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王国刚：人民币“驻篮”基础有待夯实

（原标题：人民币“驻篮”基础有待夯实）

2015年11月30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88个成员高度认可下，IFM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以下简称“人民币入篮”），并于2016年10月1日实施。如今，人民币入篮已经一年有余。一年间尽管国际社会云谲波诡，动荡不安，但人民币经受住了考验，不仅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国际声誉大为提高，而且支持了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改革发展，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创造了有利的货币金融条件。但也要看到，人民币入篮并非一劳永逸之事。根据IMF的规定，每隔5年将对SDR货币篮子进行新一轮的评估，已进入SDR货币篮子的主权货币达不到规定条件还可能“出篮”，因此人民币在“篮”中的地位依然有待进一步坚实稳固。这既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种因素的变化，也取决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 王国刚

一、人民币入篮一周年的主要成就

主权货币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社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实质性构成部分，人民币入篮，标志着中国主权货币得到全球各国和地区公正认同。自2015年11月30日IMF决定人民币入篮以后，中国主权货币在国际经济中地位、话语权和影响力就快速展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从跨境人民币收付业务看，2016年，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9.85万亿元，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金额的比重为25.2%，人民币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第二大跨境收付货币。其中，经常项目人民币收款2.15万亿元，付款3.08万亿元，净支出9273.7亿元，收付比为11.43。2017年前9个月，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0.29万亿元，同比增长16.6%，人民币的收付数额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2016年“资本项目”中，人民币收款1.63万亿元，付款2.98万亿元，净支出1.35万亿元，收付比为11.83。2017年10月6日，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价值计算，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所占市场份额达到创纪录的2.79%，首次超过日元，跻身于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从储备货币看，根据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的数据显示，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币种范畴，2016年12月末人民币储备达到845.1亿美元，占标明币种构成外汇储备总额的1.07%；到2017年二季度人民币储备规模达到993.6亿美元，较2016年底又增长9.5%。此外，到201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6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金额超过3.3万亿元人民币。2017年10月1日，IMF总裁拉加德强调指出，人民币将被国际社会认可，成为可自由使用的国际货币。

第二，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2015年以后，随着美联储实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联邦基金利率进入加息通道，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呈现走低的趋势，但与欧元兑美元、英镑兑美元、日元兑美元等相比，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走低程度依然是最小的，显示人民币依然是国际金融中可选择的坚挺货币。2016年以后，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中国人民银行采取必要措施稳定汇价的努力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持续走高。据中国货币网信息，自2017年1月3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已经升值了约5.05%。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2015年8月11日推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以后，2017年5月26日推出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的“逆周期因子”，进一步稳定了汇市交易各方的人民币汇率预期。2017年10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收于6.6184：1。

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基础。2014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为38430.18亿美元，到2015年底下降为33303.62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的下行。2016年以后，中国外管局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规范了外汇进出境管理，抑制了外汇储备资产的大幅减少的态势，到2017年9月外汇储备资产从2016年底的30105.17亿美元回升到31085.1亿美元，提振了海外投资者和其他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信心，促进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回升。

助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披露，到2016年底，有407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余额为8000.3亿元。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狭义统计口径，以人民币标价的国际债券余额达到6987.2亿元，其中，境外机构在离岸市场上发行的未清偿人民币债券余额达到5665.8亿元，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余额为1321.4亿元。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达到3.03万亿元，其中，境外机构持有的股票市值和债券托管余额分别达到6491.9亿元和8526.2亿元；境外机构对境内机构的贷款余额达到6164.4亿元；非居民在境内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9154.7亿元。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入篮的推动下，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正式开通，2017年6月21日全球权威指数编制公司（MSCI）宣布将把中国A股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以及全球指数，2017年7月3日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正式启动，这一系列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举措，丰富了中国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的深度开放，也为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提供新的交易平台。数据显示，2017年8月，境外机构增持了825.67亿元人民币债券，增持幅度再创历史新高。

加快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系统建设力度，到2016年底，该系统的直接参与者达到28家、间接参与者达到512家，覆盖了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处理支付业务722849笔，金额达到48427亿元。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加快了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机制的建设，先后与美联储、俄央行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以保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有效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总之，入篮一周年来，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中的功能效力已初露端倪，不仅在促进中国贸易投资方面的积极效能有所展现，而且在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效力也已开始显示。

二、人民币“驻篮”面临的挑战

尽管人民币已经入篮且一年来表现不俗，但国际社会风云变幻，人民币要在SDR中“坐稳”（即“驻篮”）且有着更为出色的表现，既有赖于国际经济运行的复苏和发展，也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这些方面都面临着系列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动荡不安的国际社会，使人民币驻篮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新一任总统以后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令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在“美国优先”理念的支配下，美国不仅退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巴黎协定”，叫停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TPP）的谈判，而且高举贸易保护主义旗帜，以所谓的“不公平的进口”为口实、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为标的，与诸多主要国家和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贸易投资协定重新谈判。2017年8月，美国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10月17日，在美、加、墨三国贸易基本理念差距甚大的基础上，这份具有23年历史的协定修改版谈判无果而终；10月12日，美国正式通知韩国，要求重启韩美自贸协定(FTA)谈判，以减少美方的贸易赤字；10月16日，美、日展开了第二轮经济对话，美方试图依此削减美日贸易中的赤字，但在双方分歧严重的背景下收场。这些举措预示着，未来几年，各国和地区间的国际贸易走势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其次，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日，脱欧阵营在公投中胜出，标志着英国迈出了脱欧的步伐。2017年3月以后，英国脱欧的程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但迄今欧盟与英国在脱欧条件上的谈判停顿不前，前景尚不明朗。英国脱欧，不仅将对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金融走势产生严重的逆转式影响，而且将给国际经济金融走势带来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再次，美欧等国贸易摩擦继续延伸，给中国外贸带来新的不确定影响。最后，诸如苏格兰脱英、加泰罗尼亚公投脱离西班牙，伦巴第和威尼托两地区公投脱离意大利等都还在发酵，给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带了更多的变数。另一方面，国际金融的变化中也隐含着一系列不确定的变数。2017年6月15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1%-1.25%，这是2017年的第2次加息。与加息对应，美联储加快了资产负债表的“缩表”进度，回笼已投放在外的美元。这些措施意味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步伐在加快，美元将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而升值，这不仅会进一步引致各种国际货币的贬值和国际经济金融交易中的美元吃紧，还将引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给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进一步的不确定影响。

中国经济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在经济新常态下，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去产能、去库存”进展顺利，2017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达到6.9%，就业目标提前实现，物价上涨水平处于可控范围；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互联网+”、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区域发展协调程度进一步提高。但与此同时，“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的推进仍需花费巨大气力。从“去杠杆”看，实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不仅严重制约着“去产能、去库存”的进展深化和公司并购、资产重组的有效展开，而且给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带来隐患。但要切实“去杠杆”，补充资本性资金的缺口巨大，同时，可能给就业、产值、市场乃至经济增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因此，既需要政策面的统筹协调安排，也需要有足够的消化和操作时间。从“降成本”看，2015年以来的减税减费和降息等举措的成效正在显现，同时，PPI增长率自2016年9月以后开始上行也给实体企业带来了盈利水平回升的市场环境。这些有利条件给“降成本”提供了良好的时间窗口，但要进一步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运作成本也还有待于相关政策的切实落地、体制机制改革的更加深化和市场交投的活跃。从“补短板”看，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得经济结构中的短板产业规模加快扩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为短板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国民经济中的短板产业和短板区域依然缺乏足够投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依然严重，组织机制的短板、体制机制的短板等则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通“最后一公里”来克服；同时，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到位也还有待时日。

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16年以后，国务院和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关于开展银行业“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对化解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也非一日之工。要有效修复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在资产—负债—资产联动机制中建立有效防范金融病毒传染的机制，要将各种准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金融交易都纳入到金融监管视野以实现金融监管的全覆盖，要建立有效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对中国金融运行和发展的影响还将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另一方面，国际经济金融的运行尚不稳定，发生突发性风险的可能性并没有减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石油价格变幻莫测、美联储缩表引致的国际金融动荡，相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战等都可能以这种或那种路径传递给中国，加重中国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难度。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提高和国际功能增强，美元、英镑和日元的国际影响力将受到对应的影响，由此，在国际间争夺话语权、交易权（包括计价权和清算权等）和储备权的货币战争将通过各条路径以各种方式展开，这既将增添中国面对的国际金融风险，也将给人民币驻篮的稳定带来新的挑战。

三、人民币“驻篮”后的发展选择

人民币是中国的主权货币，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因此，中国兴则人民币兴，中国强则人民币强。这决定了，只有紧紧依托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强盛，才可能有效保障人民币驻篮之后的稳定和功能拓展。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既明确了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后的两步走战略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2017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80万亿元，与2010年的40万亿元相比增加了1倍，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从2010-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的两步走目标，即“从二0二0年到二0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0三五前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有效改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健康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同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进一步提高。按照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等）的预测，大约在2030年之前，中国的GDP总量就将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将由大变强，对全球的影响力和贡献度更加提高。

人民币在国际经济金融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最终是由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决定的。在未来的30多年间，人民币驻篮中应特别重视遵循“与国力保持一致”的原则，根据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扩展，及时地发挥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地位和扩展其使用空间。须知，人民币驻篮地位的稳固程度是由其在国际经济金融中发挥功能的程度和影响范围决定的。

把握“一带一路”的契机，拓展人民币的使用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强烈反响。“一带一路”既给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提供国际市场空间，使得人民币可以搭上这一快速列车前行，也给人民币国际化使用中的规则创新、机制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路径创新提供了空间。

“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如何，并非中国一家之力可实现，它有赖于沿线各国和地区的同心协力和共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要贯彻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落实“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同”（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就要求，打破长期来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所谓“双边”规则，创新“多边”规则。与此对应，人民币应在多边规则的安排下进入“一带一路”的轨道，成为相关贸易、投资、金融等活动的主要国际货币，推进人民币在国际经济金融交易中的使用频率提高和使用量扩大。

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以外汇资产作为货币基础是不可持续的，也有着诸多负面效应，不利于人民币驻篮的长期稳定，为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资企业国际投资的过程中，要逐步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的资产基础，即从外汇资产转变为对外投资的权益类资产。如果说，英镑、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资产基础曾经是黄金的话，那么，时过境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资产基础已不再可能为黄金，可选择的将主要是国际实体企业和实体项目的权益类（且可交易的）资产。

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2017年7月，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这些论述既指出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重心，也指出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涉及到多个方面，既包括扩大进入外汇交易市场的投资者构成（尤其是增加海外的投资者数量）、外汇交易市场的国际化建设等内容，也包括逐步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常态性干预、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机制，还包括有序推进汇市与债市、股市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联通，给汇市投资者更多的金融产品交易选择权。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化形成机制建立，对汇市交易的监管机制和各项监管措施也必须强化和到位。

加快中国金融改革，有序地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基本对外开放。从货币金融角度讲，资本账户是防控国际金融风险传递到境内的最后一道防火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马来西亚受到的冲击较小，一个主要成因是，他们随即冻结了资本账户的对外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已有相当多的子项目已经对外开放，只是金融交易类的开放度较低较少。对这些子项目的开放不应仓促行使，更不应做“形象工程”，应根据中国相关条件的准备情况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程度进行评估和选择。

随着资本账户的有序对外开放，人民币在国际经济金融运行中的使用程度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也将扩展，由此，人民币驻篮的稳定程度也将明显提高。在人民币国际影响力提高增强的条件下，人民币在SDR中的比重和地位也应相应提高。

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自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就成为中国金融一项基本原则。2012年以后，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对此做出了安排；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要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7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人民币驻篮，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际货币贬值带来的外汇风险，但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且大幅下跌，不仅将给人民币驻篮的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降低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程度，也将给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带来新的风险，为此，需要特别关注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