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欧洲面临布雷顿森林时刻

在始于2009年的债务危机中瘫痪多年后，欧盟似乎找到了重新复苏的动力。去年，在法国，马克龙赢得了总统大选，他所在的政党“前进运动”成为了议会第一大党；在德国，中左翼的社民党目前正与中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就组阁事宜进行商量。

如今，欧洲正期待法德合作焕发出新的活力，以及一份崭新的《爱丽舍条约》为1963年西德总理阿登纳与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签署的历史性合约注入新的诠释。这份关于法德合作的新合约应关注更多在欧盟层面的支出投入，打消德国对于“转移支付联盟”的种种偏见。

但是，要达到理想的目的，法德对于欧洲的愿景必须足够大胆与创新，以吸引更多的民众支持。如今，许多欧洲人厌倦了充斥着官僚气息的闭门磋商，以及学术界空洞的许诺。是的，人们需要各种真知灼见，但更需要的是具体、可行的措施。

回看过去那些伟大的博弈，不仅仅是在1963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自由、民主的体制刚刚建立之时，更是如此。当时，旧有的世界秩序不仅仅被新机制所取代，同时还伴随着在社会、政治与经济领域互联互通的新思维。对于欧洲而言，历史的教训在于，一种真正协调一致以解决机制与哲学上困境的努力是迫切需要的。

新版法德协议中一个有效的建议便是打造由欧洲议会监督的欧洲货币基金（EMF）。欧洲货币基金，可以被视为是对当前欧盟跨政府间财政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的改进。更重要的是，它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事实上，亚洲早已尝试将区域间合作的机制与全球金融机制相联系，以双边货币互换为主的“清迈倡议”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间的合作就是范例。

欧洲，基于历史原因，一直聚焦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44年新罕布什尔州召开的峰会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基于IMF规则的固定但可浮动的汇率制度。但是，自从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瓦解后，法德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欧洲层面的替代品。

比如，1978年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与西德总理施密特，就联合倡议建立一个汇率固定但可浮动的欧洲货币体系，为2年内建立一个IMF式的欧洲货币体系铺路。但是，由于来自德国央行的强烈反对，EMF的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当上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来袭以及在随后的欧元危机的早期时，类似的想法又一次出现了，但所获得的政治支持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依旧寥寥无几。

因此，回顾布雷德森林会议显得尤为必要。当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对于全球化的一次重要回应，其间，参会的国家把贫穷、国家复兴与战争视为相互关联的因素。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国际机制允许各国将各自的国家利益与经济机构、一体化的地区与市场相联系。毫无疑问，这一新体系的设计初衷基于高尚的理想主义，但又拥有符合现实的具体措施与机制。

对于除美国以外的国家而言，二次大战后的安排是建立在美元霸权上的糖衣炮弹。这些安排无一不迎合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的利益。在美国内部，布雷顿森林体系被视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优先论”的延续。

如今，问题在于，类似的安排是否能反映欧盟层面政治进程的关切。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特点便是，它尝试着将经济与政治利益与安全问题挂钩。在1944~1945年期间，体现在IMF与世界银行的五个最大的利益攸关方的关系——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与当时的中国，这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

但是，当苏联领导层没有批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相关协议后，IMF和世界银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苏联被排除在外，战后关于安全方面的机制安排也没有落实。如今，欧洲是时候复兴这些机制了，建立一个紧密联系世界其他国家的范式。

在过去8年间，多数关于解决欧元危机的建议都晦涩难懂、不切实际。仅是官僚政客或者相关局内人对此感兴趣，而普通民众对此一片茫然。现在所急需的是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将经济与安全问题相联系的新机制，修复已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颠覆的传统秩序。

更重要的是，欧洲的主要国家需要制定一项打破经济隔阂的机制，使各国不再陷入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中。同样的安排在安全防务领域也不能忽视，如今，安全防务问题已被欧洲各国视为共同的关切。对于欧洲而言，是时候重拾1944~1945年的广泛共识了：共同利益远胜于狭隘的利己主义。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记者潘寅茹翻译。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