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巨大争议的贺建奎到底做错了什么

（原标题：引发巨大争议的贺建奎到底做错了什么）

《财经》记者 刘泓君 | 文 发自硅谷 宋玮 |编辑

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舆论风波正在持续发酵。从歌颂贺建奎的研究成果到122名科学家实名谴责，舆论态度在短时间内大反转。此时，最可怕的说法是人造基因将改变人类基因库，甚至有网友出于恐慌要求清除婴儿。一时间，谣言与科学真假难辨。

《财经》记者采访美国基因科学学者、技术发明者、投资人，发现贺建奎事件是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蓬勃发展之后历史的必然，这项技术可以准确且有效编辑生命体内的部分基因。隐藏在冰山之下的，是生物学界的“移动互联网”运动——基因编辑技术成本大幅降低，技术发展过快，必然会经历的监管与伦理难题。

与对人工智能的争议如出一辙，技术本无对错，关键看人们怎么用。“宗教界人士认为基因编辑永远不能用于人类生殖。”斯坦福遗传学副教授李进告诉《财经》记者，“通过基因编辑人类胚胎并最后把小孩生出来，在未来可能不可阻挡。技术不会百分百成熟，前提要等到技术运用好处大于风险。”

在事情发生当天，Fusion Fund管理合伙人张璐刚睡醒就看到她生物圈的群里几百条对此不满的讨论。她告诉《财经》记者：“现在已经拿到的数据来看，其中一个婴儿并没有成功编辑出Delta32，后来他也承认了。你既然是一个不成功的基因编辑，怎么还能让婴儿降生？这就是活体人体实验，没有学术底线和道德底线。”

此次事件的难点在于，如果不对贺建奎进行惩罚，大家意识到“做坏事”要承担的后果小收益大，收获一个行业奖项，或者通过实验发现一项赚钱的商业专利，就会有无数 “贺建奎们”出现。另一方面，一旦这次基因编辑结果不乐观出现很大的舆论压力，倒逼“强监管”，又会限制原本可以帮助人类治愈重大疾病的技术发展。

20世纪90年代，当时还仅仅是进行非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患者杰西·基辛格在实验中死去。研究者吉姆·威尔森教授一夜之间从明星科学家沦为罪人，实验失败的原因是在病史中忽略了一次普通感冒。那次实验事故让整个美国所有正在开展基因治疗的实验被叫停。之后，生物技术公司纷纷倒闭，科研实验室关停，科研人员相继转行。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曾经辉煌的基因治疗毫无突破。

这篇文章会把贺建奎的个案放在整个基因编辑技术行业中来看，只要这两个婴儿健康活下来，用基因编辑方式突破人类重大疾病的探索才不会受到伤害。

与贺建奎自我营造出的“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之父的科学家形象不同，在《财经》记者的采访中，他算不上首屈一指的基因编辑学者。

贺建奎曾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后来在莱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2009年博士毕业后，进入斯坦福大学继续博士后课程，师从斯坦福教授斯蒂芬·奎克（Stephen Quake）。奎克是斯坦福生物工程与应用物理学的教授，同时也是基因测序技术的顶级科学家。

此前，他在招募艾滋病志愿者时，称自己研究“艾滋病与不孕不育”，在所有出现的公开资料中，没有论文与资料显示他对艾滋病有研究。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在艾滋病患者与贺建奎的接触中，从他的问卷设计看来，贺建奎并不懂艾滋病。艾滋病患者要孩子的不易，为了生出健康的宝宝往往会选择去国外洗精做试管婴儿；贺建奎自称可以免费洗精，做试管婴儿。很快，贺建奎征集到200名志愿者，并筛选出50人，其中7对夫妇进入研究，31个发展成了胚胎。直到他宣布世界首例可免疫HIV的基因编辑婴儿出生，还有一个受试者已经怀孕，世界哗然。

贺建奎在一次自述中称他2009年曾在莱斯大学研究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论文库中，他的确有一篇2010年的论文研究CRISPR模型。但事实上，真正用于基因编辑的CRISPR-Cas9技术2013年才发展起来，此前他论文中的CRISPR技术与基因编辑技术没有任何关系。他真正的研究方向是基因测序。

（图为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从未有过基因编辑的学术背景，对艾滋病的研究甚至让病人都感到外行，他到底是如何编辑出第一个号称可以免疫HIV的基因编辑婴儿？图/中新）

媒体报道贺建奎从斯坦福离开之后，2012年进入南方科技大学任职副教授。斯坦福大学遗传学副教授李进回忆，在2011年4月的苏州冷泉港会议上，他曾经与贺建奎有过短暂的交流，那时贺建奎已经接到南方科技大学的工作邀请。

2012年，贺建奎入职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后不久，他创建了瀚海基因。2015年，瀚海基因样机诞生。贺建奎对媒体称自己研发的“第三代基因测序仪技术，不仅仅把基因测序成本降了十倍，速度提高十倍，让基因测序进入百元时代”。

他还善于打民族牌：

“两年前连我导师都不相信我能把这个测序仪做出来，他们不是不相信我的能力，而是不相信我能在中国做出来。”

“美国和英国很惊讶地发现中国有了自己的基因测序仪，而且这些数据的准确率，比美国和英国的还要准。”

李进在哈佛医学院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实验室博士后培训期间也研究基因测序，现在研究RNA编辑。他这样评价贺建奎的第三代测序技术：“测序通量很小，远远做不了全基因测试。此前Illumina的1000美元是全基因组测试，说100美元实际上他并不是全基因组测试，而只是少数基因测试。”若真对比在美国公司基因测序界占80%市场份额的Illumina，它可以几十美元甚至更低。在美国基因测序的圈子中，也少有人听说这家所谓“数据比英美还要准”的瀚海基因。

这家公司研发的第三代基因测序仪，曾经收购了Helicos的技术。Helicos是贺建奎斯坦福导师奎克曾经创办于2004年，于2012年破产，瀚海基因购买了这家公司的专利。官网曾显示，奎克是瀚海基因公司首席科学顾问，曾有记者向奎克确认，奎克否认了这一点。随后，瀚海基因网站也撤下了奎克的介绍。

如果把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比作印刷术的发现，艾滋病领域的研究比作在纸上书写文章。贺建奎的求学经历中，这两项都没有。从未有过基因编辑的学术背景，对艾滋病的研究甚至让病人都感到外行，他到底是如何编辑出第一个号称可以免疫HIV的基因编辑婴儿？

贺建奎自称从2015年开始研究基因编辑，至今仍未看到他的研究成果发布。那一年，在基因编辑领域，中国生物学界因为胚胎研究的伦理问题成为世界争议的中心。

把时间再往前拉到2012年中到2013年初，这是基因编辑技术产生突破性进展的转折点。

生物学家珍妮弗·杜德娜（Jennifer Doudna）和细菌学家伊曼纽尔·卡朋蒂娜（Emmanuelle Charpentier）在《科学》杂志上联名发表关于微生物防御系统CRISPR-Cas9的研究数据，证明CRISPR剪切游离DNA的能力，以及这项技术作为基因编辑的潜力。

2013年1月，正在麻省理工做研究员的张锋关于CRISPR-Cas9的重磅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巧合的是，张锋此前在哈佛大学的导师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在同一期发表了一篇研究方向相同的论文。

这三组独立文章，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段，大家用各自的方法完成同一方向的研究。这意味着，任何跟基因相关的疾病，都可以因为它解决，也是医学上的重大突破。

一位研究者匿名告诉《财经》记者，早期做基因编辑的研究非常痛苦，至少需要花费3万－5万美元买试剂材料，还可能什么都没改到，钱全部打了水漂。这项技术的发明，可以让基因编辑的成本降到几百美元，甚至10美元，十次编辑有九次都可以像那么回事，技术精确性和效率比之前提高很多。随之而来的是全球上万个做基因编辑的实验室成立，这项技术也被生物学界看作是迟早会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连奎克在斯坦福的实验室，也在2014年开始基因编辑研究。

这些开创性的研究者才是基因编辑技术真正的奠基人。但伴随着荣誉而来的，是这项技术的专利争夺战——一个商业价值过百亿美元的专利，被这几个发明者在同一时间段申请，成为生物学圈和法律界的经典案例。此时，张锋、杜德娜与丘奇创建了Editas Medicine，卡朋蒂娜在欧洲创建了CRISPR Therapeutics，此后，杜德娜又离开Editas Medicine创立了Caribou Biosciences，利用基因编辑治疗人类的重大疾病的研究如火如荼。

波士顿、旧金山湾区、圣地亚哥是美国三大生物医疗中心。波士顿可谓是生物医疗氛围最为热烈的城市，当地人告诉《财经》记者，曾经有当地酒吧的酒保，对生物很感兴趣，在跟顾客聊天的时候听说了基因编辑技术，自己买了试剂开始做基因编辑实验。

如今已经没有生物系的学生没有听说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美国，有专门卖此类DIY生物实验工具的小网站，几十块钱几百块钱把工具买齐就可以自己开始做实验。一位研究基因编辑研究者称，曾经还有大学本科学历都没有毕业的人，通过网上购买的试剂盒，把自己注射了，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门槛并不高。

最初研究食物到老鼠与猴子，很快越来越多人用它来做人体实验，从研究人体细胞的单基因疾病（不会改变人类基因）到研究性细胞的生殖基因，人体胚胎的实验也开始层出不穷。

察觉到苗头不对，杜德娜从2014年中开始出现严重的睡眠问题。她害怕下一个记者问她如果基因编辑用于人类胚胎细胞上会做何感想。她甚至在早餐时询问丈夫：“还有多久就会有人拿它用于人类了？”

2015年，包括杜德娜在内的科学家在顶尖杂志《科学》上呼吁禁止在人体胚胎上做实验。此呼吁仅一个月后，中山大学黄军就发表文章，报告了使用CRISPR技术编辑86个无活性人类胚胎，以期修改能够导致地中海贫血的HBB基因。但实验数据并不好：在接受检验的54个胚胎中，只有4个成功插入正确的基因，其中三分之一存在脱靶效应。所谓脱靶效应，是指与目标序列不匹配的序列被错误切割，引发一系列无法预知的突变。无论此结果是否为粗心大意导致，实验马上被叫停。这种大胆的实验直接引起国际争议。

当时，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首次成为讨论热潮。此前，中国科学界有一条默认的红线，对胚胎进行实验研究不能超过14天。业内人士观察，做人体胚胎的实验室不少。

从那时起，国际目光开始聚焦中国，在儒家思想中，生而为人；而美国这类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因为宗教原因社会无法接受胚胎实验。此事之后，美国有人反思，是否应该支持政府解除禁令，来保持与亚洲国家的竞争。此时，胚胎实验的法律与伦理之争，已经被看做是人类胚胎基因组改造的国际“军备竞赛”。

贺建奎明知自2017年以后，基因编辑技术只能用于治疗人类重大疾病，他抓住了艾滋病这个点。曾经全球唯一一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来自柏林——病人在接受白血病骨髓移植之后发现艾滋病奇迹般被治愈，因为给他捐赠骨髓的北欧人没有CCR5基因。后来科学家发现，北欧人大概有10%的人天然存在CCR5基因缺失，CCR5是艾滋病毒进入细胞的重要通道。

贺建奎看到了新机会，万事俱备，只欠医院。前面提到了基因编辑技术操作并不复杂，CCR5对艾滋病毒免疫的研究发现又为这个研究找到了一个看似正义的理由。但要“造人”，还需要一个关键环节——能够做体外受精和试管婴儿的医院。

一位生物学家告诉《财经》记者，高门槛反而是如何很好实施试管婴儿，中国恰好又是有试管婴儿经验的国家：“如果有人随便可以做基因编辑的话，取出精子让它们体外受精，培养出胚胎之后再安全地放回母体，这些医学过程我们是不懂的。”

中国临床注册中心11月8日注册资料显示，此实验实施负责单位是南方科技大学，主办单位和实验地点均为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下称和美医院），经费来自深圳市科技创新自由探索项目。

注册表中的和美医院也是莆田系医院之一，曾经在魏则西事件中股价大跌。尽管这次，和美医院否认了与此实验的关系，并称孩子不是在和美医院出生的，网上流传的伦理书涉嫌伪造签名。然而一些网络资料显示了双方的关联：2015年，瀚海基因曾经与和美医院所属的上市公司和美医疗签订合作协议，实施遗传基因检测业务。一名叫林志通的人，既是该医院的监事，也出现在贺建奎的瀚海基因董事会名单中。

即使是艾滋病人都知道，只要经过抗病毒治疗，如果病毒降低至检测不到的程度，完全有办法生出健康的孩子。但基因编辑技术还不成熟，当年黄军就的实验证明，有三分之一的脱靶效应。这次，贺建奎让原本有机会健康出生的婴儿面临未知风险，是科学界的愤怒之一。用张璐的话说：“无知者无畏，如果你知道这个技术是什么样的，反而更谨慎。其他的科学家并不是不能做，而是没有做。”

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之后，这项技术的发明者之一杜德娜通过伯克利大学的官方渠道发声：“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生殖系统编辑目前不应该进行。”原因是没有同行评审的临床报告；没有提供可靠的数据，评估基因编辑过程中的精确性；并没有明确的医疗需求，对治愈人类现在面临的重大疾病并没有直接帮助。

贺建奎在伦理申请书中也称此前使用过老鼠、猴子做实验，但未能明确写出此前实验是否成功、成功的概率以及后果。这些数据，即使无法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权威杂志，至少也可以发表在生物圈BioRxiv上，这个网站只要求论文符合格式要求即可立刻发布。

且不论基本的科学伦理，没有严谨验证程序贸然开始，不通过论文而选择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大会的前一天用媒体发布，所有这些细节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的学术态度。

“我不认为现在有任何人能够评价他成功还是不成功，因为信息披露不完整。从已经公布的数据看，有明显失败的地方。”一位研究者说。至于是否会对部分癌症抵抗力下降，是否会基因突变，这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是几代人的验证。

舆论反转之后，更可怜的是参与实验的无辜婴儿。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对基因编辑婴儿抱有敌意，舆论呼声开始发酵——因为害怕这对婴儿的后代污染人类基因库。

对行业的愤怒情绪和悲观态度，这项技术发明者之一乔治·丘奇教授认为自己有必要保持中立，他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称，即使发生基因脱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脱靶之后的负面效果：“只要最后是正常健康的孩子，我们的领域和这个家庭都会没事的。”

一位学者告诉《财经》记者，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比想象中还要广，现在美国市场已经出现了基因编辑的食品正在销售。这项技术在农业、环境、能源上的应用广泛，比医学走得更远。把基因编辑用于人的诞生，没有贺建奎，这一天也迟早会到来。美国、欧洲、中国无数实验室都在进行此类研究，也不排除有人已经在研究，但是会先出严谨的研究结果最后再发表。

目前对滥用技术的处罚并没有明确的立法，在生物学界，只是没收科研经费撤销公职等。如果有人在自家车库将被编辑的基因注入到自己的生殖系统并生育，美国法律也暂无明确监管。此时，比批判贺建奎更紧急的是，如何松紧有度地推进对行业的监管与立法。

20年前杰西·基辛格死亡导致学术研究停滞的教训还在。这五年是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最蓬勃发展的五年，目前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去改造肌肉萎缩症、地中海贫血症、镰刀型贫血症等各种疾病，也有人研究如何改变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缺陷基因。现在杜德娜正在努力给业界注入一针强心剂：“这件事不会影响正在用该技术治疗基因疾病的努力。”

自该技术问世以来，杜德娜的邮箱里堆满了致病性遗传缺陷的求助信。一名26岁的女士在邮件中写到，她被发现携带乳腺癌基因突变，70岁前患乳腺癌的几率大约为60%。此时，她正在考虑摘除她的乳腺与卵巢，她询问是否可以搁置此治疗计划，转而在未来使用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一位研究者称，基因编辑技术作为工具的使用还有很多局限，需要生物学家通过大数据发现基因与人体的奥秘，他也开始探索比CRISPR-Cas9更精准的多基因剪辑技术：“医学的优点缺点都是慢，但是社会心态比较急。新闻说有癌症75%被治愈了，静下心来看，其实都是很小的突破，科学是一个传承的过程。”

（本文首刊于2018年12月1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