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欧洲乱局再度警示区域经济一体化

（原标题：梅新育：欧洲乱局再度警示区域经济一体化）

从前几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2016年的英国脱欧；再到近日意大利一度组阁失败而面临政府真空风险，且脱欧概率大增；西班牙首相拉霍伊6月1日在不信任投票中落败而被罢免，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由此重拾上升气势。作为全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内部的乱局，一再向世人展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内在缺陷，以及错误目标、策略会如何使之变本加厉。

多年来，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区域经济一体化计划，正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反全球化”浪潮中高擎全球自由贸易旗帜，近年来又在大力推动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这些举措大方向正确，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欧洲的危机告诉我们，需要正视区域自贸协定机制的内在风险。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什么从希腊等“欧猪五国”爆发？关键原因是这些国家国内区域间转移支付、欧盟国家间转移支付造成的道德风险与矛盾集中于这些国家。英国民众为何出人意料地以多数通过“脱欧”？关键原因之一在于通过欧盟共同财政实施的国家间转移支付。意大利为何一度组阁失败且脱欧概率大增？因为意大利国内地区间转移支付和与欧盟关系造成的民怨。

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缘于区域自贸协定机制内在的问题。发达国家或雄心勃勃的新兴国家发起的区域自贸协定本身，就必须在许多方面使得市场开放度高于世贸组织协定，且区域自贸协定发起国还往往要以不对称地、高于其他成员国的更大程度开放本国市场，来吸引其他国家参与。这样做固然有其经济政治价值，但其潜在风险是可能导致本国产业加速空心化，打击本国传统中产阶层。一个工业化大国此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做得越好，其传统中产阶层越发达，在这个转变中受到的打击和社会撕裂风险就越大。如果再加上人口流动乃至共同财政等因素，跨境转移支付和骨干成员国内部社会经济格局调整的冲击还会更大。

即使不考虑最容易引发社会不平的财政转移支付，仅就潜在“促增长”效应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存在天然缺陷，对较大经济体尤其如此。

首先，一份区域自贸协定或许可以满足一个贸易小国、经济小国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对外经贸需求，但不可能满足一个较大经济体的对外经贸全部需求。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在对待区域自贸协定的态度上长期冷淡。

不仅如此，对于区域自贸协定参与方而言，区域自贸协定成为潮流也削减了参与的利益，而提高了参与的成本，最典型的问题莫过于“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如果全世界区域自贸协定只有寥寥几份，那么参与方的企业在利用其潜在利益时需要耗费的原产地证书等成本不多，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也不算大；问题是现在区域自贸协定之多，已经难以胜数，出口多个国家市场的企业可能需要准备多个原产地证书，由此大大提高了成本，压缩了收益。而且，为了能够在出口产品时享受到最终目标市场的最低关税政策，企业往往不得不在不同国家间转移生产产品，这些在不同国家间转移的路线犹如一个碗里的意大利面一样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其他条件相同，越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高的产业，规模经济效益越是突出，上述“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对其生产布局和贸易流向的扭曲就越大，企业额外承受的成本也就越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区域自贸协定下，不少企业干脆失去了申办原产地证书、享受该协定下优惠的积极性，因为这样一路兴师动众折腾下来，所得净收益无几，甚至可能是负收益。在东盟自贸区内部和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内部，这种情况都曾相当突出，以至于我国有关部门为向国内企业推广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花费了很大功夫。

实事求是说，与其他区域自贸协定相比，欧盟天然条件要好得多：有着本质上共同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内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不小，可比之其他很多区域自贸协定还是好了许多。可即使这样，欧盟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带来的冲击，都能使得多数英国选民选择了退出欧盟，使得脱欧声浪在意大利等国几度高涨。

归根结底，与其他经济体相比，由于贸易和产业规模巨大、高度多样化，中国经济本来就应该更依赖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而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且，中国没有美国欧洲那么多法律人员，盲目追求跟着美国的路数亦步亦趋建立众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制定规则，是以我之短击彼之长。以下原因进一步加强了适度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必要性：

欧美国内出现反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首要原因是占国内六成人口的传统中产阶层遭受打击最重、在国内各阶层中相对地位恶化最显著，富裕阶层受益最大，最底层20%人口可以获得传统中产阶层所不能获得的各色福利、救济，情况反而相对有所改善。中国遭受的贸易冲击在可预见的未来暂时没有欧美那么大，但国内可能逐渐出现传统中产阶层遭受打击最重、东南财赋重镇不堪重负的类似问题。

欧洲发达国家内部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次要原因是成员国发展落差太大，共同财政转移支付负担容易引起怨言，规则经济合理性、决策和行动效率都受影响，跨境移民更风险巨大，民怨甚多。我们与东盟、日韩之间的自贸区可望实现较高程度的自由化而不至于招致太大上述问题，但与其他国家的自贸区存在较大上述风险，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如果走向自贸区，那完全有可能因为人口流动和其他问题而制造出风险。

有些政府部门和个人主张推动“一带一路”向自贸区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创造业绩的动机。想要出成绩的干劲是可贵的，是应该珍视的，但不能追求不合理的目标。受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后至今的“弃约精神”影响，近十年来盛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遭遇明显阻滞，甚至出现了一定逆转，这在客观上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来摆脱可能两败俱伤的“自贸协定战”，让我们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和“一带一路”走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道路。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