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行走在 经济学思想的高坡上 ——读《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

（原标题：毕生行走在 经济学思想的高坡上 ——读《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

⊙马 维

阿尔伯特·赫希曼在我国知名度不高，这位发展经济学家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南美经济问题权威，生前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此外，他还有个更引人瞩目的身份：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是他的外甥女婿。

不少人在纪念文章中都认为，赫希曼提出的一些经济学概念和原理比如不平衡发展理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隧道效应、极化涓滴效应等，或许每个都“值得获半个诺贝尔奖”，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基尼系数”的真正发明人。

除了公认的经济学贡献，在这位出生于柏林的犹太裔知识分子97年的漫长人生旅途中，还曾做过许多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堪称传奇的事：从独自逃离纳粹德国，到营救仍被困于德国占领下的犹太知识分子；从战后成为马歇尔计划幕后高参，到加入兰登公司，直到后来在“麦卡锡主义”阴影下被迫出走南美，先是作为世界银行专家参与哥伦比亚发展规划和项目评估，之后开办私人咨询公司，由此“意外”成了南美经济问题专家；在别的学者早已功成名就的年岁，仍在学术圈边缘挣扎，辗转于美国各大高校，一直没有获得终身教席，最后在60出头的年纪落脚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对不擅授课的赫希曼来说最理想的学术殿堂。而正当他一边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耕耘，一边试图打破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藩篱，从总体上考察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变迁之时，却在阿尔卑斯山上遭遇意外，头部受到严重创伤，此后语言和写作能力逐渐退化，直至最后完全失去表达能力，实在令人扼腕。以赫希曼当时达到的思想高度，将这次个人灾难视为人类在思想领域的一大损失并不为过。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赫希曼为我们留下的不是数据和微观结果，而是更宏大的概念，它们持续影响着我们思考发展和公共政策的方式……世上再也没有像阿尔伯特·赫希曼一样的发展经济学家了。”而作为赫希曼在学术领域、也是家庭中的晚辈，阿马蒂亚·森认为，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2007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设立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赫希曼奖，借此表彰和缅怀这位“最有洞察力、想象力和原创性的社会科学家”。

可以想见，要将这样一位终生不断游走在书斋和现实世界之间，不断出现新想法而甚少故步自封的经济学家、思想家的一生勾勒出来，绝非易事。幸运的是，有人为我们写下了这部传记，译成中文长达800余页，行文雅致，充满迷人的细节。更厉害的是，虽然这部传记的传主是“学术中人”，作者也是经济学家，整部书读来却没有一丝学究气。这固然是因为作者在阐发赫希曼的思想和学术观点时，充分考虑到了普通读者的感受，更是因为赫希曼本人就并非是那种只会躲在书斋里用晦涩难懂的术语堆砌高头讲章的“学术权威”，而是终其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眼睛敏锐观察、感受和思考这个世界。他是来自于“旧时代”、如今已近乎绝迹的那批人中的最后一个。

用今天的话来说，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个思想早熟的孩子，在幼年时代他就展现了惊人的学术天赋：12岁读康德、黑格尔，14岁读《资本论》，参与当时德国社会流行的各种思想辩论。而正当他从著名的柏林法语中学毕业（当时专为有学术抱负的年轻人设立的“古典中学”之一）进入柏林大学，踌躇满志打算在学术上大展身手之时，纳粹发布犹太人不得在大学任职、不得进入学术界的禁令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此后几年，他辗转于法国、英国、意大利，在巴黎高等商业学院这所当时算不上一流学校学习他并不喜欢的科目，又因为一丝幸运，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了一年访问学者。这段经历，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野，也彻底改变了他对“经济学是什么”的认知。

不过，他在思想上的更大收获，似要归功于姐夫科洛尔尼的引导。可以说，赫希曼一生所思考的大部分问题，都或多或少来自科洛尔尼的启发。这是一种方法论的启蒙，这种方法，简单说，就是对任何思想和现实都保持开放性，合理怀疑任何拥有现成结论的思想体系，让自己成为“可能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对自身和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而不轻易被那些悲观主义的论调牵着鼻子走。在赫希曼看来，在科洛尔尼这种思考方法背后，是一个既充满了智性光芒，又勇于投身现实世界的热情的灵魂。在二十世纪前期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正是像科洛尔尼这样的灵魂，让人类的未来看起来仍还有希望。

赫希曼在那个混乱年代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当时几乎没有引发学术界的任何关注，但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这部作品仍不失其价值。赫希曼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既然世界贸易的方式和规则总由那些政治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控制，那为了避免国家权力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贸易主权的行使。

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到西班牙作战，保卫共和国，后来又像很多志愿者一样，满怀失望离开。二战开始后，身在法国的赫希曼先是加入法国军队。法军投降后，他投身由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组织的营救计划。精通多国语言、办事沉稳、外表迷人的赫希曼，很快就成了弗莱最倚重的人。弗莱的营救计划参与救助了数千犹太难民，其中有作家安德烈·布勒东、画家夏加尔、杜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还有汉娜·阿伦特等。为逃避纳粹追捕，他来到美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来自俄国的犹太女孩莎拉。相似的中产阶级出身、对音乐和文学的共同爱好，使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并且相伴终身。但即使结了婚，赫希曼仍毫不犹豫地再度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在美军中担任翻译官。

不过，此后的十多年，由于他的德国出身、他在战前穿行于欧洲各国的复杂经历，更由于麦卡锡主义的横行，尽管曾积极投身马歇尔计划，并获得了同事的一致认可，赫希曼在美国的日子过得磕磕绊绊。但他从未灰心，当在美国的职业道路受阻后，他很快接受了一个在哥伦比亚担任政府顾问的职位。正是这一次与南美的最初接触，开启了他与这片大陆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不解之缘，也因为此番经历，赫希曼在经济学界开始以“发展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人所知，受到耶鲁、哥伦比亚、哈佛等名校的邀请，担任教职，终于进入了美国的学术界主流。

与他丰富多采的人生相比，赫希曼的思想变迁之路或许更为引人入胜：从早年相信历史决定论，到后来不去尝试发现世界的规律，而是尽力在著述中呈现世界的真实、探究人类行为的奥秘，对现实世界的任何变化都保持开放的心态。

在悲观派和激进派占据了主导地位的20世纪，像阿尔伯特·赫希曼这样的人绝对是个稀有而珍贵的“异类”。他善于在遍地悲观的氛围中呼吁人们保持乐观，喜欢在各种错位、异常、反例、偏差、颠倒的现实和思想中，帮助读者和行动者获得想象力——他称之为“可能主义”——但他又不是那种一味沉迷于自身的想象中，试图勾勒某种或大或小的乌托邦的学者，他甚至大半生都在努力远离种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对于任何的宏大理论或决定论叙事，他都是坚定的怀疑者。同时，赫希曼深信，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只“隐藏的手”（可类比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是那只“隐藏的手”的存在，让人们在开始行动之前，无法完全知晓行动的后果，因此才悖论般地有了行动的勇气——而若是提前知晓自己行为的后果，很多事人们就不可能去做——这也正是人类历史最为精彩之处，即：人永远有以行动来改变现实的可能。因此，赫希曼认为，在变革之前必须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现实面前，“先见之明”极有可能是“先见之愚”。

而他也的确是这样践行自己的观念的。无论思想还是行动，他一生都在不断跨越边界：早年的著作就试图融合经济学理论与政治观察，中年后在南美大地行走、调查，直到晚年还不断推出如《激情与利益》、《自我颠覆的倾向》等著述，试图打破学科界限，实现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整合。赫希曼总是相信“选择创造机会”，相信人类拥有“从不可能中发现可能”的能力。他坚信未来没有定律，人们不该被任何先见捆住头脑，而应学会从错误中学习和完善自己。

一本书与互联网的

二十年激荡风云

⊙杰 夫

1995年，在吴晓波向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致敬和模仿之作《激荡三十年》中被称为“收复之役”的关键年，柳传志掌门的联想大张旗鼓，凭借惊人的廉价优势及民族品牌热浪的助推，对外来品牌电脑发动了一场“绝地反击战”。到年底，战果非常显赫。在一份“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调查中，排名前两位的是联想、长城，第三名才是IBM，前十位中国产品牌占了六个。

随着民族信息工业的振兴，在这一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投身互联网事业的先行者。他们中有阿里巴巴王国缔造者马云，他那时创办了个叫“中国黄页”的网站，类似在线的信息公告栏，设计粗糙、页面简陋。还有如今声势浩大、改行养猪的丁磊，曾是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创始人，彼时他向家人宣告决心摔掉电信局“铁饭碗”，下海创业，独自跑到广州，进了一家美国数据库软件公司赛贝斯（Sybase）做技术支持工程师。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成为第一批用户。而一个叫胡泳的青年人，在当年秋天，在清华大学机房里第一次登上了互联网，这次经历让他觉得妙不可言。于是，他向其所供职的《三联生活周刊》杂志老总表示想写个关于“互联网”的封面故事，虽然最终刊发时只是一篇专题文章《internet离中国有多远》，但这次写作让他意外并迅速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早期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之后，胡泳接到海南出版社邀请计划写《网络为王》，并机缘巧合地翻译了让美国新媒体学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名闻天下的那本《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

据美国《商业周刊》统计，到1995年初，互联网已连接全世界4万多个网络、380万台计算机，154个国家和地区互通电子邮件。这一年，雅虎公司成立、微软Windows95全球同步发行、网景公司上市。中国互联网在1994年4月20日全网接通世界互联网后万象更新。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出版生逢其时，无论产业界还是公众，都太需要这样的书籍摇旗呐喊了。就像在当时刚创办才两年的美国《连线》（Wired）杂志，因扮演了“数字时代预言家与鼓吹手”角色而被竞相追捧、传阅。尼葛洛庞帝的这本书一出版便登上了1995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算上前一年凯文·凯利的《失控》及稍后比尔·盖茨的《微软之路》，构成了那个时期西方民众对技术未来的认知读本与想象图景。

在中国，虽然互联网为人们进一步打开了了解世界的大门，也愈加拓展了全球视野，但一切都还刚开始。所以，当对西方现代信息经济、商业管理有相当敏锐度的胡泳欣然接受出版社翻译邀约时，从一大堆外国原版书里挑中了《数字化生存》。多年以后，他回忆说，那本原版书黑色、看来有几分出挑的封面引起了他的注意，而书的扉页，由尼葛洛庞帝写给他夫人致谢的话，表明年份的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1和0构成的计算机二进制代码。这个有趣的细节和随手翻开几页通篇是对数字未来乐观主义的描绘，戳中了胡泳的兴奋点。他意识到这本《数字化生存》将会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浪潮》。

不错，《数字化生存》和《第三次浪潮》一样，都是对无限开放与可能的信息世界的“一曲赞歌”，只不过比后者更深入、细致地介绍了“革命性的技术”与“技术的革命化”。尼葛洛庞帝拉拉杂杂介绍了从比特技术、数字电视、交互游戏到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并冠以一种当时看来时髦的、易于传播的口号“数字化生存”时，带给中国读者一种不亚于走进大观园的那般震撼。尤其在没有更好或更便于普及、启蒙的读本比较的情形下，《数字化生存》的历史性价值和时代性使命就显得更为厚重。这就好比多年后“小米系”缔造者雷军回忆保罗·弗赖伯格和迈克尔·斯韦因初版于1984年的《硅谷之火》让他读后激动到不行，多少影响了他进入IT产业。周鸿祎，奇虎360创始人则坦言，埃弗雷特·M·罗杰斯的《硅谷热》对他人生启发最大，这本书同样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

然而，《数字化生存》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则更广——对投身互联网新经济的弄潮儿来说，这本书既可用来给自己注入执念和信心，也可用来发放给政府官员以获取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支持的宣传材料。对中国知识界和普通读者来说，这就是一部启蒙之作，书中展现的高科技生活图景，令人心驰神往。它打开的是一道指向未来的大门，互联网世界第一次以如此具体、亲切、精彩纷呈的面貌呈现在国人面前。所以，到2016年，恰逢该书引进出版满20周年，国内专门出了“纪念版”，而尼葛洛庞帝也被奉为“数字化之父”，曾受邀数次访华交流。这些高规格的“礼待”或许尼葛洛庞帝在其本国都不曾享受过，墙内开花反倒墙外更香，这是中国网络信息化建设的特殊性决定的，它是后发之势，也因而后劲十足。

2016年，恰逢该书引进出版满20周年。如今重读，曾经的“科幻书”多少变成了“历史书”。按译者胡泳的梳理，该书出版至今，有预判实现的部分，也有误判或错判的内容，这都非常合理。尼葛洛庞帝从来不曾宣扬他是“能预言的巫师”，而且那些善于写未来趋势的作者，托夫勒、凯文·凯利，彼得·德鲁克、约翰·奈斯比特等人，无一例外拒绝承认有“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有预言能力的人物）”的一面，他们不过都是基于大量现实素材所作的趋势判断。但尼葛洛庞帝还信奉一句话，那是在书中曾出现过的：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20多年前，当他还不遗余力地推行用100美元的廉价电脑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孩子们连接到互联网事业中来的梦想时，他向一个登门拜访他的来自中国年轻人投了一笔钱，这笔钱帮助到这个年轻人创办了门户网站并运营至今。这就是张朝阳和他的搜狐。

披沙录

自Uber诞生的第一天起，其所倡导的分享经济模式就备受关注，亦饱受争议。从初入中国寻找第一批司机与客户，到拉开轰轰烈烈的竞争模式争夺市场份额，最终与滴滴走向合并，始终是践行分享经济的先行者，也因此成了颠覆出租车行业的重要力量。谈婧是Uber中国创业团队核心成员之一，她的叙述还原了Uber中国1006天的发展历程，披露创业过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重要事件，并着重探讨分享经济如何颠覆传统商业、创造新规则。她认为，分享经济走到今天已进入下半场，分享商品分配的商业模式已格局初现，有两个要点将对分享经济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个人的微创业及分享经济逻辑在生产领域的渗透。个人逐渐脱离组织存在，主观能动性被启迪，这是共享经济对社会最大的价值所在。可以说，读懂了Uber中国这一近年来硅谷高科技公司本土化的最经典案例，也就读懂了分享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推理的迷宫》为世界知名畅销书作家、美国广播公司两档黄金节目的联合制片人威廉·庞德斯通生动剖析人类逻辑思维奇妙世界的经典之作，探索人类在知识世界中遇到的困境和幽微深刻的谜题。全书包罗万象，涉及逻辑学、数学、哲学、物理学、决策学、语言学及计算机科学等众多领域，脉络清晰，推理严密，几乎每个领域都能读出庞德斯通的惊人洞见。他在1987年写这本书时，未曾想过它会在三十年后还能获得新的知音，因而这次在中文版出版前，他仔细检查了一遍。欣慰的是，书中内容并未过时。足见，卓越的悖论有很长的保质期。当然，也有需要补充的内容，比如对《伏尼契手稿》的讨论。在2004年1月出版的《密码学》上，英国基尔大学的戈登·鲁格宣布，《伏尼契手稿》是一场精妙绝伦的骗局。庞德斯通的写作幽默生动，并不断拓展思维的维度。他说，他的目的是让读者享受沉思的欢娱。

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先天因素影响，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现在，当代伟大思想家、世界顶尖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从认知神经科学、行为遗传学和进化心理学等领域收集了大量科学证据，来科学论证人类心智的起源。他于主流人性论的颠覆性反叛，破而后立，进而建立起新的意义和道德观念，重塑对人性的信心。从逻辑上看，约翰·洛克的“白板说”，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和笛卡尔的“机器中的幽灵”这三者之间没有关联，然而实践中却经常交织在一起。如果大脑如同白板一块，严格讲，就不可能发出行善或作恶的指令。但善与恶之间并不对称：伤害人的途径比帮助人的途径更多，善行对人的帮助并不足以抵消恶行对人的伤害。因此，与一个拥有各种动机的大脑相比，如同白板一块的大脑注定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不单无法行善，也不能作恶。

瑞典艺术史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20 世纪20年代初曾在北京居住生活，他被宏伟古迹的壮美所折服，也因其衰败的现状而叹息。他实地考察了北京当时遗存的城墙与城门，记下了各类详细数据，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了汇集勘测观察手记、城门建筑手绘图纸、实地拍摄的老城墙及城门照片的《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但首印800册后便销声匿迹了。在英留学的侯仁之先生偶然发现了这本奇书，以重金购得带回国内。在第一个中文译本出版30年后，这次重译，修正了一些错讹，保存了比较清晰的当年拍摄北京城墙和城门的照片，补充了原书中西安、青州城墙和城门的部分照片。越过时空的阻隔，新译本的出版，终于可与这些无言的记录者静默相对，体悟古老遗存中蕴含的历史韵味，不仅激起思恋的乡情与忆想，更由体会其艺术美的价值而产生爱，引发对保护古城墙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