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推进改革开放

（原标题：贾康：面对中国的现代化伟业看改革开放）

编者按：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改变了中国，影响并惠及了世界，这4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浓墨重彩的40年。　

　　面对这个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伟大实践，中国网财经联袂今日头条共同邀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共同记录这个伟大时代。

　　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一起了解贾康对改革开放的深刻认知。

作者：贾康

依中国共产党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计，改革开放将迎来其40周年纪念。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继续实质性地推进改革开放，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笔者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就此作简要的考察与讨论。

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

自工业革命发生，中国在世界上便迅速落伍，只是当时的中国人还浑然不觉，兀自陶醉于所谓“康雍乾盛世”的“落日辉煌”之中。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度”，颓态毕现，自此一路积贫积弱，下滑在被欺凌、被瓜分的危局中，经甲午海战惨败、戊戌维新速夭、八国联军洗劫之后，在上世纪百年间，终于有三件大事依次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继救亡图存的抗战胜利而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展开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在改革开放之中，中国人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谨慎乐观的前瞻：近两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期盼和为之献身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已经“从未如此接近”。中国改革开放正在为古老中华注入新生的活力，同时，也将强有力地影响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世界。

正如科斯生前所评，中国的奋斗也是世界的奋斗。在最主要的相关经济体“你追我赶式”大国崛起的世界发展历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可望成为最典型的“和平崛起”、与竞争方“共赢”的文明升级案例。

中国目前所处的可进而联通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这一历史新起点，是在充满曲折坎坷、血泪歌哭、牺牲磨难、前赴后继而不懈奋斗的一百余年之后，决定性地拜改革开放之功而得以达到的——前人的努力中，从不缺少悲壮、激越、舍身成仁、慷慨取义和惊天动地的英勇行为，但在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成效方面，却从未像改革开放四十年这般，使复兴之路越走越宽、令全球瞩目。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球第十位之后，已一升再升而达到第二位，人均国民收入则已从原来的仅数百美元，不断增长至8000美元以上，成为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并有希望在未来10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高瞻远瞩谋划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宏伟战略目标，在前两步已提前实现之后，未来很有希望先以“全面小康”为阶段性节点，后以综合国力、软硬实力的可持续提升为现实支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落实于“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梦想成真。

在时光流逝中，我们可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回归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基于对于传统体制弊病的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现代化之路的正确大方向，紧紧抓牢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使我们得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搞对，将各种潜藏的积极因素释放，使中国社会大踏步地跟上时代，令这艘巨轮迅速驶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航道，并以超常规的发展来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检验真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发展潮流中，中国人是以改革开放的壮举，极其明显地缩小了与现代化前沿状态的距离，在追赶文明发展潮头的过程之中，意欲“后来居上”，并且顺应“大道之行”的客观规律，于创新中实现“天下大同”取向的包容性增长。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二、改革发展现阶段的四个基本特征

以近年中国的改革发展观察，可总结如下四个方面的纠结与特征:

第一，“发展阶段转变”和“矛盾凸显”相交织

在中国各地稍作些调研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在30余年高速增长、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正合乎一般规律地转向“新常态”的新起点，经济增长在基数今非昔比的“大规模”特征下速度不可能延续“两位数”高速增长状况，正在转为“中高速”，然而继续发展的底气和市场成长的巨大潜力，仍在各大经济体中首屈一指，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和许多农村区域，建设场景触目可及，给人印象深刻。

但与此同时，来自资源、环境的矛盾制约和来自人际关系的矛盾制约，更是日趋明显、咄咄逼人：雾霾已动辄打击大半个中国，地方某些扩大建成区的拆迁和新上马的重化工项目，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且往往演变成震动全局的群体事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分配问题更为凸显，差距扩大、分配不公问题不可忽视，社会心态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不少其他经济体曾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表现过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追求“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的特征。

第二，经济运行中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6.5-7%的区间，“新常态”新已明确，而常还有待达到，即还未像模像样地完成触底企稳，相关的下行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迅速消失，老龄化社会压力正迅速到来，以及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难度加大，等等。

但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们重视与争取的，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动力源”需求释放引发的“成长引擎”效应)、科技创新红利(走创新型国家道路、跟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大潮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社会管理红利(在社区治理、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成长等方面的基层自治、社会和谐、兴利除弊效应)，而使所有这些红利能够如愿释放出来的关键，是实质性“攻坚克难”的改革能否不停留于口号而变为现实，进而可综合性地凝聚而成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化解种种矛盾制约的“改革红利”。

已经受一系列改革洗礼但仍存在艰巨改革任务的国有企业，和业已壮大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以及可随之调动的民间智慧和潜能、活力，必须依托改革摆脱羁绊而更多贡献其“正能量”。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投融资改革、国企国资体系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实在无可回避。上述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之后，我们应力求争取的，是今后尽可能长时间实现6.5-7%左右年均速度的中高速增长平台、打造出结构优化的增长质量“升级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邓小平“南巡”后实施1994年宏观层面以财税为重点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前后以“入世”锁定全面开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创新打开了生产力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新时代，但渐进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渐成局面，尾大不掉，虽然深化改革、加快转型自九十年代后一路强调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篱”之前步履维艰。

十八大之后，高层关于“壮士断腕”的改革的决心已有明确表述，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在体制内“自动手术”“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且与意识形态因素的阴晴变化迭加。在深化改革努力与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问题的赛跑，早已被人形象比喻为“两只老虎的赛跑”，这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对方，但都在往前跑，谁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中国梦”的成败。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又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交出答卷的历史性的考验。

第四，使改革于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是挑战机遇并存局面下接受历史考验的改革新起点和争取“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来引领的“新常态”的关键时间安排。

既然追求可持续增长和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现代国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发展，那么以创新驱动带来“动力转型”，以供给侧结构优化供给和制度供给更有效地支持升级增质，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地应对挑战掌握机遇的关键。为努力实现中央明确给出的2020年即“十三五”收官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部署的改革任务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魄力和更高的智慧与操作水准，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在总体“路线图”下，要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的两步走”为目标指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配之以多轮“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设计，于攻坚克难的深化改革中披荆斩棘冲过中国现代化“历史三峡”的大关。

三、全面改革中攻坚克难的压力、动力与可用经验

——从压力看，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大刀阔斧的开拓性改革，再乘势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现为改革者破釜沉舟的“哀兵”式一鼓作气、义无反顾、奋发昂扬地开创新局；而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同样有进展之中“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风险威胁，问题导向和形势逼迫之下，只能奋力向前涉险滩、啃硬骨头，“壮士断腕”般攻坚克难，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这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照样是别无选择的，照样要反复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惟改革创新者胜”。

——从动力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人认清与把握世界大势和文明发展主流，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已推进到使“从未如此接近”的中国梦实现其“梦想成真”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同时，改革的复杂程度和推进难度，正应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老话。在认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同时，最为至关重要的是还必须能动地引领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沿着80年代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全局的基本逻辑和创新发展规律，继往开来并升级式地寻求可持续发展，这必须也必将得到80年代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构建的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动力体系的升级式的支持。

——从经验看，其实80年代后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农村改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试错、“价格闯关”的时机误配，和其后“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严峻社会考验，但毕竟在探索中积累着改革经验，铺垫了、引出了下一十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及其后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动、凝聚共识，是在风雨波涛之中按“进行时”曲折推进的；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显然也需要经历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凝聚共识、减弱分歧的考验，实质性的改革不仅需要有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更大决心、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形成更高水平的方案优化、运行智慧和协调艺术，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又要超越式和建设性地处理好多种新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层面我们理应得到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改革家的改革信念与榜样力量的支持；实践层面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需要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应“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将这一现代化宏伟事业进行到底——但在纪念改革四十年而前望改革如何完成决定性冲关夺隘之际，我们完全有理由引用当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期所给出的一段著名的预言，来展望中国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前景：改革开放所指向的“中国梦”，已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让我们以万众一心的奋斗来迎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