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NO.170
作者|黄有光
为了除贫而增加税收，经济的负担远远没有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么大。要增加平等，除了去除一些造成不平等的限制（像城乡隔离政策），可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可以普及教育，增加对穷人的辅助等。
1月9日，云南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因当天气温较低，家离学校很远（4.5公里），走路上学沾染冰霜，成为“冰花”男孩，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新华社记者吉哲鹏认为，“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期，必须加大贫困孩子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主动作为、及早谋划。”
对贫困与苦难的关注，是一件好事，显示人们还有“恻隐之心”。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在一个甲子内，受到几次摧毁人们道德的大灾难，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对“小皇帝”的培养、改革开放对过度物质主义的加强等，人们还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是令人鼓舞的。不过，在恢复正常道德水平上，还需要再接再厉。（详见拙作《快乐之道》第12章。）不过，笔者是搞经济学的，本文主要在于论述，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可能过分强调除贫或减少不平等的成本，而忽视其利益。其次，本文也指出，减少不平等，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而不是用像北京用摇号分汽车号的笨拙方法。
经济学者高估税收的成本
传统上，经济学者（包括James Meade 1964，James Mirrlees 1971, Arthur Okun 1975/2015）强调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要增加平等，必须牺牲效率，没有免费的午餐。除了行政等成本，这主要是因为多向富人抽税与多补贴穷人，会减少人们多赚钱的激励。这是包括左中右派几乎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然而，这结论是基于在没有税收与补贴的情行，经济是处于最优的假设。这假设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成立。这是因为：
1. 绝大多数物品（包括劳务）的生产与消费都有很大的环境破坏作用。
2. 人们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际攀比的相互抵消的竞争，在个人层次有利，但在社会层次无效。
3. 对钻石性物品征税，不但没有超额负担，连负担也没有。征收100亿元的税，负担不是130亿元，也不是100亿元，而是0元。（由笔者在《美国经济评论》1987年的一篇文章论证。）
4. 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多消费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真正的快乐，使金钱上的成本，未必是真正的终极层次（福祉或快乐）上的成本。（关于这些论述，请参见笔者于12月27日在本栏的《特朗普太重视GDP：减税会加重各国恶性竞争》一文，与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一书。）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税收与其说是有扭曲性的，是减低效率的，不如说是有纠正性的，是增加效率的。为了除贫而增加税收，经济的负担远远没有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么大。
增加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即使不考虑笔者的上述观点，近年的研究也发现，增加平等除了也有人们大致知道的减少犯罪、增加社会和谐等作用，甚至也有增加经济增长率的作用。(见如： J. Mokyr在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4的文章。)
包括Solar 1995; Greif与Iyigun 2013在内等经济历史学者们论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出现之前，英国的贫民法大致促进了技术进步，因为它减少那些因技术进步而损失者的抗拒，减少社会不安。包括Lindert (2004, 2009) 在内等经济历史学者们也论证，政府的福利支出（及其所需要的税收）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大致上利益与成本相当，使“福利国家”成为免费午餐。如果考虑对平等的贡献，福利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应该增加。一些南欧国家的经济问题，原因并不是太多福利，而是太多政府债务。北欧国家福利更多，但大致并没有问题，反而长期在快乐指数上，领先全世界。
一个有关因素是，在现代的经济，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越来越重要。在物质资本比较重要的从前，不平等使富人的储蓄增加，因而通过物质资本累积而增加经济增长率；在人力资本比较重要的现在，平等增加教育的普及，通过人力资本累积而增加经济增长率。（详见Milanovic 2011)。去年的一篇文章也论证，在大多数情形，减少贫困的税收政策增加经济增长（Biswas et al. 2017，p.724) 。
在中国的情形，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加上政府在除贫方面的努力，贫困人口大量减低，成绩斐然。现在我们认识到除贫与增加平等的利益很大，而其成本实际上并没有传统经济学者们所强调的那么大。因此，我们应该加大除贫与增加平等的力度，使像冰花男孩之类的事件较少发生。
用有效率的方法增加平等
不过，减少不平等，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而不是像北京用摇号分汽车号的笨拙方法。这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法，表面上很公平，实际上很不公平，一个人只靠幸运，就能获得值几十万元的利益，哪来的公平？获得车号的未必是很愿意的购买者，实际上是很没有效率的方法。用拍卖，买者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才能够获得，社会也得利（拍卖的收入）。要增加平等，除了去除一些造成不平等的限制（像城乡隔离政策），可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可以普及教育，增加对穷人的辅助等。
一个人是否穷，是看其总购买力，不是看他对某种物品的消费量。因此，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平等政策加强力度。在具体措施上实行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例如只对富人征收环保税，实际上也有反激励作用，而又有额外的反效率作用，因为使有些人不进行足够的环保，因而整体而言是低效率的。因此，不论要达到的平等程度是多少，都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不论富人穷人，一元就是一元。这样，就可以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增加累进的程度，以更加高效的方法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可以使所有收入组的人们都得利。这是笔者早在1984年美国经济评论上论证的。当时原来是要证明穷人的一元约等于富人的16元，结果我右倾的头脑推翻我左倾的心脏,证明一元就是一元。（详见：《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4.7节）
2018年1月11日星期四于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作者黄有光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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