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灵魂与宿命

（原标题：资本主义的灵魂与宿命）

——评《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

徐 瑾

人们常常打趣宏观经济学年年都出同样的考题，因为答案每年都不一样，经济增长理论也不例外。

罗伯特·索洛曾经说一旦你开始思考增长，你就无法思考其他问题。他的理论关注资本形成，然而后起之秀保罗·罗默则表示一旦开始考虑增长，你就得考虑技术。而对《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的作者鲍尔莫而言，一旦开始考虑技术，你必须考虑创新：创新，不仅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也是资本主义能不断保持活力的根源。

威廉·杰克·鲍莫尔，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迄今已出版了30余本著作。我读过他不少论著，也撰文推荐过他的《历史上的企业家》、《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多年前还就资本主义等问题采访过他。近年他不时有新作出版与再版，我才意识到他出生于1922年，早已过了90岁，但其精神与风范，则一派永远长青的模样。他在90岁后尚有新著出版——某种意义上，创新的常规化，显然也映衬在鲍莫尔的人生上。对他来说，创新常规化带来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他的人生中也发挥了相似的作用。

据我个人的观察，如今美国活跃在公共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尤其富有跨学科精神的，多少都有点英国背景，比如以《枪炮、病菌与钢铁》闻名的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博士学位来自英国，而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则是出生在英国、在英国受教育、在美国发扬光大。我猜想，这或许是源自两国博士培养制度的不同，英国相对个人化，而美国相对标准化。

鲍莫尔早年在纽约大学读本科，随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的思想源流不仅来自熊彼特、凯恩斯、庇古等欧洲经济学家，他本人也影响了托宾、梯诺尔等经济学大家。或许基于他的微观理论背景、欧洲经历以及业界观察，他的研究与现实世界关系密切。他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领域早有成就，近年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理论上着力颇多。

在80岁时出版的《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中，鲍莫尔承认他也像是考卷答案年年变化的教授，该书与其早期著作大不相同，目的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定性，即典型资本主义经济与所有其他经济体系重要差别在于，自由市场中存在的压力迫使企业不断创新，而创新对许多企业而言生死攸关。

某种意义上，如果说诺斯、兰德斯等经济史学家探究（或者说解释）西方几百年为何能发展，而索罗与保罗·罗默等主流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则关注眼下增长的模型化，鲍莫尔则试图在两者之间活动，试图将他的理论整合进入主流框架。

创新为什么如此重要？最著名的回答无疑来自熊彼特。他最出名的是提出了创造性破坏概念，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从内部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是创新而不是价格竞争发展了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的实情同教科书中所描述的并不相符，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书中所说的那种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竞争要求竞争者必须掌握决定性的成本和质量优势，与此同时，这种竞争冲击的并不是现存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产出能力，而是他们的基础和生命。这种竞争比所有其他方式都要有效，这就好比用大炮轰一扇门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

熊彼特理论对业界及思想界有诸多影响，然而主流增长理论对此视而不见，毕竟缺乏价格竞争的一般均衡理论将因此丧失基础。鲍莫尔可谓延续了熊彼特精神，他不仅多次引用熊彼特，而且拓展出更为明确丰满的框架。

熊彼特之后，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创新的动力学原理，即更进一步追问，什么力量带来的创新，如何影响经济运行？或者说，资本主义为何能持续保持创新活力?

鲍莫尔提出了两大论点：首先，他厘清一个常识，竞争的主要武器不是价格而是创新；其次，当创新日益可预测且无法避免时，企业很难依赖独立创新，必然将创新纳入日常管理以及计划，这意味着企业内部系统化的创新。

也正因此，企业管理者不得不支持创新，任何创新的示范效应都会导致竞争对手的跟随与效仿，最终造成企业之间在创造和运用创新上的协作。以美国为例，工业中用于研发的资金（以1992年美元计），在1970年至1998年间，从大约340亿美元增长到近1330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私人部门主导研发成为主流，1998年美国大约70%的研发是由私有企业资助的，而在工业中甚至接近75%。

最终，创新的反馈机制不仅带来经济增长，如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超过25年内一度保持实际增长率4.8%，这使资本主义的创新成为整个经济体的常态，从单个企业单个行业蔓延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在发展最快的经济部门，企业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军备竞赛，其中最重要的武器便是创新。与此同时，一家创新企业可以通过以合适的价格将其专利技术转让他人使用来获得收益，从而导致在企业之间传播……技术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这又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加速原有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更新换代。”

经济学对增长的思考也经过了几个阶段。简而言之，最早的哈罗德-多玛模型关注储蓄与投资，而索罗模型关注资本形成，改变了增长理论的格局，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关注资本积累不能解释的技术部分，这些理论大致奠定了主流增长理论的基础。罗伯特·索洛成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则作为新增长理论主要建立者成为新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对增长理论，事后也有发展经济学之类的补充，甚至包括中国的新结构经济学，但这始终未能持续成为主流。索罗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认为内生增长理论带来的新东西比他希望的要少。索罗曾说他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是因为他缺乏对技术变革力量的提问：“当你开始询问是什么真正决定技术知识的积累，如何才能为人力资本建立模型，那时你才开始进入真正有趣的领域。”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还是该回到创新。

（作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