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未来应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

（原标题：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未来应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

时代周报记者 谢江珊 发自上海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下简称“扩中”）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头戏。

9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9月14日，在“3+17”试点（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增收综合配套政策试点以及专项激励计划和收入监测试点的通知》，并分别选定3个和17个地区进行试点）满周年之际，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多个部委前往多地展开密集调研。据悉，目前“扩中”规划文件已进入起草阶段，其中降低养老、医疗、教育负担等内容将列入规划。两天后，惟道风险研究院发布《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报告认为，贫富差距指数与经济发展存在三个拐点：差异拐点（0.2）、黄金拐点（0.463）及破坏拐点（1）。当前我国贫富差距已经越过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突破破坏拐点（1），贫富差距进一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经济总量的提升。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0.4的基尼系数和贫富差距警戒线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长期以来持有这个说法，但没有任何国际报告及学术研究支撑，没有科学依据，这是一个误解。中国的贫富差距确实在抑制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转型，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大的困境—总体消费不足。”甘犁长期从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他看来，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不是市场经济不发达，而是转移支付做得还不够。他建议，2025年前应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报了税后不仅不用交税，国家还返点给你，给你账号打钱，相当于鼓励劳动，这样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增长起来了”。

收入分配格局很难画出葫芦形

时代周报：9月16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的“收入分配与阶层流动”分论坛上，南开大学教授陈宗胜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葫芦形，两头大中间小。这和我们印象中的金字塔形不一样，是这样吗？

甘犁：我认为不是葫芦形。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还是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格局主要看形状怎么画。其实各个国家都一样，低收入群体多一点，中等收入中等，但高收入阶层绝对没有那么多。总的来说，收入分布呈正态分布。如果切得特别细，可以画出一个橄榄形，切得粗一点就是金字塔形，但很难画出葫芦形。

时代周报：9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你认为目前消费端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甘犁：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家消费意愿不足，而是没有钱消费。一方面是房子，购房家庭对消费的挤出效应特别明显；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太低，即便有消费意愿，也没有钱消费。所以前两年现金贷火爆，这些家庭受到流动性约束，一有机会借到钱就直接去消费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相对贫困的家庭，如果给他一块钱，他会把八毛五分钱花出去。如果这批相对贫困的家庭，个人能有更高的收入，消费转型的量就增大了。

核心问题是转移支付不足

时代周报：中国收入差别纵向轨迹的最高点是在2008-2010年前后，这个点之后，总体收入差别不再继续扩大，而是全面下降。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甘犁：主要原因是转移支付规模在逐步扩大。低保制度、全面脱贫攻坚、提高最低工资等一系列措施的推进，使得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逐步提高，收入差距下降。此外，城乡差别逐步缩小，也是收入差距下降的原因。

影响收入分配有两个因素。一是市场初次分配时是否符合市场规律。到目前为止，中国市场在初次分配上总体是合理的；二是二次分配。税收和转移支付是两个有效的调节手段，这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这几年，我国在二次分配的调节上有所好转，但还做得不够。比如对劳动力人口的转移支付，2015年，我国财政对劳动力人口的转移支付为7436亿元，占GDP的1.08%，而OECD（经合组织）国家劳动力人口转移支付占GDP比例的平均值是4.2%，差距很大。因为转移支付的钱不够，收入差距自然相对要大一些。

时代周报：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是转移支付不足？

甘犁：对，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不是市场经济不发达，而是转移支付做得不够。以我国转移支付给贫困家庭的钱为例，目前最大的项目是低保，其次是脱贫攻坚任务，兜底规模是每人4000元／年，收入一旦超过这个数，政府补贴得就很少了。目前，政府的转移支付规模太小，额度也不大。相比之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美国最贫困的那20%家庭，转移支付前收入是7500美元，转移支付之后可达3万美元。

时代周报：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甘犁：建立长期稳定的、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

第一，就业激励。奖励金的发放与就业及就业收入挂钩。目前，至少有22个国家正在广泛实施类似政策。中国经济要发展，一定要大幅度增加转移支付的钱，增大对贫困老百姓扶持和支持的力度，对劳动力人口的转移支付占GDP的比例可以提升至4%大概8000亿元。我国现有的低保制度，缺多少补多少。如果一分钱不挣，给4000元／年，但如果挣了2000元，则只给2000元／年，这样他会觉得一分钱不挣最好。一定要改变这种给钱的方式，以奖励代替补贴，学习其他国家的做法，挣4000元给2000元奖励，挣8000元给4000元奖励。挣得越多奖励越多，这样才能调动贫困人口赚钱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

政府不应过多干预收入分配

时代周报：提低是“扩中”的主要路径之一。发改委在《2018年收入分配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应着力增加农民收入。有专家提出，以农民工、制造业工人为代表的纯体力劳动者，应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针对这部分人群，最有力扩大收入的途径有哪些？

甘犁：目前的相关制度会有帮助作用，但总体上边际效应不大，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总体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发达国家制造工人的收入都不低。提高效率有两个方向：第一，技能提升，培训是一个途径；第二，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投入，对每个工人增加资本投入，工人产生的价值就会增加。

时代周报：要提升农民工收入，就要打通农民工等社会底层群众的上升通道。目前低收入阶层想要突破障碍向上流动依然困难重重，极易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循环陷阱。“扩中”是由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协同推进的，其中最重要的协同配套改革是什么？

甘犁：第一，提高农民工收入本身是一个市场行为，政府不要对市场做太多干预。干预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强制要求提高农民工收入是不合理的，很难有可操作意义。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体力劳动者短缺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正在呈现上升趋势。

第二，在配套改革这块，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政府让利，给企业补贴，让企业来做事，比如组织培训、提升工人技能等。这相当于政府换一种方式做二次分配，相当于对一部分人增加了补贴。

第三，政府真正要做的是二次分配，即转移支付及减税。对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对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美国差不多有1/3的家庭，所得税的数据是-30%，等于他挣了1000元，不仅不交税，国家还给他300元。我国现在一些低收入家庭只是不交税，未来我们要做到让他们不仅不交税，还能实现负税率。负税率就是报了税后不仅不用交税，国家还返点给你，给你账号打钱，相当于鼓励劳动，这样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增长起来了。我希望在2025年以前，中国应该开始有负税率了。我们在乐山做试点，每一个参加的家庭门口都有个名牌叫做“负所得税改革试点户”，效果很好。

允许不同的城镇化模式存在

时代周报： “扩中”既要提升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收入，也要托住既有中等收入群体，增强他们的获得感。但目前既有中等收入群体减负感不明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甘犁：目前相关减税措施还没落地，正在做方案，需要一步步推进。个税专项附件抵扣在中国是一个新鲜事物，没有先例可循。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主要在减税。首先，从10月1日开始，个税免征额提高到5000元。大家或许感觉力度不大，但减税的重头戏是明年开始的专项附加扣除，现在正在做方案，大家是可以期待的，应该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二，真正减税的力度有多大，是否能够继续减税，主要取决于征收力度。现在在征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资本利得税没有征收上来，中等收入群体反而负担很重。所以国家一方面要减税，该减的减；另一方面该征的一定要征到，这样以后减税的空间才会扩大，力度才会增大。政府一直提倡减税，但为什么税收总收入在增长？税务总局应该把话讲清楚，因为征收力度增大了，以前没征到的征到了。

时代周报：城镇化也是“扩中”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国家政策鼓励农民进城，流向小城市，但实际情况是农民不愿意把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流向也主要选择大城市，又造成了大城市病。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甘犁：如果全部集中在大城市，效率一定会出现问题。城市群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合理的城市群，高铁连成一片，出行、工作都很方便。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些地方城市群的发展，都值得借鉴和总结。

不同的地区应该允许不同的城镇化模式，让市场和老百姓自行选择，政府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没有必要参与过多，这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目前全球有两种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一种是发展一个超大型或者几个超大型城市；一种是大中小城市并存，发展得都不错。我们只需要把激励机制建好，不要强行推行某种模式。中国很大，应该允许多种城镇化模式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