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鸽：曾被时代无情碾压 又幸运地被时代托起

（原标题：《中国慈善家》封面丨熊晓鸽：曾被时代无情碾压，又幸运地被时代托起）

熊晓鸽

IDG资本全球董事长

撰文：白筱 题图摄影：夏高强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3月刊，原文标题《熊晓鸽：共时代扶摇》

临近2018年春节，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事务繁多，马不停蹄。他不断调整时间以便处理紧要工作，《中国慈善家》的采访只能在他的车中进行。

车从建国门内大街出发，驶往张艺谋工作室。与张艺谋谈完工作，熊晓鸽随后便要赶往机场。

2016年12月11日，熊晓鸽回到母校湖南大学，参加“张艺谋艺术学院”的签约仪式，计划5年内将投入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首期投入资金不少于2000万元。该学院邀请张艺谋导演“合作共建”，主要为大型活动培养导演、编导、制作及管理人才，首先招收研究生，再逐步扩大到本科教育。

“因为艺术不只需要老师教，而是必须在实践中去学，张艺谋如何创作，如何排练，如何设计，只能通过言传身教来搞。”熊晓鸽说。

2017年12月28日，熊晓鸽又与IDG资本合伙人周全共同出资1977万元，以查全性教授的名字命名，为武汉大学捐资设立“查全性教授1977奖教金”。他说这是他一定要在2017年做成的事。

“1977”是个特别的数字，1977年，受文革冲击中断长达11年的中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得以恢复。对熊晓鸽个人来说，这一年，也是他的人生转轨之年。

《中国慈善家》2018年3月刊封面

1977年10月，湖南湘潭钢铁厂里马达轰鸣钢花飞溅，电钳工熊晓鸽踌躇满志，人生却无异于原地踏步。他当时已经学成“出徒”，凭手艺让马达稳定地疯转，但那动力却推动不了他的人生。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走弯路，他本应在1974年报考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几经调整和受到运动冲击。1966年，“文革”开始，作为文化教育领域的重要“突破口”，当时施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首当其冲受到影响。1966年至1969年间，中国大陆所有大专院校不得不顺应政策停止招生，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做出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6年，“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成为高校招生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七届94万人。

中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被中断长达11年，熊晓鸽也不得不停下来，一段青春岁月只能在沉闷中焦躁地盼望迟迟未至的惊雷带雨。

1974年高中毕业后，熊晓鸽进入钢铁厂技术岗位，两年时间“出徒”，当上了人人羡慕的技术工人。

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参加过上甘岭战役，转业后在钢铁厂做干部。“文革”时，父亲被“打倒”，熊晓鸽受到家里格外的保护，很少被允许出门玩闹。有位邻居是电工，时常组装收音机，熊晓鸽对这种捕捉电波的机器充满兴趣，邻居的技术对年少的他来说也可谓神奇。12岁时，他已经能熟练组装收音机，那时一度想要做个电工。

做电钳工时，大学梦在熊晓鸽脑子里挥之不去，相比之下，在钢铁厂的日子无异于虚耗青春。他学英语、读夜校，因“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招生条件，努力地做师傅们眼里的好青年，期待机会眷顾。

熊晓鸽记得，那天是1977年10月21日，工厂广播里传来一条消息振奋人心——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正式恢复。

他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能地觉得机会终于来了。

他向师傅请假回家复习功课，父母也为他腾出了房间。房间里一张大床，摆满了复习资料，床头还放了一筐父亲专门买给他的橘子。有一个多月，熊晓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备考，停电了，就点起煤油灯，常常通宵达旦。

那年高考是冬天进行的，考过去，便是熊晓鸽的春暖花开。

1977年，熊晓鸽收到湖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人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拿到通知书那天，熊晓鸽从几十米高的工厂楼梯飞跑下来，跨上自行车，再飞一样地骑回家，将湖南大学第一届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递给母亲。母亲怔怔地看着儿子，千般不舍地说了一句，“你要走了”。

自此，熊晓鸽一展羽翼，没有辜负时光。1986年，他赴美留学，就读于波士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获得硕士学位，然后考入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国际经济与商理博士学位。随后，他进入大型出版机构卡纳斯公司，从助理编辑一直做到《电子导报》主任编辑；1991年，他加入IDG。1992年，在IDG麦戈文先生的支持下，IDG资本在美国波士顿成立，次年，熊晓鸽率IDG资本进入中国，同时也将风险投资业务引入中国。IDG资本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投资机构。如今，IDG资本在全球投资超过700家优秀企业，百度、搜狐、当当、搜房、腾讯、携程、汉庭酒店、暴风科技、小米、传奇影业、Moncler等，熊晓鸽被誉为“风险投资教父”和“中国互联网风险投资第一人”。

“如果不是当年恢复高考，可能我现在下岗了，或者等着退休。”熊晓鸽说。

1977，是扭转熊晓鸽自己人生的年份，熊晓鸽说自己像一个缩影，代表着被时代无情碾压又幸运地被时代托起的青年学子。

多年以后，回忆起国家命运与自己人生转折的交叉点时，他说那是国家在某个清晨苏醒，而自己，有幸迎来了清晨第一缕灿烂的阳光。

那缕灿烂阳光在照到熊晓鸽之前蓄势已久。

熊晓鸽高中毕业的第二年，即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因当时高校招生考试废除，大学内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差别悬殊。邓小平对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提出了尖锐批评。“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他当时已设想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但因接连而至的运动，未能主持实施。

1977年7月份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此前两个月，邓小平便主动向中央请缨，在恢复工作后分管科技、教育。他说：“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

在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对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相关谈话，希望尽快改变“文革”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作为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举措，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在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然而，在邓小平复出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这一方案被提前实施了。

远在湖南的电钳工熊晓鸽听到高考恢复的好消息，除了感谢邓小平，还要感谢另外一个人。

1977年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按邓小平的要求，“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牵连的人参加”。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邀请了33位专家学者。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参加座谈会的33人，绝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还有中科院的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等等，年龄多在六七十岁。52岁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算是年纪轻辈分浅的。

查全性是被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选中并推荐的武汉大学代表，会议中，查全性就坐在邓小平正对面。会议开始的两天，会场讨论中规中矩，气氛平淡。原因是，1977年7月，邓小平被“打倒”后才刚刚复出。座谈会的前两天，大家多在一些不太敏感的问题上打转。

查全性最开始并未发言。两天来，他看到邓小平每次会议都不缺席，且不迟到不早退，便有了些信心。“我看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把自己的思考讲出来，很可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在本子上写讲话提纲。”查全性回忆。

8月6日下午的会议中，清华大学负责人发言时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插话：“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一句话卸掉了参会者们的包袱。

“邓副主席，我要发言。”查全性说。他直接指出了当时高校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并提出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报考者自选专业；应届生和高中文化程度的社会人士均可参加统一考试。

查全性的发言让会场气氛升温，大家纷纷发言，赞同恢复高考的提议。

在当时，恢复高考已是教育界的共识，但没有机会也没有人敢于正式提出。改变现状，需要先指出问题，而指出问题本身，常常要付出很大代价。“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查全性说，“如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当时，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已经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沿袭“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方针，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1977年8月4日，与座谈会首次会议同一天，该方案已报送国务院。

邓小平原本计划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他转头问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查全性赶忙插话：“来得及，来得及！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大了。”

一旁的刘西尧也给了肯定回答。

邓小平当即拍板，“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不要再等了。”

1977年的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3万人。熊晓鸽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恢复高考只是带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决定性因素。”熊晓鸽感谢查全性当年的大胆谏言，“这个决定是邓小平拍板，但是需要有人去提出来啊。”

查全性教授因大胆提议，推动将原计划于1978年实施的“恢复高考”方案提前了一年，被称为“建言恢复高考第一人”。

2017年12月，熊晓鸽代表IDG资本向武汉大学捐赠1977万元人民币，设立“查全性教授1977奖教金”，纪念并感恩查教授1977年8月在邓小平亲自主持的科教座谈会上建言，提出立即恢复高考的建议，促成当年恢复高考。图为熊晓鸽到查教授家中探望，向他鞠躬致谢。

2017年12月27日，熊晓鸽乘高铁从广州赶赴武汉拜望92岁的查全性教授，一见面便握住查教授的手，鞠躬致敬。第二天，举行签约仪式，熊晓鸽与周全向武汉大学捐赠1977万元，成立了“查全性教授1977奖教金”。

“这件事并不是很早就想好了要如何做，也没有早早计划到40周年这个时间点，整件事是有一定偶然性的。”熊晓鸽告诉《中国慈善家》。

2008年夏，熊晓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巧遇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偶然谈起他们一代人的求学经历，熊晓鸽提议为这代人拍一部电影。

“我们都是同一年入学的。我说你就弄吧，资金你出一半我出一半。”熊晓鸽回忆。

在熊晓鸽并不短的投资生涯中，这是唯一一次没做任何市场调查，没做任何风险评估的投资。他说从一开始他就清楚，这次投资与金钱无关，与回报无关。

因为投拍《高考1977》，熊晓鸽对当年高考恢复的历史细节比较熟悉，知道查全性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2017年11月，熊晓鸽在武汉与湖北省一位副省长会见结束前，特意问起查全性教授，说不知先生是否还健在。“他马上拿起电话，给武汉大学的书记打过去，一问，查先生还健在，已经92岁高龄了！我说那太好了！我得赶快给查教授设立一个奖教金，一是表示感谢，二是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

当晚熊晓鸽因要赶回北京开会，那次武汉之行无法拜会查教授。“这事一定要在2017年做成。”回京当晚，他与同样是77级的周全进一步商议，很快又在北京首都机场，与从国外归来在京转机的武汉大学校长见面，落实捐赠细节。在校领导的积极支持下，终于如愿以偿。

2005年，熊晓鸽担任波士顿大学的校董，成为中国留学生中唯一在该校担任校董的毕业生。对于加强本科教育质量，熊晓鸽说他有很深体会。

“国外著名大学都在致力于加强本科生的教育质量。现在全世界大学的一个普遍现象是，高校教师的名利诱惑很大，他们更愿意去教研究生，做课题，拿活动经费。但本科是基础，我希望把这个高校教育理念灌输下去。”熊晓鸽告诉《中国慈善家》。

熊晓鸽在湖南大学读书的青葱岁月

熊晓鸽的父母生于动荡年代，多历艰辛。时代的代价由个人和家庭来承受，一家人共度艰苦磨难，情感便更加细腻和厚重。

当年之所以报考湖南大学，熊晓鸽是听从母亲的建议，一来湖南大学是当时母亲所知的最好的大学，二来离家不远，方便母子时常相见。

与父母告别时，母亲跟熊晓鸽约定，最长每半个月就要见一次面，要么儿子回家，要么母亲去学校探望。母亲果然说到做到，熊晓鸽若有半个月没回家，母亲必会到湖南大学看他。

熊晓鸽的母亲是苦出身，身世坎坷，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却能给熊晓鸽传递充足的能量，做他的心理支撑。熊晓鸽的父亲出生于殷实的中医家庭，受过教育，写得一手好字。父亲参军后赴朝鲜战场，在上甘岭战役中负伤时仅21岁，腿部落下残疾。父亲的工作忙一些，母亲便给了熊晓鸽的童年更多陪伴。有时淘气的孩子们会嘲笑熊晓鸽，模仿他父亲走路，熊晓鸽便难过地向母亲诉说。母亲会笑着告诉他，“你爸爸是为国家打仗受伤的，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是我们家的光荣。”

“文革”时，熊晓鸽的父亲因出身不好遭到揪斗，组织上让母亲与父亲“划清界限”。当年熊晓鸽的母亲正是经组织介绍，嫁给了如今的丈夫，现在，组织又要求她带着孩子与丈夫分开，她装作听不懂。“婚都结了，孩子也生了，怎么‘划清界限’？”一句话里的人味和情理让对方无言以对，“大道理”讲不通，也就不再讲了。

只要熊晓鸽的父亲被揪去批斗，母亲都会悄悄地去买一只鸡，炖一锅浓浓的鸡汤，等丈夫回来补身体。夜里，灯光暖黄，一家三口围炉喝汤，这是熊晓鸽童年留下的温暖记忆。当他长大后回忆起那个场景，才发现那一片光就像笼住温情的坚固堡垒，抵御外面世界的风刀霜剑。

父母愿意为家庭承受磨难，但他们不愿让熊晓鸽吃这无来由的苦头。熊晓鸽5岁时上了小学，年纪小，却很要强，年年想做三好学生，也年年做得到。自从父亲挨批斗，熊晓鸽再没能拿到奖状。期末回家，他空着两手，母亲问，怎么没有奖状？熊晓鸽心里委屈，眼泪抹了一脸，对父亲说，“就怪你，害我当不成三好学生。”父母二人只能相视沉默。

父亲的出身无法改变，更看不见世道的转变之日。父母不想因此影响了熊晓鸽的一生。一天夜里，熊晓鸽从梦中醒来，隐约听见母亲啜泣。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屋子里，熊晓鸽躺在床上不敢动，静静听着父母小声对话，发现父母居然是在商量离婚，打算分开后让熊晓鸽跟母亲姓。熊晓鸽哭着从床上跳起来，喊着“你们不要离婚，你们不要离婚，我再也不当三好学生了”。

一家三口紧紧搂住彼此，哭声相混，冤屈哀苦倾泻而出。

终于，“文革”宣告结束，长大成人的熊晓鸽走进大学，一家人熬过了时代苦难，迎来了最大转机。

熊晓鸽是理工科转英文专业，刚入学时，还只会囫囵念一句英语：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而身边基础好的同学都能看英文版《红楼梦》了。他跟另一个从工科转来的同学约好，每天熟背一篇英文小故事，背不会便要受罚，帮对方买饭打水。逐渐地，他将自己与同学的专业差距缩小为不相上下。

自从备战高考，熊晓鸽被进取心推着，马达不曾停歇过。除了个人未来，他还身负父母对他的期望。熊晓鸽从未忘记自己将大学录取通知书交给母亲时她脸上的表情。每一次，母亲来学校看熊晓鸽，二人走在校园里，山水清幽，教室明亮，她都像孩子一样不住地感叹，“你太幸福了，下辈子，我也要来这里，像你一样读书。”

很不幸，熊晓鸽的母亲48岁便去世了。熊晓鸽心心念念母亲口中的“下辈子……下辈子……”1995年，是母亲去世的第12年，从美国归来的熊晓鸽已在商业上成就一番小天地。他捐资100万元，在母校湖南大学设立熊晓鸽奖学（教）金。截至今年，该奖学（教）金的捐赠金额已超过1000万元，受益师生超千人。

熊晓鸽常说“慈善于我，无关宏旨”，他说在湖南大学设立奖学金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希望能帮助像母亲一样渴望读书的孩子。

母亲刚刚离世时，一天夜里，熊晓鸽发烧，躺在湖南大学医院住院部输液，门外10米远是一个废弃防空洞。当天下午，一位女同学在江中游泳溺水，尸体就停放在防空洞入口。这是位大一新生，她的母亲从老家赶来，守在防空洞口大哭。整整一夜，窗外的母亲为孩子的离开撕心裂肺，屋里的孩子默默为母亲的离去痛苦煎熬。

2017年6月，由熊晓鸽发起倡议并主导捐赠的湖南大学游泳馆正式对外开放。

2000年，熊晓鸽发起倡议，希望校友们能共同为湖南大学捐建游泳馆，并带头捐款。校庆晚会上，他又宣布捐赠900万元人民币—前后捐资总额超过1500万元。该游泳馆也得到IDG创始人、董事长帕特里克·杰·麦戈文（Patrick J. McGovern）的捐赠支持。该馆于2012年奠基，现已建成投入使用。

熊晓鸽对大学的捐助并不限于中国。2004年，他个人出资，在波士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捐赠设立“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和“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普利策新闻奖奖金1万美元，熊晓鸽设立的这两个奖项奖金额度当时分别为1.5万美元和3.5万美元。“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主流大学以个人名义设立的第一个专业大奖，首位获奖者是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

2004年11月，第一届“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颁给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

熊晓鸽与新闻结缘，早在湖南大学时便开始了。

上大学时，熊晓鸽便已在报刊发表过文章，当时他很想做一名战地记者。上世纪70年代，中东狼烟不绝，战地记者光环闪闪，为全世界传递焦点新闻。熊晓鸽视著名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为偶像，希望自己也能进入媒体，冲到前线捕捉新闻，或向风口浪尖上的政治人物发问。他找来教材，自学新闻专业知识，甚至报考了社科院英语采编专业研究生，遗憾的是政治考试未能过关。

1982年，熊晓鸽大学毕业，家人希望他能把握机会留校任教，但熊晓鸽坚持到北京工作，在机械工业部担任翻译和英语教师，并继续学习新闻专业。

在追逐目标上，熊晓鸽有着超常的耐力和疯狂，这让他在人生关键时刻屡屡得胜。高考中断11年，1977年报考人数达570万，千军万马过钢索桥，录取率不到5%；1984年，熊晓鸽如愿考上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向“法拉奇”更进一步。这是一次全国统考，熊晓鸽总分排名全国第三。随后，他进入新华社实习，并主动申请到“中东非洲组”。

他的力气和疯狂还没用完。1986年，熊晓鸽决定赴美留学，得到主科教授帮助，拿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全额奖学金。买完机票，他身上只有38美元。

初到美国，熊晓鸽最担心的是收入。他的奖学金期限一年，第二年要交1万多美金的学费，他必须逼迫自己压缩时间并且选择高学分课程。学习之外，他还要同时做两份工以维持日常开支，一份是助教，另一份是自行车店工人，每天的睡眠时间被缩减到4个小时左右。如此这般坚持了两个学期，他修满了学分，成功获得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学位。

2018年2月，由IDG资本主导捐赠的波士顿大学“IDG资本学生创新中心” 正式成立，熊晓鸽（左二）与波士顿大学校长罗伯特·布朗（右二）握手。

熊晓鸽并未就此停止。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他争取到了由塔夫茨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奖学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一个偶然机会，熊晓鸽进入卡纳斯公司，这是一家大型出版机构。3年后，熊晓鸽成为该公司旗下《电子导报》亚洲版的主任编辑。

进入媒体工作，熊晓鸽原本的新闻梦想反倒逐渐减淡了。“当时自己更成熟些，因为做电子产业记者这一块，开始接触商业，慢慢地就再也不想‘法拉奇’了，尤其做了风投以后。”熊晓鸽说。

在《电子导报》工作时，熊晓鸽主要与硅谷的创业者们打交道，这让他接触到了“风险投资”这一概念。1991年，熊晓鸽担任卡纳斯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裁，他看到电子信息在中国社会的巨大潜能，希望能说服公司，到中国做杂志和风投。但他并未促成此事。

熊晓鸽想到了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的创始人及董事长麦戈文，当时的他还不知道，麦先生将成为影响他人生轨迹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2013年11月，熊晓鸽与麦戈文先生一起包饺子，庆祝IDG资本进入中国20周年。

麦戈文是熊晓鸽的老板、朋友、工作伙伴，更多意义上，算是他的商业导师。二人相识是在1988年荣毅仁访美的招待酒会上，熊晓鸽为麦戈文做翻译。

麦戈文1964年创立IDG，这是一家信息技术出版、研究、展览与技术风险投资公司。1980年，IDG就与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电子科技情报所合办了《计算机世界》报，这是中国第一份专业行业报纸。

决定离开卡纳斯公司和《电子导报》前，熊晓鸽给麦戈文写了一封长信，将自己想到中国做杂志和风险投资的想法详细告诉了他。几天后，两人见面，麦戈文让熊晓鸽提条件。“我当时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直接向他汇报工作。”

麦戈文问他对薪水的要求，当时熊晓鸽年薪4.2万美元，他便回答说可以按照这个薪酬给付，6个月以后再定。“麦先生给我的起始工资是5万美元。”1991年末，熊晓鸽正式加入IDG。随后，熊晓鸽以IDG亚洲业务开发助理的身份回到中国，主管亚太地区的出版物。他投资的第一本杂志是《网络世界》。后来，他又投资了《通讯世界》《IT经理世界》等20多本专业出版物。1988年，熊晓鸽引进美国版权，在中国出版了《时尚》《时尚先生》《时尚芭莎》《华夏地理》等刊物。

2013年11月，接手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繁体字版。熊晓鸽常年赞助支持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各项公益活动，例如，美国国家地理空气与水基金、美国国家地理125年经典影像大展、美国国家地理图片库中国主题图片数字化等。

熊晓鸽当时的梦想是出版各种专业杂志，投资百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他将话公开说出去，很多人觉得他在做梦。

1993年，熊晓鸽率IDG资本进入中国。他带着1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双方共出资2000万美元，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风投公司，希望扶持和投资中国的高新科技创业公司。

高起点并未马上带来高回报，IDG资本开始的几笔投资项目做得并不成功。有几年的时间，熊晓鸽都没能拿出像样的投资回报。熊晓鸽说，他感谢麦戈文在那几年中保持着对自己的信心，也给了自己足够的耐心。

麦戈文的信心和耐心没有白白付出。2000年前后，中国一批创业公司上市纳斯达克，像埋藏多年的种子在雨后疯长，熊晓鸽多年前的投资开始获得让人惊喜的回报。

“当时世界上互联网的应用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刚需。中国的情况是，人多，网少，我们判断，未来肯定有个大发展。”

凭借对市场的研究和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准确判断，熊晓鸽和他的团队投资了一批中国互联网企业，从早期的搜狐、腾讯、百度，到后来的小米、迅雷、暴风科技、美图等项目。如今，IDG资本在全球共投资了700家公司，有150多家公司上市或者并购成功退出。今天中国能被人们叫出名字的互联网企业，绝大多数背后都有IDG资本的影子。

熊晓鸽和美国前总统卡特夫妇是多年的好朋友。右一为麦戈文先生的女儿，医学博士伊丽莎白·麦戈文，现全职负责麦戈文基金会的公益事业。

2014年，麦戈文去世，其家属希望专注公益事业，将IDG出售。IDG资本控股收购了IDG的全球投资业务。2017年3月30日，熊晓鸽发了一条微博，称此次收购已完成交割，更重要的是将麦先生与IDG的精神与文化传承下去。

熊晓鸽提到的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之所以能落地中国，他也在中间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年，麦戈文为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捐赠3.5亿美元，成立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目前，该研究院已成为全球顶尖的脑科学研究机构。

“麦先生说未来他还想在亚洲和欧洲各建一所脑科学研究院。”

消息发出后，日本立刻就有五所学校向麦戈文提交了申请。而熊晓鸽，则很希望这个研究院能落地中国。

2013年11月，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落成。

“麦先生肯定知道我的倾向性。所以，每次他们来中国，我都会安排他考察中国知名院校的生命科学院。2011年，麦戈文先后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设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每所研究院都会获得麦戈文的1000万美元捐赠。

“我支持麦先生搞这个东西有两个原因，第一，世界上的脑疾病患者，当时中国就占了1亿多，而且在不断地增加。第二个原因是我母亲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死于脑溢血，在她住院的8个多月中，我看了很多关于脑疾病的书，写信求救于多名脑外科专家，因此我对脑疾病有着切肤之痛。”

2014年3月21日，麦戈文在美国加州病逝。去世前，他躺在病床上与熊晓鸽见了一面。22分钟的会面，成为两人合作22年的句点。

熊晓鸽现在是中国三所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的董事，无论是买下麦戈文的公司，还是对IDG脑科学研究院的持续参与，熊晓鸽都认为是对麦戈文的感恩。

熊晓鸽常说“公益慈善于我，无关宏旨，唯存己念”，他的公益慈善投入多数都跟个人经历相关。“对我来说，做公益慈善首先与自己相关，首先你要有这份爱心，然后要具备一定条件，也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人脉资源，有能力号召更多的人共同参与其中。”

熊晓鸽认为，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包括勤奋，中等以上的智商，接受过一定的训练，好的身体，但更重要的是机遇和把握机会的能力。他经常说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从1977年开始，他扭转命运，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扶摇而上，1986年，又有机会跟逐渐开放的中国一起融入世界，回国后，与中国商业共同崛起。

“中国这40年，不管发生什么，国家总的方向是不断开放的。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和国运有很大关系，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要去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