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建议加大减税清费力度 振兴实体经济

（原标题：政协委员戴皓：建议加大减税清费力度 加快振兴实体经济）

中国网财经3月1日讯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将分别于2017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全国政协委员戴皓带来了五份提案，其中《关于加大减税清费力度 加快振兴实体经济扭转经济下行压力的提案》指出，我国实体经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大力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减税清费力度等方式来振兴实体经济。

　以下是提案全文：

　　关于加大减税清费力度 加快振兴实体经济

　　扭转经济下行压力的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 戴 皓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所负担的税收、社会保险、各种收费罚款、利息、能源、运输、土地房租等各种成本越来越重。据社科院经济所调查，民营实体经济的利润，1982年时只有2.4亿元，占GDP比重仅为0.045%，1995年升至31.93%，其后逐年下降，而到2015年时，规模虽为33853亿元，但是占GDP的比重却下降到5%左右。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15年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79%的企业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业反映“融资成本高”，54%的企业反映“税费负担重”。

一、我国实体经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第一，增速不断下降。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到2015年同比增速腰斩至6.1%，2016年降至6.0%。

第二，成本高企带来巨大冲击。人力、资本、能源等要素快速上涨，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需要的成本：2010年为83.94元，2016年6 月增长到85.79 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企业数量2015 年是2010年的近2倍。中国制造成本越来越高，制造业正在加速流出大陆，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在走向空心化。

第三，增长的动力不足。由于效益低迷，导致企业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意愿。制造业固定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从2011年31.8%的高位减至2015年8.1%，2016 年上半年更是低至3.3%。

第四，融资成本不断增加。企业每百元利润支出的财务费用从2010 年16元增加至2015年21元。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2015年6月，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相当于GDP的163%，国际经验显示，这一比例达到90%就会积聚较大风险。

二、实体经济承受压力的主要原因

1.财政供养人员过多，迫使中央财政赤字年年增加。2015年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约3869.7万人，各级政府还不断呼吁增加编制。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各级财政收入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了，而财政供养人员多，往往 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本届政府组建半年多，一些地区和部门又陆续提出增编要求，不控制将难以为继”。在增编无望的情况下，近几年各部门涌现出大量编外的专业人员、辅助人员和基层服务人员，这部分人同样由财政供养和由收费及罚没款供养。据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12月第六期刊载应松年博士的调查，我国各级行政部门编外辅助人员日渐增多。在一些地方的公安、城管执法、交通运输等部门，公务员与辅助人员的比例已达1:1或1:2甚至更多。按照国际“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我国政府过多的供养人员必然造成纳税人更多负担。地方四级政府中许多市县都是“吃饭财政”，每年都要制定税收增收计划，完不成计划，就保证不了庞大公务员队伍的工资。因此，许多地方需要中央转移支付才能运转，2015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同比增长8.6%，中央财政赤字多达11200亿元。2016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12.2%，用于地方减收增支压力。中央收支总量相抵后财政赤字14000亿元，比2015年增加2800亿元。

2.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减税清费措施没有到位。我国企业税费负担总体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占利润的比重，在不含增值税，包括所得税、其他税和社保缴费的情况下是68%。而美国是44%，瑞典是49%，德国是49%，印度是6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是34%。2010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研究了全球85个国家与地区。中国增值税以外的总税负负担排第5，其中社会保障负担排第2。从企业实际的税负比率看，尽管近年来通过一系列降税措施，但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5中国企业500强的纳税比上年增长了 0.36%。虽然全国2016年税收仅增长4.8%，但非税收入增长更值得关注。中国社科院“2017年《经济蓝皮书》数据显示，2012至2015年我国非税收入年均增长18%，而同期税收收入年均增长7.5%，非税收入增速2倍于税收增速。近几年许多部门和事业单位的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运行体制，形成了向企业和商户千方百计收费罚款的强有力机制。企业利润遭各种收费罚款的盘剥，不但难以改观，并且有恶化的趋势。

3.社会保险金的提取比率高达工资的42%—50%(社科院经济所)。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调查，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49%，美国是10%，瑞典是35%。这实际上是过度将企业和员工收入集中上划进行再分配。更为不合理的是社保基金收缴不是按平均工资，而是按实际工资，给实体企业造成巨大的伤害。

4.国民经济高利贷化，企业融资的高利率，实体经济遭到重创。据社科院经济所调查，2010年全社会总的借贷利润(包括银行、非银行机构、民间地下钱庄等)为20430亿元，占当年GDP的5%左右，而当年全部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利润收入匡算为44560亿，占GDP的11.15%。到了2015年，情况比2010年急剧恶化。全社会借贷利润占GDP的比重从5%左右大幅度上升到了7.86%。非国有非金融实体经济的利润占比从2010年的11.15%下降到了5%左右。2014和2015是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即借贷资本挤压非国有经济最严重的两年。

5.除了财政税收、社会保障、政府乱收费以外，运输、能源、土地、清关等成本，也是企业利润被挤压的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提供了一个例证，通过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来说明。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2015年“江南化纤”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为什么去美，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其测算比较了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中美成本。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美国的州政府最看重的是就业，常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优惠30年内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公司运营资金财务成本：国内是22.58美元，美国是9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1.5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电力、天然气等能源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到50倍;配件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而中国这部分成本也不低。

三、几点建议

第一，大力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优化支出结构。一是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统筹考虑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的问题，将现有实际财政供养人员减掉三分之一以上。二是建立大部制，将近年来简政放权、群团改革之后所“富余”出来的编制向政府法制、食品药品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执法等领域倾斜。同时，重点强化基层执法部门和岗位，将机构编制这种“稀缺资源”配置到人民群众最需要、最可以发挥其应有价值的地方。三是解决规范编外辅助人员的制度缺失问题。解决这些人员的聘用、辞退、权利义务、工资待遇、法律地位等问题。

第二，进一步加大减税清费力度。当前我国的税费征收管理仍不规范，涉企减税清费尚有较大空间。一是应按新版《立法法》税收法定原则，加快与企业有关税收的立法，取消不合理税种。二是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应该是大幅降低非税收入，尤其是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包括采取专项行动全面清理当前涉企收费。三是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中小企业经营压力特别突出的时期，尤其需要采取临时性的税收减免措施，以救助扶持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企业。四是降低增值税税率尤其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五是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势，个人所得税改革应按结构性减税的方向进行，即应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水平、提高高收入群体所得税水平为基本方向。

第四，降低社保缴费率。用政府的资产支持社会保障，以此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减轻企业的负担。

第五，加快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总结当前负面清单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完善负面清单制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全面评估目前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的政府审批事项，尽可能少地保留必要的审批事项，并将有关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及审批事项的要求、工作流程对外公布。涉企相关行政部门应以优化服务为出发点，按照行业领域制定负面清单，整合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尽量实行服务前移、一窗受理、内部运转、并行审批、限时办结的“一窗式”并联审批模式。对同一事项的审批，各不同环节审批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确保做到审批要求一致，避免出现相互扯皮、相互不认可的现象。

建议此提案由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受理。

2017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