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问计人才政策：王一鸣谈“人才大战”

（原标题：政协委员问计人才政策：钱颖一谈培养，王一鸣谈“人才大战”）

在推动供给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评价和激励，成为政商学界的重要议题。

7月10日，在全国政协“发展实体经济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上，多位与会人员在发言中对人才政策和现况发表见解，提出建议。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基于自己在一线从事教育管理和改革工作的经验，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发表了看法。

“学生平均水平较高，但是其中的拔尖人才较少。”钱颖一指出，中国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存在三大问题，分别涉及知识、能力和价值三个层面。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关注了去年以来各地密集出台的包括直接落户、购房优惠、住房补贴、项目资助、现金奖励等在内的人才引进政策。

“‘人才大战’既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对人才需求的迅猛扩张，也折射出城市和区域间竞争的新变局。”王一鸣说，“‘人才大战’在推动人才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也对吸引人才的激励机制提出建议。“引进人才要区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把引进人才的自主权还给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他说。

钱颖一：高度量化和一刀切的考核机制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在题为《提高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的发言中，钱颖一指出，我国目前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存在三大问题，分别涉及知识、能力和价值三个层面。

具体来说，在知识方面，学生多局限于对单一学科中“知识点”的掌握，而跨学科的知识很薄弱。

在创新能力方面，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能力，也缺乏与之相关的写作与沟通能力，写不好是因为想不清。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创新能力基本要素，这是科学界和企业界的共识。批判性思维是善于提出疑问，并能够给出有说服力的判断。批判性( 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它是创造性的起点。创造性思维则是新的、与众不同的想法。”

在价值取向方面，当前影响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是学生、教师、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的普遍的短期功利主义，具体表现为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

“各种评价机制往往奖励可度量、可量化的短期成果，而有创造性的和长远的结果相对是难度量、难量化的。创业中‘羊群效应’明显，创新中同质性很强，都与短期功利主义有关。”钱颖一分析。

对此，钱颖一提出三条改革建议：

一是在知识层面，建议增加学生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目前，大学本科生在第一学位之外可以修第二学位，但是研究生无法跨学科修第二学位。比如工商管理硕士（MBA）学生无法修计算机工程硕士，反之亦然。建议教育部门放宽限制，允许研究生跨学科修双学位，以利于培养复合型的创新人才。

二是建议更加注重对学生的能力培养，特别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为此，大学要创造宽松、宽容、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空间和条件，教育部门也要给大学创造宽松的环境。当前教育部门对大学的各种考核越来越量化、越来越一刀切。虽然这便于操作和管理，但是高度量化和一刀切的考核机制明显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第三，全社会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在价值取向上要有更高的追求。

钱颖一认为，目前学科评估已经成为高校的指挥棒，容易导致追求短期成果，学科畸形发展。学科评估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对办学是有帮助的，但是目前的学科排名方式不利于大学的多元发展、有机发展和长远发展，应该改变。

最后，他还谈到，当前有两个因素使得提高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更加紧迫：一是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带来冲击；二是新的国际环境可能使得国际交流受到更多限制。

“我们的学生靠死记硬背和大量做题获得知识，这正是机器学习的原理，而且机器有绝对优势。人要做机器不能做的事，那就是跨学科的、创造性的工作。”钱颖一说。

王一鸣：促使地方从“比拼优惠政策”向“优化用人环境”转变

“高层次、高技术、高技能人才成为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迭代的关键因素，成为城市和区域间竞争新的核心生产要素。”王一鸣在题为《引导人才有序流动优化配置》的发言中指出。

地方正从过去的“招商”转向现在的“招人”，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也在发生。在王一鸣看来，这些问题包括重引进人才轻环境建设、超越公共资源承载能力、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落户新政”推高房价等。

例如，在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人才大战”带来的户籍人口“井喷”，增大了交通、教育、医疗等压力，公共服务供需缺口增大，并引发新老市民的矛盾。

参与“人才大战”的城市经济实力较强，财力相对充裕，往往能够以比落后地区更优惠的条件招揽人才，使得无力比拼的东北、西北一些城市人才“失血”更趋突出。

“据有关方面反映，吉林大学流失的人才可以再办一所‘211’大学，兰州大学流失的人才可以再办一所兰州大学。由此形成的‘马太效应’将进一步加剧地区间发展水平的落差。”王一鸣说。

针对这些问题，王一鸣认为，应促使地方从“比拼优惠政策”向“优化用人环境”转变，从注重“招揽人才”向注重“用好人才”转变。他建议：

一是引导人才有序流动。建立健全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突出市场主导和企业主体，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提高地方引才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精确对接。整合多头人才引进计划和项目，提升引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加强对东北、西北等中心城市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布局，为当地人才更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

二是着力优化用人环境。依托创新创业平台聚集人才，促进引进人才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相融合，使各类人才有用武之地。建立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推进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改革，让创新人才充分实现自身价值。营造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各类人才创造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

三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大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完善教育、医疗、交通、环保等配套设施，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使之与引进人才规模相适应，使各类人才愿意来、留得住、扎下根。

四是加强住房政策协调。拓宽住房供给主体和渠道，与人才引进规模相适应，增加住房供应，避免落户人口激增带来房价非理性上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鼓励增加人才公寓等人才租赁房建设。堵住政策漏洞，防范只购房不居住、只购房不就业、只购房入学而不实际就业等问题。

五是建设人才信息平台。开发建设人才数据库，加强人才信息实时监测，开展大数据分析，识别各类人才的流向和空间、行业配置，以及主要区域和中心城市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缺口，为科学引才和精准引才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