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和大国央行15年

（原标题：周小川和大国央行15年）

新华社消息，3月19日，易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也意味着周小川卸任。

自2002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掌舵央行已经15年。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央行创造性地完成了国有银行改革：处于“技术性破产”的四大行扭转为市值居世界前列的商业银行。此外，利率市场化改革于2015年收官，汇率改革也在积极推进——改革派、市场派是他身上鲜明的标签。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是一件很有幸的事。”

周小川3月19日在记者会上如是回应其漫长的行长生涯。回应显得很低调，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周过去十五年在央行行任上所作的一系列富有远见且颇具成效的市场化改革。

周小川早年下过乡，参与过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和设计，后期在建行行长、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等重要岗位任职，有着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周小川也从体制内学者智囊向技术派官员转型，由此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最主要的设计者、践行者。

“周从系统工程学科转向经济学和改革研究，改革的路途上也布满了他不断追求的脚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写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周小川不失时机地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震惊西方金融界。他建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比如充分发挥SDR的作用。在周小川的主导下，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纳入SDR，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央行行长也成为国际财经界关注的焦点。而周小川任上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则为他在国际上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周使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一位接近中国央行的人士告诉记者。

今年1月，周小川已年满70岁。与他同时代的吴晓灵（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副主任委员、曾任央行副行长）评价道，他以系统论的思维对中国的价税财联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他任央行行长之后，在货币的稳健经营、丰富货币政策的工具箱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和国际上主要的央行做了比较好的沟通。

一些政策也面临争议，比如8·11汇改的时机选择，以及2013年6月的“钱荒”。尤其是四万亿刺激政策推出时，周小川及其领导的中国央行所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日后陷入货币超发、房价高企的旋涡。这些都是周小川不得不面对的质疑。

“整体改革派”学者的全局观

1968年，周小川20岁。时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周小川来到黑龙江省852农场锻炼。在这里，除了劳动，周小川还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进行工程设计。他也对机床进行改良，使得机床更有效率。

（后排左起：周建南、杨维哲，图片来源：《中华儿女》）

周小川的姐姐周燕曾回忆，弟弟小川是北京八中66届高中毕业生。在兄弟姐妹中，他最聪明，不仅学习好，动手能力也很强。在我看来，他考取清华大学不成问题。正在这时“文革”开始，小川和同学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被分配到黑龙江农场。

852农场在黑龙江密山县，这是周小川出生的地方。密山的冬天严寒而漫长，从当年10月持续到次年4月。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写道，周有时间阅读，发掘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他收集的唱片摞起来高达5英尺。更重要的是，他把那段下乡的寒冷日子用于反思，思考中国的正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办法。

保尔森于1998年认识周小川，是周的老朋友。他和周小川在国有银行改革方面有过深入的合作与交流。保尔森还写道，周曾对我说：“文革时他们不让听古典音乐，但在农村没人管。” 在东北漫长的冬季里，那些唱片是周最好的精神食粮。

在密山插队的第三年，周小川第一次获准到河南探望父母。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上世纪30年代奔赴延安，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四十年代中后期，周建南奉调前往东北，在密山建立生产通讯器材的工厂。建国后，周建南在工业部门任领导工作，至“文革”初期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后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

周小川早已从他的父辈那里见识到政治家的跌宕，也从他的父辈身上汲取力量。周燕回忆说，（探望时）父亲津津乐道地谈起他当稻田“看水员”的工作，并告诉小川：艰苦的生活环境是对人生最好的磨砺，几十年后，回首这段生活，你会觉得他给予你的是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插队四年后，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1978年，周小川考上了系统工程应用工业专业的研究生。这期间，周小川开始发表系统工程乃至经济研究方面的论文。

周小川日后接受央视采访时介绍，我们第一批念研究生，我念的是系统工程，系统工程的鼻祖是钱学森。“钱老那时候就跟我们谈过，而且鼓励我们，希望系统工程学科里边，有一部分人搞社会研究，有一部分人搞经济研究，他就说你去搞经济研究。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有很多低效的环节，可能需要有非常彻底的、要动大手术的改革。系统工程的一个思路就是强调最优化，因为很多模型都是靠优化，然后来做。”

周小川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写于1981年，刊于《管理现代化》。彼时，周小川担任机械科学研究院技术员。期间他在清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1984年，在清华大学教授郑维敏的指导下，周小川提交了博士论文《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并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从系统工程方法出发，总结归纳出宏观经济多部门模型的若干重要特性与建模的诸多规律。原央行副行长殷勇也是郑维敏的学生，与周小川师出同门。

（周小川博士论文封面，图片来源：本报记者摄）

提交博士论文的1984年，36岁的周小川和34岁的楼继伟首次一道署名发表文章，探讨中国价格体系的改革方向。两年后，两人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领导小组成为同事。三十年后，两人分别成为中国央行和财政部的掌门人，分别操刀金融改革、财税改革。

在1993年的一篇论文中，周小川表示中国的市场化是必要的，但也许可以做得更快、更好，纳入到一个更好的一揽子计划中去。这个一揽子计划包括在以下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价格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外贸改革、企业改革、社保制度改革、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等。

吴敬琏评价周小川称，周极富合作精神，他的研究风格是善于独立思考，学术态度严谨，分析手段强有力。周及其合作者确实闯出了一条路子，以系统化、全面性、整体性、清晰的逻辑关系，定量化分析及严格的实证检验为研究风格，给经济学科和体制改革研究带来了不少有益的方法和观点。

周小川执笔的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社会保障：经济分析与体制建议》分别于1994年、1996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

1996年，上述两篇论文与课题组其他成员的研究结果集锦于《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一书中，各方面的改革建议已趋于成熟，有的方案甚至在日后的改革中实践。比如，中央银行今后只负责掌握货币政策和对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国家专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等。

2010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按照周小川的说法，整体改革理论强调改革是从旧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这个改革是整体的、系统的，不可能把一些元素简单拼凑起来。尽管事要一件一件做，但是最终体制之间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内容，改革必然是系统的构建。

周小川认为，整体改革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推动方式，其中也包括金融改革。周日后操刀的商业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都属于自上而下的改革。

“帮朱镕基拉动杠杆”：操刀银行改革

陈锦华在《国事续述》中描绘周时说，记得当时周小川是体改委的委员，他是这一茬年轻人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的党组成员，参加外贸部的党组活动，推动外贸改革。这也算煞费苦心。

在体改委工作6年后，周小川于1991年9月出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时年43岁。中国银行作为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以经营外汇业务见长。这可能是周小川切身感受商业银行管理和外汇经营的契机。从此，他从体制内官方智囊向技术派官员转变，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金融生涯。

四年后，周小川调任外管局局长。调任后的第三个月，他在全国外管分局局长会议上说，当前进入中国的外资流量很大，对其管理要充分考虑它对本币投放的影响、对通货膨胀的压力。类似的问题也在日后央行行长的任上也考验着他，只是外资流入规模更大。

1998年，时年50岁的周小川出任建设银行行长。在建行任上，他开始实施机构、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员工竞聘上岗、分等级考核机构网点等多种措施，初步改变了90年代以来机构和人员迅速膨胀的局面。

期间，周小川还出版了《音乐剧之旅》一书。“如果你对戏剧、音乐、舞蹈以及其他视听艺术表现形式有兴趣，而又错过了或忽视了音乐剧，你可能会遗漏掉本世纪最重要且发展最快的一项文化成果。它将让你后悔不已。”他在前言中如是写道。

在外界看来，热爱音乐剧及网球丰满了他的个性。“周身长而优雅，多才多艺，英语流利。1980年代学会打一手好网球，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持久不衰。” 亨利·保尔森写道。

人们现在很少记得，2000前后的四大行行长日后均成为声名显赫的人物。工行行长姜建清是一位出色的银行家，中行行长刘明康日后担任银监会主席，农行行长尚福林相继担任证监会主席和银监会主席。

周小川则于2000年2月升任证监会主席，也是证监会历史上的第四任主席。他以“基金黑幕”论战为契机，施展了一系列强化监管的组合拳。随后，股市黑幕相继曝光，银广夏、蓝田股份、亿安科技一大批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处。

两年后，周小川接替戴相龙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从此掌舵央行十五载，外界开始领略这位中国新时代金融高官的魅力。甫一上任，周小川急需处理的难题就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改革。此前在建行行长任上，他就参与了改革方案的设计。

“周小川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把建行做成一个模板，以便重建萎靡的银行系统。”亨利·保尔森说，“如果资本市场是变革的支点，那么周小川将帮助朱镕基拉动杠杆。”

周小川认为，改革早期，国家拿出财政和金融资源，优先使用到农业改革、国企改革、对外经济改革等方面，通过让利方式促成上述领域的改革，而金融业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其后果之一就是在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公开数据显示，1997年6月末，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超1万亿，占其全部贷款的比重为25.6%。如果按规定提足坏账准备金，四大行将严重资不抵债，因此被外界称为“在技术上已破产”。当年末，四大行资本充足率约3.5%，远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要求。

央行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形成不良资产的原因多种多样：约三分之一为各级政府干预导致；约三分之一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形成。此外，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

“既然问题是多方面的，就需要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考虑和设计，需要对不同领域的改革有务实的策略，以确保金融改革有组织、分步骤实行。” 周小川说，“无疑，当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就应该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金融行业，解决这些包袱。”

1997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务院领导决定推动中国银行业的财务重组。1998年，国家出手拯救濒于破产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当年中央财政发行特别国债2700亿向四大行补充资本金，以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

次年，国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用于接收一部分政策性贷款及在转轨期间所形成的不良资产，以减轻四大行核销不良资产的资本负担。至2000年8月末，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合计从四大行剥离不良贷款1.29万亿。

通过剥离不良，四大行的不良率显著降低。但由于经营管理体制等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几年后四大行不良贷款问题卷土重来。2002年末，四大行不良贷款高达1.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21.4%，资本充足率依然不足。

一些研究指出，彼时四大行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的要求，大约需要动用1万亿的资金。而2002全国财政收入仅为1.9万亿元，钱从哪里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刚上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创造性地提议：首先以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为主线、以成立的中央汇金公司为操作平台，然后再进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由此破局。

（1995年，左起：郭树清、吴晓灵、吴敬琏、楼继伟、李剑阁、周小川）

央行数据显示，2002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864.07亿美元，2003年增长四成至4032.5亿美元。在贸易顺差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外汇储备还将增加。这将为银行业改革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2003年末，国家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并通过该公司各向建行和中行直接注资225亿美元，正式拉开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幕。此后汇金公司分别向工行和农行注资150亿美元、190亿美元。

“汇金公司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注资，而是以这个平台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吴晓灵如是评价。

与此同时，通过核销已损失的资本金、不良资产的再剥离、引进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四步曲”，四大行涅槃重生。

伴随加入WTO后中国新一轮景气周期启动，四大行营收、净利润保持较高增速，市值进入世界银行业前列。最新财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9月末，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在13%以上，高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不良贷款率均低于2%。

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周小川说，商业银行改革的启动及时、持续推进后，中国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使中国经受住了这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应该说，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功。

在周小川看来，包括四大行在内的银行改革不仅使资本得到补充，而且公司治理结构也得到改善，由此实现对金融机构的硬约束，进而可以让他们在竞争性市场中产生定价。经过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改革后，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奠定重要基础。

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则遵循着“先贷款后存款”的改革思路。2015年10月，央行宣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一年期以下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再设置浮动上限。这标志着中国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

求解货币政策尺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亟待发展，而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允许各个地区有不同的经济效益标准，由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地灵活掌握。

周小川认为，这意味着投资的利率以及出口鼓励的尺度等均有不同的水平，因而没有哪一个投资项目会在特定的宏观尺度下被否定，进而形成通胀。他提出，应构建统一的市场以及统一的经济效益标准下的合理分工。事后来看，虽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但中国构建了全国统一的市场，而利率等事关全局的政策工具由中央掌握，对通胀形成了有利制约。

不过高通胀时有出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0年、1988年和1994年。其中，1994年的通货膨胀最为严重，当年CPI涨幅高达24.1%。朱镕基一度亲自兼任央行行长，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提高利率、严控信贷等措施才将物价平抑。

（2000年10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前排左起：拉雅·古普塔，王雪冰，约玛·奥利拉，王大中，亨利·保尔森，朱镕基，乔治·费雪，陈至立，金·克拉克，刘明康；后排左起：赵纯均，沃伦·麦法兰，柳传志，孙正义，周小川，李伟，厄文·雅各，冯国经，约翰·桑顿，朱云来。图片来源：亨利·保尔森《与中国打交道》）

显然，维持币值稳定是央行行长的重要职责。周小川说：“作为央行行长，我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不要让老百姓手里的人民币毛了。”而现实则如周小川在2012年总结的那样——在过去十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都表现出了走热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对称特征，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

新世纪以来，通货膨胀最高的时段则出现在2009-2011年之间。其间有两年CPI涨幅超过3%，2011年CPI涨幅更是高达5.4%。2012年后，虽然CPI走低，但是房地产价格翻番。一些市场人士则将这归咎于中国央行超发货币。

央行数据显示，2009-2011年的六年间中国广义货币M2年均增速高达20.33%，余额由2008年末的47万亿迅速增长至2011年末的85万亿。同期三年内合计新增信贷25万亿，是此前三年的1.13倍。天量贷款投放也衍生了地方债、房地产融资、产能过剩等信贷风险。

而这背后，恰好是2008年以来，周小川及其领导的中央银行不得不面对的质疑：中国到底有没有货币超发？“四万亿”刺激计划推出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否过度？时至近日，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争议。

周小川也在公开场合回应这些争议。他在2012年底的财新峰会上回顾十年货币政策得失时说，2008年9、10月份危机深化，金融市场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措施应该果断、出台要及时，不能拖拖拉拉，首先反映要快、力度要充足。“总体力度大一点，比力度小一点好。”

周小川还说，为了防止副作用的出现，我们强调适时退出。大家看到中国成功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率先复苏，而且复苏相当强劲。总体来讲，中国适时将货币政策回调为中性，行动还是比较快的。

“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复苏，但也为未来的不良贷款浪潮埋下了伏笔，同时也意味着过去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遭遇了停滞甚至回潮。如此大规模的救市政策也延缓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明在其专栏文章中写道，“不过话说回来，将上述问题的板子全打到央行身上，也是不合情理的。”

这背后，实质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在美国，美联储直接对国会负责，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中国央行是隶属于国务院的正部级单位。这意味着央行并没有货币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而是“决策咨询机构”。委员会的意见只作为建议，上呈国务院。

“现在央行连具体操作都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说。央行的独立性一直是周小川十五年央行行长任上不得不面对的体制难题。

他在十九大解读文章《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道出无奈：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社融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

不过，他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周小川认为，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目标相关：如果一个央行是多目标的，可能就更难以超脱政治现实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多目标就需要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较多地协调、共事；另一方面，央行承担的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等职能，在权责上本身就比较敏感。

回头来看，周小川在货币调控方面的努力依然值得信任。过去15年内，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央行前瞻性、灵活的货币政策有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到2016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9.41%，而同期CPI年均增速仅为2.6%。

此外，周小川领导下的中央银行构建了数量型、价格型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金融宏观调控框架。在2003年-2014年外汇不断流入的背景下，中国央行通过发行央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锁住”过多的流动性。这在日后被周小川提炼为“池子论”。而从2013年开始，中国央行前瞻性地创设了SLO、MLF、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弥补了汇占款下降引起的流动性不足。同时，也构筑了利率走廊。

“人民币先生”的未竞之愿

尖锐且复杂的外汇问题也在考验着他。在国际上，还面临美国关于人民币低估/高估的指责。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复杂性、难度以及引起的争议，将比中国金融体系的任何改革都大。比如8·11·汇改后，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同时外汇储备大规模下降，学界和市场都对此次汇改的时机选择持有异议。

为应对人民币贬值压力，央行在2016年动用外储干预外汇市场。央行数据显示，2016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01万亿美元，相比上年末下降3198亿美元。

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多个场合表示，应该珍惜外汇储备，减少干预外汇市场。而一些市场人士则批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收益率较低，而由于中国外储以美元标价，一旦美元贬值将承受巨大的资本损失。

周小川则用实际行动表达他对外储工作人员的支持：每到岁末年初，他都会到外汇业务中心调研。与往常一样，2017年12月30日，周小川到外管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视察。他在视察时说，（2017年）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稳步推进经营管理各项工作，实现了资产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保障经济金融安全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

（2017年12月31日，左四周小川，左二易纲，左三潘功胜，左五殷勇，来源：人民银行）

在周小川看来，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决策当局认识到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它不仅可以降低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而且有助于提高信用评级和降低借贷成本。因此，尽管2000年以后外汇储备渐渐超过了通常的进口和外债所需，但由于对危机的担忧及政策的自身惯性，新兴市场经济体仍在继续积累外汇储备。

他的家族命运几乎天然与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相连。改革开放后，他的父亲周建南先后任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了外贸体制改革、利用外资等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

“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周小川说。在他的父辈完成外贸体制的初步构建后，周小川也投入到外贸体制的改革和研究中。他曾在1986年-1989年期间挂职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彼时的外汇储备余额仅为3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为逆差144亿元（1987年数据）。

在1987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表示，在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很大的形势下，外贸体系改革应以出口创汇为核心，争取收支平衡。同时，需要建立以汇率、价格、关税等政策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外贸调节体系。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周小川当时在《走向开放型经济》一文中写道，吸引外资和技术交流等方面开放的程度，是以贸易制度的市场化为前提的，也直接依赖于贸易制度的开放程度。“贸易上如果管制较多, 其他开放领域中就必然有较多的限制。因此，有必要从贸易体制上探讨如何走向开放型经济。”

周小川认为，实现本国货币的可兑换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而这可以分两步实施：第一步，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第二步，实现货币的全面可兑换。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周小川则于次年10月从中国银行任上调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他在外管局任上积极取消尚存的经常项目兑换限制，并于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达到了IMF相关协定的要求。

“这是中国在历史性变革和果断融入世界经济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将进一步加强国内、国际对中国改革光明前景的信心。”时任IMF总裁康德苏表示。

对于部分转轨国家的相关研究显示，样本国家在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平均用七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资本项目可兑换，而过渡时间太长会出现若干问题。但因为两次金融危机以及经济改革情况比较复杂等因素影响，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不断延后。

与此同时，在坚持币值稳定的基础上，周小川不时地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正式启动：央行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而这些改革则使他赢得了“人民币先生”的称呼。

“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周小川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是说什么去影响人民币的币值，也不是频繁地不断地干预外汇市场的运作。因此，并不是我说什么话对人民币有什么影响。如果你说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那倒是未尝不可。”

“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周小川2017年10月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

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在加快。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

2017年10月，周小川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从对外开放进程的视角更系统地观察此事，人民币加入SDR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或走过一个里程碑，它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下一步改革开放重要的推动力。周小川还说，对外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减少外汇管制“三架马车”要整体推进，不管各自速度如何，整个大方向是要往前的。

时值十九大前夕，周小川即将卸任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将这些发言解读为周小川的临别忠告，某种程度上也视为他的未竞之愿。

15年前的2003年9月，周小川接任央行行长尚不满一年。他在香港金管局举办的“第六届卓越人士讲座”会上表示，中国的汇率体制改革，正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例。实际上，一些研究者也将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视为渐进式改革的典范。

对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周小川喜欢用“帕累托改进”来形容。他在论坛上打比方称，这好比登山，如果你能看到山顶，你又知道你目前所处的位置，你就想沿直线去登顶。但是，直线并不容易爬，因此就有了另外一个概念——“帕累托改进”。

“你不需要确切地追求登顶的最佳路线，但你要保证每一步都在向上前进。对经济改革来讲，就是选择哪条路并不太要紧，但你要保证每一步都能给经济带来利益，同时为下一步改革创造条件。”周小川说。

聚焦丨全国人大决定易纲为央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