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进入展开新阶段 风险管控成中企必修课

（原标题：“一带一路”进入全面展开新阶段， 风险管控成中企“必修课”）

本报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在2017年接近尾声的时刻，外交部长王毅亮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四年来的成绩单。截至目前，中方已同80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

12月9日，王毅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表示，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全面展开。接下来，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实施好首届高峰论坛的270项成果，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动力转换、提质升级，充分发挥这一国际公共产品的辐射和带动功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展开新阶段，中国企业将在海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国家评级为5-9级的国家占比为84%（注：1级最低，9级最高），区域绝对风险水平处于相对高位。报告认为，很多沿线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和成熟度较差，容易引发国家风险。

在“一带一路”投资建设中，中企该如何应对乃至化解各种风险？就此，12月7日，在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上，各位专家做了深入讨论。

“无论是基建、产能还是技术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庞大的资本跨境流动，而这将蕴藏一定的风险。”12月7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执行秘书长厉克奥博在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上说。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厉克奥博提到了经济学中的卢卡斯悖论。按照新古典理论，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大约是美国的58倍。面对如此大的回报差距，按说资本应该流向穷国，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卢卡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穷国人力资本较差、政治风险较高、资本市场不完全。

中东和非洲向东看，基建和产能合作潜力大

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的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重要区域之一。然而，该地区多年来一直处在动荡之中。上述中信保报告指出，西亚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未来发展趋势仍显扑朔迷离。其中，叙利亚为9级，埃及、伊拉克和伊朗为7级。

“现在，中东处在旧秩序坍塌、新框架建立不起来的局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指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东内部平衡实现不了，沙特和伊朗还在角力之中；另一方面，中东长期受到外部力量干预，而现在，对于维护中东秩序，美国有力无心，而俄罗斯有心无力。

尽管中东处在乱局之中，但李绍先强调，只要能够趋利避害，“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将大有可为，特别是在伊朗和土耳其两国。而在风险相对较高的阿拉伯国家，他认为，要坚持“一国一策”的策略，认真分析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比如，尽管伊拉克还在打仗，但其南部地区很安全，去那里投资是有利可图的。”随着叙利亚局势的逐渐平稳，李绍先建议，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到叙利亚投资建设港口。

非洲也是中国向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落脚点。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贺文萍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给中非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推动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中国前后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她强调，这是中国与其他区域合作中见不到的，足见中国对非洲的重视。

“国际形势也给我们对非投资带来了机遇。”贺文萍指出，在过去，欧美国家是非洲最依赖的国家，但现在，这些国家国力不济，对非洲的兴趣减退。“特朗普税改要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加强国防开支。很多欧洲国家还没有走出经济衰退，欧盟还在闹分家。”她说，“这些国家往后撤，减轻了中国的竞争压力。”

须谨慎研究国别风险

“国家风险在海外经营过程中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中债资信研究总部总经理陈代娣指出，通过对56个重大“一带一路”项目分析，她发现，完全由企业经营决策导致失败的比例不到20%，剩下接近80%的失败案例都跟宏观风险直接相关。其中，最主要的风险是政治风险。

在判断国家风险时，陈代娣认为，要把东道国对华关系考虑进去。比如，当爆发国有化征收危机时，东道国与中国的友好程度将显著影响风险的大小。“这对不同背景的企业影响是很不一样的。”

在研究国别风险时，她提到，首先要区别对待不同行业。比如，同样是能源行业，水电类项目应重点关注征地问题、环保问题，而油气资源则应重点关注政府立法、国有化征收风险。她还提到，很多国家的区域发展十分不均衡，在研究营商环境时应具体到该国的子区域。

国家风险是外生性风险，是企业不能改变的。企业应如何应对？她认为，整体来看，可以把国家风险按频度和烈度进行区分：如果是频率低但烈度大的，如战争风险、国有征收风险，企业应考虑止损、回避或进行风险转移。如果是频率高但烈度小的，如营商环境风险和当地舆论风险，企业可以考虑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改善与当地社区的关系。

对于国有化征收危机，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治国指出，每个投资协议一般都会通过国有化条款来规范政府的责任。一旦发生国有化事件，东道国就应该向投资人做出合理赔偿。如果就赔偿产生争议，投资人可以向国际机构申请仲裁。此外，他指出，投资人还可以通过购买投资险增加安全性，“这相当于是一个最后的兜底的条款”。

建议设计回报机制规避汇率风险

对于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挑战，波士顿咨询董事经理解喆总结出四大挑战：首先，沿线各国宏观环境复杂，制度体制、宗教文化、经济市场差别巨大；第二，各国市场、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不健全、不对称、不透明；第三，某些国家风险程度高，汇率波动较大，易发生违规事件，且存在腐败现象；第四，各国市场规则、劳动用工、产业标准、财务体系等标准化程度不足。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四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解喆认为，仍然有以下几点不足：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仍以政府和大型国企为主，市场化主体参与不足；众多“一带一路”机构独立运作，没有统一的资源与服务平台，缺乏合力；缺少对沿线国家的评估体系，企业“走出去”选取目的地时缺乏导航。

针对上述不足，解喆建议，在中国建立一个多边项目市场，让“一带一路”国家将自己的项目在这个市场“挂牌”交易，“有点像IPO的感觉”。通过这个平台，中方可以用市场机制帮这些国家对接资金和企业。

为了鼓励资金流动，解喆认为，可以成立跨境虚拟币联盟，使用数字化货币进行贸易结算、跨境支付和投资，可以考虑采用数字化的虚拟人民币、与人民币挂钩的数字货币，或以一篮子货币为基准的数字“亚元”。

在降低汇率风险方面，安永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刘烨提出，可以设计某些回报机制和价格机制。比如，巴基斯坦政府为了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电站，提出帮投资人承担卢比和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每个季度根据汇率变动调整电价，以确保投资者获得稳定的回报。

最后，解喆还提出，建立沿线国家或者重点城市和地区的信用评价指数，成为投资和贸易的权威风向标，如“一带一路”目的地指数，帮助企业了解这些国家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