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之一的长三角，历来涌现出诸多改革样本，从资本市场最为关注的国企混改上海板块，到经济第二大省江苏的混改经验，地方如何提升混改层次？各地又将用什么样的措施来落实十九大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精神要求？
长期研究关注国资国企改革的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教授宋文阁认为，国企改革需要更多的理论和政策创新，总体上，进入新时代的国企改革，应该要形成央企主力军、地方生力军的改革新趋势。
国企改革进入提速发展新时代
《21世纪》：你怎样理解十九大报告关于国企改革的论述？
宋文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十九大报告对今后和未来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必然带来重大影响并引起深刻变化。
从国有经济角度看，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实现保值增值，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这就需要迫切引入非公资本，发挥鲶鱼效应，提升国有经济活力。
从民营经济角度看，可以有效打破垄断领域，积极引进国有企业、资本， 通过资本融合，来实现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效率，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
这两个目标是统一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零和博弈、此消彼长，而是将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扬长避短、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21世纪》：你认为十九大前后国企改革会出现什么新的变化？涉及各方又如何适应？
宋文阁： 实质上，2012年十八大召开迎来国企改革的突破期，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把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十九大又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提速发展的新时代。
我想说的是，根据十九大报告，国企改革的一个落脚点，是培育建立一大批具备全球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国企，也不是民企，而是中国企业，所以最有可能最先获得突破的则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21世纪》：你是江苏省国资委系统官员，在其他部门任职时也一并协助参与了诸多国企改革政策的制定，如何评价当前长三角地区的国企改革？
宋文阁：从长三角地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的情况看，上海市的国资国企改革强调了特殊性，浙江更加强调市场化，就江苏而言，更加强调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因为产业条件好，比如通过国信集团注入解决了舜天船舶破产重组的问题，保住了国企系统的上市公司的牌子。
从我们纵向横向的学习交流看，大的国家方针政策已经明确，但在具体操作阶段，对国企如何改革、向哪里去，仍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认为有三个：一是，如何指导国企改革缺少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指导，比如，现阶段的“四有”（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国有资产）研究缺乏理论框架和模型，能参照的不多，研究的人也很少。此外就是研究的机构、智库等也不多。
二是，从近几年来的改革看，下发的文件较多，但之间的平衡和协调性偏弱，各地在具体落实中容易出现“空转”。
三是，国企混改经典案例提炼总结的太少，无法从鲜活的国企改革实践上升到理论和政策。实践证明，好的国企改革理论应从实践中来，然后再到实践中去。
多维度的混改
《21世纪》：混改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词，你怎样理解？
宋文阁：正确理解混改的核心含义，是改革能否加速推进实施的关键所在。混改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要把握“两个层次、一个多元”。
第一个层次，从整个社会层面看，是垄断领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就是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垄断领域仍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第二层次，是微观的混合所有制，就是把单一的产权格局改变为多元产权关系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对于混改企业，必须实行产权多元化，尤其是当前要大力推动异质产权多元化。
在微观企业层面，也就是推行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融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看，难点就是非公资本牵头来融合国有资本，让民企有决策权、控制权、主动权，突破“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21世纪》：检验混改是否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目前说得比较多的实现整体上市吗？
宋文阁：混改是“混”与“合”的有机统一体，不是资本的物理变化，而是资本的化学变化。混，是资本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股权结构的科学化；合，是资本的整合融合耦合，做到法人治理合、战略管理合、集团管控合、利润管理合、企业文化合等。
我认为检验混改是否成功的标志，主要看股权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安排、法人治理结构能否有效运转、决策权与管控权的合用运用，最终要看混改企业的成长性和盈利性是否符合管理预期，企业价值能否做到最大，归根结底看能否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中国企业。
《21世纪》：很多地方都推动了混改，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模式。
宋文阁：这是值得鼓励的，根据具体情况先行先试。
第一，央企与地方企业的联动融合，是混改的表现之一。具体说，就是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让地方企业（含地方国企）进入到央企序列。这就从过去的“不来往”开始了“混改”，这是有利于发展的。
第二，江苏国企汇鸿集团的混改是一个典型，通过资本和产业基金的方式，进行战略、财务、产业等投资，实现了整体上市。
第三，以联通的改革看，是实现了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混合”，国有是大股，民资有部分的决策和管理权。
第四，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改革经验也很有价值，我总结为通过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来实现的，通过定向增发、员工持股等来让各路资本充分混合，确保各方利益保值增值。
总体上，进入新时代的国企改革，应该要形成央企主力军、地方生力军的改革新趋势。
《21世纪》：上海的改革有特殊性，如果不是上市的国企，该怎么办？
宋文阁：这需要政策的突破，也就是需要创新，关键要明确退出机制。其中，国企要防止“流失”，民企要防止“西装进、短裤出”，说到底就是要确保各方的盈利，且能保持增幅。
据我的了解，浙江某民企，因为业务相近，就正在研究与广西某国有企业的混合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对国有股权的管制和放开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精准的制度设计，说白了就是量化。
那么，怎样确定国有部分不会被套上“流失”的帽子呢？也就是在退出机制上，要设立一个“国有资本整体保值增值率”，在不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准、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不低于原有的国有投入值，以此确保“市场风险”；当然，作为对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等的负责机制，去除“金融危机”等非主观因素，还可以加上一个“任期时间轴”，确保任期内收益不低于整体平均值，也就符合了中央要求的领导干部离任审计。
所以，要推进好国企改革，需要不断的政策创新。（本次采访仅代表受访者个人学术观点，与供职单位无关）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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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宇_NF6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