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猜想：凯恩斯“叛徒”罗伯特·巴罗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猜想①｜罗伯特·巴罗：“叛徒”与“圣徒”）

作者：陈永伟（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4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早年的巴罗曾痴迷于物理，因此在读大学时选择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专业。在加州理工，他有幸得到了天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指点。不过，在享受了这位天才的言传身教后，巴罗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物理学领域成为顶尖人物。于是，当他于1965年从加州理工毕业后，他选择经济学成为了新的努力方向，并进入哈佛大学求学。1970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从而开启了自己的经济学家之旅。此后，巴罗曾在多所著名大学任教。1986年，他回到母校哈佛大学，并一直在此任教。目前，他是该校的瓦博格经济学教授。同时，他还是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作为学者，巴罗十分高产。目前，他已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和十多本专著，其研究领域涉及财政政策、经济增长，以及政治、人口、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他的两部教材——《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增长》分别是本科和研究生教科书的经典之作，它们对万千学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的“叛徒”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巴罗是以一名凯恩斯主义者而闻名的。1971年，他和赫歇尔·格罗斯曼（Herschel Grossman）一起在经济学顶级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论文《收入和就业的一般不均衡理论》（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论文指出，一个市场上的不均衡可以外溢到另一个市场，从而造成名义需求和实际需求之间的不一致。这篇论文对多个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均衡状态的演化给出了分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此后很多年，这篇论文一直是《美国经济评论》上引用率最高的论文，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此后，巴罗和格罗斯曼又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并把相关内容扩展成了名为《货币、就业和通货膨胀》（Money，Employment and Inflation）的著作。这部书建立了完整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配给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奠定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础，不仅是非均衡经济学的重要著作，而且是凯恩斯主义的经典教科书。

然而，正当巴罗在凯恩斯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的时候，他却逐渐对这套理论产生了怀疑。当时，随着世界石油危机诱发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同时爆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缺陷开始逐渐暴露。巴罗开始注意到，以粘性价格、粘性名义工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框架无法解决价格决定等重要的宏观问题。他后来曾回忆道：“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最终依据实际解释证明它是一个死胡同。在此后的一两年里，在明白现有框架是不正确的但又无可替代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

正在巴罗对凯恩斯主义的怀疑不断加深之时，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分支——理性预期学派正在逐渐兴起。这套理论对巴罗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让他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去思考宏观经济问题。随着思考的深入，巴罗终于和凯恩斯主义分道扬镳，并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等人一起成为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的缔造者。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圣徒”

巴罗作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圣徒”的经历，是从对政府债券的研究开始的。根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可以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并通过债券来为赤字融资。但是这样的努力真的有效吗？事实上，早在凯恩斯主义本身诞生前一百多年，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就对这一理论进行过研究。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曾论述道，减税并不能真正刺激经济。人们意识到政府最终会在未来通过增税削减赤字，从而会提前进行储蓄来准备未来的增税，这就会让政府的减税失去刺激经济的作用。

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先贤李嘉图的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而巴罗则从理性预期的角度，重新发现了这一早已被人遗忘的定理。在1974年的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中，巴罗用严格的数学模型对这一古老的思想进行了严格的证明，从而让这一思想成为了定理。这一结论后来被人们称为“巴罗-李嘉图等价”（Barro-Ricardo Equivalence），并成为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论证财政政策无效，反对政府赤字财政的重要依据。

巴罗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对货币政策作用的研究。在1976年的论文《理性预期及其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中，巴罗证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理性预期下，货币是长期超中性的，即从长期看，货币增长率并不能影响包括产出、实际利率在内的各种实际变量。

1983年，巴罗又发表了另一篇著名论文《货币政策模型中的固定规则、相机抉择和声誉》（Rules, 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在这篇论文中，他对政府行为的“时间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进行了讨论。我们知道，在现实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会追求多个目标，例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中央银行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可以实现承诺一个货币增长率，人们可以根据这一承诺来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但是，当预期形成后，政府出于经济增长的动机，可以强迫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这就会让先前中央银行的承诺变得不可置信。而这样的结果，是刺激的无效和通货膨胀的上升。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巴罗建议要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而让其有激励言行一致。

应该说，巴罗的工作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从政策的角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论证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并提出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巴罗是一名凯恩斯主义的“叛徒”，却又同时是一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圣徒”。

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者

巴罗的后半段学术生涯是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者度过的。曾几何时，经济增长曾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曾经十分兴盛，以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学者曾对增长理论进行过深入研究。但是，早期的增长理论并没能成功解释国富国穷的奥秘。同时，由于增长理论过于技术化而缺乏经验研究，因此这一领域很快就陷入了沉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增长理论才再次复兴。随着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保罗·罗默（Paul Romer）等学者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经济增长再次开始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核心议题。

巴罗也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对经济增长的讨论。在1990年的论文《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政府支出》（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中，巴罗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讨论了政府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最优税收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这篇论文，政府的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人民的教育程度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出生率会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而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间则存在着较弱的负相关性。

随后，巴罗又在1991年发表了两篇影响巨大的经验研究论文《经济增长的跨国比较》（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和《趋同》（Convergence）。在这两篇论文中，巴罗从经验角度对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趋同的各要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些分析成为了学者们研究增长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1995年，巴罗和他的学生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一起出版了经典教科书《经济增长》。这一著作成为了当时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并长期成为经济增长学习者的必读书。这种位置，恐怕直到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著作《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横空出世后才受到了真正的挑战。

学者之路，选择之路

纵观巴罗数十年的学术道路，其实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词汇——选择做出了很好的诠释。早年痴心物理，后来醉心凯恩斯主义，随后选择了新古典宏观理论，到最后又致力于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巴罗一直在变、在选择，但不变的是他对于学术的热情。

我想，巴罗的这种变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人学习的。虽然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对于一门功课，要花苦功夫才能出结果。但是在我们选择进入某个领域时，往往是盲目的，因此最初的选择未必是我们最适合的选择。在这个时候，我们何不拿出经济学的智慧，来个彻底的断、舍、离，选择新的研究领域呢？毕竟经济学的理论已经告诉我们，沉没成本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