的“青睐”。据统计，我国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可能的出逃目的地中，10人逃往东南亚、南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以外，其余90人均逃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其中逃往美国的最多，为40人，逃往加拿大的次之，为26人。

而逃往哪些国家和地区，直接影响对他们采取的追逃方式。

引渡出逃人员破冰

引渡是目前国与国之间移交犯罪嫌疑人使用最广泛也是最正式的一种方式，是指一国政府请求犯罪嫌疑人所在国政府将其追诉的犯罪嫌疑人移交给犯罪行为地国家或其国籍国的一种国际司法合作。

但我国海外追逃中成功引渡的案例极少，56个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无一是引渡回国。“一国犯罪嫌疑人出逃到其他国家后，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如果想将其引渡回国，必须经过其所在国的同意，而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因此引渡的前提是需要签订双边的引渡条约。”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滨告诉记者。

截止到2018年8月，中国只对外缔结了51项引渡条约，其中不包括那些外逃热门国家。“有些犯罪嫌疑人因此专门盯准尚未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出逃。”李滨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但引渡出逃人员已经开始破冰。2018年11月30日，外逃保加利亚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

姚锦旗原任浙江省新昌县常务副县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他人巨额财物，2005年12月出逃。2018年10月3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姚锦旗发布红色通缉令。

未签署引渡条约，也不意味着无法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国。2018年8月，“百名红通人员”第3号乔建军外逃多国后在瑞典被拘捕。此前的2015年3月，乔建军因为涉嫌移民欺诈、洗黑钱等罪名，被美国加州联邦检察官正式起诉。

据《红色通缉》报道，中国与瑞典之间虽然还没有引渡条约，但中国已经向瑞典提出引渡请求，瑞方正在进行相关调查。

在未签订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两国之间可以在遵守某些原则下开展个案协商。“比如互惠原则，一国在允许另一国引渡嫌疑人后，可以要求今后在从对方引渡嫌疑人时获得同等优惠；其他原则还包括双重犯罪原则，即一国在决定是否将嫌疑人引渡回国时，不仅要考虑嫌疑人违反国籍国法律，还要调查嫌疑人的事实在本国是否也构成犯罪。”李滨说。

据报道，乔建军在瑞典也涉嫌经济犯罪，已对其展开调查。

缉捕还是自首

劝返和缉捕是最主要的“百名红通人员”到案方式。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56名到案人员中，40人被劝返回国自首，12人被缉捕回国。

中纪委网站上2016年6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绍，国外缉捕通常需要在外交部、公安部和驻外使馆的协调配合下，与逃犯发现地国家的司法执法部门通力合作。

每一次海外缉捕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猎狐”故事。

我国的追逃工作组是如何在茫茫加勒比海上锁定付耀波、张清曌的？原来是电子游戏“出卖”了他们。《红色通缉》报道，付耀波的一大爱好，是玩三国类网络游戏，而追逃工作组抓住“三国类游戏”和“加勒比地区用户”两个要素联系游戏公司查询，发现某一款三国类游戏中，出现了一个很有特点的新玩家，这个玩家专门半夜帮别人的账号代练。最终通过当地电信公司锁定动态IP地址后发现，其正是付耀波。

“百名红通人员”第97号、广州市花都区政协原主席王雁威机关算尽，但最终作茧自缚。2013年6月，他和妻子两人忽然一起失踪。不久之后，广州市委、花都区委收到了一封署名王雁威，从美国寄来的辞职信。大约一年后，又有人从加拿大打来举报电话，说在加拿大温哥华喝早茶的时候看到过王雁威。

事实上，这都是王雁威的障眼法，他其实一直在国内潜逃。最终，工作组从王雁威同样涉嫌腐败犯罪的女儿身上找到线索，在清远源潭镇大山深处的一户农家抓获了王雁威。

劝返则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追逃方法，通过发挥法律的震慑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使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接受处理。“严格来讲，这不是一种侦查手段和司法程序。”李滨说。

曾经声称“死也要死在美国”的杨秀珠最终回国自首，这是对其采取的“劝返、遣返、异地追诉”三管齐下、以劝返为主的追逃策略的成功。其间，她经历了避难申请被荷兰驳回、非法入境美国被拘押遣返、弟弟和司机先后到案归国，逃匿空间和心理承受力被极度挤压。

对回国自首人员往往会给予政策上的宽大处理，这也吸引了外逃人员被劝返。第15号陈祎娟是中国移动天津分公司原董事长权明富的妻子，正是权明富贪腐案发后陈祎娟出逃英国。

21世纪经济报道得到的判决书显示，权明富先后与陈祎娟表姐等人通话，给陈祎娟写规劝信，并委托律师、亲属到英国找到陈祎娟。在权明富的规劝下，陈祎娟于2016年1月14日回国投案。

中纪委网站2017年5月发布的文章介绍，与遣返、缉捕到案者的判决情况不同的是，劝返的“百名红通人员”刑期相对较轻，列举名单中就包括陈祎娟。而权明富的行为也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最终，受贿2960余万元、12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的权明富获刑15年。

截至2017年5月，到案的40人中已作出判决的15名，作出不起诉决定的2名，撤案1名。其中，遣返或缉捕回国的判刑较重，3人被判无期，量刑最轻的为3年。

劝返者中则有人被判缓刑，有人被判免予刑事处罚。另外，朱振宇属主动回国投案自首且系从犯，张丽萍经劝返归案、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情节轻微，检察机关分别作出不起诉决定。

“40人的不同境况释放了强烈信号”，上述中纪委网站文章写道，“海外不是法外，外逃不是出路”。

国家元首亲自谈追逃

“这几年摸索了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异地追诉，向有关国家提供证据材料证明，这个外逃人员，在获得身份的时候，他采取了欺诈、违法手段，向当地转移资产，这样促使外国的主管机关，对他在本国采取法律行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