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信CEO盛佳:数字技术驱动金融服务驶向普惠快车道

（原标题：网信集团CEO盛佳:数字技术驱动金融服务驶向普惠快车道）

随着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临近，外界对于峰会各项议题的关注度正在上升，作为峰会重要议题之一的普惠金融成为热点。据了解，G20提出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下简称《高级原则》)将在本次会议上讨论通过。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G20数字金融专家组专家、B20“中小企业发展”议题组成员，网信集团CEO盛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阐述了他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理解，同时建议中国向全世界各国分享和输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经验，实现全球间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

盛佳表示：“在普惠金融道路上，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数字技术将助力普惠金融发展，从而推动金融服务更加高效、更加亲民。我也希望中国将这些宝贵经验输出到各国，让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分享到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便捷，从而推动全球经济高效增长。”

发展普惠金融 须将用户利益放首位

近年来，普惠金融备受全球关注。《高级原则》由G20框架下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负责起草，并将在此次G20杭州峰会上讨论通过。《高级原则》共有8项，涵盖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法律和监管框架、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保护以及数字技术和金融知识普及等内容。

“《高级原则》的提出对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及相关从业者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盛佳表示。近年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较快，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在2015年和2016年两次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更是提出借助数字技术的创新来提升金融服务各个环节的效率。

在盛佳看来，过去因为面对较高的金融服务门槛而感到无助的群体，会因为《高级原则》提出的数字科技而改变现状，“这就是让每一位市场主体都能够平等地共享金融服务，从而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全社会效率。”盛佳说。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扩大金融服务群体，促进经济增长，寻求全球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与全球经济的发展相吻合。同时，它的发展也将面临诸多挑战。盛佳指出，为农村、小微企业这些传统金融尚未覆盖的群体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挑战很大。首先，通讯设备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网络、新支付手段等还须进一步普及。其次，投资用户的教育亟待进一步加强。再次，监管走向成熟和完善仍需时间。最后，从业者所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最大，从业者要在创新发展和风险控制之间寻求平衡点，通过数字技术，远程有效地服务投资用户，且须实现成本可控。

但无论有多大的困难，盛佳认为，平衡创新与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时刻将用户的利益放在首位，以用户利益为指导原则，以提升用户体验为出发点，保护好用户的账户和数据安全，让用户获得高效安全的金融服务。

全球共享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经验

身为本次G20会议的东道国，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就在G20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北京出席“2016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普惠金融对于加强金融包容性，支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探索普惠金融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绩正在受到全球关注。易纲总结分享了中国过去20年发展普惠金融的五条经验：一是推进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实施激励性的货币政策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三是支持农村信用社等普惠金融主力机构的改革和新型金融组织的发展。四是规范发展数字金融，支持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五是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

对此，盛佳表示，从我们的实践经验来看，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通讯、网络连接等环节。如果只是做好其中某个环节，数字普惠金融几乎不可能实现。无论在中外金融基础架构建设所面临的挑战都不一样，但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并非单点系统，而是要打造由若干个子系统结合起来的生态环境。

“在数字普惠金融或是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上，中国在全球来看都属于领先者。”在盛佳看来，因为普惠金融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因此包容和鼓励一直是政府的主要监管态度。当前国家加强监管，以防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太快而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

那么，数字普惠金融如何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盛佳认为，G20提出要促进数字化，强调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范围和内涵广泛，各地的发展情况和基础条件各不相同，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创新，任何方式的创新、只要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就可以尝试。

投资者保护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对此，盛佳认为，普通用户对于金融的理解，会涉及到金融适当性的问题。即“给什么样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普惠金融服务的人群往往是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对金融理解不够强的一些人群，怎么提升他们的认知要是一系列的工作，是需要整个国家体系提高教育、宣传水平。

易纲在主旨演讲中强调，面向未来，发展普惠金融首先要思考商业可持续性问题。对此，盛佳表示，普惠金融不是慈善金融、救济金融，也有异于政策性金融，不能过度依赖财政补贴和行政命令，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力量，寻求商业可持续的模式。