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 至少释放五千万大妈劳动力

（原标题：董登新：退休年龄统一延长至60岁 至少释放五千万大妈劳动力）

随着社保降费和全国统筹的进一步推进，延迟退休年龄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近期，社保降费和全国统筹都在被中央推着往前走，作为顶层设计的一部分，延迟退休也必须要提上日程，如果没有延迟退休配合的话，社保降费和全国统筹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会比较困难。”11月8日，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延迟退休的大势已定，按照原来的定调来看，2022年正式实施，也就是说，凡是在2022之后退休的职工都要按照新的退休标准。

今年年初，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时提及：针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趋势，适时研究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应对措施。更早之前，人社部曾明确表示：方案出台后将充分征求意见并经过5年过渡期，到2022年正式实施。

建议男女退休年龄统一到60岁

延长并统一男女法定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是国际惯例。

据记者了解，目前发达国家男女退休年龄大多延长至65岁之上，而发展中国家男女退休年龄则大多已向60岁靠拢。与此同时，美国已确定将男女退休年龄在2027年从现行的66岁延长至67岁，而且美国规定雇主不得强制要求雇员退休；日本则正在考虑将男女退休年龄从现行65岁延长至70岁，日本甚至还想打造“永不退休社会”。

就在今年6月，俄罗斯也推出了延迟退休计划，计划从2019年起逐步将男性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至65岁，女性退休年龄由55岁提高至63岁。

“目前，我国男女法定退休年龄不仅小而且不统一，其中，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干部为55岁，女工人为50岁，女特种工为45岁。作为半边天的妇女，退休年龄仅为50岁，这既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无形中增大了后代的社保缴费负担。”董登新称。

据记者了解，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人群约为8亿人，若按体制类型划分，其中，城镇职工参保人数占比为35％，城乡居民参保人数占比为65％；若按法定退休年龄人群划分，约有83％的男女参保人是60岁退休，而只有作为女性城镇职工参保人，其退休年龄低于60岁，这一人群占比约为17％。

也就是说，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中，超过1亿的女性城镇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低于60岁，而其他近7亿参保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则全部都是60岁。对比来看，处在就业弱势的女性“城乡居民”需要年满60岁才能退休，而具有就业优势的女性“城镇职工”却可以50岁退休。很显然，这是制度的不统一，也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民众对于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态度，许多网上调查都是多余而无聊的，因为99％的地球人都是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这根本用不着调查，谁不愿提前退休享受？这是人的天性使然，无可厚非。然而，作为理性决策的政府，则必须全盘考虑社会养老负担，长远规划劳动力供求均衡，尤其是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及身体素质不断提高，以及人们体力劳动的不断减少，这使得逐渐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历史必然。”就此，董登新建议，延迟退休年龄，首先将男女的退休年龄都统一到六十岁，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

就目前来看，我国实行的是强制退休制度，不得提前退休，也不得延后退休，只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单位就会强制要求你办理退休手续，并开始领取退休金。因此，随着人口老年化加剧，我国后代的社保缴费负担也越来越沉重。

至少新增5000万大妈劳动力

众所周知，延迟退休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数，增加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那么，一旦将男女的退休年龄都统一到六十岁，如何解决就业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2.4亿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巨大，然而，城乡社区服务及养老服务平台却十分空虚，我们缺乏大量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的社区服务工作者，包括社工、义工及家庭工人。如果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至60岁，那么，至少可以新增5000万左右的大龄女劳工，她们可以直接进入社区，充实社区服务，并为社区养老及家庭养老提供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服务。”董登新表示，这是一举多得、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与此同时，也有利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轻装上阵地实现全国统筹。

按照官方口径，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模式为“9073”，即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主要是失智失能老人）在养老院养老。

也就是说，我国未来97％的老年人必须依靠居家社区养老，因此，养老服务的质与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治理及社区服务的完善。目前我国社区服务空虚，尤其是缺少专业化的社工（社会工作者）、社会化的义工（志愿者），以及职业化的家庭工人（家庭护理及家政钟点工）。

就此，董登新表示，如果将我国男女法定退休年龄统一至60岁，那么，首先有利于制度公平，让城市女人与农村女人一样在法定退休年龄上实现制度平等；其次，可以新增50岁至59岁的城镇女劳动力大约5000万人，她们只需要通过职业化资质培训，这些大嫂、大妈就可以作为专业而熟练的“家庭工人”，直接进入社区服务及养老服务岗位，获取不菲的高附加值工资。当然，这样的专业上岗有别于草台班子的“家政工”，她们将是专业的“护工”、“护理”或家庭工人。很显然，家政工不再是农民女工的专利，它必须专业升级、职业换代，并使家庭工人真正成为一种体面而受人尊敬的职业。

除此之外，随着我国的老龄人口的增加，在职人员的减少，这一增一减之间，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职工抚养比的下降。这种情况下，推动延迟退休、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刻不容缓。

不过，延迟退休对劳动力的供给不仅是量的问题，更是结构的问题。比如，农村有大量富余人员需要转向服务业，尤其是涉及老人和孩子的服务业，这部分缺上千万人的岗位，也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