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深圳证券市场创建和决策记忆

1984年元月，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平息了国内对是否办特区的争论，坚定了特区人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城市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深圳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义不容辞地在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等方面承担起探索者的责任。

1986年10月，《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出台，1987年4月，市政府下发了《关于组建“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的通知》，股份制改革工作由体改办和投资管理公司分工合作，共同筹划、推动和落实。由于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市政府指定主管财政工作的市领导担任投资管理公司首任总经理，因此我承担起了统筹协调和推动这一改革落到实处的直接责任。深圳起步阶段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积极扶植地方国企和大力依靠外引内联，坚持两条腿走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为适应这一客观形势的需要，深圳国企、外资企业、内联企业对股份制改革逐步寄予希望，在经历初期的阵痛后，发展形势好于预期。

随着众多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发行股票、债券和服务其交易过户的需求产生，培育资本市场的客观要求呼之欲出。加上深圳特区开局时国家早就明确，只给政策不给钱，筹措资金任务非常艰巨，并且努力配合国家金融改革、探索拓宽金融渠道、改善金融服务的任务也很明确。伴随深圳发展银行等老五股的出现，特区探索建立证券市场的时机逐步成熟。1988年5月，李灏书记兼市长提出“要利用特区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经过一段时间酝酿，11月，市政府正式下文成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其主要任务：

当时指定我和主管金融监管的人民银行罗显荣行长分别担任正副组长，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任组员。1989年和1990年有两次变更：一是根据国家调查组建议，更名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二是副组长有所调整，人行王喜义、肖少联，体改办徐景安，投资管理公司董国良等负责人先后参与决策。

实践表明，我国的股份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探索，创建证券市场是金融改革中最富挑战性的一场实践。这两项改革的难点在于，我们既要尊重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律，又要密切结合中国国情和特区实际；既要积极兴利，又要认真除弊，因此其探索之途难以平坦。这两项改革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我有机会同时参与这两项改革试验的组织推进工作，并且经受了实践和历史的双重考验，虽然辛苦，却也难得。

作为毗邻港澳的经济特区，深圳的金融改革开放全国最先起步。1982年1月，引进首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随之国有专业银行改革在这里率先启动；1987年，开启了地方和企业办银行和保险的探索。在国家的支持下，深圳成为了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试验场。1986年底，作为全国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城市，深圳又率先起航。经过两年的努力探索，各类股份制企业及为其配套的金融服务需求先后出现。作为外引内联企业众多、地方国营企业急需壮大的深圳，更是急需大量建设和发展资金。在这种内外形势推动下,研究和发展证券市场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重大选项。

在李灏同志的倡议下，1988年11月，市政府正式下文成立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研究和推动证券市场的构建、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当时对此改革也认识有限，如何起步是个难题。为破难关我们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成立顾问小组，聘请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作市政府证券市场顾问，帮助培训人员，协助起草规划和法规。当时冯永祥董事长，叶黎成、陈新燊先生，邱小菲女士等香港专家多次亲临义务指导；二是成立专家小组，抽调禹国刚、周道志、汤学义等本地专家脱产研究证券市场架构、政策、法规、工作规划等。经过海内外专家10个月的辛勤工作，1989年8月初步形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9月8日，经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审查修改后上报市政府审批。

11月15日，市政府下达《关于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抽调王健、禹国刚负责筹建工作。1990年1月组织专家论证会，3月27日完成“蓝皮书”正式编制。4月深交所的13家股东签订入股合同；同月接人民银行总行通知，深交所开业需国家审批；4月28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上报总行，申请深交所10月份开业；5月黄菊同志率上海党政代表团考察，并索要深圳证券市场蓝皮书研究参考；国务院联合调查组来深圳调研股份制和证券市场；6月为解决分散交易、分散登记过户问题，市政府紧急抽调许季才、柯伟祥筹建证券登记公司；7月交易所首批红马甲完成培训；国务院审计调查组来深工作；8月市政府任命罗显荣任理事长，董国良任监事长，王健、禹国刚为副总经理，负责筹备工作。

11月22日，我陪同李灏、郑良玉同志到交易所现场办公；11月26日证券登记公司奋战4个月正式运营；11月29日，周建南奉命再次调研深圳证券市场；12月1日深交所开业试运行；1991年4月11日国务院授权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交所正式成立；7月3日深交所正式开业。

认真研究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一,深交所身世不凡。从人行深圳分行递交开业申请，到总行批准开业，历时一年之久；这一年中，三个高规格国家调查组先后专程来深圳调研；人民银行总行批文是国务院授权的；1991年7月3日深交所开业典礼，陈慕华国务委员和朱森林省长亲临致辞。如此严谨的审批过程，充分反映了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体现了国家的重视、担心和慎重。这一切，对开拓者们当年既有很大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动力。现在看来，这段历程对推动和指导这一影响深远的改革破浪前行，功不可没。第二,中国内地第一个证券市场能够破土而出，归功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大气候，要感恩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热土的培育。第三，深圳证券市场筹建和试运行耗时两年半之久，参与部门和人员众多，是集体创作,其中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后继者们需倍加珍惜；第四,这个新兴市场创业者们的专业才能、组织能力和敢闯敢试、勇于担当的精神值得尊敬和发扬。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曾经发生过两起震动海内外市场，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是1992年8月10日深圳股票认购表抢购风波；二是1995年2月23日上海“327国债期货”风波。8月10日股市风波发生在深圳，又是中国证券市场首次重大事件，影响很大，经验教训非常深刻。

经历了1990年牛市和1991年熊市的双重冲击，在国家调查组指导下，我们进行一系列治理整顿，深圳股市终于有了一段平静期。1992年初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明确表态对证券、股市“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1992年3月19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厦门会见沪深证交所负责人时，还特别肯定了深圳试点的进步。4月田纪云副总理，5月福建省委贾庆林书记、上海市委吴邦国书记，7月朱森林省长、钱其琛外长等先后来深圳视察、考察和指导。

但就在此时，牛市却又在突破了区域限制后悄然走来。为了应对这一局势，经多方努力，我们又审定了11家股份制企业准备公开上市。如何公开、公平、公正地搞好这次发行，促进股市平稳发展，成为我们的重点工作。当时领导小组按照“谨慎从事”原则，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两种选择：一种是按国际通行的预缴款方式认购，一种是按1991年12月曾经有效的凭身份证购买认购表，再抽签决定认购。

开始我们倾向按国际通行方式办，但消息传出后，社会上一片反对声，认为这个办法帮富不帮贫，不公平。于是我们屈服于传统思维，转而求其次，按照中国国情，仍采取买认购表再抽签方式。尽管这个方式上次成功了，但在新形势下能否成功，我们也有过疑虑。为防“僧多粥少”，加大了售票量至500万份，认购表价格做了大幅提高，开放了多达300个营业网点，安排了公安、工商、监察等部门加强保安和监督。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

事后分析原因有三：一是我们对跨省市认购抽签表的形势和群体力量之大估计不足；二是认购方案设计不尽科学、合理，审定时又未能及时发现；三是售表过程中有工作人员违规舞弊，诱发未能买到表的人严重不满。于是不满者聚集，向市政府和人民银行讨说法。为了化解因为供不应求所产生的矛盾，李灏书记即刻果断拍板,决定当夜再增印500万张认购表，此议获得国务院领导认可。在人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网点的密切配合下，500万张新表8月11日如期发放，一场风波得以初步化解。于是我们立即组织各方面力量,投入积极有序地处理善后事宜阶段。

正在此时，国务院通知8月12日至8月13日两天，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参加这次会议。此时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证券市场试点，毫无疑问深圳会是关注的热点。“810”股市风波，我们如何汇报？国务院态度如何？深圳试点的前途与命运怎么样？这是我们当时特别关心的问题。会前我征求了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主要领导意见，一致认为“我们如实汇报事件情况，认真听取中央处理意见” 。

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并分别作了讲话。8月12日上午在会上见到朱副总理时，我曾要求简要汇报一下情况，他表示“情况我们都清楚了，不用再汇报了”。在其随后的讲话中，他明确地亮明了态度：“国务院对股份制非常重视，多次开会研究。前几天深圳出了问题，现在平息了。他们也很辛苦，我们没有过多责怪他们，因为这是改革过程中的事。但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国务院领导了解情况如此迅速，分析问题如此客观，处理问题实事求是又站位很高，令我十分佩服和感动，多日来的辛苦、压力和烦恼似乎也有所减轻。

8月13日晚上，我赶回深圳比较晚，但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会员大会却仍没有结束，大家在焦急地等待我带回来的会上消息。当我传达了国务院领导的表态和要求：“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坚决试、大胆试，一定要试好”，全场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第二天深圳和香港的报章纷纷报导了这一重要新闻，关心深圳证券市场命运的各界人士方松了一口气。

客观地分析，这场风波国内外、正反两方面影响都很大。但它最重要的影响是暴露了当时市场的深层次矛盾，引起了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管理思路的调整，催生了建设全国性证券市场方案。所以它不仅一段时间内改变了股市的价格走势，更重要的是敲响了证券市场加强风险防控的警钟。两个月后国务院发文做出决定：停止新股发行半年，抓紧研究推出新股发行新规范；明确上海、深圳两地证券市场继续试验，不再开设新的交易所，其他地方符合条件的股份公司，经严格审批后可到两地上市；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证券市场；抓紧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作为深圳证券市场的组织和领导者，在方案制定阶段虽然曾预感到可能的风险，但却没有胆识力排众议，对实施方案设计又未能科学地把好关，因此没能防风险于未然，对此我深感遗憾和不安。事后除了认真总结教训外，只能加倍做好各项工作加以补偿。

面对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和不时的大起大落，我们很辛苦，也很苦恼，一直探讨可能的化解之路。当时发现我们的市场最不同于国际市场的一点，就是只有散户投资者，缺乏合格的机构投资者。为了疏导居民手中的闲散资金和培育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努力改善市场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我们开始对此深入研究。

主管深圳证券市场那几年，是我几十年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挑战性、压力最大的岁月。我们这一批探索者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用风里来雨里去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但是在付出了心血、历经了磨炼以后，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造福国家和人民，也就不再遗憾了。作为特区老一代的开荒牛，我引以为傲。

1993年12月公司法的问世，1999年7月证券法的出台，2002年后五大国有银行先后重组上市，标志着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已经扎根中华大地，并且为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做出了贡献。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试点地深圳经济特区业已茁壮成长,成为我国第三大金融中心城市和国家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值此之际总结和回顾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作为曾经为这一改革破土而做出过探索和贡献的金融老兵，我深感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