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全球化有弊也有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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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NO.023

作者|黄有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人们天生有偏好平等，厌恶不平等、不公平的倾向，加上后天教育、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使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有强烈的平等倾向。在笔者的情形，这倾向强烈到使笔者在中学时期，积极参加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左派学生运动。不过，笔者右倾（或正确）的头脑，纠正了左倾的心脏。但是，即使到了现在，比起其他经济学者，笔者还是倾左的。证据是，笔者有一本书的副标题是：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

由于市场经济、金钱交易、资本等又和不平等的形成有关，使人们也倾向于有强烈的反金钱、反资本等倾向。这些倾向，使人们反对市场的扩大应用，例如不允许包括肾脏的人体器官的买卖等，使很多有重大利益，包括可以救很多人命的交易不能进行。笔者在《市场与道德》的一本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初出版的书内讨论了这些问题。

本文针对人们反资本倾向的错误。这部分是因为《联合早报》于圣诞日，刊登了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的洋洋近五千字的“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困境”一文。此文犯了反资本倾向的错误。纠正这个错误，对市场交易的容忍、经济的发展等，应该是重要的。

资本剥削工人的谬误

先看一个明显的错误。在上述文章中，郑教授说“资本一方面需要剥削工人，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除了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绝大多数的生产一方面需要工人，一方面需要产品的购买者。这没有错。但“需要”未必是剥削。笔者并不否认，社会中可能存有剥削，尤其是当有垄断、欺骗、误导、隐瞒等情形，就可能有各种程度与形式的剥削。不过，如果不涉及这类不正当的行为，资本家雇佣工人生产，就像其他市场交易，是互惠互利的，不能够说是剥削。

没错，马克思有其“剩余价值”理论，说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没有包括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因此有剥削。没有剥削，何来利润？没有利润，哪位资本家要雇佣工人，进行生产？这个表面上看好像有理的理论，忽视了资本的生产力。

在绝大多数情形，生产的进行，需要工人（或劳动）、土地、资本等。简单起见，只考虑工人与资本；一方面资本也可以用来买土地、原料、电力等。至少在还没有完全自动化之前，单单资本，不能进行生产，需要劳动或工人。单单工人，没有资本，也只能进行一些很原始的生产，像到没有人拥有的深山采集果实等。工人与资本配合，就能够大大提高产量。加上市场交易带来的分工与专业化，以及这又允许一些人进行科研，使科技进步，人均产量会大量增加。

同样数量的工人，增加资本量，可以提高总产量。因此，资本有正的边际生产力。同样数量的资本，增加劳动量，也可以提高总产量。因此，工人也有正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资本家愿意付工资给工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如果没有污染等外部成本，也没有垄断力量、无知、无理性等因素，在市场经济中，工人获得的工资率，等于工人的边际生产力；资本获得的利润率，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各个生产要素都获得各自的边际生产力，或对总产量的边际贡献。因此，如果说资本的利润是来自对工人的剥削，也可以说，工人的工资（至少是那超越深山采果实的产量的部分）来自对资本的剥削。彼此相互剥削，这说法是可笑的，不如说是彼此合作，互惠互利。（详见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拙作《经济与改革》第4部分。）

全球化有弊也有更大的利益

郑教授接下去说，“当内部市场饱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商品。 … 资本的全球化使其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如鱼得水。结果很明显，即造成了新的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

笔者同意全球化造成一些问题或不利。主要的一点是，全球化使各国政府不敢对有钱人、大企业以及污染征收足够的税，因为怕他们把人才、资本、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郑教授说的“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有相当道理。不过，郑教授夸大全球化的负作用，而没有认识到全球化的更大的利益。实际上，大体而言，全球化并没有造成“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包括Bhagwati 2004, Chotikapanich et al. 2012, Potrafke 2014 等经济学者论证，全球化大量减少贫穷，提高教育水平，增加男女平等，也减少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尤其是在全球水平更加明显。

工业革命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初期一段有争议的对不平等的可能增加之后，有百多年的所谓黄金时期，不但取得人均收入的大量增加，也使平等程度大量提高。不过，由于各种因素，从约1975年到现在的四十多年间，多数国家国内的平等程度有明显的下降。然而，即使在这被认为是“困境”的时期，全世界的平等程度也大量提高，因为原来贫穷的中国与印度等国家快速发展。老实说，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后，从全球化得利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

如果全球化大致是危害更大的，那么，问题很容易处理。中国不必怕特朗普的贸易战，只要回去改革开放前，或清朝时的锁国政策，不就解决了吗？

郑教授也提到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特（Thomas Piketty）的论述。笔者支持这位经济学者关于政府以及各国应该合作，设法减少不平等的建议。然而，他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就会使贫富分化越来越大的推论，是基于一个逻辑或数理上的错误，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在其黄金时期的平等程度的长期与大量增加的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平等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详见笔者在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5的文章。】

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加上分工与科技（三者相互有关），使人均收入增加很多倍，因此可能提高某些不平等增加的可能性。但资本累积本身，增加对与之配合的工人的需求，因此是会大量提高工资的。

还有一点似乎没有，至少很少人提及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长时期，不平等水平可能不是很高，但这是因为那时绝大多数人都在温饱水平上挣扎，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多数就会死亡。当时的相对平等，是以让许多低于平均水平的人死亡来达致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你是要做现在的穷人，还是要做古代的死人呢？

本文首刊于《联合早报》2019年1月2日，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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