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城市化、城镇化及古民居原生环境变化和经济变迁等诸多原因，中国传统村落面临持减少的局面。
9月8日，在2018中国古建筑国际论坛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文化部原副部长励小捷称，传统村落保护，需要引进市场机制，引入商业资本共同开发，这是一个前提，但也要守住底线。
他说，一是只要修复开发的是文物，就要遵守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坚持整体性保护、保护真实性、保护历史信息的原则；二是要拿它当村落来保护，不赞成把村民整村搬迁安置，将这个原本是世代生活炊烟袅袅的生活区，变成一个景区，这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目的。不过，也不排除个别情况。当然，也要考虑，如果有个人产权置换，不论是用于居住，还是将之投入到商业运营，这个也是应该允许的。
保护古建筑，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资金的缺乏，从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古建筑的保护，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提到，尽管近年来，部分商业银行创新了产品跟服务，拓宽了银行之间古建筑保护的领域，加大了对古建筑保护信贷的支持力度，但要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地进入古建筑保护领域，还是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解决其风险可控制、商业可持续的问题。
保护古建筑、传统村落刻不容缓
如今，古村落的抢救和保护进度，赶不上古村落逐渐消失的速度。
一个在业内广为流传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根据《中国城市报》报道，第三届中国古村镇大会提供数据称，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
励小捷称，在传统村落保护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大量且迅速地消失。城镇化加快，但没有把传统村落保护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二是现在中国农村，特别是传统村落，空心化非常严重；三是保护资金严重不足；四是产权人依法履行保护义务的观念缺失。
对于保护资金缺乏，他提到，目前，传统村落的保护资金，从国家财政层面来看，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住建部门给每个村落300万，但这部分资金，基本上不能用来修房子的，而是用于修建道路，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第二部分是国家文物局启动的国保、省保集中连片的传统村落修复工程，每个村落将有800万到1500万，但入选资格非常严格。
此外，虽然有一些商业资本进入，进行民宿开发、整体租赁等现象，但从整体来看，并未形成一种稳定的机制和渠道。
2016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选定松阳为国内唯一一个整县推进试点县，计划首期投入资金4000万元，资助开展传统村落保护项目“拯救老屋行动”。
励小捷称，这一项目，坚持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促进产权人履行保护责任。因为农民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要尊重产权人的意愿，维护产权人的利益，这是实施项目的初衷。“我们是为农民办事，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能越俎代庖，由政府或社会组织，大包大揽。”
他说，实施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检验标准是，农民是不是回到农村。房子修好了，环境改善了，农民自然就回来了，开始在家乡创业。这个项目不是为了修房子而修房子，简单打造建筑博物馆，传统村落应该是一个活化的载体。
如今，松阳已经开了420家农家乐、民宿，床位达到3700张。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1万张床位，营业收入4亿元。
金融介入古村落保护的痛点
在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不动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况伟大称，古建筑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正因此，公共部门的政府就应该利用法律法规，包括金融和财政的手段，进行保护和开发。
不过，总体来看，古建筑比如民居、故居、寺庙，其规模还是比较小，而且还比较分散，交通不是特别地方便，导致古建筑的维修、开发和保护都非常的困难，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经济效益，这也是其投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
从古建筑的投融资风险角度来看，需求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对古建筑投融资回报出现不确定性，特别是对小型的、分散的古建筑的投融资，更加明显。
他认为，基于古建筑公共产品的特征，需要政府的参与，并且支持古建筑的投融资，比如设立专门的专项资金，或者是政策性银行。同时，减免税收，提供低息贷款，做政府力所能及的事情。基于需求的不确定性和投资的风险，加强古建筑市场金融监管，防止古建筑收入流向非古建筑行业，要防止古建筑的过度开发和过度地商业化，降低投融资的风险。
近年来，部分商业银行创新产品跟服务，拓宽了银行之间古建筑保护的领域，加大了对古建筑保护信贷的支持力度。
董希淼称，在安徽的一些商业银行，通过产品创新，提供信贷保护古民居，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两权抵押，抵押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向这些古民居的所有者进行发放贷款，支持他们加强对古民居的保护。另一种，通过跟旅游景点的合作，或者是把旅游门票收入作为质押，或者是把旅游景点的经营权作为质押，向旅游景点，或者其经营企业发放贷款，支持其开展一些农家乐等。这些资金进入之后，会反哺古民居保护。因为为了增加门票收入，为了扩大收入来源，就势必会对古民居进行更好地保护，当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开发。
不过，这种对古民居保护的规模并不大。他分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这些古民居小型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等因素之外，从商业银行角度来看，主要是这些古民居、古建筑，性质比较特殊，难以作为商业银行合格的抵押品。即便能够抵押给银行，比如一些产权清晰的古民居，但是抵押之后，如果贷款出现问题，银行就很难处置，没有一个可以转让抵押品的处置市场。而且它的价格也不透明，没有一个比较公允的价格，在评估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
所以，在古建筑保护方面，商业性金融现在只能做一些尝试，难度还是比较大。而从开发性金融角度来看， PPP模式更为灵活。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开发的模式。董希淼认为，在古建筑保护中，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政府的扶持是非常必要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方面都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比如，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型，在政府的主导下，整合各类资源，发挥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同发力，这将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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