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这十年 达沃斯富豪财富飙升1750亿美元

（原标题：金融危机这十年，达沃斯富豪财富飙升1750亿美元）

简介：达沃斯论坛“A级名单”上最富有的12位富豪的财富总额在过去10年中飙升了1750亿美元。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10年的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又称“达沃斯论坛”）上，七国集团（G7）中的四个国家元首都选择了缺席，不过常年在达沃斯论坛“A级名单”上的富豪们必定要来，且他们中最富有的12位的财富总额在这10年中飙升了1750亿美元。

非营利组织乐施会（OXFAM）通常会在达沃斯论坛开幕之前发布其年度财富不均调查报告（下称“报告”），而今年的报告则显示，自金融危机以来，亿万富豪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在2017～2018年期间，几乎每两天就新增一位亿万富豪。然而，富人和大企业如今支付的税率却是几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达沃斯精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

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令人印象深刻，彼时在会议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说，同他交谈过的每个人，都说这是他们去过的最黯淡的达沃斯，“气氛十分压抑。”

10年后，再次出席达沃斯论坛的金领高管们发现，他们的财富已经大幅反弹了。

根据媒体的一项分析，2009年以来凯雷集团董事长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的财富翻了一番，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的净资产是原来的3倍。

黑石集团CEO施瓦兹曼（Stephen Schwarzman）的个人财富则增加了6倍。整体而言，包括上述富豪在内的12位达沃斯常客，他们的财富总额在10年中飙升了1750亿美元。

而在这10年中，包括美国和德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财富中位数均停滞不前，甚至整体财富上升的国家也没有抵挡住全球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困扰。

在G7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法国。在迎来了英语水平上乘的总统马克龙后，法国一度将达沃斯论坛视为重新展示国家形象、吸引外国投资的绝佳场合。2018年，马克龙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了长达一小时的演讲，并用英、法两种语言交替发言，向在座的各国领袖和商界巨头宣称“法国回来了”！彼时马克龙还特地用英语解释法国的改革措施。

然而2019年，由于国内的“黄背心”运动，马克龙宣布缺席。

曾经是马克龙的密友和多项政策顾问的达沃斯常客、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皮萨尼-菲利（Jean Pisani-Ferry）不禁在近日的文章中发问：尽管法国在金融危机中未能幸免，但实际上，从2007年到2017年，法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了约8%，这一数字超过了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但法国的中下层人士为什么却越来越多，并且无法维持生计？

实际上，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的税收政策使得富人的部分财产向低收入人口倾斜，社会财富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转移。

菲利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西方社会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法国人口老龄化、单身和单亲家庭的增加减少了个人购买力；此外，大城市正在吞噬小城市的资源，自2000年以来，法国的大城市房价不断上涨，而小城市房价却在不断下降，使得有产者的资产差距不断加大。

根据法方数据，2006年~2011年，法国13个城市的工作岗位平均增加了5%，包括里昂、马赛、图卢兹、里尔、波尔多、南特、尼斯、斯特拉斯堡、雷恩、格勒诺布尔、鲁昂、蒙彼利埃和土伦。

但作为整体，法国的工作岗位却在流失，失业率一直徘徊在两位数。这13个大城市中充斥着共享经济和充满活力的创意产业，许多市民在上次投票中都投向了马克龙，然而在城市之间的边缘地带，那里没有共享单车、共享汽车，是一个人们感到全球化只是从他们身边路过的世界。

向富裕人群税收倾斜致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贫富差距还在持续拉大，这让达沃斯论坛也不得不在近年来不断重点讨论这一问题，不过迄今为止的数据结果仍令人不那么满意：贫富差距并未减小。

根据前述乐施会报告，在2018年，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9000亿美元，这意味着，每天他们增加25亿美元的财富，而全球26个最富的富翁财富加在一起则和最穷的38亿人一样多。

然而这38亿人的财富还在不断缩水，仅在2018年一年就减少了11%。

报告认为，形成这种贫富差距状态的原因之一是不少西方国家向富裕人群倾斜的税收政策。

报告统计指出，2015年，在每1美元全球税收收入中，仅有4美分来自于针对遗产或财产等财富的税收。在很多发达国家，这类税收被持续削减甚至被废除，而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没有类似的税种；富人和大企业的税率也一直被大幅削减。例如，发达国家的最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在1970年是62%，到2013年已降至38%，而贫困国家的平均个人所得税税率则是28%；在巴西等一些国家，如今最贫困10%人口所支付的税款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远比最富有的10%人口更高。

与此同时，报告指出，公共服务却长期资金不足。在很多西方国家，良好的教育或优质的医疗都变成了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譬如，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孩子5岁以前的死亡率是富裕家庭孩子的2倍。在肯尼亚，富裕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时间平均为贫穷家庭子女的2倍。

菲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人认为以往的社会契约被打破：在法国，人们曾普遍认为，法国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将为孩子们带来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社会流动性。但是，现在增长的效益已变得过于微薄，工作的人群正受到数字革命的威胁。只有已处于领先地位的人才会在这种竞争中受益。

在设计本届论坛主题时，达沃斯论坛方面已经认识到，四大变革正在赋予全球化新的定义，其中之一即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下，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兴起。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表示：“全球化4.0才刚刚开始，面对这一巨变我们完全猝不及防。目前，人们还在用业已过时的观念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仅仅对现有的流程和机制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只有对其进行重新设计，我们才能在未来抓住大把的新机遇，并规避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