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杠杆玩家深陷危局 民间配资夹缝寻生

（原标题：高杠杆玩家深陷危局 民间配资夹缝寻生）

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配资，在证券市场素有助涨杀跌的“功效”。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场外配资推波助澜。但在结构性行情下，不少中小股票流动性不足，致使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链条断裂，面临出局。

在金融脱虚去杠杆的背景下，配资杠杆不断下行，有的配资公司开始考虑转型。“走向一级半市场可能成为趋势。未来更多需要资产端发力，帮助客户寻找优质资产，完善其并购逻辑成为方向。”业内人士表示。

成本为王

“现在就看谁的成本低，扛得住就活下去，扛不住就死。”从事配资业务的李度（化名）在中国证券报记者面前叹了一口气。

李度是一位75后，在上海一家机构做合伙人。除了主动投资管理，配资也是李度所在公司的常规业务。2017年以来，他们收缩了A股的主动投资，只做港股的主动投资，经营重心转到配资业务。

与其他民间配资公司不同，李度所在公司不做小散的生意，专给大股东做配资，起配金额至少数千万元。据李度介绍，他们公司聚集了不少牛散，配资规模多达几十亿元。

2017年4月以来，A股市场频频上演“闪崩”，不少庄股、壳股闪现其中。李度认为，在结构性市场行情下，中小票缺乏流动性，股价下挫，大股东找不到对手盘，资金链无法循环，于是“闪崩”也就来了。

据李度介绍，不少大股东通过高杠杆买壳，买完壳就去做股票质押，质押来资金后炒自己的股票。比如，大股东持有的股票市值是20亿元，质押后得到10亿、12亿元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以1：3或1：4杠杆配资，获得40亿-50亿元资金。通过资金推动筹码集中进行控盘，托高股价。

一旦此类股票的流动性陷入长期低迷，参与主体将面临巨大的成本开支。“对倒要成本，市场资金多时，自买自卖占比在20%-30%，稍微倒一倒，不会太难看。”李度表示，对倒成本包括佣金成本、印花税成本、资金占用成本。此外，还有质押成本和配资成本，前者年利息7%-8%，后者为12%-15%。

“基本面的改观以及对股价的推升效应跟不上高杠杆的资金成本，资金成本及期限的错配，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容易被放大，并形成恶性循环。”李度直言，一些公司大股东现在很困难。

除了基本面及市场风格变化等因素，部分公司股价暴跌可能与前十大股东存在信托产品有关，尤其是单一信托产品。“不少通过配资的资金去举牌，都会用信托去做产品。”李度坦言。

李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金融强监管下，杠杆资金来源受到极大限制，现在对信托产品管得特别严。“过去信托产品杠杆可以做到5倍甚至更高。现在杠杆比例大于1：1的信托产品都要降下来，60%的信托户要被清掉。信托账户很残忍，约好的时间不给钱，就要强平。很多人找我们询问能不能接。这也显示出市场还没见底。”

一位资深信托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信托配资存续项目的杠杆过高，后续到期就不能再延期。我们会提前通知客户，大股东要想办法用其他方式来接，或者将由信托平仓。当然，这些都是个股释放风险，不会形成系统风险。”

李度认为，近期局部性市场调整的重要标志就是上市公司大股东爆仓频繁出现。壳价跌到合理区间，也是市场真正出清的时点。“在全流通时代，大股东走到台前，搭配或明或暗的配资杠杆，股市一时间风起云涌。但潮起潮落，过去的因造成今日的果，成败皆杠杆。”

灰色地带

靳伟（化名）是杭州一家配资公司的销售总监，四个月时间换了三个做配资业务的“东家”。靳伟先后给中国证券报记者发来三张不同的名片。其中的一张名片显示其任职机构为上海瑞蔓资产管理公司（简称“瑞蔓资本”）。这家机构涉嫌为绿庭投资举牌方上海炳通提供场外配资。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取的绿庭投资股东名册显示，在被上海炳通举牌前3个月的新增股东中，三个国民信托管理的产品大举买入，最高时合计持有绿庭投资超过1000万股。随后，针对绿庭投资董事会的改选议案，三个信托产品和举牌方上海炳通都投了反对票。据了解，这三个信托产品的委托人为郭文风和曹晗。曹晗是瑞蔓资本的股东，亦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靳伟介绍，公司配资2017年8月时最高提供10倍杠杆，2017年9月降到9倍，2017年12月时降到5倍。2018年3月以来，“正常配资2-3倍杠杆，上证50标的可做4倍以上”。

正规配资公司的盈利模式相对简单，主要是息差，有时会有收益分成或顾问费。李度表示：“一般月息一分二，有的大股东（月息）一分也可做。但是，如果有收益，要加10%的分成。资金成本8到10个点。”

“场外配资属于灰色地带，总有一些人瞄准空当玩猫鼠游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2015年证券市场大幅调整，场外配资引发广泛关注，证监会对场外配资进行了数月清理整顿。但从目前情况看，难以杜绝这种行为。刘俊海表示，“做配资的往往不是正规金融机构，当然也没有许可牌照。”

盈科全国财富管理法律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魏律师介绍，场外配资又叫民间配资，“法律对场外配资并无禁止性规定，场外配资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如果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但这并不影响证监会依据部门规章对其进行监管。二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游走于灰色地带，李度自有一套“行为规范”。比如，不碰价格处于高位的股票，不做生客，不做上市公司信用贷暗保等。在去杠杆的背景下，李度也在考虑转型。“考虑往一级半市场走。比如，做并购基金、股权基金。这是配资公司的一个趋势。未来更多需要资产端发力，帮助客户寻找优质资产，完善其并购逻辑。”

刘俊海认为，“从防范金融风险、让金融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让资本市场对投资者产生财富效应的角度看，不应该支持场外配资。这一方面需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参与场外配资的主体更要慎独自律。行业则加强自律，监管机构方面应形成合力，消除盲区和真空地带。”

李魏认为，场外配资对证券市场泡沫产生及风险集聚有推动作用，但也体现了民间资本对证券市场的投资需求。“资金本身并非风险产生的根本因素，打击虚假信息、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不法行为才是根本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