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金融出风险 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原标题：杨伟民：金融出风险，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过去的高速度是以高负债、高杠杆以及经济的金融化、经济的房地产化来支持的，现在金融风险点越积越多，击鼓传花已经传不下去了。”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上表示，“总之，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需要基础和供给的条件已经改变，再盲目的追求高速度，多增加的GDP可能比增加的风险还要大。”

杨伟民表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选择，也是一条必由之路。因此十九大提出了要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首要的是防范重大风险，防范重大风险当中首要是防范金融风险。

“如果要是金融出风险了，那真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所以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近期要跨越三大关口，第一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杨伟民说。

据悉，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自2000年举办首届论坛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已经连续举办18届。

作为“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坚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形成了专业化、高层次的鲜明特色，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

以下为杨伟民演讲实录：

尊敬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中国发展论坛2018年的年会，我们这场主题是高质量发展，所以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中共十九大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如果从目标上来看，就是我们再过三年我们分两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如果从路径上来看，就是走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过去那种高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了，中国过去的高速路是大规模、高强度的投资，是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是低成本、低价值的出口拉动的，现在这种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高速度是建立在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但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过了峰值，2012年以来已经减少了2344万。过去的高速度是低成本的要素支撑的，现在虽然个体劳动力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全口径的劳动成本以及能源、物流的成本已经偏高，环境和土地的成本也在上涨。

过去的高速度是靠扩大产能、增加产量带动的，但是现在相当一部分产业产能产量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过去的高速度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减弱了，污染物排放的总量超过了环境的容量，生态损害的程度超过了自然的再生能力。

另外过去的高速度是以高负债、高杠杆以及经济的金融化，经济的房地产化来支持的，现在金融风险点越积越多，击鼓传花已经传不下去了。总之，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需要基础和供给的条件已经改变，再盲目的追求高速度，多增加的GDP可能比增加的风险还要大。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许多指标，特别是产品产量的指标多数已经居于世界前列，量的不足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了，最突出的问题是质量不高。居民的消费正在持续的升级，品牌化、品质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消费渐成主流，绿色、智能、高端、健康、时尚、休闲、生鲜、定制以及良好生态环境等等的消费快速增长。

既然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要按照老百姓新的需求，从过去的追求高速的增长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的发展。

我们所说的高质量发展简单说就是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从宏观指标的方面来看，就是增长、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等比较均衡，不是那种高速度、高失业、高物价以及进出口长期大规模失衡的发展。从供给体系来看，就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生产方式、平台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品牌力、影响力、核心的竞争力比较强。

从经济结构来看，就是农民、工业、服务业以及实体经济与金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等等的比例协调。

从空间布局来看，就是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该集聚经济的地方要高密度、高效率的集聚经济和人口，该提供农产品的地方提供农产品，该留给大熊猫、东北虎的空间要留给它们。

从收入分配来看就是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各市场主体的分配比较合理。从要素效率来看就是资本的效率、劳动的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都比较高。

要坚持质量高、效率优先的原则，不再以GDP论英雄，不过于在意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起伏。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增强供给体系的弹性，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一种产业体系。

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能够紧密结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结构要紧密的配合。我们要以产权制度的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为目标。就是两大重点，五个目标来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完善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赋予创新人员科研成果相应的产权。要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制度，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使用权。完善农民宅基地的产权制度，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资格权属于个人。

要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赋予修复生态的自然人或法人长期的使用权。要完善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部分员工可以持股。要完善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重点是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和他们的个人财产权等等。

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它的基本方向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主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在市场准入方面要大幅度的放宽市场准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法律上都要一视同仁，在政策上都要平等对待。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劳动力和人才能够自由流动。在金融市场方面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在技术市场方面，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价格机制方面要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在市场监管方面，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既要打破行政性垄断，也要防止市场垄断。在市场退出制度方面，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等等。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要求。我们将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六大体系。

过去的30年，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今后的30年我们也一定能够再创造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奇迹。我就讲到这里。

问答环节

主持人：下面进入问答环节。我作为主持人先问三位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简短的回答一下。先问杨伟民先生，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联系？

杨伟民：我觉得推动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的选择，也是一条必由之路。虽然大家对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些争议，是不是存在，有低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的说法，但是中国现在处在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迈进的阶段，将来会到1万（亿美元），但是到了1万并不是说一定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所以，我们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首要的是防范重大风险。防范重大风险当中的首要是防范金融风险，如果要是金融出风险了，那真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所以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近期要跨越三大关口，第一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第二，精准脱贫；第三，污染防治。这是近期的关口，我们必须要跨过去。长期来讲，就是要优化经济结构，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当然后一个关口可能时间是比较长的，前者可能更多的是中国特有的，后面三个是各个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

提问：我向杨主任提一个问题，高质量发展需要特别大量的熟练的技术人员，但现在我们的支撑体系，从八级工制度废了以后，到下来应该说这一套替代体系不理想，将来在这方面要支持高质量发展，如何发展这样一套技术支撑体系。

杨伟民：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除了刚才沈先生讲的要有企业家之外，也得有一支庞大的高质量的技术工人队伍。

改革开放以后，确实像您所说的我们过去的那套培养技术工人的体系已经破掉了，但是它也跟我们的发展方式有关，因为我们主要是代工、加工、出口，农民工流动打工。中央已经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在多次的文件、会议，包括十九大报告中都有所提到，最近刚刚出台了鼓励培养技术工人发展，允许技术工人在城市落户的文件。所以，我觉得政策的体系要逐步的完善，真正形成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工人队伍。

像农民工如果不能在城市就业，他就没有一个提高自身素质的诉求，企业也觉得明天他就走了，我为什么要培养你。所以，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等等这些，今后这样的政策体系会逐步的形成，能够形成这样一支队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