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 制造业加速“走出去”为境外园区带来机遇)
12月7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表示,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世纪80年代向我国沿海地区转移,而今天,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及海外转移,为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他强调,境外产业园区全生命周期链条包括“投资-建设-管理-运营”,企业只有做好前期的研究工作,才能有效防控风险。
产业转移新周期
曲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时,恰逢中国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开启新一轮世界性产业发展的新周期。
曲建介绍称,第一次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欧洲将传统加工组装制造业逐步向日本转移;第二次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欧美日本等国加快产业升级,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三次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再次进行重组性转移,欧美日以及亚洲“四小龙”逐步将劳动密集型及部分低技术型产业向中国东部沿海转移。
自20世纪50年代始,全球范围内已完成三次产业转移浪潮,平均20年就完成一次大型的产业转移,目前正在启动第四次产业转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参与了第三次产业转移和正在发生的第四次产业转移,产业由我国东南沿海向非洲、东南亚转移。
产业转移的三大原因是降低成本、拓展市场和土地资源。“五年前,我们跟踪的企业说‘降低经营成本’是转移的主要原因,五年后,市场成为中国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转移到发达国家是为了获取技术与市场,转到发展中国家是为了获取资源加市场。”他说。
“转移”的产业也发生实质性变化。“五年前,中国向外转移的产业主要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鞋帽、服装、简单的加工组装类的产业,五年后,排在第一位的是IT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为打造境外园区、吸引中国产业在境外落地带来机会。”曲建说。
园区开发须做好前期研究
自2003年起中国对外投资数据发布以来,十多年来,对外投资规模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2015年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利用外资额,2016年达到1961.5亿美元,由2002年的全球第26位跃升至2016年的第2位。
曲建指出,从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过去资源类投资比重偏大,制造业投资比重偏低,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早期阶段十分相似。截至2013年底,能源资源领域在对外投资中的占比达46.7%。
“伴随着能源和原材料投资占比的快速下降,制造业占比将会进一步提升。参考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路径可以预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制造’将会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力量。”他说。
曲建认为,中国制造业“走出去”需要集聚发展,而境外产业园区是服务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载体。以深圳为例,深圳的产业体系由三千多个产业园区构成,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伴随产业园区的发展而实现的。
“中国是世界上产业园区类型最为齐全的一个国家,例如,海关特殊监管区在国外只有一种类型,而我们有三个层次十种模式,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药方’要比别人多得多。”曲建说。
多个亚洲和非洲国家提出参照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经验,开发建设本国经济特区。
曲建表示,境外产业园区全生命周期链条包括“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只有做好前期的研究工作,才能有效防控风险;详细区分当地政府和开发企业的职能,是完成对应盈利模式设计的前提。
他介绍称,园区开发前期的研究工作可概括为“123工程”。“1”指所在国必须出台一部特区法;“2”指两个规划,即产业规划和空间规划;“3”指三项报告,即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融资报告和管理运营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非洲、东南亚国家,只有包括反对党在内的议会通过的特区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投资人的利益。我们帮助刚果共和国起草了经济特区法,也帮助埃塞俄比亚制定了工业区法。”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