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当下全面振兴实体经济的三个着力点

（原标题：当下全面振兴实体经济的三个着力点）

制造业成本上升大幅超越生产率，这已在产业发展中造成了严重问题。为此，“降成本”成了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之一，而2017年财税格局是小减税多减费。有必要着重提出的是，降成本，并不只是降低企业的市场成本，更需要多降的还是制度性成本。事实上眼下很多民营企业抱怨最大的不是税率高低，而是税制设置、行政流程上的歧视和低效。打破行业垄断，还利于民，理该成为各级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制度性成本的努力方向。

在衡量中国经济健康程度时，一个不能忽视的指标是民营企业的获利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1至11月，国企累计利润增速反超民企，这是2004年至今除2009年“4万亿”期间外的首次。国企利润连续5个月增速上行，民企连续6个月增速回落，国企与民企利润累计增速剪刀差从去年初负22个百分点变成了正2.3个百分点。

查历史数据，2014年以来，民企利润增速通常维持在10%左右，而国企利润增速巨幅波动，2015年2月甚至负增长近40%。国家统计局也表示，2016年11月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14.5%的增幅“过于依赖”石油精炼、钢铁和其他原材料价格反弹，而这些上游原材料行业通常由国有企业主导。有分析认为，这种利润增长仍然严重依赖于政府刺激政策和强劲的信贷增长，而房地产市场泡沫和大宗商品通胀并不是企业利润增长的坚实基础。更要关注的是，这种国企对民企利润的挤压可能会造成民企和制造业投资意愿及能力的下降。国企利润反超民营企业，可能会加强市场的悲观看法。而2016年12月小型企业PMI（47.2%）落后于大型企业PMI（53.2%），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趋势。

从投资窗口可以反映出，民营经济是2016年经济调整中震荡最大的群体。现在民间投资增速已显露回升的苗头，但下一步能否稳定还有待于观察。民间投资是全国投资主体，2016年前11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5%，毫无疑问，如果民间投资持续不振，那么中国经济稳增长就缺失了重要的支撑。

市场普遍认为，企业负担过重是导致投资下滑的重要原因。2016年初，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和中国社科院教授冯兴元发起了历时近一年的“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调研，结果显示，有87%的被调研企业家认为税负很重和较重。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眼下已到了“伤筋动骨”的阶段。在制造业重镇深圳和苏州等地，很多企业都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税负等困扰，高新技术企业较高的毛利润被稀释，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日子更为艰难。比如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净利润基本在3%—5%之间，与十年前15%-20%的净利相距甚远。

高物流成本多年来一直让国内企业头疼不已。由于牵扯到地方政府及利益集团，一些成本迟迟降不下来。一些地方政府将高速公路当提款机，长年向使用者收取管理费，即便公路建造成本和必要的维护成本早已收回也仍不停手。降低物流成本会让地方政府和相关方的收入减少，但却能降低区域整体的物流成本，从长远看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而很多所谓的独立鉴定机构、评估机构，实际与地方政府捆绑在一起，借政府之手垄断当地市场收费，使之远高于市场合理价格。

制造业的成本上升大幅超越生产率提升，这已在产业发展中造成了严重问题。为此，“降成本”成了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之一，而2017年财税格局是小减税多减费。不过，有必要着重提出的是，降成本，并不只是降低企业的市场成本，更需要多降的还是制度性成本。李克强总理在前几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问题上，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必须通过各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真正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和不必要的税费负担。此前的铁腕反腐肃贪、开设自贸区以及政府削减行政审批等措施，都客观上降低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成本，降低了部分制度性成本。未来，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动完成各类价格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实现政企真正分开，还利于民，理该成为各级政府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降低制度性成本的努力方向。

2017年经济挑战还来自“高债务率”。看财政收支数据，中央和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加大，地方财政收入更出现了绝对负增长（去年11月同比下降1.4%）。由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已达收入增幅的4倍，如此下去，财政收支缺口势必越拉越大。据WIND数据整理，截至2016年12月28日，2016年地方债发行规模6.04万亿。中央出台融资平台转型政策后，相关配套办法还没跟上。“地方发展依赖项目，项目依赖融资”的现象普遍存在，让融资平台剥离或转型困难较大。一些地方融资平台遂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继续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长此以往，则后患无穷。

监管机制不到位，各种金融造假事件层出不穷，累积了大量的潜在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表示“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还是2016年央行第四季度例会强调“加强和完善风险管理”都是意有所指、切中时弊的。

当前，我国产业和市场出现了新形势——制造业往外走，服务业往里走。往外走是指产品和市场要满足外部需求，产品和服务必须对接世界，要有更高的标准来搞制造业。服务业往里走是指国外的服务业正在进入中国市场。国外服务业发展需要人口，需要消费市场，放眼看，当今世界既有人口、又有购买力的市场，中国无疑是最大的。今后的中国市场，实际是一种类似“中场换人”的产业交换阶段，产业有进有出，制造业出去，服务业进来。对中国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吸引服务业进入，防止服务业撤离。

概而言之，2017年振兴实体经济，可从市场、政府和中介服务三个角度着手，关键是市场的问题归企业处理，政府的着力点在放松管制与减轻税负、加强服务上。放开市场，尤其打破生产要素双轨制这一顽疾要彻底，至于改革税制，事实上很多民营企业抱怨最大的不是税率高低，而是税制设置、行政流程上的歧视和低效。同时提升管理效率，鼓励金融机构及其他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尽最大可能改善企业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