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走出去”还需加强政策供给

【建言】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以EMVCo为代表的“西方标准”的抗衡——西方国家给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留下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因此，无论是我国移动支付创新活力被抑制的“内忧”，还是国际竞争白热化的“外患”，都说明给移动支付加强政策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据政府工作报告，过去五年，中国科技进步率明显提高，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

早在去年，以上四大领域被20国青年海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而移动支付在其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无论是已经进入新零售阶段的电商，还是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其发展均依赖于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

如报告所言，“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在国内，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所创造的应用场景已多达数十个，无现金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其实，我国移动支付在领跑国内新经济的同时也已全球领先，对外输出技术能力已成为一种自发趋势。

放眼全球，说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先机占尽毫不过分，当下，我们需要对移动支付进行再定位。我国移动支付渗透率高达77%，遥遥领先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一带一路”的落地，以及我国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内在需求，客观上都赋予了移动支付新的时代使命。与此同时，移动支付的这种职能定位要充分发挥，实际上依然有赖于政策红利对创新空间的释放。

必须认识到，移动支付将成为未来国际金融竞争力的核心。移动支付是金融科技的基础，更是金融普惠的基础，这些恰是全球金融业正在全力抢占的制高点。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因支付风险而产生的资金损失比率低于百万分之一，远低于国际上千分之三的水平，这个细节已经能够说明我国移动支付的技术优势。

在国家战略层面，“一带一路”是我国金融国际化的重要支撑，而目前在沿线地区，我国移动支付经验已成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盛赞和有意引进的对象。

金融的本职是服务实体经济，移动支付走出去，必然不是孤立地走出去，而是可以发挥其产业协同和赋能之功。目前，我国移动支付已经从线上渗透到线下，开始向交通、医疗、教育与政务等垂直领域拓展，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部门或行业，正在利用移动支付的便利和数据化锁定用户需求，从而指导用户会员运营、供应链的优化乃至生产决策。

先机占尽，不等于高枕无忧，当前我国移动支付“走出去”，尚需政策“开路”。

近几年，一系列“伪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在引发强监管的同时，诸如限制支付额度、限制远程开户等监管措施，实际上也抑制了移动支付创新的活力。而在国际上，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以EMVCo为代表的“西方标准”的抗衡——西方国家给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留下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

正因此，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贺强在其提案中呼吁，应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显然，无论是我国移动支付创新活力被抑制的“内忧”，还是国际竞争白热化的“外患”，都说明给移动支付加强政策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莫为浮云遮望眼，这是重新定位移动支付应有的思维高度。当下，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移动支付能否被赋予更高的战略地位、给予更大的政策空间，最终将决定我国能否提纲挈领式地抓住时代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