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全面放开在望 如何走出人口困局？

（原标题：计划生育全面放开在望 如何走出人口困局？）

从二孩放开的效果来看，生育率的上升并不如人意。事实上，目前中国各行各业似乎普遍忽略了对母亲的条件改善；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妈妈们来说，就业歧视、医护水平都是隐形的“生育成本”。

8月27日的人大常委会上，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审议，其中计划生育的有关内容不再保留，意味着如果2020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顺利通过这一草案，届时计划生育将全面放开。

但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仅仅是一个起点。从二孩放开的效果来看，生育率的上升并不如人意。2015年全面二孩开放后，2016年的出生人口攀至2000年以来最高，但2017年即回落63万人至1723万人，当年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回落。二孩放开更像是一次性兑现的人口利好。

想要鼓励生育，政策的努力方向，应该在于尽可能降低生育成本，减少因经济或医疗困难而被迫放弃生子的情况。对“母亲”的关注，是其中关键而又被广泛忽视的一部分。

2015年全面二孩开放后，婴幼儿产品的蓬勃程度远超母亲市场。但事实上，想要生育率得到有效提高，仅仅发展新生儿市场还不够。分娩女性的对应产品、福利、政策也应该跟随到位，才能让有意生育的家庭不至于却步现实压力。

从目前的市场聚焦来看，“母婴市场”重心仍然在“婴”不在“母”。但事实上，目前“母亲”群体的主流已经是80后甚至90后，年轻的妈妈们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强的自我意识，她们的角色也不再局限于家庭，相比于上一辈人有了更多的事业追求和自我提升需要。

就业成本也是女性不愿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子女出生后，相当一部分女性在回归工作后无法回到原有的职位高度。

“年轻妈妈”还是更加独立自主的女性

对女性消费市场通常的理解是，女性在开始养育子女，尤其是二孩之后，她们会更多地将精力和金钱倾注于子女，同时减少自身的关注。

但这在千禧一代身上出现了变化。将近六成的年轻妈妈表示，为人母并没有让她们放弃自己的爱好。年轻妈妈比她们的上一辈，更多地关注自我提升与价值。28-38岁的妈妈在时尚服饰方面的开支，远高出其他年龄段。

年轻妈妈不但是电商主要的使用群体，更是中国女性消费绝对的主力，她们的消费支出比女性平均消费水平高出了40%。

而且，中国今天的职场妈妈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已经有了明显上升。智联招聘、宝宝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家庭收入占比在30%-50%区间内的职场妈妈，明显多于职场女性平均水平；很大一部分职场妈妈的家庭收入贡献超过了50%，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来源：2018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新一代“妈妈”对自身的关注明显上升，从孕期内的合理营养补充，健身课程，到产后的体形恢复、产后抑郁症的预防，乃至更长远的再就业教育，都给中国女性的医疗个护市场提供了显著的发展空间。

舒适度更高的个护产品也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卫生棉条在中国的使用率仅有2%，而美国的使用率高达60%。

中国女性的就业环境仍然有提升空间

以典型的“人口危机大本营”日本为例，与媒体普遍渲染的出生率危机不同的是，2006年以来，该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缓慢复苏。

来源：世界银行

出生率反映新生人口不同的是，而总和生育率则衡量育龄妇女一生中的平均生育数量。“晚婚晚育”可能是这种复苏的原因之一：即使实际生育被推迟，夫妇最终生育的子女依然会被纳入生育率统计中。

不过，政府创造的适合“晚育”的环境同样不容忽视。自1989年生育率创下“1.57危机”、意识到生育危机以来，日本近30年的鼓励生育史，明显地体现出从集中幼儿养育、青少年成长，逐渐过渡到创造更加“生育友好”的工作环境，并保护妇女的就业。

日本政府在2015年设立了一系列更具体的目标，希望能有效消除用工环境中的性别歧视。其中包括，到2020年，男性休产假的比例提高到80%，休最长产假（一年）的比例提高到13%（2013年仅有2%）；女性在首次生育后能保有原有岗位的比例提升至55%，2010年这一比例仅有38%。

对于中国来说，女性就业的难题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企业用工的性别歧视普遍存在，而全面放开二孩以后，对于性别歧视上升的担忧不绝于耳。更长的产假，使得女性在企业雇佣员工时竞争力更加不如同等条件下的男性；而婚育阶段被迫失去晋升机会，也是女性巨大的生育成本之一。

来源：2018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智联招聘、宝宝树、CCG今年5月的报告还显示，在升职阻碍方面，职场妈妈对“处在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和“照顾家庭分散精力”的感受更为强烈，高于整体职场女性。

相比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要更高一些，但近年来下降趋势明显，女性正在逐渐离开就业市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更广泛的政策空间

鼓励生育，为有意生育的人群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母亲”方面的发力除去上述经济领域以外，政府在女性医护方面的宣传和扶持都有待提高。如果计划生育全面放开，这不但为已婚夫妇对更多子女提供了医疗保障，也能提振育龄未婚公民的生育信心。

以人类乳头瘤病毒（HPV）疫苗为例，中国适龄接种该疫苗的年轻人对其了解，有科普宣传的作用，也与宫颈癌年轻化、发达经济体相关技术的成熟有关。而“去香港打疫苗”现象化相当一段时间后，中国才开始加紧四价HPV疫苗的审批，并将九价疫苗也提上日程。

除去食药监局已经启动的药品审查加速以外，卫生健康机构的宣传依然大有可为。同样以HPV疫苗为例，接触相关信息的年轻人，消息渠道多数需要通过非官方的科普网站，或是社交媒体上来自三甲医院的意见领袖，

更不必提广泛被忽视的妇科检查。21岁起至少每年进行一次的宫颈脱落细胞图片检查，完全可以自查而预防乳腺癌的乳房检查，在中国女性中的普及程度远没有想象的那样高。进一步推开来说，长期缺位的性别教育也不能只依赖父母。这些社会贡献并不一定直接影响生育水平，但这些都是生育的“隐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