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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特约专栏——《全球金融危机十年慎思：根源、趋势及应对》
作者|范为（申万宏源证券固定收益总部副总经理 清华大学研究员）
过去几十年铸就经济增长奇迹的魔法渐渐失效：婴儿潮渐渐老去（人口要素），新技术的幻想一次次破灭（技术要素），全球化已成强弩之末（TFP效率要素）；过去十年，全球央行的主要药方就是增发货币、释放流动性。
次贷危机十周年之际，全球总债务史无前例之庞大，美联储加息缩表，贸易纷争前景不明...
本系列文章，笔者谨对此进行深入反思：探寻其根源，分析其趋势，提出其应对措施。
网易研究局于8月20日-8月25日推出 《全球金融危机十年慎思：根源、趋势及应对》专栏，以飨读者。今天为第二讲：《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
国际货币体系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货币的角度反映了世界经济关系的情况。实际上，我们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本位币问题，二是外汇制度问题。两者明确了世界经济体之间的货币利益平衡机制。
关于本位币问题，由于在当前货币体系下，本位币已经发展为信用货币，因此谁控制了本位币，谁就能在国际间获取巨大的发行利益，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铸币税”。毫无疑问，当前货币体系的本位币是美元，铸币税的收益被美国人所享。尽管欧元在2000年后被推出，但毫无疑问，目前它还不能对美元形成真正的冲击。
关于外汇制度问题，它是国际贸易以及国际金融平衡的制度安排，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进步和贸易的发展，是平衡国际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世界各国实施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直接加速了资本的跨境流动并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金融资本在高速的流动中迅速增值与膨胀，并部分表现出与现实的脱离。而美国则凭借美元在货币金字塔中的顶端位置，成为“唯一完全可以根据国内目标（例如就业、外贸出口等）而不论美元汇率的浮动情况如何来推行某种国内政策的国家”，因此，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相联系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也一直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全球化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也使得全球区域经济协调与合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使得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本与现实的脱离、汇率不稳定、美元为中心与国际收支不平衡、区域货币合作成为这一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的显著特征。
（1）资本的跨国流动与金融全球化
资本的逐利本性是实现资本全球扩张的动力，而浮动汇率的实施与伴随之的西方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则进一步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一位拥护在法国建立养老基金的议员在《世界报》上清楚的描述了向国外进行金融投资的重要意义，“养老基金的真正益处在于能够部分地分享别国经济增长的利益”。
金融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快速扩张。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的放松，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流动速度显著提高，流动方向也出现巨大调整，逐渐由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改为发达国家之间的流动，资本流动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流动成为这一时期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形式。而美国则逐渐由资本输出国转变为资本输入国家，在资本的跨国流动中，美国凭借发达的资本市场为本国的公共赤字和个人赤字提供融资。
其次，资本的跨国流动还引起了各个国家金融市场的逐渐统一。这种市场的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作为资本价格的利率的波动，在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逐渐呈现出明显的联动性，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金融监管、金融制度等交易规则的逐渐趋同，即金融资本“逐渐在相同的游戏规则下，采用相同的金融工具，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者和筹资者”。
第三，金融全球化具有明显的等级之分。在金融市场逐渐统一，利率联动性加强，金融制度逐渐趋同过程中，哪个国家的利率变动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主导作用，采用谁的金融制度和“游戏规则”也使得金融全球化有了等级之分。美国的金融体系支配着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这是由美元的地位和美国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规模所决定的。金融全球化并没有否定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发展不平衡，上世纪90年代后新兴市场国家加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既标志着金融全球化的范围得以扩大，也标志着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发展不平衡。
（2）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脱离
货币作为公共产品，其价值的稳定为我们提供了重大的社会效益，但货币又始终具有固有的私人商品特性，货币的这种矛盾性必然要求对货币进行谨慎的管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前，货币与黄金储备保持着一定比例的关系，迫使经济主体执行某种货币纪律。“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最高阶段，受完全不同的法则所支配”。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意味着货币与黄金储备的脱钩，各国发行的纸币从此再也不用与实物之间保持某种转换关系，国际货币体制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这也为金融资本的膨胀，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前提条件。
自由化经济政策的实施为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强大的现实基础。首先是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带来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就产生了对衍生金融产品的需求。其次是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带来偏高的利率，高利率使生产资本也向金融资本转变，从而引起金融资本的膨胀。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2007年外汇市场日交易额就达到3.2万亿美元，而与之对应的“现实”国际贸易日交易额只有774亿美元，占日外汇交易额的2.4%。伴随着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各国金融数量急剧膨胀，进入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国家的金融资产数量也都大大超过了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份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已暴增到次贷危机前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十多倍。其中，一半以上即近300万亿在美国。这样，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自身的逻辑，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不再有直接的联系。
（3）汇率的不稳定性
由于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自身的逻辑，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不再有直接的联系，汇率的不稳定就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弗里德曼是197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浮动汇率的鼓吹者和支持者，在论述汇率问题时，弗里德曼曾经将汇率与夏令时一起做比较，认为“实行可变汇率的理由与实行夏令时的理由几乎是非常相同的……即使所有的人都希望改变其对时钟的反应模式，但改变指导所有人的时钟要比让每个人分别地改变其对时钟的反应模式要简单得多。在外汇市场上情况也完全如此。让一种价格发生变动，也就是说让外汇的价格发生变动，要比依赖于构成国内价格体系的众多价格的变动简单得多”。
实行浮动汇率所要达到的目标，一个是“汇率在自由变动的同时，事实上是高度稳定的；汇率之不稳定，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征兆”。并且弗里德曼认为，“通过对汇率的冻结管理来消除这一征兆，不会解决任何根本性困难，而只会使这些困难所作的调整更为痛苦”。而实行浮动汇率的一个前提就是“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在这种制度中，不存在对进口或出口的直接数量控制；在这种制度中，关税及出口补助金是相当稳定的和非歧视性的，而不会受到操纵从而影响收支平衡；在这种制度中，国际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处于私人的（非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也就是说，实行浮动汇率必须存在的两个前提，一是汇率的波动必须反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二是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是完全自由的贸易体制，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而实行浮动汇率不仅能够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国际货币合作，达到货币稳定之目的。但是实行浮动汇率之后，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波动性远远大于弗里德曼所认为的“反应基础的经济结构不稳定”，作为国际交易中占主导地位的硬通货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汇率也极其不稳定。同时，1985年美国因巨额国际收支赤字迫使日本签定《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广场协议》是国际货币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们不再相信浮动汇率可以自动达到所希望的均衡”。克鲁格曼通过对沉淀成本模型的分析，揭示了汇率与贸易的隔离，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会使汇率远离合理的水平。克鲁格曼认为汇率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价格，不能完全将它交给外汇市场。因此政府政策应该为汇率预期确立一个中心，并保卫这个中心，甚至不惜以货币政策的一定变化为代价。为此，克鲁格曼提出了著名的“克鲁格曼三角”（Krugman，1998），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世界经济的不完全一体化既是汇率不稳定的根源，又是汇率不稳定的结果”。正是由于资本自由流动并在相互依赖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集中，导致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而仍然处于分割状态的不同国家的货币依然存在，成为汇率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作者范为系申万宏源证券固定收益总部副总经理、清华大学研究员（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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