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俏彬：新形势下的比较优势在新经济和数字经济

2018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7月21日在青岛召开，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冯俏彬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核心问题是要找准在新形势下我们的比较优势。结合今天会议的要求，我认为体现应在新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上。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中国的数字经济和新经济领域发展的势头非常喜人。我本人在前一段时间因工作关系调研了一些互联网企业。我们走下来以后，我深深地感到，有一些问题如果坐在屋子里讨论，真的是讨论不出来一个结果，悲观的情绪只会越来越重。但如果我们走到实体经济中，尤其是走到这些互联网企业中，我们可以感到勃勃生机、感到希望、感到活力。在新供给以前的历次研讨中，我本人也讲过一个观点，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没有取得成效、取得成效怎么样，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实体经济的振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新经济的发展程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思考怎么通过政府的努力为新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如果我们新经济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这有没有可能使我们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取得相对于美国的比较优势。现在看，数字经济正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我们擅长的范围，而且在这个领域，美国很难制住我们。

我的题目刚是新经济与财税治理创新，除了财税，还要谈一些关于政府治理创新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有些概念性的东西就不讲了。总之，现在我们国家新经济发展的势头是世界第二，跟其他方面在全球的排名也差不多，互联网经济白皮书、数字经济报告这些材料中公布的信息，我们基本上都处于世界第二。

现在每个行业都在想怎么样和互联网经济结合，谭总刚才做了很好的解释，大家都在想要联网、触网，而且我们确实看到，只要企业数据、把互联网作为一种要素、一种基础设施组合到自己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这个企业的增长速度是让人非常惊讶的，动辄就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长，和传统行业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些方面，我国数字经济目前发展态势很好，发展基础也很好。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从理论上来讲，大家现在都说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放在长周期的理论框架下，实质还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即，这四个变量之间是有关系的，一个是技术周期，第二是经济周期，第三是社会周期，第四个就是政治周期，第五个就是国际关系周期，大家现在非常明显地看到我们实际上处于周期互动转换过程中。大家现在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产生的很多忧虑，都跟长周期现象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总体上来讲，处于这样一个周期转换点上，在外交上、在国际关系上遇到的许多麻烦，回过头来都会发现问题的根子是技术衰退所导致的经济衰退。所以，技术衰退就是最重要的牛鼻子和“纲”“领”，要解决当下问题，回过头来还得从技术进步上着手解决。所以技术进步同，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对中国当下的发展意义及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都非常重要。

怎样鼓励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使我们在这一块能够取得在新形势下世界经济格局当中不受制于人的比较优势？我认为，可回到新供给以前讲的“八双五并重”当中的一个策略，即“双减”：一个是是减管制，一个是减税。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一些障碍往往是体现在我们政府对新经济监管方面。总体上来讲，经过去年、前年的讨论，政府监管的认识水平上有很大的提高。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发现是在这个新经济的发展和旧的模式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的时候，各方面很容易回到旧的状态当中，网约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我还注意到无论是从菜鸟、顺丰，京东，人工智能确定正在替代人工，这带来一个大家忧虑非常深的问题，即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这种对就业的忧虑反过来会促使政府采取一些措施让新经济的发展放慢脚步，但是这种放慢恰恰又是和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向是有所违背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对经济系统多一些系统性、网络的、前后环节相连的一些认识并发展出相应的理论，的确有很大的思考余地。所以，尽管在政府监管新经济方面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具体的措施上还要进一步的加强。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在当下放松政府管制对新经济发展的意义？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前几年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就业出现问题，但2013年之后到现在，大家看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新增就业每岗位这一项，每年都是超额完成任务。比如上年计划是一千万，它可能在下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可能是1200万或者1300万，而这同时伴随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速度的连下台阶。换句话说，就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我国并没有出现大的就业问题。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个人特别认可的一条改革，是工商部门为主推动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仅仅因为改变了经商注册办公司的门槛条件或者取消它的门槛条件，就业就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据说在有些时候，一天新注册登记的公司可以达到一万家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一万家公司说明劳动者实现了自我雇佣，不再找政府而是找市场，从短期上来讲是解决了就业问题，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讲，则是给每一个青年人追寻梦想的机会和可能。所以，这个角度上看，不仅是现在、而且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趋势就是政府放楹了对经济社会的管制，政府后退一分，市场的活力就增加了十分。这一条应当是十分明显的。今后在放松管制上，我觉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然同时也要同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我要谈的另一个“减”是减税。在新供给的论坛上，我讲过很多次关于减税的问题。最近减税又突然特别热闹，这当然是各方面受到了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刺激。对此怎么看？我想在这个地方再次重申我对于减税问题的基本看法。第一，中国的税收制度转型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就是要从间接税为主到直接税为主转化，简单地说就是“税收向后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个社会大生产四个环节中，处于前端的生产、交换环节，也就是企业创造财富的环节，税收要降下来，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效率，增加社会总财富。但是在后端即分配、消费、收入这些环节，税收则要增加上去，以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给企业减税，但是同时由居民家庭和个人所承担的税负要适当地增加。当然这个增加有一个人群的分布问题。比如近期个人所得税改革当中，重点之一是要解决高收入阶层的征税问题。第二，税负的水平上要适度下降。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拉弗曲线，表明税率高并不一定能带来最大的税收，这主要是因为税基会变化。当下，降低税负的整体水平特别重要，一是现在财政收入大幅上升已经给社会带来的强烈刺激，但说实在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实际上早在前一两年已经出现了，只是不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而已。二是昨天刚刚公布国地税的合并方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国地税合并到位之后，社会保险、政府性基金、非税收入要按照“成熟一批、转交一批”的原则交由税务部门征管。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以后的征管力度还会大大加强。所以，在征管技术和征管水平大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不把原来偏高的名义税率降下来，那就意味着税收收入还会增加，社会负担还会加重。降低税（费）率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第三，涉及到政策的制定过程要公开开放讨论。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围绕着财政的报表看不懂、政策制定过程不公开，各方面有很多批评意见，这个是以后需要进一步改进的。但同时，也要看这当中的深层次问题，是对各方面意见如何整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以后几十年当中，都还待解的一个难题。我就汇报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