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看!他们是中国“南极人”)
这是一支光荣的队伍。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各行各业,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
从1984年首次派遣南极考察队以来,中国已经先后派出近6000人到南极考察。他们将中国的印记镌刻在冰雪大陆,将南极的传奇故事流传开来……
一起听,中国“南极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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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站站长——战风斗雪率队登顶南极冰盖之巅
李院生,昆仑站首任站长,曾任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领队助理、副领队、领队,先后10次参与南极考察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登顶冰穹A的那一次,智慧、毅力、果断等,任何一个环节没跟上去,行动就失败了。那次的行动若失败就不会有后来的昆仑站建站、以及后来一系列的前沿和高难度科学考察活动。
海拔3850米的冰穹A区域是南极冰盖的最高点。在中国南极考察队第21次考察期间,我率领内陆考察队凭借简陋的装备,成功抵达冰穹A,确定了最高点准确位置,建立了冰穹A冰川学观测站。
随后在第25次中国南极考察队中,我担任内陆冰盖队队长,再次率领28名内陆队员登顶冰穹A。在4辆雪地车抛锚的情况下,只用不到20天的时间,成功将近500吨物资运抵目的地。没有铁的意志、坚强的决心,这是很难做到的。
随后,我们在冰穹A区域环境下,在南极冰盖之巅建成了我国首个内陆科考站——中国南极昆仑站,我担任了首任和第二任站长。
同样难忘的还有我的队员,他们的名字可能鲜为人知,但他们同样对我国南极内陆考察事业建立了巨大功勋。
“雪龙”船员——从保障能力提升见证极地事业发展
赵炎平,“雪龙”船前船长,参与过11次南极考察
我是2004年开始加入雪龙船这个大家庭的,到目前为止共参加了11次南极考察和3次北极考察。
我国极地考察事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初期得到了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支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是近年来海洋强国步伐不断加快,我国极地事业迅猛发展,我们的综合保障能力日益提高,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中国第32次南极考察期间,雪龙船在南极凯西站(澳大利亚的科考站)附近海域抛锚,我们的船员和考察队员利用小艇将澳方约400吨物资一艇一艇驳运至考察站,24小时不间断作业,作业人员冒着严寒仅仅用了两天时间顺利完成了物资的卸运工作。事后澳南极局发来感谢信,赞赏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和高效。
这样的事例现在越来越多,也让我有着很深的感触。从一开始别人帮我们,到现在我们更多的帮助别的国家,体现出我国极地科考保障能力的切实提升。作为“雪龙”船的一员,我有幸见证了我国极地事业的发展。
科考队员——严酷环境坚守岗位传承极地事业
罗光富,参加过第31次、33次南极科学考察,主要负责海洋生物采样工作
我是大洋队的一员,大洋队是南极考察队中的“海军”,需要跟随雪龙船全程开展海洋调查,对大洋队的队友来说最大的考验莫过于晕船。与身经百战见过各种大风大浪的船员们不同,大洋队有一半的队友是第一次出海,甚至是第一次坐船,不晕船才不正常。尽管身体感到不适,队友们面对十几米每秒风速和零下十几度低温的工作环境,依然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采集好每一组数据、每一个样品。
队友中既有在读的研究生、也有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员工、还有著名大学的老教授。特别是老教授、老专家们,他们摒弃了在校园中的严肃形象,不仅给新队员传授专业知识,分享出海经验,还和大家一起谈天说地、一起打球、一起唱歌……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另一面,让人受益匪浅。
33年来,极地的老前辈们开拓进取,奋勇拼搏,无私奉献,积极推动了我国极地考察事业的全面发展,使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绩,让一个个曾经的“极地梦”梦想成真。
作为新一代的极地工作者,我们将再接再厉,顽强奋进,为实现极地事业新跨越,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随队记者——忠实记录南极科考的每个瞬间
荣启涵,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随队记者
随队记者首先是一名科考队员,从登船船上考察队服那一刻起,就要真切的把自己融入南极科考大家庭。
在这个最远的南方,我见证了一个个值得铭记的瞬间;在这些平常但不平凡的人身上,也经历了一次次心潮澎湃的感动。这一路走来,认识的人、遇到的事、听过的故事,让我相信,中国探索南极的精彩篇章仍会不断上演。
如今在新媒体时代,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南极、关注南极、知道这些“南极人”的故事,记者也更多的承担起全媒体报道极地科考的工作。这一次我们把演播室搬到船上冰面上,新华社“最南极”公开课由此诞生;为了让读者了解前往极区航行的挑战,在西风带进行了首次现场直播……
过去三十多年,一代代媒体记者用笔和镜头,记录下这部共和国的“南极探索史”。我的前辈中,有参加过1984年首次南极科考的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有参加并见证过中山站建站的张继民……
很庆幸因为这份职业的特殊际遇,能以参与者和记录者的身份,为已经走了33年并将不断前行的中国南极事业留下几笔注脚。
纵时光流去,“雪龙”号和南极的记忆,必将是每名随队记者一生中镌刻在内心最深处的职业印记。
“南极工匠”——将生命的一半献给了极地事业
曹建军,从28岁起参加过16次南极考察和3次北极考察,生命的二分之一献给了大美又荒芜的极地
他是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时他是科考船上的机修工,此后历任机匠长、三管轮、政委,三次在南极越冬,并曾担任我国南极长城站站长。
他是南极的科考队中技艺最精湛的“工匠”。他说,只要是他工作过的地方,科考船、科考站,所有的设备系统他都可以背下来,甚至在脑海中浮现它们的草图。
18次南极科考出发在即,妻子却被查出白血病。然而妻子从考察队那里知道“这次任务很重要,离不开老曹”,便主动提出“去吧,那边需要你。”
眼看回程将要抵达,他却接到了妻子过世的消息。
23次科考,他中山站越冬时又得到了母亲突发脑溢血逝世的噩耗。
为了极地科考事业,他成了“狠心”的丈夫,抱憾的儿子。
“我就是科考船上的一颗螺丝钉,船需要我。”他说,他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也是家人们的理解和鼓励,让他有了继续工作的勇气和动力。
记者伍岳、白国龙、荣启涵
(原标题:看!他们是中国“南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