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入“少子化”阶段的镜鉴

（原标题：日本进入“少子化”阶段的镜鉴）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1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17年死亡人数减去出生人数所得的人口减少数为39万多人，为历史最高水平，这显示日本人口呈加速减少趋势。另据日本总务省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7年10月1日，日本人口总数为1.267亿人，与前年相比减少了22.7万人，连续7年减少。并且，65岁以上人口占据总人口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而15岁以下人口比例达到历史最低，少子老龄化态势愈发严重。

日本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早就不是什么新现象了。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自1975年跌破2.0以来，近40年来持续下降，虽然在个别年份小有反弹，但总体的下降趋势没有改变。2016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44，世界排名181。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时间内低于维持人口长期稳定发展的更替水平（2.1），就被称为少子化（或低生育水平）；而长时间内低于1.3，则被称为超少子化（或极低生育水平）。

显然，日本已经处于少子化阶段，甚至很有可能进入超少子化阶段。而日本少子化的原因，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别去说明。

在宏观上，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约束，于是日本社会广泛存在一种以危机意识为基本底色的岛国心态。上世纪，日本通过激进的战争手段来占有更多资源和向外扩张市场的尝试，最后以惨败告终；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选择了对内实行带有自律性质的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以抑制对国内资源的消耗从而保证不因人口规模扩大而突破日本自身脆弱的资源承载极限。

日本以“家族计划”政策为代表的人口控制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控制人口基数增长，进而减少资源消耗或者说消费的效果。但是，消费和生产的主体都是人，抑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实际上也导致了劳动力的减少，从而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经济增长的停滞使得居民收入降低，育儿相关的抚养、教育等成本相对而言大大增加，于是普通家庭不得不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可以说，抑制人口增长造成的恶性循环是日本少子化、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停滞的深层原因。

宏观上的恶性循环在短期内很难被打破，那么就要考虑从微观层面鼓励生育。日本政府确实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1994年出台的“天使计划”以及1999年出台的“新天使计划”，强调支持就业女性抚养孩子。随后又陆续颁布了一些法案，旨在为结婚生育提供支持，以及消除就业领域中的性别歧视。效果不能说没有，但并不足以扭转少子化的大趋势。

可见，政府出台的政策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打消人们生育决策时的各种顾虑。在现代社会，以育儿为中心的文化氛围逐渐消解，“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开始改变，女性也越来越愿意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来实现其人生价值，这都使得人们尤其是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挣脱了文化因素的束缚，而更多地从经济因素进行理性分析。

首先，对于职场女性而言，生育会带来极大的机会成本。在日本的大部分企业中，男性职工的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度根深蒂固。在这样的环境里，女性本来就很难获得晋升，所以M型就业模式（指女性毕业参加工作，结婚生子期间辞职回家，孩子上学后重返劳动力市场，呈现出M曲线。）成为了女性的主要就业方式。一旦选择生育，女性就会重新遭遇就业困境。即便有些公司保证员工在享受1年期产假后还能回来工作，但也必须从头开始。这就意味着，选择生育，就等于是选择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对职场女性而言，生育的代价太过高昂。

其次，倘若孩子有人照看，女性在休完产假后便能重返职场，那么很多女性也许还是愿意生孩子的。可是日本托儿所又极度匮乏，这就使得女性很难兼顾工作。据日本内阁府儿童育成会资料，近6年来，每年都有超过2万名的待机儿童。所谓“待机儿童”，专指那些因为托儿所人手不足或满员导致无法入读的儿童。如此，女性在是否生孩子的问题上，顾虑便又多加了一分。

最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儿不再被当作未来劳动力来看待，人们更容易接受优生的观念。于是，只要有孩子，人们便倾向于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上投入大量资源。相关数据显示，孩子的教育支出占到了日本家庭支出的40%，并且这一比例显示出继续上升的势头。对普通家庭而言，这无疑是非常沉重的负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由以上分析可见，日本人口持续减少，甚至出现加速下降的趋势，既是宏观上政府主动采取人口控制手段的遗留后果，同时也是微观上人们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必然结果。日本政府若想扭转这个势头，仅仅纠正以前的政策还远远不够，应该继续加大力度着力于解决人们做生育决策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打消人们生育的顾虑。

反观我国，人口增长即将到达顶点已成社会共识。虽然少子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没有日本那样严峻，但是未雨绸缪、以日本为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我国政府最近几年在生育政策上不断放松，到如今已经全面放开二孩。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在保障女性就业机会、发展民办托儿所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