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为谈东北再振兴:让地区政府"有形的手"收回去

（原标题：关于“东北再振兴”之我见）

范为 清华大学研究员、金融硕士导师。

“东北颓势，华北低迷...”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过程中区域分化的最真实写照。奈何在传统工业地区（特别是重工业）出现了经济较快下行，是政策照顾不够，抑或资源配置不足？笔者认为均不是，早前国家发改委有专门针对东北经济发展的“东北振兴司”，近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提出东北地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再用十年左右实现全面振兴。因此，2012年以来的东北区域经济快速下滑有其更深层次原因。笔者此前在东北挂职一年，多次与东北仁人志士探讨之，启发收获良多，在此谨就个人之愚见，略抒胸中之思绪，以资参阅。

1992年对外开放时，东北经济作为全国工业基础最完备、劳动力素质最高的区域，国民经济增速处于全国前列，辽宁省更是多年在全国各省GDP排名中位居前5位；90年代后期“下岗潮”时东北经济增速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3年的东北振兴计划让东北经济增速再次与全国同步；但自2012年开始，东北经济增速开始与全国经济发展“脱轨”，GDP同比快速下滑（见图1），东北经济告急。

图1 92年以来全国及东北GDP增速走势

就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急剧下滑之原因，此前探讨颇多。通常的看法总结起来有三点：第一，产业结构单一、第二产业占比过高。在后工业化时代，全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过程中，东北依然过多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东北地区工业占GDP比重约为47%，高于全国42%的水平；东北地区重工业占工业比重为78%，高于全国70%的水平。当全国工业体系出现产能过剩时，东北工业企业的效益开始明显下滑，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第二，所有制结构单一、国有经济占比过高，比如，黑龙江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值比重高达68%，远高于全国20%的平均水平。在经济从要素推动转变为效率推动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低效导致经济下滑。第三，东北人口、人才净流出。由于东北地区气候、市场环境、就业前景等方面的因素，东北持续出现人口净流出，人才更是流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造成中国在全国经济发展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以上三方面因素对东北经济的负面影响，笔者予以认可，但除此之外，还有观念与体制层面的因素亦是造成目前局面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更深层原因，不可不察。

笔者认为：计划经济主要是讲如何分配好资源（蛋糕），而市场经济主要讲如何创造更大的蛋糕。过去，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区域，在计划经济时代处在生产链条的高端，计划经济体制思维根深蒂固。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人力、资本、原材料、机器等生产要素都是通过国家统一分配、调节，在供给不足的时期，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全国统一调配，根本无需寻找市场需求；当进入市场经济及产能过剩时期，东北企业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思维与环境，在与浙江等沿海民营企业竞争过程中，难以取得优势。

此外，在东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出现的频率与程度过高，如东北某市44个局委办有43个有行政处罚权，可见这只“有形的手”涉及面有多广。这种长期依靠政府、国企部门的经济发展模式对非公有制经济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民营企业只能是庞大的、强势的国有经济体系的附庸，很难孕育出华为这样的成规模、成建制、有竞争力的大中型民营企业。比如：尽管东北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占到企业总数的60%，但其产值只有工业总产值的37%。

针对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笔者认为有几点建议值得重视。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讲，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三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均出现拐点，依靠要素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客观上难以持续，必须要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而生产率的提升要么来自技术进步、要么来自制度完善所带来的帕里托优化。但技术进步往往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和偶发性，几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在时间点上都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因此短期我们并不能寄希望于此。而制度完善更加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及可操作性，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健全现代市场体系”，让更有效率的市场来配置经济资源。市场的主体在微观意义上是由众多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构成。在产权制度上，民营企业相对明确，而国有企业存在着一定的“代理人”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和效率弱化，这一点在东北地区尤为严重。

如何解决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便成为纾缓当下东北地区经济困局的关键。客观而言，目前我们并不具有“私有化”的社会条件与经济环境，而且经济学历史也告诉我们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并未带来其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反而对社会带来了很多负的外部性。笔者认为当下东北地区国企改革可以借鉴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构想，在国有企业进行“一司两制”的改革试点。何谓“一司两制”？简单而言，即一个公司、两种制度。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仍然保持国有的全部特征与运转模式，这样可以保证国有企业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具体的下属业务部门、经营部门则可以实行“承包制”、“事业部制”，与企业管理层签订一定的目标任务，然后在一定程度上自主经营，改变效率低下、经营成本高企的国企弊病。通过更理性的经济决策、更有效的成本控制来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从而让东北国有经济体系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道路。于此，一个有活力、有效益的国有企业体系更能成为带动东北经济企稳的支柱。

其次，针对东北地区出现人口、人才流出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该区域的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同类工种可能只有北上广深薪水的一半不到，很难吸引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这几年企业效益下降，提供不了充足的好的就业机会，一些好的就业岗位往往也是“关系”甚于能力，这样对人力资源市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逆淘汰”机制。不仅违背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且也压制了人才的上升空间与积极性。这一局面亟待扭转，避免出现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可以尝试通过更为积极的鼓励措施，包括税收优惠、激励机制等，引导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吸引企业家、专业人才留在东北地区。客观的讲，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缺乏的正是先进技术、观念，两者若能有效结合，有条件进行“供给侧改革”，再度振兴东北经济。

再次，针对东北地区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过多参与经济活动，笔者认为这种“政商关系”对自由市场的发展是一种阻碍，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负反馈”。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行政事项审批，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营造良好营尚环境，让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收回去，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形成一个同全国市场、东北亚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在东北地区进行税制改革试点，进一步降低税率，“放水养鱼”。不少东北同志在交谈中都谈到过：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地区过去向全国运出了大量生产资料（原油超过10亿吨，煤炭、粮食数亿吨），上缴了大量利税补贴其它地区，输送了数十万名技术与管理人才。过去，国家从东北拿走的多，管的比较死，现在改适当倾斜一点，少取一点，也是回报东北、拯救经济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