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 “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

（原标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 “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

本报记者 杜弘禹 海口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还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些重大论断，以及蕴藏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诸多新思路、新战略应该如何准确理解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的背后，为经济转型升级指引了什么方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又将牵动哪些方面的改革？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迟福林。迟福林认为，新时代的经济转型，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不仅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选择。这需要多方面改革突破，首要任务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

新时代需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21世纪》：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什么新指引？

迟福林：这是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要论断。当前，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进而走上可持续的新路子。

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当前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是一个转型大国，转型与增长高度融合，增长直接依赖于转型。这意味着，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由此来看，未来5-10年，我国经济转型决定增长的特点将十分突出，转型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也将决定经济增长的前景与发展质量。

《21世纪》：如何理解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转型思路和方向？

迟福林：我理解，经济转型升级的本质是创新变革，目标应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核心是发展实体经济，关键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按照十九大报告要求，把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加速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更进一步来看，我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趋势和新结构下形成新动能和新增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目标。

例如，产业结构升级将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规模可能增至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经济结构将显著优化，新增长空间不断拓宽；消费结构升级将不断创造增长新动能，预计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可能扩大至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13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产业变革、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城乡结构变革将释放农村大市场的潜能。未来5-10年，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将形成近百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与消费需求，成为中长期发展的“最大红利”。

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

《21世纪》：为什么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发展实体经济？

迟福林：关键还是回归到提高质量上。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突出矛盾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消费需求向高品质升级，但主要产品供给体系仍处于中低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出现资本“脱实向虚”现象，资本过剩与实体经济“缺血”现象并存；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房价过快上涨，导致过多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房地产领域，同时也推高实体经济发展成本。

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解决其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这将成为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任务。实体经济是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的根基所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最终的成果需要体现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上。

基于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不断增强适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水平，释放巨大内需增长潜力。

《21世纪》：那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牵动哪些改革？

迟福林：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体制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制度变革尚未跟上经济转型升级步伐，现有供给体系难以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改革在多方面有所突破，经济转型升级是一场深刻变革。

具体的改革上，要以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为重点加快企业制度变革，包括加快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进程；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尽快形成保护企业家创新创业受益的制度安排等，最终推动形成既有利于扩大民间投资，又有利于激励创新型企业的体制安排。

其次，要以打破垄断为重点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包括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取得创新市场准入制度方面的新突破；要破除服务业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释放服务业发展的巨大潜力；要完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制，形成维护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实质性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

此外，还要以监管变革为重点推进简政放权，包括要尽快实现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过渡，建立综合性金融监管体制；要尽快形成统一的国家反垄断体制，建立既适用于内资又适用于外资的法治化、规范化的反垄断体制；要尽快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等。

建立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格局

《21世纪》：十九大报告在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又应该如何理解？

迟福林：这仍是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矛盾出发。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同时也还存在着农村发展不充分、落后地区发展不充分、社会事业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可以预见，通过这两大战略的实施，未来5-10年，我国有望在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也将为我国释放发展潜力、创造发展新空间奠定坚实基础。

例如，如果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实现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估计每户农民每年可新增收入1.5万元左右，这将为一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提供重要条件；未来在“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方面实现突破，进一步打破区域对市场的分割，也将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前提下，使资源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形成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同发展新局面。

《21世纪》：十九大报告还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应如何推进？

迟福林：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特别是需要在建立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格局等方面实现突破。我理解，首先是需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形成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例如以“一带一路”建设来推动国际贸易发展。

同时，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包括推进服务项下自由贸易进程，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旅游、健康、医疗、文化、职业教育等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推进服务贸易双向开放进程，这有助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形成的大市场与国际先进技术的有效对接。

此外，还要以务实推进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为重点，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努力实现自由贸易的新突破，不断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

（编辑：杨志锦，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yangzj@21jing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