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变局：科技革命支撑食品安全

现代科技革命对传统食品产业的生产、检测和质量控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推动食品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随着科技创新的逐步深入，食品业的生产、检测和追溯环节不断成熟，且相关标准也不断完善。

科技创新步入快车道

科技的进步不仅为食品的安全生产贡献良多，也为食品安全监管出力不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技与标准司副司长颜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目前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条件下，必须依靠科技支撑，用科技手段来提升监管水平，实现对食品安全的全覆盖、全过程监管。”

“当前，已经有很多食品安全问题都可以用高科技手段予以解决。”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比如人们担心的镉大米问题，就有3种科技方法可以破解。可以在大米加工成粉的过程中除镉，可以选育不吸收镉的水稻品种，也可以通过攻关土地修复技术根治这个问题。

微软前首席技术官纳森·迈尔沃尔德日前表示，食品创新将迎来新口味。科技与食品向来密不可分，它们的关系就像花生酱和果冻。3D打印比萨及煎饼机器人不久后会像冰箱和微波炉一样常见。

经过多年的发展，食品行业取得的科技成果颇多。10月20日至22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食品科技成果交流会，汇聚2000余项科技成果。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上海市食品研究所等都展示并交流了其食品科技成果。

事实上，与科技结合的绝不仅仅是粮食、畜牧等基础产品，就连老字号都在得意于新技术的应用。天津市拥有很多传统名优食品产品，但传统食品的现代化和标准化改造是传统食品面临的巨大挑战。天津科大食品学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多家食品老字号相结合。

据介绍，天津科大食品学院自主研发的技术与天津利民、狗不理集团、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推动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使传统食品企业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仍存薄弱环节

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已颁布一年，在此背景之下食品企业从多方位完善自身与之适应，在众多的“晋级”手段中，利用科技发展企业是最为高端的“取胜之匙”。

相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建立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初步形成，食品安全监管有效向集中化转变，食品安全监测能力显著提升，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已经实现了良好开局。”

据记者了解，新《食品安全法》实施一年来，国家食药监总局通过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积极推进新法实施宣贯，基本建立与新法相配套的新的法规制度体系，出台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等12部与新《食品安全法》配套的规章制度，这也标志着我国食品产业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为未来的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我国食品安全水平在不断提升，但是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我国仍处于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凸显和食品安全事件高发期。” 天津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食品科学博士周庆礼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认为，食品创新要解决的主要是资源匮乏的问题，比如提升种养殖产量和降低储运过程的消耗（食品保鲜技术），这也是永远的话题和艰巨任务。回归自然也不是单纯地回到岩洞生活状态，而是对传统风味和新鲜食品风味的一种生活状态追求。未来的技术发展主要集中在这两个矛盾点。人们对产品的新鲜和健康程度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因此急需新的技术和新的设备，来配合产品保鲜以及良好风味口感的提升，以满足人们的食品需求。

专家：“两步走”战略

推动食品安全治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食品科学检测技术学科专家庞国芳告诉记者，除了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的隐忧，我国还面临食品营养缺乏和过剩双重挑战。西部欠发达地区吃不饱的问题仍存在，欠发达地区儿童成长发育迟缓，缺铁性贫血和营养不良状况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另一方面，我国营养失衡所造成的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仍处于高发态势。

庞国芳认为，当前，我国凸显四类主要食品安全风险。第一，病原微生物污染是造成食品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病原微生物污染防控是食品安全的刚性需求；第二，农兽药滥用则是当前食品安全源头污染的主要来源，可以说我国农兽药应用仍然处于无序状态；第三，重金属、真菌毒素等污染物构成粮食食品安全长远隐患，其中，粮食重金属污染物主要为镉、砷、铅和汞，而重金属超标率较高的粮食区域在南方和西南省区；第四，非法添加、掺杂使假和欺诈仍是我国现阶段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

针对如何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庞国芳提出建议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标准和监管体系，强化过程控制和风险分析等技术支撑，优化产销环境，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建立诚信体系和契约机制。到2020年，初步形成社会共治格局，违法生产经营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得到有效遏制。第二步，通过产地环境的进一步治理，高效种植、养殖业得到健康发展，到2030年，产地环境污染治理见到实效、食源性疾病实现主动预防和控制，食品营养失衡引发的慢性非传染病高发态势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