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医"少床望"养"兴叹：医养结合的新出路在哪里？

（原标题：缺“医”少床 望“养”兴叹：医养结合的新出路在哪里？）

“劳我以少壮，息我以衰老。”随着我国老龄化日益加剧，如何通过提高医疗服务实现“老有尊严”成为养老产业的重中之重。经过十年来的探索和实践，“医养结合”模式被视为破解老龄化问题的一大重要路径，从地产巨头纷纷布局养老地产，到居家养老中心进驻社区，市场上不断涌现着形色各异的养老机构和产品，呈现出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态势。

然而，“医养结合”虽然看上去很美，依旧面临着诸多“骨感”的现实。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私人养老院“下不了地”，部分养老机构重“养”不重“医”，使得老年人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养老行业龙蛇混杂，监管难、盈利难、求才难的现状给这一模式的进展造成了困扰。

“目前，中国的医养结合的商业模式仍处于初级阶段，正在经历从顶层设计阶段向模式探索阶段的转换。”近日，德勤在名为《探索健康养老的“最后一公里”：中国医养结合趋势展望》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未来亟待出现收费合理又能让老人生活得有尊严的中端养老、疗养机构，来满足愈发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

十年摸索：多元化模式百花齐放

根据全国老龄办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有超过4200万失能老人和超过2900万80岁以上老人，合计占到总老年人口的30%。在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当下，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着现实压力的严峻挑战，健全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刻不容缓。

为此，自2013年以来，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医养结合产业发展的政策，重点培育将医疗服务与养老保障相结合、“有病治病，无病疗养”的新型养老模式。2015年，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医养结合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实现有序共享，覆盖城乡、规模适宜、功能合理、综合连续的医养结合服务网络基本形成。

据不完全统计，到2016年底，国家层面共出台了至少14份政策和文件，不断加大的推进力度体现出国家对“医养结合”这一新型模式所给予的厚望。

2016年，国家卫计委、民政部公布了包括北京市东城区在内的50个第一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并要求在2016年底前每个省份至少要启动1个省级试点。随后，又有40个市（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

国家卫计委此前曾提出医养结合可能存在的四种形式：第一种是鼓励原有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第二种是原有的养老机构增设医疗服务资质；第三种是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协议合作；第四种是依靠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推行家庭医生的模式。

在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各地在医养结合上开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探索和实践。比如，北京双井恭和苑增设医疗服务资质，建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注老年病诊疗康复；上海试点家庭医生制度和“1+1+1”组合签约分级诊疗体系，让居民在选择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还可再分别选择一家区级和市级医疗机构进行签约；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亿元兴建老年养护中心，依托强大的医疗资源为老人提供医养一体的服务等。

一时间，各地多元化的医养结合实践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17年7月，全国共有医养结合机构5814家，床位总数达121.38万张。

然而，和庞大的老年人口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相比，这些医养结合机构仍然是杯水车薪，远远供不应求。德勤报告指出，现有的医养结合机构大约仅占总养老机构数量的4%，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公立机构，民营机构占比更低。“可以看出，相对需求端，供给空间依然巨大。”

尴尬现状：风口背后的一地鸡毛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在医养产业快速发展、百舸争流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随之渐渐浮出了水面。

“医”“养”相结合的模式，“医”却成了痛点。据媒体报道，在走访第一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时，发现由于缺乏专业的全科老年大夫，养老院医疗水平偏低，医务室设备有限，只能提供日间照料，大多以“养”为主，难以满足老人医疗需求。

“经过近十年的摸索，民营养老产业模式渐渐明朗，但机构养老产品趋于‘地产化’，而居家和社区养老产品趋于‘家政化’，其中共通的问题就是医疗属性的缺失，因此很难满足半失能以及失能老人的生活需求。” 德勤在报告中分析指出。

“医养结合”，何以缺“医”？在北京大学研究老龄产业专家郑志刚看来，“‘医’不积极、‘养’很火热”已经成为业内的普遍现象。他指出，综合能力强的大医院无暇顾及老年医疗需求，而养老机构只能内设医务室或医疗机构，但往往巨大的成本因为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由此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

“医养结合难题的核心和实质来自于国内门诊机构的羸弱，使得失能半失能老人难以方便地获得门诊服务和上门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指出，医养结合实际的痛点在“医”而不在“养”，而解决这一难题需要长效改革。

相对于普遍缺乏的“医”来说，“养”的压力也在日渐增大。公办机构床位稀缺，使得大量有需求老人涌向了民营私人机构，而动辄每月上万元的费用又让他们望而却步。有专家曾直言，高端养老已经沦为了“富人的游戏”。而即便如此，由于养老事业的公益性决定，民营机构投入成本高居不下，加之政府补贴政策尚未完善，很多民营机构的运营难以为继。

此外，除了广受诟病的床位周转慢、一床难求外，养老护理员短缺现象也日益严重。和普通的家政服务员不同，护理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这一岗位需要较高的医护技能。然而目前从事养老护理的人员相对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缺乏专业技能，且岗位工资低，“招不到人”几乎成为所有养老机构普遍的烦恼。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情况报告》，目前各类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的服务人员不足50万人，其中持有养老护理资格证的不足2万人。而按照每三个失能老人配备一个专业护理人员来计算，我国需要1400万护理人员，缺口仍然相当可观。

老有所安：发展有梯度的市场

尽管面临着重重考验，但对于养老产业这片潜力无限的新蓝海，无论是政府部门、机构还是投资者都满怀信心。

“让更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便宜的医疗和康复护理服务，不仅是养老服务的时代需求，也是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卫东指出，应充分发挥立法引领和保障作用，尽快制定居家养老服务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尤其要对居家养老医护服务作出明文规定，对其服务内容、项目、收费标准等设置标准和质量要求，使居家养老服务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其次，刘卫东指出，要充分利用信誉度较好的大型综合医院的医护服务资源，激励大医院联合社区周边卫生服务机构或诊所组成联盟，建立居家老年人医疗康复中心，提供系统化服务，并将服务范围从医院、社区延伸拓展到居民家中。

甘肃省医养结合促进委员会会长鲁丽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建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实施卫生准入、民政扶持、医保定点等扶持政策，并鼓励“吃不饱”的基层医疗机构就近和养老机构、日间照料中心等“结对子”兜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供需方面，德勤报告指出，养老产业亟待解决供需错配的问题，当下最缺乏的是收费合理又能让老人生活得有尊严的中端养老、疗养机构，来满足未来愈发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

“因此，未来居家社区养老市场参与者应把重点关注在对老年群体具体需求的挖掘和匹配上，能够根据老人年纪、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提供不同的服务和产品。”报告指出。

据了解，目前多地的医养结合机构正在转变服务方式，针对老年人支付能力、服务内容建设分层次、有梯度的老年医疗护理体系。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通过对口支援、合作共建、建立医疗养老联合体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强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合作，不仅明显提升了老年医疗服务能力，并且有效缓解了床位供给缺口问题，使医养结合模式步入了新常态。

德勤报告认为，医养结合并非一朝一夕的成果，未来中国医养结合的发展可参考或借鉴一些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以及被市场验证过的模式，例如美国的全面护理老年社区和日本的三层次医养结合体系等。

“我们应在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实践居家医养融合新模式，逐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居家养老医护服务体系。这对于推动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业发展、拉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刘卫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